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

跑題【2026 61】 今天我必須說點與書有點關係卻又不太相關的。 欲先滅其國，必先去其史。從今年秋天開始，某兄弟省份已經將歷史降格爲考察範圍，不計入中考總分，雖然還上課，但權重已經非常低了，設想一下應試教育的背景下，那從老師到家長到學生，誰能心甘情願多看它一眼？從毒教材和毒教輔開始，我總覺得有一股無形的神祕力量，在試探性的侵蝕着下一代。歷史課是什麼？它是在價值觀形成期間的必修課，是文化自信的根基，關乎着每一箇中國人對自己文明的基本認知，羅振宇昨天發視頻直接表明自己的態度，首先歷史學不好，語文的分數一定不會高，這是從功利的角度來講，而從修身的角度來說，一個瞭解陶淵明和蘇東坡、瞭解霍去病和岳飛的人，怎麼可能和不瞭解他們的人一樣？其次他說歷史並非只是過去，它是研究“人”究竟是怎麼回事，歷史就是探求所有人是怎麼回事兒的學問的總和，放棄歷史，就相當於放棄了所有知識的一半，最重要的一點，他指出了一個學史的誤區:即學歷史是爲了求真——得到事情的真相，而實際上學歷史最大的價值是形成共識，黃帝和炎帝的傳說已經幾千年了，他們生存在沒有文字的時代，關於他們的細節早已經流失或者變形了，但我們依然達成了一個共識:我們是炎黃子孫，是諸如此類的大大小小的共識讓華夏民族有了底氣。 什麼方式能打敗中國人？軍事不可能，就現狀來說自保綽綽有餘，可在寸土不失的前提下殲滅一切來犯之敵。經濟不可能，全產業鏈的內循環縱深是獨家優勢，西方一輪接一輪的經濟制裁沒有掀翻基本盤，國家用巨大的財政補貼、外匯管制和行政調控，由系統內部消化，並沒有傳導爲普通人的生存危機。但是輿論戰和文化戰卻是有隙可乘，先忘記，再背叛，讓你和這個民族沒有情感關聯，讓你對自己的文化沒有認同，讓你忘記八國聯軍的燒殺搶掠，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屠戮，忘記先烈爲了後世安寧獻出生命，我們忘了，就相當於我們死了，忘記歷史的民族，無異於行屍走肉。我女兒也是初中生，幾年後也面臨中考，我寧肯讓孩子少答幾分，也不願減這個負，我怕歷史被邊緣化了，下一代的火種就隨之熄滅了，數以億計的孩子都身處迷茫，而不自知。

花了二十多個小時，硬着頭皮、囫圇吞棗的啃完了這部三十年前初版的經典著作。作爲一個普通中國人，首先要對包弼德先生深厚的中國傳統經史根底表示欽佩。這麼多年，對書中所涉及的唐宋士人，僅僅只對韓愈、柳宗元、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人的文學地位、經典作品、政治主張有一些粗淺的瞭解，對於程頤、朱熹爲代表的“程朱理學”更是隻聞其名、只知道教科書上對其的負面評價。 關於中國儒學的思想發展歷程，之前只看過朱維錚先生的《中國經學史十講》和錢穆先生的系列著作，有個大概瞭解。惜乎朱先生作品裏重點關注的是經學在春秋到兩漢之間的發展壯大、明清以降的僵化和近代人士的反思，錢先生的作品重點是介紹每個人的思想主張。關於唐初經學重歸一統到北宋南渡後理學崛起背後的轉變歷程，還是通過本書才略知一二。 包弼德先生這本書，“作爲一部思想史，這部書最吸引人之處在於充分運用學術史和文學史來探尋思想史的軌跡”（譯者語），以“斯文”、或者說“文”作爲全書的核心概念。不再以“平民”來看待作爲宋代文化創造主體的宋代士人，而是從精英的社會流動、身份轉變等角度來觀察宋代士人的新特徵。書中指出：對於士人來說，“文化、家族和政府是鼎立的三足。每一個自身都具有價值，每一個都有它自己的傳統和邏輯依據”；從初唐開始，“到11世紀末，維持士人地位的兩個尺度——家族門第和某種形式的爲官——對大多數士人已經不再適用。這樣，那些士人家族的子孫和希望成爲精英的人，只有一條道路來確保他們的精英地位代代相承：這就是‘學’”。全書討論的重心在北宋道學興起之前，但並未依循唐宋思想研究慣常採用的哲學史框架，沿道學濫觴的線索尋繹其間的思想變遷，而是立足價值觀的演變，指出唐宋思想的轉型是士人的價值觀基礎從文化向倫理的轉向，同時細膩地勾勒了這一轉向的具體軌跡。新的視角和結論，使它爲道學文化的興起提供了新穎的解釋。

