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同名美劇原著）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我說這句話有點“情緒化”。 但老實講——我真的不服。 我不否認《1984》的偉大。它確實冷峻、理性、有思想的深度。可是讀它的時候，我總覺得那種恐懼離我很遠，像在看一場政治實驗。 而《使女的故事》不一樣。它的恐懼不是抽象的，是貼着皮膚的。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寫的不是未來，而是過去和當下的回聲。她沒有虛構任何一件沒有在現實中發生過的事。 她寫被剝奪的名字、被佔有的身體、被沉默的慾望。她寫那些看似溫和的命令、漂亮的制度和“爲了你好的”溫柔暴力。 而這些，女性都太熟悉了。 我承認，《1984》的主題是“自由”，但那種自由從一開始就默認了“人類”這個詞是男性的單數。 那種“偉大的恐懼”好像只屬於他們——思想被操控、真相被抹除。 可我們這些人，生來就被要求“溫順、得體、安靜”。我們從來不需要被老大哥監視，因爲社會早就教會我們怎麼自我審查。 《使女的故事》讓我第一次感到，那些恐懼終於有了自己的聲音。 她寫出了語言、身體、信仰被佔據的那種窒息。 她也寫了——哪怕你被逼到無聲無力的角落，依然可以用回憶、用一點點思考，守住你僅存的自己。 我不是要否定男性作家的偉大。 我只是想說：當你一遍遍告訴我“《1984》更好”的時候，我聽見的，是某種熟悉的傲慢。 好像女性的痛苦、女性的書寫，只能被看成“次一級的情緒”。 可那又怎樣呢？ 我寧願讀那些被他們輕描淡寫的“情緒”。 因爲那裏面有我自己的影子。

《使女的故事》是一本反烏托邦小說，被稱爲女性版《1984》、警世寓言。這本書裏的每一個素材，都曾真實地發生過。 環境污染日愈嚴重，人口銳減，極端宗教勢力崛起，建立極權制度成立基列共和國。 女性被剝奪財產、工作和閱讀的權利，能生育的成爲生育機器，不能生育的女性就被送到集中營。 小說女主奧夫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國的一名使女。她是這個國家中爲數不多能夠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沒有後代的大主教家庭，幫助他們生育子嗣，這本書也是女主奧夫弗雷德的回憶錄。 這本書是虛構的未來，同時也是真實的過去與現在，那些陰暗的角落，依稀的通過這本書發出壓抑的窒息的女性的呼救。 女主：我盡力使自己不要想入非非。因爲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東西一樣，也必須限量配給。其實有許多事根本不堪去想。思想只會使希望破滅，而我打算活下去。 不能讀書，不能接觸文字，不能交流，上廁所都被監視限制次數和時間。在紅色感化中心，嬤嬤們帶着電棒“教導”她們成爲生育工具人，不服從就打到你服從。在這裏沒有思想，沒有人類只有子宮，作爲“聖盃”的工具人子宮，只要你還能生孩子，誰會在意你是不是缺個胳膊斷個腿呢。在這種管制下，甚至自殺都是奢望。 女主：直至現在，我們爲了佔據諸如此類的小小上風，還是各不相讓，互相較勁。 男權社會，借女性來統治壓迫女性。罪惡在女性內部延伸，權利被壓制的越厲害，越會貪戀那小小的一點點自由，比如麗迪亞嬤嬤爲代表的教導嬤嬤，在死亡和成爲信徒壓迫女性你會選擇什麼 呢？想必大部分人也會抓住那小小的一點權力吧，活下去的權利。於是，很悲哀的是女性成爲屠殺女性的一把刀。就像我們古代女性毫無地位，限制教育，三從四德，在內宅裏也要受到被壓迫的女性的壓迫。 沒有人是一個孤島，不用打聽喪鐘爲誰而鳴，喪鐘爲你而鳴。 