拓跋史探（修訂本）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在《拓拔史探》一書中先生以拓拔氏“子貴母死”制度入手，探討了拓拔氏的緣起，發展，興盛直至衰落，在此書中，他將“子貴母死”與“部落離散”這兩件看似毫不相關的事件聯繫起來，使拓跋部早期歷史走向變得明朗化。拓跋部想要建立大一統政權，就必須擺脫強權部落,所以纔有離散部落之舉。部落離散，後族無所依仗，此時去母留子是加強皇權的必然選擇。雖然方式野蠻，但卻符合歷史發展趨勢。通過這兩件事，田先生還論證了一個定理:野蠻孕育文明。 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權。孝文帝對這些鮮卑族人實行自上而下的漢化改革，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就是鮮卑的漢化改革很徹底。但先生卻提出哪怕到了魏末，拓跋人依然對漢字沒有多重視，記事還是以拓跋舊習爲準。除此之外，孝文帝進行的將漢字作爲拓跋國姓的改革，也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個人認爲這是漢化改革時間較短的緣故，改革是一個長期性的過程。以孝文帝進行漢姓改革來說，公元496年孝文帝宣佈改漢姓，而北魏在公元534年就已亡國，此時距孝文帝改漢姓的時間僅僅過去了38年，所以漢化改革不徹底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北魏立國，崔浩修國史引發了長達百年的國史之獄，但國史之獄的源頭卻是道武帝時期的鄧淵。 史家修史強調“不虛美,不掩惡”,北魏統治者卻因史家秉筆直書而製造冤獄，助長了其後歷代王朝修史的不良風氣，也爲後世研究歷史真相造成了一定困擾。

這次再讀感覺到以前真的是沒太讀懂，有啓發和思考的部分還是挺多的。可以作爲在史料缺乏的情況下如何做政治史的研究範式。現在的我是能明顯感覺到運用的大多數是傳統史料，把研究做到這個程度是多麼難能可貴，而且還有“分寸感”，其實能夠十分確定的結論並不多，書中推測詞句也不少，但是還是被說服了。另外一直覺得田先生幾位學生的著作都是可以和田先生的作品進行對讀加深認識的，這本是《北魏平城時代》。 雖然一直覺得日文版標題『北魏道武帝の憂鬱 皇后・外戚・部族』起的非常好玩，但是確實還蠻合適的哈哈哈哈。 順便讀過仍然覺得最好的書評，是胡寶國的。 胡寶國《在題無剩義處追索》 田餘慶先生新作《拓跋史探》已於2003年3月由三聯書店出版。全書二十四萬字，主要討論了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北魏子貴母死制度與離散部落的關係。第二，拓跋與烏桓共生的問題。第三，《代歌》、《代記》與《魏書》序紀的關係。我認爲，其中第一部分是全書最爲重要、最爲精彩的部分。以下的討論主要圍繞這部分展開。 關於北魏子貴母死這一現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趙翼說：“立太子先殺其母之例，實自道武始也。”(1)週一良先生說：“拓跋氏入中原前之舊制，凡其子立爲太子者，母妃先賜死，至孝文帝母猶因此而被殺。但北方其他少數民族未聞有此風俗。且遊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於發生母后專權之例，其來源尚待研究。”(2)韓國學者樸漢濟對此提出過一個解釋。他認爲，子貴母死既非拓跋舊法，也非漢制，而是北魏胡漢體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爲了加強皇權。（樸說見田書所引）這個解釋是不錯的。 關於北魏離散部落，《魏書》中一共有三條記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國初，太祖散諸部落，始同爲編民。”《魏書》卷一○三《高車傳》：“太祖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爲部落。”《魏書》卷八三上《賀訥傳》：“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對於道武帝離散部落，分土定居之舉，研究者多從拓跋社會由部落聯盟向國家轉變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求得解釋。