本書是在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的影響下，針對唐宋思想變遷進行梳理和闡發的專題性研究。五十多萬字的篇幅非常清晰地勾勒了唐宋思想轉型的基本脈絡。包弼德先生作爲哈佛教授，不僅引入了社會史、文學史等多學科交叉的方法以觀察唐宋思想轉型，還對唐宋時期諸位文人的思想提出了具有洞見性的獨到見解，讀之不禁使人感慨包教授漢學功底之深，中國古代文人的思想觀念本就抽象，而包教授作爲海外學者不僅能理解還能對之進行清晰地闡述，着實令人欽佩！ 全書以“文”這一概念爲核心展開討論。唐宋的思想轉型在作者的筆下是非常清晰的：“簡單地講，初唐的學者們認爲，寫作、統治與行爲方面的規範包含在代代積累的文化傳統之中。關於價值觀的爭論不過是在討論何種文化形式比較適宜。但是，到了宋朝晚期，思想家們已經轉而相信心（mind）的能力，藉此可以對內蘊於自我與事物之中的道德品質獲取正確的觀念，而人們普遍接受的文化傳統則已失去了它的權威性……這個時期的顯著特點是，人們逐漸不再相信，通過正其儀表就能夠引導天下。不過，在這個轉型時期，最著名的學者們堅持認爲，個人可以通過學習古人的著作與成就，以他們自己的內心去體會一種潛在的‘道’”。 如果說初唐學者還在遵循傳統，認爲“文化是一項不斷積累的、沒有止境的事業。過去的文化被提高改進，在這個過程中最初（不如意）的情況被改變。學者應該將傳統更新”，宋代學者則已經將“聖人之道”內化於心，並在加上個人理解後將其付之於實踐，而夾二者之中，以韓愈、柳宗元爲代表的中晚唐學者之思想實際上是更爲多彩且充滿可能性的，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也有所提及。面對安史之亂後所呈現出的社會凋敝與政治混亂，中晚唐學者漸漸發現“人們深信過去的文化榜樣並沒有像想象的那樣起作用”，古文運動便是中晚唐學者在面臨危機時所做出的嘗試——“有些人宣稱自己有權治理這種狀態，不是否認文的重要性，而是通過改變人們寫文章的方式來恢復它最初的道德功效”——中晚唐學者所闡發的種種可能性中，除去被宋代學者所繼承並改造的那一部分之外，其他的部分又去向了何處？我個人認爲這一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這裏要特別提到的是本書的附錄：《唐宋轉型之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爲主》，此文尤其珍貴。包教授不僅梳理了自郝若貝以來，美國史學界對“唐宋變革論”的研究成果，還對“唐宋變革論”的缺陷提出了批評意見。文末則針對唐宋時期的社會轉型進行了學術展望，對讀者而言頗具啓發意味。此外，讀該文會讓人想起海外中國研究的另一本經典，即劉子健先生的《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還會使人聯想到已故的余英時先生之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研究》一書。劉子健、包弼德、余英時三位先生都是在“唐宋變革論”之啓發下展開對唐宋思想、文化和政治的研究。三者各有特色，若要將三者進行對比，我個人認爲劉子健先生的研究最爲精妙，而余英時先生的研究最爲深刻，包弼德先生的研究則最爲詳實。 除此之外，有關“唐宋變革論”，我個人獨有一些想法。前一陣子接觸到一份高中歷史課件，某位教師從“唐宋變革論”講授宋代科技與文化這一課，看到不少評論對之提出了批評，即“唐宋變革論”是帶有侵略性傾向的，不應該用在教學之中。誠然，一百一十多年前的虎次郎的確是帶有目的性地提出了“唐宋變革論”，可一百多年過去了，針對“唐宋變革論”的研究和探討並沒有因爲其帶有殖民傾向而中斷。以前聽北大歷史網課，鄧小南老師就講到，“唐宋變革論”存在的一大意義就是提醒我們去思考，唐宋之際的中國到底有什麼東西發生了變化？爲什麼會發生變化？個人認爲這一點是不錯的。我們總在講“批判性繼承”，可真到了需要批判性繼承的時候卻又全盤否定，在批判“唐宋變革論”的政治化傾向之後，提示學生去思考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總歸是能夠起到一定效果的。 歷史並非線性的階段過程，兩宋之際的社會大衆並不清楚自己進入了後世京都學派所言的“近世”還是東京學派所言的“中世”，又或者是處在封建社會的哪個階段，這種劃分只對我們存在一定範圍內的“意義”。當我們努力回到“歷史現場”，所聞所見的才更爲純粹和豐富。 最後，我想說，本書的翻譯！真是！不忍直視！譯者言：“翻譯這部書，對我來講，是一項艱苦而又充滿學習和思考快樂的工作”，我想說，閱讀這部書，作爲讀者，我並不是很快樂……