大主教夫人賽麗娜·喬伊，過去是著名女歌手，後來成爲幫兇，幫助主教建立政權，借自己的名氣到處宣傳推廣極權思想，然而被利用完以後她也是一樣被禁錮在女性的囚籠裏，只能在花園剪花除草打發時間，她唯一的權利，也只能用在壓迫使女和馬大上了。也許曾經她也被許諾過權利，許諾過虛幻的未來，但是同爲女性，她又怎麼會被允許成爲一個例外呢。所有的女性都是一體的，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自由有兩種，麗迪亞嬤嬤說。一種是隨心所欲，另一種是無憂無慮。在無政府的動亂時代，人們隨心所欲、任意妄爲。如今你們則得以免受危險，再不用擔驚受怕。可別小看這種自由。 麗迪亞嬤嬤所說的自由，是籠中鳥的自由，是生殺予奪皆由他人，是捂着眼睛閉起耳朵，任人魚肉的自由。免受危險就是湮滅思想讓自己成爲一個工具的自由，他們通過詭辯來給使女洗腦。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所謂自由，確實是有邊界的，但是這個邊界在於保障最基本的人權。自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不止是可以選擇什麼的自由，還有允許你不選擇什麼的自由，首先這個邊界要保障我不選擇被暴力，被壓制，被屠殺，在保障我最基本的人權的情況下，在安全的區域內我可以有選擇的自由。而不是連人都做不了，作爲一個牲畜被關在籠子裏，說你在這個籠子裏不用害怕了，你可以安全的等到過年纔會死，你要珍惜啊。 所謂正常，麗迪亞嬤嬤說，就是習慣成自然的東西。 女主：“沒有什麼會一瞬間改變，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在你還未發現不對勁時就已經燙死了。” 開始只是一些電視上的宣傳，後面是一些衣服書籍的焚燒，是學校商場的封閉，再後來是女性銀行賬戶的凍結，然後一天之內，女性從勞動市場被趕回家，再然後就是極權的統治，被抓起來成爲工具…… 就像溫水煮青蛙，等你反應過來，就已經掙脫不得。 我們以爲是小說不以爲意，然而這本書哪一個素材不是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地球的嚴重污染，核廢水的排放，資源逐漸稀缺，人口出生率逐漸降低，誰能保證歷史的車輪是一直向前而不是後退呢？真到了那一天，你和我，都何去何從？細思恐極。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採訪中曾說：“我不寫有史以來人類從未曾做的事”。 不得不說，這句話讓我在心裏對她的作品首要做了預設，讓我帶上了某種“以史爲鑑”的期待。 起初，我並不瞭解這個《使女的故事》。大約因爲封面和使女衣着的規定，我自然地將這本書與最近網上大火的劇集《歡愉的藝術》搞混了，以爲《使女的故事》是她的原著——這個不算美麗的誤會讓我最開始就對瓊抱了不可名狀的希冀——希望她如歡愉藝術的女主一般敢於反抗這個世道賦予她的枷鎖，敢於抗爭這個制度所有的不公，敢於澆滅將女性置於鐵架上的烈火。 但漸漸地，我知道我錯了，錯的不止是我將兩部優秀的作品混爲一談，更是我對瓊過度希冀下的苛責。 我試着問自己，如果是我，我身在基列國，我會怎樣做？我會不會比瓊做得更好？ 沒有答案。 我只能說，在某些時刻、某些情況下，允許有「小人物」的存在。 小人物唯一的執念，也許就是『活着』。而活着，在那樣極端主義下，比了結，更難得。 不必去比較珍妮的“懦弱”、奧弗格倫的英勇、媽媽的先鋒、莫伊拉的尖銳、新奧弗格倫也許殘存的善良。允許女性的不同、允許女性的複雜，因爲她們同樣是「第一性」的人。 可以想見，瓊在很長時間的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摺磨之下在親眼看見和聽見一直以來支撐自己的兩個希望都雙雙破滅的情況之下，那一段時間的迷失是人之常情。