這個解釋也是不錯的。 總之，不論是子貴母死，還是離散部落，都是老問題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錯的解釋。不過事情常常是這樣的，不錯的解釋往往對我們妨礙最大，因爲它使得我們有理由停下來，不再進一步思考。田餘慶先生的可貴之處卻恰恰是不滿足於此，而是按他慣常的思考習慣，在一般人停下來的地方繼續窮追不捨。他指出：“拓跋鮮卑，相對於先後興起的其他胡族說來，是一個發展緩慢的部族。東漢桓帝時拓跋南遷，‘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羣體龐大鬆散。漢末建安年間拓跋詰汾再次南遷，部落聯盟更擴大了。《魏書·官氏志》所謂‘七族’、‘十姓’，是拓跋部落聯盟新形成的核心，血統親近，‘百世不婚’。拓跋部作爲聯盟領袖，其後妃必取之於七族、十姓以外的部落，其女子也必於七族、十姓以外擇偶。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可能出現一些與拓跋部世代爲婚的部族，形成與拓跋部的特殊關係；由於君權不張，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間起着聯絡作用，甚至有可能成爲維繫拓跋部落聯盟的關鍵人物。”(3)在本書的另一處，作者明確寫道：“道武帝建國，並沒有強大的外界敵人要去認真對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還有他自己的母、妻。這一現象令我恍然大悟，原來道武帝用戰爭手段‘離散部落’，首當其衝的竟是母族賀蘭和妻族獨孤，這並不是偶然現象。打破部落聯盟的束縛，建立帝國，是此舉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於更爲根本的社會原因，如部落役使之類，在當時似乎是第二位的。……離散部落之舉和子貴母死制度看似無涉，卻是內蘊相通，後者是前者的後續措施。”（3頁）至此我們看到，作者從他獨特的思考角度出發，終於把本來屬於皇室內部的子貴母死制度與看似毫不相干的離散部落問題結合了起來。兩個問題的結合真可謂互相發明，相得益彰。如果沒有聯繫到離散部落，關於子貴母死的問題實際上已經無話可說；如果沒有聯繫到子貴母死，離散部落的問題就難以落到實處，而只能是國家形成理論的一個具體例證而已。 詩歌語言中有所謂“陌生化”之說。一位詩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釋說，“形式主義”批評家們提出過一個概念。他們認爲文學，這裏主要指詩歌，目的就是要把語言“陌生化”，也就是說，讓語言能夠給人以新的刺激，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這樣一個概念，我們不妨說，田餘慶先生也是把我們熟悉的問題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經題無剩義之處開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動力。不過我這裏要強調的是，詩歌語言的“陌生化”是詩人的有意追求，而田餘慶先生的“陌生化”卻並非刻意爲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觀結果而已。 與陌生化的結果相反，對於熟悉他研究特點的人來說，作者在書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點也不陌生的。這個方法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政治史的方法。我們知道，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几大家族的政治關係，而在《拓跋史探》一書中，作者研究的則是北方几大部族的政治關係。這本書的各個部分總括起來說，實際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史。衆所周知，年鑑學派重視長時段，而對於屬於短時段的政治史則比較輕視，認爲是“轉瞬即逝的塵埃”。這個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所以在以前寫的《讀〈東晉門閥政治〉》一文中，較多地指出單純政治史的缺陷。