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875～1063）（九色鹿系列）

唐宋以來文武關係地位的變化，本質還是文人或是武官掌握權力。文武兼備、出將入相的人才要求是非常高的，當時的人才培養機制無法供給這麼多高素質人才，只能擇一而行，文or武。 所以趙匡胤時期追求文武兼備，要求武將讀書，文武局面勉強平衡。到太宗朝也因爲客觀政治條件和主流偏好而文官地位逐步高於武官，文武關係就此開始不平等，往後隨着一系列的軍事失敗，皇帝轉而內政，文人地位全面壓到武將也只是時間問題。

此書由作者的英文博士論文翻譯修改而成。唐宋之際文武關係的發展變化是本書關注的核心內容，概括言之，作者闡述了文武之間的關係由唐初的“文武不分”，“才兼文武”，到中唐以降乃至王黃起義的逐漸區隔，最後到宋代二者分立的最終形成（當然，此種文武關係的描述僅限於粗線條的勾勒）。作者指出，權力爭奪是文武之間關係緊張的主因，在這一過程中，文官對於自身文化認同的形塑以及君主對文官集體的支持對文武關係最終走向分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結寫的最好，其他的好似關聯性不強

流水線勾勒了從唐末到宋初文武官僚此漲彼伏的紛亂局面，制度層面沒有過多論述，主要功夫在陳述表象，書中有句話倒是點了睛，文臣的力量隨着中央權威的提升而擴展。

概述式鳥瞰了從唐初到宋中期文官佔絕對優勢止，近乎劍橋中國史，夾敘夾議，不如作者另一本論文集。

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回顧從唐末到宋這一段歷史，中央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並立的情況下，是文治還是武治對中央政權是一個痛苦的選擇。社會的巨變為文武間對最高權力的追逐提供了客觀的條件和廣闊的舞臺，而這種追逐又反過來讓社會疲於適應這種追逐，而無法建立穩定的社會關係。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終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理想狀態。當下和諧的社會既需要文治對內部的調整和調控，也需要武治對外的震懾和護衛。

此書史實考據比較豐富，選題亦好，但爲了保持所謂“述而不作”的學術獨立性，寫作風格宛如流水賬，嚴重缺乏標準學術範式，即可靠的歷史推演與史論結合能力（例如，士大夫上升渠道可分爲1.2.3.4；士大夫日常承擔工作可分爲1.2.3.4）。這使得全文既缺乏西方治史的理論框架（諸如從實踐主義、結構主義探討政策推行與制度建構）和數理論證（諸如從史書中統計不同出身佔比、工作去向、出身門閥、職權條款。此類典型可看白斌菊），又缺乏傳統中國治史從制度演化與職官變革考據的方法論，反而孜孜以求確定的不存在爭議的歷史事件演化的考據，真可謂本末倒置，所引用的參考文獻並未得出更有助於解讀歷史的結論。最後，本文又缺少近代以來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證思維，缺少從財政、經濟、制度等大歷史提出的總結（儘管這種總結很容易翻車變成“輝格史觀”），相較於國內鄧小南等宋史大家，相距甚遠，甚至還不如同一選題的民國學者雷海宗。 總之，全文大而無當，在應繁處就簡，在應簡處贅言，在應宏大處專攻細節，在細節處盡是宏大敘述。就治學而言，文章幾無創新，邏輯亦不甚嚴密，水平很難稱得上是博士論文。就通俗著作而言而缺乏前後關聯和必要的解釋，可讀性亦差。如非要從中做出總結和論述，其稍有可觀之處如下（後期有時間補上）