並且能在這之後，重新振奮起來，這是她異於常人的堅韌。 我非常喜歡一位書友說的觀點，在瓊被其他人指責時：關於故事的重述者，瑪格麗特很妙的一點是，她沒有選擇突顯出一腔孤勇的奮鬥者、革命者，而是選擇了像瓊這樣一個只想活下去的“小人物”。當有一天，連一個小人物都想反抗的時候，那麼這個政權，也就離被推翻不遠了。 歷史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重述、一種不可窺探的神祕主義，以史爲鑑的前提是“史”要被看見。瓊憑着她一往無前的勇氣和一如既往的冷靜，成功出逃了。在很多我們不能想象的困難之中，用錄音帶重述了基列這段慘無人道的極端主義歷史。她讓歷史重現，讓女性「被看見」。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使女的故事》的故事寫的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基於現實的「未來故事」。於是在這裏，我終於領略到了瑪格麗特極致的厲害——即便是看似最天馬行空的科幻設定，也根植於真實的歷史和人性。 故事結尾補充的史料，可謂是神來之筆。讓人在虛構與真實之中搖擺不定。所謂開場時的喫喝玩樂的溫馨問語、男教授所謂無傷大雅的下流玩笑、所謂的對“所謂史料”的輕蔑態度以及女講述者的惡意揣測、對某男藏匿日記的誇讚以及對內容的深信不疑、對基列制度的最大化的理解共情……無一不讓人慨嘆，男人這個物種，無論真實與否、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文化水平的高低…都他爹的一個模樣，實實令人作嘔。 沒錯，基列國是虛構的，可他真實存在着。 《使女的故事》是“所謂”虛假的，可阿富汗女性的真實處境悲殘得如此真實。 假亦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中還。

不涉及劇透。 挺好的書，就是翻譯一言難盡，好多地方實在看不懂，纔去找了英文版，一看豁然開朗。譯本比我對照的英文版，有的地方多點意思，有的少點意思，有的錯點意思…莫非原版還有差異？ Atwood 重點表達兩點： 1. 對公衆輕視歷史的擔憂。忘記過去和背叛什麼的沒關係，無視歷史只會一起完蛋。 2. 對歷史研究的擔憂。 本書虛構了一個未來極權社會，透過主角Offred的遭遇，描繪了很多極權主義手段和畫面，而這些都是從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描述的，看似歷史已經終結的世界中發展出來，背景環境還是當今民主社會的標杆----美國。 Atwood 在作者序言中提到，本書裏所有的情節和手段，都在歷史上真實發生過，她用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組裝出一部可信的未來歷史小說。 從人人可觸摸的現實中產生的超現實，更讓人感到恐怖，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現在2024.10.18，正是Harris vs. Trump 的關鍵時刻，美國大選日只剩兩週。八年前，Atwood 在Trump 上任後一個月，給本書寫下了新版序言，她提到對Trump民粹的擔憂，而後發生的事情比她的擔心更加嚴重和複雜：退出阿富汗讓阿富汗人尤其女人徹底淪陷，1月6日佔領國會山，Kyle Rittenhouse, Supreme Court失衡導致後續推翻Roe v. Wade, BLM, Trump 集會遇刺等等。 在小說最後，Atwood 通過一場一百五十年後的歷史材料研討會，表達了對人們忽視歷史的擔憂： “正如所有歷史學家都知道的，過去是一片黑暗，充滿回聲，我們可以從中聽到聲音，但具體說話內容卻因爲聲音發源地本身就含混不清而不甚清楚。” 我們生活在Offred故事之前的年代，在未來僅僅一百多年後，回看我們幾十年後的未來，竟然已經“一片黑暗”，“充滿回聲”。可見歷史研究的艱難，和需要的謹慎。 很不幸，歷史研究者還要面對歷史虛無主義。