但是讀了《拓跋史探》，我卻感到政治史的方法也有它不容忽視的長處。政治史雖然不能解釋一切，但從此入手，卻也可以發現並解釋民族史上的很多重要問題。具體到早期拓跋史，政治史的方法顯得尤其必要。如果從傳統的民族學的角度去研究，除非有更多的考古發現，否則已經沒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資料了，而一旦從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就會發現還有不少值得我們分析的素材。正是藉助於政治史，作者才描繪出了一個早期拓跋族的隱約身影。由此，拓跋早期的歷史不再只是一種部落➝國家的理論概念的演進，而是變得具體了，生動了，活潑了。 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田餘慶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具有很強的個性特徵。我們知道，研究政治史，既可以依據政治學的某種理論框架展開，也可以不要這些框架。在我看來，田餘慶先生屬於後者。我們看作者在本書前言中的一段話：“五胡十六國這一破壞性特別突出的時代得以結束，歸根結柢是五胡日趨融合，其主要部分終於陸續積澱在農業地區而被漢族文明逐漸同化之故，這可說是今天史界共識。但是，在這漫長過程行將結束而又尚未結束的時候，爲什麼是拓跋部而不是別的部族擔當了促死催生的任務呢？”（1—2頁）我們再看作者在《東晉門閥政治》中就“王與馬共天下”說的一段話：“爲什麼江左會出現這種政治局面呢？總的說來，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的產物，而江左政權依賴於士族，則是門閥制度發展的結果。士族高門與晉元帝‘共天下’，歸根到底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但是這還不能說明爲什麼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別的高門士族與晉元帝‘共天下’的問題。”（3頁）這兩段話充分反映了他對歷史的認識。這個認識簡單地說就是：當時的事情必有當時的原因。由此，他自然不會滿足於理論框架給出的解釋，也不會滿足於一般性的說明，而是一定要找出一個具體的歷史原因。受這種認識的引導，他在本書中又有如下的一段話：“我不排除道武帝曾在某個時候發佈過離散部落號令的可能，也不排除某些具有定居條件的部落俯首接受號令的可能，但不認爲所謂離散部落主要就是如此而無其他更直接、更急迫的原因和具體的過程。”（62頁）把問題具體化的思路會很自然地誘導出新的疑問：道武帝究竟是在什麼時間、在什麼地點、離散了哪些部落？道武帝母后究竟又是來自於哪些部落？回答了這幾個問題，離散部落與子貴母死之間的關係就自然地呈現了出來。在解釋歷史現象時，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於“規律”、“趨勢”來加以說明，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體”索要答案。與衆不同的思考方法使他更像是一位曠野中的孤獨旅行者。在他不斷的追問中，泛泛的解釋愈來愈顯得蒼白無力，而我們原本熟悉的問題也終於變得陌生了。 研究早期拓跋史，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資料太少。作者雖然竭盡全力鉤沉索隱，但很多地方還是不得不以推測來彌補資料的不足。這之中有的推測極有道理，給人以啓發，但也有的推測難免令人生疑。 在《〈代歌〉〈代記〉與北魏國史》一文中，作者指出《魏書·樂志》中《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應該就是拓跋史詩。根據有限的記載，作者進而推測，在當時替道武帝整理、輯集代歌者只能是漢族士人鄧淵。以後鄧淵又奉命修《代記》，《代歌》中的內容應是《代記》的主要資料依據。因此《代歌》、《代記》同源。鄧淵之後，又有崔浩修國史。記錄了早期拓跋史的《代記》基本包含在了崔浩的國史之中。這些資料以後又成爲魏收《魏書·序紀》的藍本。因此輯集《代歌》、撰成《代記》的鄧淵應是《魏書·序紀》的第一作者。由此，作者就勾勒出了《代歌》→《代記》→崔浩國史→《魏書·序紀》這樣一條史學發展線索。我認爲這條線索不僅清晰而且很有道理。其中尤爲可貴的是作者意識到《代歌》與《代記》之間可能的聯繫。