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舶錄：日本訪書詩紀

又向東瀛飽蠹魚 對於熱衷於“燒”乒乓器材的“器宗”來說，“日版”這個詞自不陌生。一些發燒友喜歡“日版”器材，除了因匯率等因素而相對實惠的價格外，還有一種“本土銷售質量更好”的玄學。當然許多器材品牌的日版和國行（通過代理商在國內銷售的版本）確實有所區別，比如挺拔公司的一些產品在國內渠道只能買到Big Hammer（大錘板面），橫板也沒有ST手柄，想要買到心儀的底板只能通過商家海淘日版。乒乓器材如此，其實古籍領域也同樣如此，李小龍的《書舶錄：日本訪書詩紀》就以他在日本購書的經歷爲線索，爲讀者介紹了“和刻漢籍”這一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詞。 說熟悉是因爲和刻漢籍其實就是在日本刊刻的中國古籍，是域外漢籍中最知名的代表。雖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總目》等“國家隊”對和刻漢籍的重要性認識不夠，但近年來對其的關注和研究正在慢慢增加。如李小龍本人就申請並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和本漢籍善本考錄》（天津古籍出版社2024年7月已經出版其著作《和刻漢籍善本考錄》）。 究其根本，和刻漢籍對已經在中國本土失傳的古籍能起到非常重要的補充作用，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9月就出版了《金澤文庫本羣書治要》。《羣書治要》在宋代以後於國內失傳，如非在日本有傳抄，今之讀者便無緣得見了。此外像歷史人物傳記小說《王陽明出身靖亂錄》、語音學的重要典籍《韻鏡》和類似《古文觀止》的文章選本《古文真寶》，在國內要麼失傳，要麼僅剩孤本，對此，流傳甚廣的和刻漢籍的價值便自不待言了。 即便有些古籍國內自有流傳，但有和刻漢籍作爲對照，對古籍校勘學、版本學等研究亦有很大助力。比如羅大經的《鶴林玉露》，這本書國內所存最早只有明刊本，且均爲十六卷，而日本流傳的刻本卻均爲十八卷。李小龍介紹說：仔細對校可以發現，和刻本確實更爲完整而近真。所以，近代以來，整理《鶴林玉露》一書莫不以日本刻本爲底本。而且根據和刻本中所記載的《日本國僧》條，還能大致判斷羅大經自己的生年，可以說對文史研究也有貢獻了。 山川異域自有別 我接觸這本《書舶錄》自有緣故，最近在校對一本書時，遇到了作者引用《菜根譚》的幾句話。我打開“識典”“鼎秀”等古籍查詢網站檢索卻無所得，通過“讀秀”檢索出版物卻發現一些名字帶有“菜根譚”的書籍裏，確實有這幾句話。我又登錄國家圖書館網站搜索《菜根譚》，發現有分上下兩本的《菜根譚》，也有單獨一本的《菜根譚》（我需要檢索的內容在這個本子裏的“評議”部分可找到），兩本的內容還不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以“《菜根譚》的版本”爲關鍵詞在“讀秀”中檢索，就讀到了李小龍的這本書。 李小龍介紹說，《菜根譚》的版本總的來說分爲兩類，一類是明本系統，另一類則是清本系統。“兩種系統從數量來看相差不大，實際上卻幾乎是兩種書。清本前四類共一百七十餘條全未見於明本，僅“概論”部分可相合，然亦僅得原書之半。由此幾可論定，清本是非常不可靠的版本。”回顧我的搜索過程，“識典”“鼎秀”等古籍查詢網站只收錄了明本，我檢索清本的內容自然檢索不到了。而1988年之後，國內如雨後春筍般出版的近五百種《菜根譚》，“大約只有百分之十用明本，百分之二將明本與清本合刊，另有百分之十爲自行調整順序改編者，餘下百分之八十均以清編分類本爲底本，就連在古籍整理方面成績最著的出版社也未能倖免”。我通過“讀秀”查詢到的，就是一本明本清本合刊本。 清本究竟是不是僞書，李小龍在文章中有所分析。但我感興趣的卻是另一點，自清本面世以來，“《菜根譚》的版本正如此前述及許多書一樣，恰恰以後出之贗本爲底本，明本卻已漸次湮沒。”但幸運的是，明本《菜根譚》在日本卻大受歡迎，多次“重版出來”。李小龍直言：“19世紀後，中國流行的幾乎全是清人重編的分類本，而日本印行的則是分爲前後集的原本。這不能不讓人感慨。”而且有的整理者還在前言中大言不慚地說：“前一系統的版本更接近原作面貌，後一系統相對來說更方便閱讀，所以我們此次也採用後一系統中的刻本。”（轉引自李小龍）這種說法，莫不是把讀者當傻子看麼。 不過話說回來，清本《菜根譚》之所以流行，也是因爲其格言雋語一般行文路數契合了晚明流行的“清言小品”（明本行文與之有別），當時另有一本知名的《小窗幽記》也屬此例。但讀了李小龍的書才知道，託名陳繼儒的《小窗幽記》其實是乾隆年間的人將《醉古堂劍掃》這本明代清言小品的集大成之作進行改篡而來。 有意思的是，《小窗幽記》這本“欺世盜名”之作，近數十年間有近百種版本刊行，而《醉古堂劍掃》只保存於幾家圖書館裏，學者和出版界對其均不熱衷。但和刻《醉古堂劍掃》卻頗爲流行，多次重印，還出版了幾種日語譯本，或可謂山川異域，風月有別是也。 君向瀟湘我向秦 在感慨於古籍瑰寶終能得傳之時，我們其實也可以從“和刻漢籍”中，反過來觀察一些“和”的成分。比如和刻本中，分四冊者多用“元、亨、利、貞”爲序，而李小龍所覓得的《陸放翁詩鈔》四冊則以四靈爲序。根據《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但此書的之“麟”誤寫爲“鱗”，李小龍開玩笑說，“百獸之長麒麟變成了鱗甲類了”。不過《陸放翁詩鈔》爲清初人周之鱗、柴升所選，會不會是分冊時誤將編者之名代入了呢。 其實“麟、鳳、龜、龍”代表一二三四是有固定順序的，“以麒麟爲走獸之長、鳳凰爲飛鳥之長、龜爲介殼之長、龍爲鱗甲之長”，但日本人畢竟更爲熟悉“乾坤”（二冊）、“天地人”（三冊）、“元亨利貞”（四冊），所以有時也會有排錯順序的情況出現，李小龍分析說：“想來是印好書後，貼書籤的人只知道“鱗”應該貼在有序言的首冊上，而後三冊因此書（慶應義塾大學收藏《陸放翁詩鈔》）不分卷，便沒有了數字的參照。” 還有一則趣事，很多喜歡唐詩的人都知道白居易在日本非常受歡迎這一“常識”，但其實杜甫同樣也非常受到日本讀者的喜愛，兩人受歡迎的程度誰更高呢？李小龍舉了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的《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爲例，就刊印次數來說，還是杜甫佔了上風，因爲此書錄白氏版本計二十二種，而杜氏版本則二十九種。雖然刊印次數並不能算受歡迎程度的“鐵證”，但至少可以說明日本人也很喜歡杜甫。 雖然杜甫的詩歌在國內不至於失傳，但有些杜詩注本卻“縹緲若孤鴻”，蹤跡難尋。比如明人薛益的《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這本書在國內一度失傳，僅在同治《蘇州府志》中留有記載。不過後來王重民先生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時查閱到了這本書，鄭慶篤先生在吉林省圖書館也幸運地見到了孤本。 但其實這本書在日本多有開花，除了東洋文庫、公文書館及宮內廳書陵部藏明刊原本外，還有慶安四年（1651）京都中村市兵衛刊本（和刻本）。李小龍就幸運地遇到了這本書的和刻本和明刊本，但因爲資金有限，他最終選擇了和刻本，明刊本被其朋友購得，也結束了“異域漂泊”，重回神州，亦可稱幸。 歡迎關注我的微信公衆號“所謂大圖書館”（Rexlib）、少數派專欄“六蠹集”。

