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探源：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

根據作者的研究，《遼史》編修所面臨的困境是：一方面資料缺乏，另一方面在篇幅上又不能與同時修撰的《宋史》、《金史》相差過多，於是就出現了利用種種手段大量“敷衍成文、充湊篇幅”的現象。 這本書所作的工作是給《遼史》做“減法”，即“抽絲剝繭，正本清源，通過區分不同敘述主體、不同來源的史料，剔除幹擾性因素，盡力回歸歷史主體自身的敘述，繼而展開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必要時需要以打破既有歷史敘述連續性的方式來求得新的連續性”。 除了“走出元人的遼史觀”、“尋求遼史研究的全新可能”之外，這項工作的另一個意義是給正史“祛魅”。如同作者所說，在史學研究中“將正史經典化的思維慣性仍然普遍存在。特別是在原始資料相對缺乏的斷代史領域，正史依舊常常會被先驗地作爲理解、認知的基礎，看作現成的、自恰的、不可拆分的文本實體”。 這本書對我最大的啟發是在方法論層面上，也就是作者對史源學研究的討論。他認為： “相當一部分史源學研究實踐往往傾向於將文獻拆解成一條條支離破碎的材料，對每條材料進行單一、碎片式的溯源，作出非此即彼的正誤、優劣判斷；同時又很容易忽視文獻的總體結構和內部縫隙，不經意間爲其中隱含的敘述框架所左右。” 他倡導的“史源學視野下的文本批判”是指： “首先，在看似整飭、統一、連續的文本中，區分、剝離出不同系統、不同時代、不同主體的歷史敘述（文本單元）。在此過程中，着眼於總體的文獻源流，關注來源文獻的流傳過程和最終文本的編纂過程，盡量落實到從書到人再到書的具體互動關係。其次，對離析後的各文本單元再分別加以溯源、批判，弄清每個敘述系統內部的來龍去脈。亦即對於每次剝離出的部分，並非棄之不用，而是視作不同的記憶碎片，對其生成衍化過程加以剖析、對比，窺探以往被遮蔽、被隱藏的複雜圖景。” 比如本書對《遼史》“西遼事蹟”文本的考察，就指出它由“性質不同、來源不同”的兩部分構成。

《遼史》在二十四史當中修纂的最爲倉促草率，僅十一個月便告修成，其中的史實錯漏，內容重複等情況不勝枚舉。甚至很多地方與同時期修纂的宋金兩部史書也無法互相印證。但同時《遼史》也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畢竟這也是唯一一部系統完整的記載了遼代歷史的著作。因此在研究遼代歷史的時候也不得不面對和注意《遼史》當中的諸多錯誤紕漏。 本書則爲《遼史》史料正本溯源。着重分析了《遼史》的史料來源與編修過程。在做加法之前先做減法，分離文本當中的遼金原始史料與元代史官二次增補之內容，並重新分析史料進而評估史料價值。突破了原有的歷史研究框架，爲所謂正史的史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徑。 更難以置信的是本書的作者苗潤博老師竟是89年生人，如此年輕的歷史學者竟寫出如此功力深厚的歷史著作實在令人驚歎。

能把學問做得這麼好，確實令人欽佩。其實結論並不多麼驚奇奪目，但這樣的研究確實太少，有遺澤後世之功。結論對中古“歷史書寫”的直球批評也極有底氣，很有說服力。歷史書寫研究如果缺乏足夠史源探析，導致無法呈現史料整體撰述框架，很可能只是觀一葉而推天下冬，不能知秋。這樣的研究是缺乏安全感的。正如書中呈現的那樣，很多時候“正史”編纂體例和內容的“問題”出自一些很可笑的理由（比如遼史的表爲了湊字數，真是逆天），後人如果將其與什麼政治文化、權力結構的東西扯在一起，那就真的是離古人之心愈遠了。又想起華喆的大作，和苗著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沒有先從“史學研究”的角度入手，而是從文獻整體出發，一使自己側寫鄭玄之心，一使自己發現史官之跡，先搞明白了文獻，再去做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史學研究，如此立論，更上一層樓。