《代歌》早已不存，根據有關的隻言片語而注意到它的價值，並將其納入史學史的發展線索中是很不容易的。 與上述合理的推測相比，接下來的推測就不那麼合理了。關於鄧淵之死，史書中是有明確記載的。《魏書·鄧淵傳》載，淵從父弟暉坐和跋案，“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但作者不相信這條材料，反而認定鄧淵與以後的崔浩一樣，也是死於國史之獄。在毫無材料依據的情況下，作者爲什麼一定要作出這樣的推測呢？我想，這或許是因爲作者不自覺中已經被前面自己發現的《代歌》、《代記》的線索束縛住了。我們先來看崔浩國史之獄。崔浩因修史“備而不典”、“暴揚國惡”而遭禍。《資治通鑑》也說崔浩國史“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北人無不忿恚。”。由此可知崔浩國史當是記錄了一些有悖人倫、有傷風化的早期拓跋故事，因此惹怒了皇帝，引來殺身之禍。但是，崔浩所記拓跋早期歷史是從哪裏來的呢？根據《代歌》、《代記》線索，這些內容應該都是從鄧淵所撰《代記》那裏來的。如此，既然崔浩已經死於國史之獄，那麼更早的鄧淵能不死於國史之獄嗎？看來，爲了符合這個邏輯，作者只能讓鄧淵死於國史之獄了。 更爲值得商討的問題還不是鄧淵之死，而是關於離散部落的史料依據。根據作者的統計，賀蘭部被離散的經過是這樣的： 第一次：據《資治通鑑》記載，北魏登國三年（388）三月，“燕趙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作者指出：“顯然，慕容麟盡徙代郡民於龍城，當包括三十年前的前燕時期由賀賴頭率領居於代郡平舒城的數萬賀蘭部民在內。”（67頁） 第二次：登國五年，道武帝與慕容麟合擊賀蘭、高車諸部於意幸山。稍後，鐵弗劉衛辰又襲賀蘭，賀蘭部請降於拓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70頁）。 第三次：登國六年，賀訥兄弟內訌，後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慕容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70頁）。 第四次：作者在敘述皇始三年賀訥之弟賀盧逃奔南燕後說：“至此，道武帝舅賀訥、賀染干、賀盧三人，只剩下賀訥一人，據《賀訥傳》，此時賀訥已無所統領，而且後嗣無聞。道武舅氏中還有一個賀訥的從父兄賀悅，待道武‘誠至’有加，得到道武善遇。賀訥、賀悅的部民，自然也被強制離散，分土定居了。這是第四次離散賀蘭部落，也就是現知的最後一次。”（70—71頁） 以上離散賀蘭部事例中，第一次、第三次都是被慕容部離散的，真正被拓跋部離散的只有第二次、第四次。 我們再看獨孤部被離散的情況。 第一次：《資治通鑑》登國二年記“燕王（慕容）垂立劉顯弟可泥（亢泥）爲烏桓王，以撫其衆，徙八千餘落於中山”。作者指出：“劉顯八千餘落徙中山，這是獨孤部的主要部分第一次被強徙，是孤獨部落離散之始。”（80頁） 第二次：劉亢泥降於慕容氏，《太祖紀》皇始元年（396）六月“遣將軍王建等三軍討（慕容）寶廣寧太守劉亢泥，斬之。徙亢泥部落於平城”。作者指出：“這是《魏書》所見獨孤部民第二次被強制遷徙。”（83頁） 獨孤部被離散兩次，一次是慕容氏所爲，一次是拓跋氏所爲，這與賀蘭部被離散的情況類似。作者在59頁曾分析說：“部落離散，就其實質說來，本來是部落發育的自然過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時比較集中地出現，卻也是由於道武帝創建帝業的特別需要。這可以解釋爲什麼離散部落只留下這幾家外戚部落的個案，而大量的對道武帝帝業無害的部落卻得以保存下來。”顯然，作者十分關注、十分強調的是道武帝拓跋珪離散賀蘭、獨孤部落，而不是別人的離散行動。但是，根據他提供的事實，不論是對賀蘭部還是對獨孤部，離散部落的發動者都是不僅有拓跋氏，而且也有慕容氏。兩家各佔一半。既然如此，恐怕就不能把離散部落很特殊地僅僅看成是道武帝爲打擊外戚部落，“創建帝業的特別需要了”。應該說，作者也意識到了慕容氏在離散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35頁又補充說：“看來，賀蘭部破敗主要是拓跋部借慕容部之力，得利的是拓跋部。”這個補充其實沒有太大用處。這裏所謂“借慕容部之力”一說，給人的感覺似乎慕容氏只是前臺的表演者，而拓跋氏纔是幕後操縱者。