導言摘錄： 這部書的核心內容，就是描述在唐宋思想生活中，價值觀基礎的轉變。但是，單單討論這個問題會忽視一個更大的轉變，即學者們是如何確立價值觀的。簡單地講，初唐的學者們認爲，寫作、統治與行爲方面的規範包含在代代積累的文化傳統之中。關於價值觀的爭論不過是在討論何種文化形式比較適宜。但是，到了宋朝晚期，思想家們已經轉而相信心（mind）的能力，藉此可以對內蘊於自我與事物之中的道德品質獲取正確的觀念，而人們普遍接受的文化傳統則已失去了它的權威性。初唐時期人們相信，文化傳統能爲大一統的秩序提供必要的典範；宋代晚期人們則相信，真正的價值觀是內在的理（principles）。在這兩者之間出現了一個思想多樣化的特殊階段，這個階段始於唐朝後半期，並持續到北宋。這個時期的顯著特點是，人們逐漸不再相信，通過正其儀表就能夠引導天下。不過，在這個轉型時期，最著名的學者們堅持認爲，個人可以通過學習古人的著作與成就，以他們自己的內心去體會一種潛在的“道”。斯文，作爲來自上古的形式傳統（formal traditions），仍然作爲規範性觀念的可能來源而發揮作用，即使這些觀念超越了它們最初爲人所知時的特定形態。思想生活被一種創造性的張力所包圍，一方面要維持形式文化的延續性（formal cultural continuity），保持過去的“文”，另一方面要尋找那些曾經支配了聖人的觀念，發現古人的“道”。但是對於宋代道學家來講，個人的任務就是要學會按照天地內在賦予萬事萬物的規範去行動。初唐的學者認爲，人們承襲的文化傳統由於它源於上古而獲得了權威地位；轉型時期的學者則認爲，斯文的典籍傳統（textual traditions of Our Culture）是諸種規範性觀念的來源；與這二者不同的是，道學家則主張，如何正確行動的觀念基礎獨立於文化而存在。然而幾乎很少有學者不意識到，有必要建立共同認可的準則，不論這是正確的文化形態、正確的價值觀念，還是爲己之學的方法。宋代的道學家也許會拒絕承認，存在一種代代積累的文化形式傳統，學者們對此有責任加以延續；但是在否認被承襲的文化與真正的價值觀之間有對等關係的同時，他們仍然要拯救斯文。矛盾的是，他們將學習的重心從文化活動轉移到倫理修養，以此來拯救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創造了一套新的傳統典籍、學說和實踐，所有這些都爲斯文作出了新的定義，這一定義一直延續到17世紀。

