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前後的痛與夢 勸學篇

建議和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對比來看，差距太大了，難怪我們要走下坡路

中體西用：1898年初，隨着維新變法的深入，堅守綱常名教的張之洞與這個運動的矛盾也愈益尖銳。同時，作爲宦場老手的張之洞“深窺宮廷齟齬之情與新舊水火之象”，知道清廷的實權掌握在反對變法的後黨手中，遂“預爲自保計”，於1898年4月撰寫《勸學篇》。張之洞後來這樣追述寫作《勸學篇》的原委：“自乙未後，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戊戌春，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闢之。大抵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抱冰堂弟子記》。此記託名“弟子”，實爲張之洞自述）可見，《勸學篇》意在兩線作戰：一方面批評頑固派的“守舊”、“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評維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圖在頑固派和維新派的主張之間尋找第三條路——“舊學爲本，新學爲用，不使偏廢。”（《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這便是洋務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張之洞的這一思想醞釀已久，早在他作京官清流時，便常以“體用”這對範疇規範中華文化與西洋文化的彼此關係；19世紀80年代初，張氏出任山西巡撫時，便提出“體用兼資”、“明體達用”的論點。不過1898年問世的《勸學篇》將這一思想系統化、理論化了，以完整的形態構築了洋務運動的思想藍圖，使“中體西用”成爲當時“流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