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兆忠
作者選擇留學與中國現代文化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文化現代性轉換過程中一批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書寫了一部以人物爲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化史;作者順着“騾子文化”這個具有深刻內涵的比喻,爲其重新建構中國現代文化史開闢了一條別樣的路徑。書稿首次明確闡釋“騾子文化”,並以此解釋留學生寫作,從源頭上探討中國現代文化/文學的產生,屬開創之作。作爲一部文化論著,通過對中國現代文化起源之多元性的開掘,拓展了留學生文化的空間,推進了相關研究,同時,也爲中國現代文化研究提供令人眼睛爲之一亮的新方法、新理念和新視域。從推動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中國文化思想現代轉型的角度看,留學的意義和貢獻,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分。然而,留學本是西方強勢文明在全世界擴張的結果,而落實到中國這樣一個具有“超穩定”精神結構的農業文明古國,事情就變得格外尷尬和複雜。作者所描繪的“騾子喧鬧”及其相關症候與病相,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得到徹底改觀。此值“五四”新文化運動百週年,引導讀者從源頭上去探討中國現代文化/文學產生,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國人的文化處境,並做出積極的反應。
序言提出的框架還是比較有啓發的,但也僅限於此。作者留日的經歷,並沒有讓他習得到日本學術研究的那種精緻,不管是材料的考掘還是文本的闡釋工作,都做得相當浮泛。同時,作者似乎又浸染了日本學人的那種小家子氣,大段的人物敘事並不能勾連出一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內在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