唐宋變革自帶的經濟、社會、階層、商業“近代化/早期現代性”的成果最終在中國轉化爲政治集權、思想固化、文化排外。此書原著爲非東亞語種，今呈譯本。作者考據精深、學風嚴謹，非深耕史學者慎讀。然其旁徵博引，史料出處詳明完備，足爲典範。

論中國歷史大的轉折時代，會想到秦漢時期，而在唐宋時期也存在變革。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提出“唐和宋在文化上有顯着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過渡期”。這就是著名的“內藤假說”（唐宋變革論），圍繞這一觀點有許多優秀的論著，《中國轉向內在》，《朱熹的歷史世界》等，這本《斯文：唐宋的思想轉型》也是以“唐宋變革論”作爲立論基礎的。 “斯文”一詞源出《論語》，“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儒家的“文”可以指儀表，儀禮，或者禮樂制度。經過近千年的演變，到了唐宋時期，“文”開始轉變成典籍傳統和政治文化傳統。 宋朝確實會給人一種“似是而非”的印象，與漢唐盛世比起來，宋朝不僅疆域不到漢唐的一半，對外戰爭也只能採取守勢。但對外的疲軟不能抹殺對內“文治”的繁榮，陳寅恪先生評價宋朝時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以極高的評價說明，宋文化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在本書中，作者討論唐宋之際的大轉型，認爲可以從思想轉型和社會轉型兩方面着手。先看思想轉型。作者認爲從唐代到宋代，“文”的意蘊又開始從探討文化的學問，向着探討道德倫理的方向轉化。 以“文”爲主線，將唐宋文人對於“文”的認識作爲考察對象，思想史，學術史，文學史結合在一起，也指出了唐宋思想轉型的基礎是士人身份的變化。 唐宋思想轉型的關鍵節點，在於唐代中後期發起的古文運動。古文運動的核心發起者，是唐代著名詩人，散文家韓愈和柳宗元。他們反對當時盛行的過分強調華麗辭藻的駢文，主張恢復先秦諸子散文時期的古文傳統。韓愈對於古文的提倡，當然並不單純只是爲了尋求一種文體上的轉變。文體轉變主張的背後，是重新強調文章的倫理和政治功能，呼籲政治變革，轉變唐朝在安史之亂之後，國勢式微，藩鎮割據，中央力量嚴重弱化的狀態。簡單概括，韓愈柳宗元們倡導的古文運動，是集文學與政治變革於一體的運動，他對於唐宋之際的思想轉型產生了重大影響。後世所謂“唐宋八大家”，幾乎全都是秉承古文傳統寫作的散文大家，而且他們無一例外，都強調文章的倫理教化和政治宣導功能。如果說韓愈是倡導文學的政治功能，那麼北宋的王安石，范仲淹則是踐實了“文”的政治效用。前者寫下“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不足法”，力主推進北宋中期最大的一次變法改革實踐。後者則可堪稱天下讀書人的典範！讀書人做官的有很多，但是能夠“出將入相”的讀書人屈指可數，範希文是其中之一。他在邊境對西夏的戰守，在朝堂的慶曆新政，都在用實際行動實現“文人”的轉型。 宋仁宗一朝傑出人才出現井噴之勢，爲何這一現象會出現在宋朝？ 這就不得不說到宋朝的“文官政治”，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文官政治”最爲發達的時代，宋太祖確立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宋統治者在尊孔崇儒的同時，又大力提倡對佛教和道教思想教化，形成了以儒爲主，以佛，道爲輔的人文格局。基於此宋朝各個階層人士都能吸收，融合各種不同的文化，最終創造出宋代燦爛輝煌的文化。其次是科舉制度在宋朝的全面推廣，宋朝的科舉堪稱是中國科舉制度發展的巔峯。 兩宋時期朝堂的中堅力量從隋唐之初的世家大族轉變爲專以科舉入仕的文官，這種轉變歷程不可謂不深刻。世家大族世代爲官，形成集權力，財富和文化於一身的顯赫家族，到了宋朝幾乎不存在了。科舉入仕的文官，完全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具有科舉功名的士人集團。唐宋之際這種顯著社會轉型的核心因素，是科舉制度在宋代的深入推廣。 曾經的世家大族在安史之亂和唐末五代的戰亂的衝擊下，消失殆盡；宋朝與“士大夫治天下”以及科舉制度的完善擴大，讓士人再度成爲國家政治中的支配性力量。一位普通平民，只要能夠層層通過科舉考試，理論上就能有位列權力最頂端的機會和可能。 宋的文化並不拘泥於典章考據，而是強調經世致用，注重務實的文風，體現出一種入世的人文情懷。兩宋時期的理學是希望統治者能做到“內聖外王”，但社會現實的矛盾和衝突，促使了理學轉向內省的教化方向。在民族危機，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宋文化經世致用的思想，又轉變爲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範希文的慶曆新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是宋學經世理念在社會變革領域的實踐。範希文在《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吶喊，正是這種人文教化精神的突出表現。 士族勢弱，平民崛起，這是在文化政治層面，宋朝對中國的開創性意義。 除此以外，本書中作者所談到的兩宋社會經濟的轉變也引人注目。 與唐朝坊市隔離不同，以“重商”爲核心的市民思潮分流動頻繁，兩宋商業繁榮，“坊市”的界限被打破，便攜的紙幣成爲市場所需，私營工商業發展，標誌着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經濟與文化的轉型相伴相生，“文學中心下移”，文學體裁從詩文擴展到詞，曲，小說，與“市”有了更爲密切的關係，創作主體從士族文人擴大到庶族文人，又擴大到市井文人；文學的接受範圍擴大到更廣泛的社會大衆。街頭巷尾，說書的藝人比比皆是，世俗文化在此時大放異彩，樓酒肆，巷陌街坊，勾欄瓦舍，都成爲士人間往來的空間，交遊的場所。 宋朝的社會文化風氣，更加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在物質和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使其無愧爲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