苗師功底深厚。 整部《探源》就是一部史源學研究的示範，做加法要盯着細微處縫縫補補，盡力勘透一字一句的正誤，而做減法要跳出修史者和前輩學者規劃的道路，從高空俯瞰下來，找到這些路徑的突兀之處、齟齬之處。任何史書都是文本，都是在修史者與文本材料的微妙互動中創造出來的，任何增刪、訛誤對以後幾百年的研究者來說都具有蝴蝶效應，遑論中間充滿偶然性的傳抄、失傳、復現過程，本書按照作者說的，就是一個祛魅的過程，唯有卸了妝，方能見其本來面目。 任何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是質疑精神和問題意識，避免線性思維，這點在書中也頗有體現，一切研究都是從問題開始的，敢於提問，要麼自己錯了，要麼別人錯了，要麼大家都錯了，任何結果都是有利於自己的研究的。 如苗師這樣對材料做系統性的梳理和對比，要對文本和歷史架構有相當的熟悉度，同時善用各種檢索資料的方法，謹慎謙虛，不可妄下結論，也不可先射箭後畫靶子。

匆匆結束，讀罷了爲未探遼朝祕史扼腕

作者對《遼史》諸志進行詳細的史料溯源和文本結構分析，指出元人修遼史存在原始資料不足的根本性難題。在此條件下，還要保持修史體例的統一，只好不顧遼代實際情況，強行立食貨、兵衛等志，爲了避免內容乾癟，採用敷衍成文、充湊篇幅等方法修志。很多制度原本是從紀傳中摘抄出來的、發生在某一特定時間、場所的事件，卻被史官敷衍成有遼一代之通制。關於禮樂儀衛等涉及禮儀文化典章部分，元人則自作聰明對兩唐書做“大段摘錄、調換順序、大幅精簡、概括總結”洗稿處理，造成遼朝高度漢化的“錯覺”，所謂遼人多繼承唐制，大唐正統在契丹的說法，可以休矣…最後作者提出要“反思正史的經典性”，正史本文的真實性並非是不證自明。ps：《遼史》諸志有部分史源來自宋人文獻記載，大宋文化輸出真無敵，如同皇漢yy的那樣：雖然我打不過你，但是百年之後，你們的國史還要藉助我們宋人的記載才能搞清楚（此處應該有滑稽表情）

書很好，這和年齡無關。但再好也應該站着讀。修訂版《遼史》點校者，劉浦江高足。細部考證之精已經不讓前輩。證明了當下沒有冷門外語依然可以在內亞（姑且沿用此名）研究作出了不起成果。不過是很好奇，如果能搭配卓鴻澤的阿爾泰諸語能力，也許那些契丹語彙能有擬音。但本書也許被利用用來解構漢語史籍。減法減去的元人意識形態和當下不無精神相應，捨去當真可取？當外國人不學漢語就敢對中國歷史指指點點的時候，歷史沉澱帶來的魅也許是一層鎧甲？當然這要看你保護的是什麼。

關於第四章第二節夏捺鉢地“吐兒山”條之異見。 作者說：“最典型的是吐兒山、伏虎林，在本紀中完全未見遼帝臨幸之蹤跡，史官以偶然記錄為一代定製，實屬貽誤後人。”此見不敢苟同。 “吐兒山（兔兒山）”，詞出《遼史·營衛志》“夏捺鉢”條，於本紀中檢索“吐兒山”，確並無巡幸記錄。但換爲“犢山/拖古烈”，則赫然在目。吐兒山與犢山，實爲近音轉換。至於“拖古烈”作何解，《欽定遼史語解》記其對音爲“圖古勒”，即蒙古語tugûl“牛犢”之意。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沈括熙寧使虜圖箋證》已按過，《遼史》中的拖古烈，即是沈括出使時所記犢兒山（吐兒山）。 作者雖可稱名師高徒，比起熟練掌握蒙、滿、漢等語言的前輩研究者，還是少些研究古民族歷史的敏感與自覺；文中另有個別見解，也略缺古民族語和音韻學上的準備，看來是短板之一。

寫的真好，學問真好。之前看鄧廣銘先生的部分《遼史》史料的辨析，本書算是進一步的瞭解。《清史》慢慢修，不要重蹈《遼史》的覆轍。

昔古人言詩，有“無一字無來歷”之說，今讀苗老師此書，其於遼史，探本清源，以見元人修史，其據爲何？亦可見修史之現場，而辯史書之正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