夏娃的方舟 在這兩年裏，寫作對我來說越來越成爲一件困難的事。它未必意味着呈現感受或者發表建議，也未必就帶着諷刺、批判，或者某種洞察的企圖與嘗試。這種書寫往往是簡單的，面向我有限的知識、匱乏的生命經驗以及逐漸冷卻的情緒。但同時它又似乎置身於一種潛在的危險之中，如同行走於黑水上的浮橋，既沒有終點，也沒有邊際，而身下是無以度量的洶湧暗河。我想或許許多的寫作者也面臨與我相似的困境，我們無法把此刻的凜冽與枯寂歸罪於外部的寒冬，有時自身已然要面臨水分乾涸，枝葉凋零的現實。而內在的修剪更爲嚴密，彷彿每次對着屏幕敲下任何文字時，耳邊都有喧囂的叫喊聲，刀劈斧鑿，那些筆畫也逐漸零落，成爲一種隱祕的不可說。 前些天我在一個帖子的評論區裏與一位男性發生了爭執，在此之前，我已經很久沒有因爲性別議題在網上很直接地與異性發生衝突了。這種對話比起憤怒帶給我的更多的是困惑與失落，它來源於即使我們使用相同的文字，想要傳達的含義也永遠無法抵達聽者。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各自立場堅決的維護者與執行者，我們拒絕聆聽任何其他的意見。但更可怕的是，任何理性與邏輯的推斷，任何闡明立場的嘗試在這種爭吵中都顯得無比蒼白，對方可以盲目地爲你劃定疆域，羅織莫須有的罪名，最終顧左右而言他，將討論拉低成爲情緒的宣泄。此刻我重新去回望哈貝馬斯構建和維護公共領域的嘗試，他對於依靠交往行動以達成主體間相互理解的期待，忽然窺見了一道隱祕的裂痕。 那些爭吵當讓讓人們覺得荒謬，事實上，無論是辯論者還是單純的網絡暴力的執行者，我們似乎隨時都會滑入到這種荒謬之中，我也企圖用一些諷刺的語言激怒對方，當我發現任何理性的闡釋都毫無用處的時候。而另一些時候處境可能會更糟。這些天從西爾維婭·費代裏奇到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她們的文字共同嚮往展示了這種荒謬的隨機與必然，同時它們絕不是過去式，絕不是一種歷史的鏡鑑，一種我們只要目擊便不會重演的悲劇。“獵巫”與“使女”構成了現實與預言的一體兩面，是的，現實在這裏，它的背面不是虛構，而是預言。預言是一種基於過去的轉述，它意味着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同時它又不可避免地隱含着恐懼、期待甚至是祈求，似乎我們只要準確地預知了所有的細節，它們就絕不會發生。 那種糟糕的處境意味着，有時我們會避無可避的進入一種更加宏大的敘事當中，它有着屬於自己的節奏，並且以強力衝擊甚至粉碎我們每一個人。我常常對這種未知又似乎迫近的風浪感到莫名的焦慮，它讓我重新向自己過去的文字回望，回望那些看似溫和，實則孱弱的陳述或是虛構。我意識到，我們必須是許許多多的身份的承擔者，比如我必須首先是一個女性主義者，無論我從事怎樣的寫作，它都會成爲我無可脫離的立場，即使它在此刻意味着更多無休止的爭執，沒有成效的辯論，以及更多的渾水摸魚與投機取巧。因爲在這許許多多的嘈雜之外，另有一些我們必須把握的根系，一如刀耕火種，在漫天大火凋萎之後，一粒撒向肥沃大地的種子。 我記得大概幾個月前，我翻看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麻煩》時和K說起，這裏的許多觀點，現在好像已經爛大街了。但今天重讀時又想到，實際上，我們又似乎對它一無所知。從這本書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以來，已經過去了十五年。