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紀事本末（註譯本·卷二十六）

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從有文字以來，世界上的國家沒有一個像古代中國喜歡記事的，當然也沒有形成後來專門的史官制度，隨着時間的延伸，記錄的內容也由最早的占卜，生產活動逐漸細分涵蓋天文、星象、曆法、地理、人文活動等等。先秦封建邦國時期史家最著名的莫過於“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不僅留下了“趙盾弒其君”與“崔杼弒莊公”的真實歷史事件，也反映了早期史家的氣節與勇氣。相較於後來大一統帝國時期，所有的書籍都要服務於統治者穩定執政目的，緩和階級矛盾降低管理成本，統一思想教化後人，史書中也出現了從早期的“秉筆直書”到“爲尊者諱”的記述演變。 從隋末唐初的歷史之中，大唐開國篡改史料的痕跡可謂遍地都是，《通鑑》本書中——高祖興唐一章中便可見一隅而窺全貌，對於李淵的能力與功績進行了低調處理，對於李建成的角色與功績則大多隱去或者篡改處理，過分誇大美化李世民在起兵前後的參與度與重要性。把晉陽起兵之功歸於自己，又刪除李建成“潛結英俊”、平定西河、賈胡堡進諫、東徇洛陽之功，然後又把在霍邑之戰中僞造建成墜馬的事蹟，並刪除自己大軍迷路的記載，從而將自己塑造爲大唐建國第一功臣。近代思想家章太炎甚至在《書唐隱太子傳後》中寫道：“太宗既立，懼於身後名，始以宰相監修國史，故《兩朝實錄》無信辭。” 以史爲鑑可以知興替，或許就是唐初造史的一個緣由，歷史都是勝利者書寫的，可是有好多人寫不進歷史之中，失敗者自然也就遺臭萬年，統治者總其功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