一部融入文學史視角的思想史，可讀。

如果想要了解—— ⭐️什麼是“士”（古代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不同時代“士”之追求；同一時代“士”之追求分歧 ⭐️“文”之概念在古代社會的演變 ⭐️古代社會道統和政統的張力 ⭐️唐宋文明轉型（從思想史與社會學的角度瞭解） ⭐️唐宋八大家之接續與使命 ⭐️理學興起之前傳 ⭐️理學並非歷史的唯一選擇 最後卻爲何勝出🏆 這本書會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包弼德的過人之處，在於他沒有將思想視爲孤立存在的 “觀念文本”，而是將其置於士人羣體的生存境遇與社會實踐中考察，由此觀照一整套融合了文化傳統、政治理想、道德價值與身份認同的“斯文”體系。

描繪思想變遷脈絡的輪廓和光暈還是展開了一定的格局，史料充盈，辨析也很工整，某些見地玲瓏剔透有啓示性。行文很敢於論斷，確讓思路顯得更爲清晰，也讓喜歡看對比、找差異的讀者（例如在下）得到滿足。雖在開篇明說是專門史研究——在後人不斷回應前人的問題並對前人的著作不斷推進深化中形成的，但看問題的角度還是一定程度上和傳統研究道開兩路了——倒是新穎度提亮了不少。此外，內容的時間跨度較長而且對每個時代都寬幅呈現，稍顯匆忙和泛泛，不夠在細微處切中要害、彰顯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