作者應是極愛書之人，不吝贅筆。 想起《查令十字街84號》。 2025.4.25

以楊守敬不作“媚俗語”諷日本漢詩，真令人擊案叫絕也。尾聲很精彩，葉德輝素來看不上楊守敬，提到他沒幾句好話，懷疑所謂的“抽”就是選取一兩頁摹刻，根本不是撕書，怕不是誤會了日本人的意思。劉禺生一貫信口雌黃，真小人耳。博士的作詩水平不好評價，總之瑕不掩瑜，建議專心做學術。

本書效仿楊守敬《日本訪書記》及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之作，每一篇都有葉昌熾的藏書詩做引，同時還介紹了日本書肆之概貌與風情，讀起來生動有趣。可以與蘇枕書《京都古書店風景》搭配閱讀，效果更佳。

本來想再讀一遍的，結果發現微信閱讀需要買整本書，略遺憾。我們爲什麼要珍視並保護古籍，追索古籍。建議看看紀錄片《炮火下的古籍》

要看藏書，特別是善本藏書，還得是看精於此道細心注目的玩家。韋力先生是一例，本書的作者也是一例。簡要的情感是單薄的，雖不是不好，只覺得“淺”——如魯迅先生評劉半農一般。 單獨的情感評說是易得而俗濫的，正應了現世所致的心靈上的枯槁，這些文字自然有其市場。請讀者諸君此刻不要拿“參與”的程度說事——畢竟如無緣親至，與其去尋那和己身並無關聯而只在體會上有相似的漫語，無如充實精神上的焦渴。光是袒露心跡，做一般文字賞玩，當然可以；卻也遠不如指明路跡，讓他人知曉何以達此，來的有實際意義。指路不需名言，參差可鑑可覺即可。 今日姑妄言之，打些隱語，不過見一書而覺氣索。他日重閱，未必能參今日之意。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