2022-9 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 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 與近些年流行的史學研究手法：微觀史學和斷代史學都有不同，本書採用了一種線索的視角，如如鄧小南的“事件路徑”所主張：“不再把個別事件、人物、制度視爲自足的研究對象，而將其作爲透視時代政治的研究取徑和視角，去觀察探求社會歷史的深層結構”。 我們都熟悉宋朝重視文臣，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在之前的唐末五代，卻是武人掌權、政權更迭頻繁的時代，文臣空有名聲沒有權力，這期間爲什麼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是誰改變了文武之間的高低關係？作者通過講述人物，追尋這一歷史線索。 作者通過“王仙芝、黃巢之亂後地方及武人膨脹—後周覆文與趙宋承繼—澶淵之盟後武人退縮—党項戰爭後文臣全面壓制”的線索，以歷史事件作爲關鍵轉折點：歷來備受史家的安史之亂，在本書中是一個前奏但並非真正的開始；“後周政權代表一個新政治秩序的開始，而不是統治失序的最後階段”（第214頁） 這樣就給了讀者一個宏大的歷史場面，不拘泥於某個朝代，某位帝王，拉長視角去思索中國歷史權力結構與文化的關係。從政治制度和官僚體制出發，關注“源自‘官位’而分離現象背後的政治與文化因素”，跨越兩百年唐宋之間的歷史，進行連續而深入地觀察。 第一二章介紹，唐朝前期有“文武合一”的傳統，，但隨着軍事太平文臣權力擴大與廢除府兵制後的職業軍人出現，自安史之亂，在政治、學術和社會諸多層面都出現了明顯的文武之爭。 第三章，在論述文武關係時，作者羅列了諸多人物例子，在兵亂時代，知名文臣即使享有地位，卻缺乏實權；當政治衝突發生時，他們也因此得以保持中立，不受任何一方責難。 在武人軍閥亂世，缺乏一個有力的中央權威，朝廷主要考量的是政權的延續，軍事力量與財政支持至關重要。文人無法掌控這兩個領域，其政治影響力自然就減弱。但這並沒有毀滅中原文治的傳統。950年後，文治政府開始了復興。 後周郭威、柴榮對儒家的尊崇，對文臣的任用、恢復官員品秩和功能，享受一致的薪俸待遇，開啓了一個新秩序。 宋真宗澶淵之盟後，武人式微，權勢沒落。經過100多年的政治演變，一個由文人支配的政權，終於在仁宗朝晚期得到確立。文武對立日漸顯著，緊張關係加劇。 北宋政府創建了和平且崇尚文治的大環境，文人無疑成爲最主要的受益者。但物極必反，對武人的貶低和不重用，也造成了軍事力量的匱乏，外侵危機常有。 結論：以文武關係而言，唐宋之間的主要變化是：文武官區別由模糊轉趨明確，雙方爲了爭奪政治權力而強化自身的認同，彼此間的文化區隔逐步加深，甚至激化成敵意與惡感。出於偏見，他們之間的相互不信任，構成了日後宋朝歷史中的無解難題。 關於文武關係之論述，一言以蔽之，即“政治的失序導致了統治階層重武的傾向”當唐中期至五代的戰亂過去，隨着繼承後周的統一朝代——宋朝試圖“走出五代”而復興文治，政治的有序使得文臣重新掌握了權力。這個過程伴隨着的，是文武分途的模糊到清晰，從武人權力的急速膨脹到文臣實現壓制性的勝利。唐前期尚有“文武合一”之傳統，（第12頁）但隨着文治上升與廢除府兵制後的職業軍人出現，安史之亂後，政治、學術和社會諸層面均出現了明顯的文武分途。郭威新時代創設。其自身背景決定了不同於以往五代統治者的舉措，通過節制地方權力、內政改革與復興文教等系列措施，來重整一度失序的權力體系。此後經過柴氏與趙宋的繼續努力，統治者逐漸將文武官員視爲兩個羣體，開始與文臣建立緊密關係，並有意疏遠武臣並以文監武，使得文臣掌控中央機構並逐漸凌駕在武官之上。進入仁宗朝後，一系列制度被建立起來：文人排斥武官、自文武官遷轉法來打破武官對軍務的壟斷、建立文臣統兵的慣例，其後，在對西夏用兵中，文官開始掌握軍事領域的決策，“武官最後的舞臺爲文臣所佔據”“王仙芝、黃巢之亂後地方及武人膨脹—後周覆文與趙宋承繼—澶淵之盟後武人退縮—党項戰爭後文臣全面壓制”的線索，以歷史事件作爲關鍵轉折點：歷來備受史家的安史之亂，在本書中是一個前奏但並非真正的開始；“後周政權代表一個新政治秩序的開始，而不是統治失序的最後階段”（第214頁）；宋初與後周的接續，比太祖、太宗和真宗、仁宗之間的關係似乎更加緊密；文武關係最終的高潮至真宗朝便可收筆，靖康之變已經成了這個題目下的題外話。朝代更迭固然是有改換之意味，重大歷史事件亦有其標誌式的劃分作用，但過分強調則可能會囿於過往的敘事框架，障蔽某些特殊方面的連續性，從而使得真正具有標誌性的轉折點湮沒其中，即“專論一人一事，而實不明當時之風勢”。除了政治之“結構”，本書另一條並行之軌即“文化認同”。劉鹹炘曾將“風”作爲觀察歷史的一個樞機，所謂“羣史之感人心者爲時風”、“雲就是流風的風，也就是今世所謂潮流”，都是借用傳統思維中的概念來思考古今歷史人事之大變局，“不再把個別事件、人物、制度視爲自足的研究對象，而將其作爲透視時代政治的研究取徑和視角，去觀察探求社會歷史的深層結構”，方老師的論著絕對是有達成此點的。 - [ ] #2022筆記

時間順序：唐初文武合一，安史之亂後文官失勢，武將實力膨脹，直到後周。後周及北宋，武官地位大幅下降。 人物典型：馮道，春秋迭代，他巋然不動，無權但相對安全。 狄青：能力出衆，但屢受文官抨擊，反映文武分流的形成，且武官地位的大幅下降。

本文論述了唐至宋文武關係的發展過程，從唐前期的文武並重，到後期逐漸文壓武，到五代的武遠遠超過文，又到宋的文遠遠超過武。其實可是看出，王朝的建立是建立在武力奪取政權之上的，所以王朝的初建，武官被倚重，而王朝進入承平之後，戰爭減少，國家轉入經濟建設和管理的軌道上來，自然文官的地位上升，不管唐室作出何種努力挽救武官也是徒勞。真正合理的關係是文武關係的平等。而宋由於對前朝武官問題的矯枉過正，雖然使得宋國祚長久，但是同樣也留下了巨大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