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上述由慕容部發動的離散事例就不構成對本書觀點的反證了，但遺憾的是，實際上並沒有這樣的材料可以證明。所謂“得利的是拓跋部”云云，其實只是一種客觀效果而已，並不能因此把慕容氏離散賀蘭、獨孤部歸結爲拓跋氏操縱的、有預謀的行動。 這裏還涉及到一個概念問題。究竟什麼是離散部落？按書中多數場合的表述，所謂“離散部落”就是指強制遷徙部落。但十六國時期某個部族強制遷徙另一個部族從甲地到乙地是常有的事情。如果僅在此意義上來理解離散問題，那道武帝離散部落還有什麼特殊意義好說呢？作者似乎也認識到這個問題需要解釋，所以在75頁又說：“強徙部落自十六國以來就是常有的事，包含離散部落，但並非都離散。道武帝在完成帝業的過程中，從總體上意識到離散部落的深層意義，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採取更主動更連續更強烈的措施，不只是遷徙部落，而且還要離散部落。這是他與十六國君主的不同之處。”按這個表述，似乎強制遷徙部落又不等同於離散部落了。 按我的理解，強制遷徙部落不等於離散部落。前引《官氏志》說：“登國初，太祖散諸部落，始同爲編民。”《賀訥傳》說：“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按離散的結果既然是“同爲編民”、“君長大人皆同編戶”，因此所謂“離散”應該是指打破部落內部舊有社會等級結構而言的，唐長孺先生也是這樣理解離散部落的，他說“部落的解散使貴族、人民都成爲單獨的編戶。”(4)而所謂強制遷徙部落，即只是把某部落從甲地強制遷徙到乙地是不可能起到這種作用的。按作者上面的表述，似乎道武帝不只是遷徙部落，而且還離散了部落，但根據前面提到的有關賀蘭、獨孤部的史料，我們見到的還只是遷徙而不是離散。總之，如果我的理解不錯，如果強制遷徙部落真的不等於道武帝登國年間的離散部落，那麼本書所有有關於此的討論就值得重新考慮了。 寫到這裏，我不想再就作者的種種可疑推測說更多的話了，因爲作者本人早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在前言中說：“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題，頗感力不從心、步履維艱，更感到資料不足，結論難下。”他還說：“基於以上認識，我把本書所見主要作爲窺探拓跋史的一種思路，而不一定是作爲確切結論，奉獻給讀者，希望起到促進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儘可能把古史的這一模糊區域一點一點加以辨識。”憑藉着幾十年的研究經驗，田先生當然知道要儘量避免過多推測，本書諸多推測實在是出於無奈，正所謂巧婦難爲無米炊。史料的極度缺乏制約着每一個研究者。他已經竭盡全力了，儘管有些推測還需要再斟酌，但他畢竟已經給我們描述出了一個以前未曾見過的、精細的歷史過程。這是我們要十分感謝他的。 《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載，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本傳又載司馬遷語：“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實錄”之說、“文采”之說，正反映了史學的兩個特點，一方面，史學是求真的學問，另一方面，史學也是展現史家思想、才華與魅力的手段。換言之，史學不僅是科學的，而且也是藝術的。從求真的角度看，我對《拓跋史探》多有疑惑；從展現史家個人才華與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認爲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這種矛盾的態度或許就說明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真與美有的時候並不能完全統一。 原載《讀書》2004年第6期 (1)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一三“《魏書》紀傳互異處”。 (2)　週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380頁。 (3)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24—25頁。下引該書僅括注頁碼。 (4)　唐長孺：《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205頁。