而這十五年裏，這些具體的理論變成了滋養土壤的雨水，也成爲了鼓舞航行的旗幟，但直到今天，這種滋養與鼓舞也仍然不夠。因爲我們不僅需要衆聲喧譁，也需要風平浪靜時更滿足地揚帆。 這意味着，我們仍然不能放棄任何深入的嘗試，我們不能退縮，不能沉默，不能擯棄書寫、思考、交流與行動。這在此刻當然意味着要淌過無數的污水，嚐到無數次被下水道溼漉漉的頭髮糾纏的糟糕滋味，也意味着，我們需要再一次直面那些混沌的、矇昧的、傲慢的、固步自封的、掩耳盜鈴的、狐假虎威的、大而無當的滑稽言論，看到許多捉襟見肘的舞蹈，氣急敗壞的指責。它們會無數次磨滅我們企圖深入問題、專注思考、積極表達、勇敢交流的決心，但我們仍然需要一種堅固的底色，那是我們依靠耐心與堅韌，無數次毀壞又無數次固執搭建的甲板，也是我們抵達屬於我們樂園的方舟。

億萬年前，一顆塵埃舒捲落下，世界悄然成型。從那時起，生命不再渺小，高歌着永存。 本書中，在極權和掌權者男本位的剝削、壓迫、和潛移默化的思想重塑下，似乎像我們展示了三種抉擇。 莫伊拉勇敢激進，有着極致的、直接的反叛精神。她的結局矛盾而未知，引人深思。 珍妮的心理脆弱不堪，在屈辱之中，她最早“繳械投降”，選擇了臣服，泯滅了自我。 瓊（名字存疑）優柔清醒卻又不得不糾纏其中。她通過內心的掙扎來放縱自己的痛苦，深陷其中，曾經一度放棄自己。她的反抗微小不過，沒有什麼宏大的目的，也不存在激憤的行動。 那麼作者爲什麼選擇這樣一個人作爲敘述的主角呢？ 她似真似假甚至加以美化的敘述和思考，其實最爲常見。她腦中時不時閃過的美好幻想和頹然敗退是多數人的糾結。 因此這本書的書名不叫《莫伊拉對此抗爭》也不叫《珍妮懺悔新生錄》而是一個最爲普通的——《使女的故事》。 “使女”，是的，“使女”。書中看似優柔寡斷、自相矛盾的情節正是千千萬萬個不知名姓的使女所經歷或者正在經歷的。 她們在命運中俯首，不知下一步是黑暗還是光明。 這就是作者想要警醒的我們——“women”

似乎偉大的作家都會拆解和調用語言本身的能量，我本想閱讀英文原版，但書裏的那些擺弄單詞、雙關和諺語的表達實在太難懂；它們不但從言語的根源上剖析着這個反烏托邦社會對於女性主體性、女性特質的剝奪，更在許多流向女主角意識深處的獨白時刻，在那些對於花朵、配飾、體育館和廚房水槽等舊日熟稔的細描中，流露出一種難言的、怪異卻讓人着迷的旖旎，和風聲鶴唳的社會環境形成無窮的張力。更難以忽視的是女性之間刺痛、滲血般的親密：反叛的母親，乖張的莫伊拉，塞麗娜，嬤嬤，甚至大主教夫人，大家如此的不同又相同，女性共通的生命體驗，迸發出依戀、仇恨、嫉妒抑或是共情。可貴的是在這樣的壓抑之中仍有女人作爲人的慾望舒張——怎麼不可以呢，被性奴役的同時也可以保有對男人的渴求和淫蕩的慾望。這真是一個帶勁兒的、有力的故事呀，阿特伍德，我都想把你的照片打印出來貼在教授的旁邊，每日清晨，就像書里奧芙弗雷德進入譫妄狀態，與上帝直接對話一樣，我對之虔誠祝禱，再鑽入庸常俗世。

我發現好像當今的男性一直處於一種隱蔽的愉悅之中，而女性一直處於不平等的地位裏，且隨着女權運動的興起，男女對立的情況出現後，形式越來越嚴峻。 首先，我瞭解到這一事實的起點是我在《使女的故事》一書中看到了以下的描寫:...這是一家酒店...那些女人有的坐着，有的懶懶地躺着，有的在隨便溜達，還有的背對背倚靠着。男人們混跡其中，許多男人，但都穿着黑色制服和西裝，千篇一律，分不出彼此，形成一種背景似的東西。女人則完全不同，一律熱帶打扮，身穿各式各樣鮮豔燦爛的節日盛裝。有渾身羽毛，閃閃發亮，下身短到大腿根，上身低到胸口，和我同樣打扮的;有穿舊時的花邊女內衣，短睡袍，娃娃衫睡衣，若隱若現的半透明晨袍的;還有穿泳裝，上下連在一塊兒的或兩段式的。我還見到一個女人，身着鉤針編織的網眼衫，胸前用兩塊大扇貝殼圖案蓋住乳頭。還有些人穿着跑步短褲，曬日光浴時穿的三角背心或有彩色針織暖腿套的緊身體操服，就像過去在電視上常看到的。甚至還有些人身着啦啦隊長的專用服裝，小小的百褶裙，特大號的字母橫跨胸前。...所有女人都是濃妝豔抹，我意識到自己已經不習慣看到女人化妝。在我看來，她們的兩眼顯得太大太黑，閃閃發光;雙脣太紅太溼，在血裏浸過了一般，潤溼晶亮。或者換個角度說，有如小丑，顯出一副滑稽相。 我剛閱讀這段文字時，基於全書的背景下，我認爲這些女人是平等而自由的，這是一個理想的地方。然而在片刻之後，我產生了一些不適的感覺，追其原因，我發現來自於背景版般的男人的存在。這個酒店中的情景和如今現實世界的部分情況極爲相似，在現實中，社會主流審美對女性的外表要求相對男性較高，女性因容貌、身材產生的焦慮比男性大的多。這是爲什麼?我開始換位思考，如果酒店中的女性是男性，而背景版是女性的話，男性打扮自己外形靚麗而各色，作爲觀看主體的我隱祕於角落，舉起高腳杯，欣賞着面前的男性，我發現我是愉悅的。於是我發現了使我不適的根源，即在作者酒店內的描寫下，女性成爲了客體般的存在，被男性觀賞。 而現實不過是更爲隱蔽的書中的縮小版，部分女性因爲主流"白幼瘦"的審美不斷苛責自己，要求自己，而社會對於男性的標準較低。如此產生兩個問題:第一，爲什麼會出現白幼瘦的審美這類不利於女性平等地位的社會規束出現?我認爲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考慮，即經濟政治與公序良俗。人類社會可以理解爲權錢社會，即擁有大量經濟或政治地位的人在社會中有着更高的"地位"與優勢，由於"重男輕女""彩禮"等文化、意識的滲入，男女生理上導致的力量差距等，社會資源高度向男性集中。社會資源的差異導致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女性需要依附男性從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諂媚男性的實質是諂媚權貴，而諂媚的原因可能是不得已的。 其次，我發現男女不平等其實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很多情況人們深處其中卻不自知。主流審美導致的女性擦邊直播居多、女性應該追求穩定、禮儀大部分爲女性等等，只要留心觀察會發現不合理的地方有很多。恐怖的是，我發現了"輿論控制下的被利用的女權"。如今女權運動過激，甚至部分地方出現男女對立的情況，其實是對女性無利的。原因在於如今的社會資源仍主要處於男性手中，當一個男性發現手下的女性希望到更高位置的目的是爲了保護女性利益時，當然會阻止女性到達更高的位置!如果無法掌握社會資源而激發男女矛盾，喫虧的只會是女性，女性會得到越來越少的社會資源。拋開人數進行考慮，當男女利益衝突的時候，男人自會爲男性謀福利。 陰謀論而言，男女對立的發起者會不會是男性呢?爲了外化矛盾，集合男性權力，一致對"外"。當男性有了男女對立的感覺後，自然不會扶植手下的女性上臺。此外，以拒絕生育爲手段的方式會不會是權貴爲了減少人口而組織的呢，畢竟在減少人口上，不生育是比戰爭更有效的方式。諸多類推可知，男女對立會減少女性的社會競爭優勢，甚至可能會被進一步降低性別地位。 最後，我認爲追求平等的女權行爲應該更加隱祕的進行!廣大女性同胞努力的去奔赴自己崗位的更高位置，在獲得社會資源的同時獲得話語權，並去做有利於男女平等的事情，這樣纔是上策。 只有深處其害的女性才能爲女性真正去發聲，"商人"不會爲女性發聲，他們設計較少充絨量的羽絨服，美名其日是爲了方便女性追求美展現美，實際不是在節約成本?商人們主張正式場合必須化妝，生活需要儀式感等口號，難道不是爲了買那些化妝品護膚品奢侈品?女人的經濟就一定要花出一部分在這些上面?這樣做最大的受益者其實還是男性，在收穫視覺愉悅的同時不用花任何錢，甚至還能賺到錢。擁有一定社會資源的女性難以爲女性發聲，當她們爲女性發聲的時候，無人支持，男性會形成反對，並對其進行打壓，她們需要同伴!需要有同樣力量甚至更高力量女性的支持。 此外，觀當今科技發展迅速，治安環境較好，男女生理差異造成的力量懸殊減弱，在此環境下，女性更應借勢較爲隱祕的追求平等。