有點自不量力的讀了這本學術類書籍～拓跋探史，很多章節看得我雲裏霧裏，讀來甚是痛苦，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飲，能看懂多少算多少吧，讀書萬卷，書海里總有艱難前行的時候，堅持總有所收穫…… 拓跋史的這段在歷史較冷門，史料也極爲稀缺，也是歷史長河中的模糊領域，要清晰瞭解這段，必須先把拓跋之前要搞清楚，整本書從多方面對拓跋族的興衰進行梳理，而其中北魏後宮子貴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變貫穿了拓跋史的更替。 子貴母死，出現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一個特定階段，事極殘酷悖倫，受到千古譴責。道武帝是此事的蓄謀者和帶頭的執行人。它的出現，符合拓跋部擺脫無序繼承的紛擾以及鞏固父子繼承製度的需要；符合進一步消除強大外戚部族干預拓跋事務的需要；更符合拓跋部道武帝從部落聯盟共主地位上升爲專制國家皇帝的需要，古往今來，制度永遠服務於政權！

我去山西之前讀完了這本書，在山西的太原和大同待了五天，於秋風颯颯的古城裏寫完了這篇書評。幫助我瞭解山西是有用的，尤其是追蹤女性歷史和民族融合。“拓跋鮮卑建立北魏，將近百年以山西大同（平城）爲國都，山西是北魏最核心的龍興之地。”田餘慶是非常有名的歷史學者，代表作有《東晉門閥政治》，我還沒讀過，只讀過他學生羅新的《漫長的餘生》——也是一本講北魏的歷史書，從宮女王鍾兒的視角切入，還不錯。OK，回到這本拓跋史探，田餘慶探索了北魏的開國前史，包括子貴母死制度、部落離散，以及拓跋和烏桓的共生融合關係。 【子貴母死制度】在中國歷史上非常奇特的制度，兒子要當皇帝，首先賜死生母。拓跋族本來是一個母系部落，被稱爲女國，後來男人開始造反了。各個都是入贅的螞蟥男，爲了鞏固自身勢力，殺妻殺母，吞噬她們的政治資源，父權制徹底取締了母權制，整個北魏朝代都和子貴母死制度綁定。“他先是用離散部落方式以杜絕外家爲亂，然後在擇嗣時實行子貴母死之制以杜絕母后預政之虞。”【女性執政】不管是拓跋還是北魏時期，女性參政的現象很普遍，尤其是馮太后、桓後祁氏、平文后王氏。馮太后沒有留下真名，她真的太厲害了，真正改變了北魏的歷史。利用子貴母死制度，主政14年時間，發明均田制和三長制，推進漢化改革。大同仍有她的身影，比如她主導開鑿的四組雲岡石窟，我確實看到了很多二佛對坐，這也算二聖臨朝的象徵吧。 這本書的考據挺嚴謹的，但是我很不喜歡田餘慶的男性史觀，他描述馮太后參政是玩弄權術，說她殘忍。“史家稱讚的太和之政背後，竟有馮氏姑侄相繼演出這許多惡劇、齷齪劇，是議論文明太后功過者未甚留意的問題。”有點女人禍水那一套了，你們拓跋男殺妻殺母，就是鳳凰男逆襲（其實是螞蟥男，我們女性參政就是禍亂朝綱，怎麼不叫撥亂反正？

在野蠻孕育文明的人類進化過程中，當一個部族、一個社會羣體走完了進化過程的某一階段而高奏凱歌之時，他們在精神上還可能承受沉重的負擔，隱藏着由於他們的殘酷行爲而留下的心靈痛楚。我們爲拓跋的歷史感到沉重，爲烏桓的歷史感到沉重，也爲人類歷史包括我們親歷的歷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進步。（閱讀時間：2020年6月4日-7日；自評：8.2；推薦指數：★★★★★）

就我個人而言，閱讀難度有二，一是對拓跋早期歷史很陌生（雖然此前認真讀過《漫長的餘生》和《黑氈上的北魏皇帝》，但對拓跋史所知仍極少），需要記筆記；二是半文半白的行文風格加上較多引用史料原文，需要靜下心來慢慢讀。本書是田先生基於匱乏且散亂的拓跋早期史料，大膽假設加上細膩推理，做出的一些可能性解讀。雖不是定論，但這個抽絲剝繭的過程很驚豔，很多觀點和邏輯的梳理讓人有眼前一亮和豁然開朗的感覺，對拓跋史中的子貴母死、部落離散、烏桓共生、國史之獄等都講得很清晰，對於“爲什麼是拓跋結束了十六國亂局”也算做出了讓人信服的回答。非常精彩，強烈推薦給對北魏歷史有興趣的朋友，是值得反覆精讀的書。