《使女的故事》，有人稱之爲女性的《1984》，相比《1984》，可能是同爲女性，《使女的故事》更令我窒息與恐懼。 無論是《1984》還是《使女的故事》，都是以男性極權社會爲底色，而在《使女的故事》裏則多了一層宗教作爲暴政的掩護，均以壓抑思想爲手段，從而達到規訓與奴役的目的，盡顯極權社會的荒誕本質。《1984》三行“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奴役，無知即力量”，“老大哥在看着你” “思想警察”無處不在，貫穿始終；《使女的故事》裏面的紅色感化中心，必須結伴出行的使女。不謀而合，監聽與控制成了規訓的主要手段。 但是，《使女的故事》裏有着明顯的性別界限主題 男性處於最頂端的大主教，女性頂端的是大主教的妻子；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有着極端的階級界限，女性中分爲使女，經濟太太，女僕，嬤嬤，夫人，而男性中分衛士，普通人， 大主教。 使女是受壓迫受剝削的最底層，是行走的子宮，身着紅色紅袍，紅色是使女分娩時血液的顏色，象徵着不潔 嬤嬤是統治階級的追隨者，宗教信仰者，負責教化和規訓，身着褐色衣裳 女僕也是底層人物，負責家務，身着淡綠色服裝 而夫人們，身着藍色，聖經中是聖母瑪利亞的顏色，象徵着繁殖能力和純潔 諷刺的是，她們一般不具備生育能力，卻掌管不歸大主教掌管以外的大權，而替夫人們繁衍子嗣的使女，卻被剝奪了女性所有的權利和尊嚴。 虛設的背景是環境惡化，生態危機，人類生育能力下降，從一個政權過渡到另一個，悄無聲息，部分女性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權利，有生育能力的淪爲生殖機器，待分配至各大教主家，子宮是使女的唯一可利用可剝削財產，而沒有生育能力則送往隔離營… 書中不光有兩性對立，更有的是雌競和厭女，而這在當下更是無處不在 借腹生子，不過是把女性異化，物化成子宮，這是父權社會最爲醜陋的一面，而這在過去是三妻四妾，現在是代孕服務，過去在發生的，現在也同樣在發生，形式變了，本質不變。 正如本書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所言：“我寫的都是發生過的，正在發生的，和即將發生的”，1984年的小說，能在當下找到影子，時代真的在進步嗎？歷史真的一直向前嗎？

上班的時間太長，下了班很難不沉迷奶頭樂(短視頻)浪費時間，照舊是在上班的時候聽完的。 小說裏有這麼一段話倒是與我上班途中的一小段思考相呼應了，讀書久了就會越來越珍惜這種與作者的共鳴瞬間，下面是小說原文句：假如我的生活尚可忍受，也許他們所做的一切便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了。 (在日復一日的重複工作裏，我開始懶散，不想再做過多的思考和輸出，也不想和人交談，實在耗費我的心力。偶爾一些moment，可能是突然讀到了一個句子或者某位姐妹的某句話，會讓我鬥志昂然，讓我覺得還活着。溫水煮青蛙確實值得警惕，又實在舒服🤓，我想我會一輩子與此作鬥爭。) 說實話我並不太喜歡這本書，可能是我過於樂觀了，我永遠相信女性的覺醒者會遍佈於各個階級各行各業中，我相信她們鬥爭的力量。可能我活過的二十多年裏，關於女性的悲慘敘事我看得膩煩，我再也不要看這種故事了，我再也不要看女性等待被拯救了。我只想看些能給我帶來力量的東西，一直讓女性角色處於受害者的地位對於讀者也是種殘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