此前讀完《北魏平城時代》，已經瞭解北朝歷史的複雜幽深，再讀田老的《拓跋史探》，更是徹底被紮實的史學功底震撼。本書抓住拓跋早期歷史中三個關鍵問題，層層推演，把北魏立國前那段模糊混亂的部族興衰史，梳理得邏輯自洽。 第一，是對“子貴母死制度”與“離散部落”關係的解讀。以往讀北魏史料，大多隻把“子貴母死”當成一項殘忍畸形的宮廷舊制，單純視爲皇權傳承的極端手段。但這裏跳出了單一制度的視角，精準打通了它與“離散部落”之間隱藏的深層關聯。 拓跋部原本是鬆散的遊牧部落聯盟，部族勢力盤根錯節，其中母族、妻族的強勢部落，是制約拓跋君權最大的隱患。道武帝想要脫離部落割據的舊格局，建立集權化的大一統政權，第一步必須瓦解外戚部族的強權勢力。而最先被針對性拆解的，正是威脅最大的道武帝母族賀蘭部、妻族獨孤部。所謂“離散部落”，本質上就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權力洗牌，通過拆分、遷徙、瓦解強勢外戚部落，剝奪其兵權、部衆與屬地，徹底消除其干預王權的根基。 也正是基於離散部落的鋪墊，“子貴母死”制度才順勢成型。離散部落之舉和子貴母死制度看似無涉，卻是內蘊相通，後者是前者的後續措施。 第二，是關於拓跋與烏桓共生關係的考證。以往我們瞭解北朝歷史，大多隻聚焦拓跋鮮卑的主線，習慣性忽略烏桓這一重要部族。但田老通過梳理零散史料，還原出漢末至魏晉近兩百年間，拓跋與烏桓在代北地區深度共生的真實格局。兩支部族語言相通、習俗相近、地域交錯，既不是單純的盟友，也不是絕對的仇敵，形成了極爲特殊的共生共存關係。 烏桓部族素來驍勇善戰、鐵騎聞名天下，戰鬥力極強，卻始終缺乏穩固的核心凝聚力，沒有獨立建國、長久割據的能力。而拓跋部擁有成熟的部落聯盟組織與領袖體系，卻欠缺精銳戰力與地域根基。正是這種互補性，讓二者在代北之地長期交融共生。兩族在漫長歲月裏，既有聯合拓土、共生髮展的協作，也有權力博弈、彼此離間的衝突。西晉時期衛瓘離間二族，致使烏桓背離拓跋、部族離散，直接引發拓跋部內亂動盪，便是二者制衡關係最直觀的體現。 所以，北魏的崛起從來不是拓跋部單一族羣的功績，而是代北多部族融合博弈的結果。拓跋與烏桓的百年共生，既塑造了拓跋部獨特的部族特質，也爲後來北魏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 第三，是對《代歌》《代記》與《魏書》序紀淵源、以及國史之獄源頭的考證。世人皆知北魏崔浩國史之獄慘烈牽連、震驚朝野。但田老通過溯源，認爲禍事的真正源頭，是道武帝時期的鄧淵。鄧淵在北魏立國之初，奉命整理拓跋口傳歷史，將部族世代流傳的《代歌》整理成文，編撰《代記》，這也是後來《魏書·序紀》最原始的史料藍本。 拓跋早期歷史充滿諸多不便被正統王朝宣揚的過往，比如遊牧民族早期的收繼習俗，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拓跋什翼健（拓跋珪爺爺）娶了拓跋珪母親賀氏。鄧淵如實記錄部族真實歷史，埋下皇室與國史書寫的矛盾。崔浩修國史，不過是將這份真實繼續延續、放大，最終引爆了累積多年的隱患。 讀完全書，最大的感受是：很多看似野蠻、荒誕的歷史制度與部族糾葛，背後都是政權生存與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

今生恨不能師事田餘慶先生，《秦漢魏晉史探微》史料翔實立論嚴謹，《拓跋史探》幾乎開啓了大陸內亞史觀的研究，《東晉門閥政治》更是已經完全超越了歷史著作的範疇，足以爲傳世經典。 ​《拓跋史探》，後半段讀得有點倉促，因爲一些原因，好幾天沒有精力，所幸精華部分看得比較認真。 ​一、文明的代價 ​恩格斯說過：“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爲補償的。”但反過來也可以說，沒有哪一次歷史的進步是不需要代價的，所以文化迷因學認爲文明就像病毒一樣不斷地寄生宿主，而宿主可能獲得利益也可能遭受損失。 拓跋的歷史正是如此，道武帝將茹毛飲血的拓跋部成長爲入主華夏的中原霸主，子貴母死便是代價之一。田餘慶先生的史家眼光真的令人欽佩，僅僅從《魏書》用詞的不同便能鉤沉史料，發掘出這樣一篇好文。 孝文帝改革又是另一個拓跋部走向文明的標誌，雖然爭議頗多，但不得不說隋唐三百年都在其中孕育，而六鎮兵變可以說又是一個文明的代價。 ​二、史家風骨 中國史家一開始是想要“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也就是說法統在廟堂，道統在聖人弟子，然而在強權政治下，這也只是一個美好的幻想。有良心的史家只能以“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處世，實錄國事，可惜隨着皇權不斷擴大，這也是不被允許的。鄧淵、崔浩的兩次大獄，成爲中國治史者永遠的痛。 現在​恐怕能做到康德所說“一個人所說的必須真實，但是他沒有義務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這樣的史家，就稱得上良心史家了。

再讀《拓跋史探》。是因爲本想讀《北魏時代的名號變遷與政權轉型》，但發現很多知識遺忘，於是回頭重讀。 這次讀得慢，好些時候，讀過幾章，就放一下，讓那些文字在頭腦中緩緩沉澱。 這本書，梳理了拓跋部的三次重大沉浮：力微死，諸部離叛，國內紛擾——昭桓穆帝三分拓跋，到穆帝死，部衆叛離，拓跋驟衰——苻秦滅代，烏桓獨孤統治拓跋，最終，道武帝建魏。 在拓跋的興盛與衰敗間，是烏桓、匈奴、鮮卑、漢等多民族的融合，是賀蘭、宇文、慕容、獨孤等多部落的建國、歸附、叛變、滅國的時勢變化。 離散部落、編戶齊民、子貴母死，實現了刻木結繩的拓跋走向了正史留名的文明社會。 現代人不必要以先知身份指責子貴母死的泯滅人性，父兄母妻的愛情親情怎及得上權力的光芒。我倒也不覺得這是女性的悲慘，倘若這是一個女國，那麼子貴父死。本質上，這無關性別，只是權力的戰爭。 像我這樣40多歲的人，年輕時看過不少武俠小說，小說中常用賀蘭、慕容、獨孤這些複姓，或蒼茫，或孤寂，或遺世獨立，竟都來自鮮卑、匈奴。 還有，前兩天在看中國詩歌賞析。 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的一個根本區別，便是抒情詩傳統與史詩傳統的不同。 西方詩歌是以史詩開場的，並且形成了強大的史詩傳統；而中國詩歌卻是以抒情詩開場的，並且形成了強大的抒情詩傳統。 所以，“中國沒有產生莎士比亞，但要看到，西洋也沒有產生司馬遷與杜甫。” 但我們零星也是有一些史詩的，譬如《代歌》。 ———————— 補充： 看到本書的日文版書名，譯得通透又風趣—— 《北魏道武帝の憂鬱 皇后·外戚·部族》

爲什麼會讀這本書呢？ 一是前段時間讀了田餘慶老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讀罷氣脈貫通，神清氣爽，過癮！從一句“王與馬，共天下”開始，發幽探微，索隱鉤沉，寫成一本泱泱神作，於是特別想找他另外的書看看。 二是很早以前讀坑比江南《九州縹緲錄》的時候上頭，聽他說九州的世界觀架構參照了北族歷史，於是對北族歷史一直心生嚮往，刷完巴森演的成吉思汗，再看北朝十六國。 三是拓跋、慕容、獨孤這些名字聽起來很酷，天龍八部裏慕容復一心想要復國的大燕，神鵰俠侶裏隱居養雕的獨孤求敗，拓跋這個詞的音節又很好聽。 於是就看這本書。 這本書在老先生衰年始作，類似門閥一書，也是從一句諺語“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開始，發幽啓微，探索道武帝拓跋珪確立後宮“子貴母死”制度的動機及淵源，完成本書第一個主題；進而由“子貴母死”的動機出發，解釋道武帝離散其母族賀蘭部及妻族獨孤部的原因，事實上也是解釋爲什麼拓跋部能夠在北族中崛起，爲什麼結束十六國亂況的是拓跋而不是其他哪個誰，完成本書第二個主題；三是討論北魏修國史問題，由拓跋珪殺鄧淵、拓跋燾殺崔浩，終致北魏國史塗抹過多，事有不實，甚是遺憾，這一點呂思勉先生在他的兩晉南北朝史中也多次吐槽，“矯誣至此，嘆觀止矣，然終不能盡掩天下後世之目也”，呂老先生義憤填膺的樣子，也是如在眼前啊哈哈。 拓跋史，史料奇缺，所以本書中部分結論是推測，讀起來稍微會讓人不太信服，如離散部落，有把慣常操作歸於道武帝獨創的嫌疑。不過先生自己說了，他的初衷，“仍舊是秉持學術公器理念，以一己心得和眼下認識，歸結爲一種研究的思路，而不是作爲定見，奉獻給同好讀者，以便共作進一步的考察。我執着於歷史新知的獲取需要學界長遠積累這樣一種願望，而無急功近利之心”。先生久已成名之人，不懼非議，大膽探路，苦心可嘆。 老先生2012年給門閥一書寫後記的時候說，“但是去秋以來，我的健康狀況退步，估計難得有足夠力氣完成這個題目，只好作罷”，我看書的時候標註說，老師保重身體啊，沒想到老先生2014年就已故去了。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吧。 道武帝死的時候三十九歲，南北朝時留下姓名的很多人都在三四十歲時死去，我讀書的時候常常心驚肉跳，我的人生所餘幾何？想來快三十年過去，還有種人生還沒正式開始的感覺，唉，忽然而已，忽然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