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漢籍關係論考

倭寇的技術：日本偷師菲律賓的標槍，滿蒙的箭術 1、日本刀槍箭三層穿透力，明軍紙做盔甲 有人說日本倭寇是雙刀舞成白練、弓箭近身而發、標槍倏忽而至，可謂中遠近三層穿透力，與我讀到的正好一致。 對比下明軍，紙做的盔甲，真是一幫紙糊的陰兵！ 我在《倭變事略》中讀到日本刀的厲害：初四日，報縣遣兵剿之，一賊出哨亭外，我兵攢槍刺之，賊斫一刀，十數槍齊折，兵皆徒手而奔一處。 日本槍的厲害，倭寇沒有火槍，這槍很像東南亞的標槍，可能不是簡單的紅纓槍，我在《海錄》中讀到過東南亞標槍是常規武器，麥哲倫就在1521年4月27日死於菲律賓土著的標槍：從中要擊者二三夥。衆皆潰亂奔逃，馬總被一槍穿胸背死。採乘騎擊賊，傷二，賊恚甚，斫其首，腮喉處受數刃而斃。千百戶姜節、呂鳳、姚岑、王相等鹹被殺。一鼓手擂鼓促戰，賊一槍連鼓釘之地。 日本竹箭頭的厲害：賊衆數千，白晝攻城，矢入城中如雨。弓長七八尺，矢長四五尺，鏃之鐵者如飛尾，鏃之竹者如長槍；城外隔河而射，中城內屋，釘瓦入椽，而沒鏃矢。自垛隙中人者，傷死十餘人。 2、1521年菲律賓標槍釘死麥哲倫，30年後倭寇用於入侵中國： 《倭變事略》記載日本槍的厲害：從中要擊者二三夥。衆皆潰亂奔逃，馬總被一槍穿胸背死。採乘騎擊賊，傷二，賊恚甚，斫其首，腮喉處受數刃而斃。千百戶姜節、呂鳳、姚岑、王相等鹹被殺。一鼓手擂鼓促戰，賊一槍連鼓釘之地。 這個槍，恐怕不是什麼紅纓槍，倭寇也沒有火槍，而像標槍，其在東南亞相當普遍，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日本與東南亞風俗相通，很有可能的確是日本倭寇的軍事技術。 《海錄》記載咭蘭丹國，即馬來西亞某地：凡土番，俱善標槍。標槍者，飛槍也，能殺人於數十步外。出入常以自隨，乘便輒行劫殺人。其山多木，易於避匿，故山谷僻處鮮有行人。有爭訟而酋長不能斷者，常自請於王，願互用標槍，死無悔。王亦聽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標。中而死，則彼家自以屍歸；不中，則聽彼反標，顧鮮有不中者。 據說麥哲倫就在1521年4月27日死於菲律賓土著的標槍，他本人因盔甲顯眼成爲攻擊目標，最終被標槍和彎刀重傷身亡，屍體未被尋回。倭寇從東南沿海到東南亞都有出沒，也許本來就與菲律賓軍事與文化相通，也許，他們聽到了菲律賓人創造的標槍奇蹟，30年後，1554年用於入侵中國。 《倭變事略》還記載廣西人也會標槍，“羅廣西人，以教職轉令有膂力，熟弓馬，能擲標槍於數十步外中賊。” 標槍是東南亞的特色武器，所以這廣西人也會不奇怪。 3、1554年倭寇可能學的是蒙古弓箭技術，1726年《射訣》東傳日本，日本偷師滿洲弓箭技術： 《萬曆十五年》據記載，“倭竹弓長八尺，以弓蹈其弰，立而發矢。……鏃寬二寸，……近身而發，無不中者”。 近身而發……據說蒙古包括滿清都是這樣的，箭不是遠距離射，而是馬跑到你眼前，對面而射，所以一擊必中，成功率極高。 我在張宏傑《簡讀日本史》中讀到：武士階級誕生不久，就誕生了“弓箭之道”或者“武道”，後來到了江戶時代才定名爲武士道。 可見，弓箭技術一直都是武士的必修課，哪怕到了清朝，在冷兵器最後的時期，弓馬，日本仍然在通過間諜渠道偷師中國！ 《中日漢籍關係論考》寫到1726年，雍正年間，一樁《射訣》東傳日本的案件：36歲退役失業的杭州軍人陳採若，將《射訣》傳授給日本人。 李衛給雍正的調查報告是：張燦若本名張恆晫（就是陳採若），住居杭城，乃雍正元年中式第五名武舉。爲人素行狡詐，果出外年餘，至今未歸。其家有父張彬如曾充過衛百總，原系弓箭教師。 江戶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致力於武士騎射技藝的傳承發展，積極從中國攝取騎射術，請求赴日清商船載相關書籍赴日。《射訣》《射史》《武經入學第一明解》等即於此時被舶載至日。 日本對於軍事技術的渴望，在《幕府將軍》美劇中也有流露，1600年的日本，當時正值一場百年內戰。面對五大敵人的聯合對抗，吉井虎永（真田廣之飾）必須爲生命而戰。當一艘神祕的歐洲船隻被發現擱淺在附近的一個漁村後，船上的英國領航員約翰·布萊克索恩（柯斯莫·賈維斯飾）帶來了可能幫助吉井虎永扭轉權力天平的祕密，這些祕密還可以摧毀約翰·布萊克索恩自己的敵人—耶穌教士和葡萄牙商人。 火繩槍1543年傳入日本種子島，此時正是倭寇肆虐東南沿海時，只是火槍他們還不會，不用。 1635年，明代火器研究家畢懋康也製作了燧發槍。日本1830年纔有燧發槍。 但1726年雍正年間，日本火繩槍應該已經很普及了，這時候還從清朝輸入弓馬技術，一種過時的技術做什麼？ 我在小紅書看到有人說，滿洲弓正是幫助清兵幹掉了擁有火繩槍的大明軍，樺木做的反曲弓，下馬，抵近而發，力可以貫穿頭顱！怪不得！ 看來弓馬技術在火繩槍時代仍然有效，畢竟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仍然騎兵衝鋒呢！ 1554年倭寇的弓箭，也許是學蒙古騎兵的，而1726年，日本又偷滿洲騎兵的弓馬技術。 4、事大則偷竊，自大則落後： 我在《絲綢之路大歷史》中讀到北宋神宗時期，對於知識流播到國外的民族主義焦慮。在高麗問題上，蘇軾幾次提到不能讓高麗輕易獲得書籍，代表了當時一種普遍的思潮。 朝鮮使節崔溥《熱河日記》中，多有作者對中國技術好奇的記載，甚至對中國的帶蓋轆轤井，制瓦，砌火炕牆，扁擔挑物（朝鮮傳統是頭戴，即頭頂重物）都很感興趣。當時使團們的任務也是不遺餘力蒐集書籍，但夾帶會被海關查扣，全靠賄賂過關。一路上作者對於中國的事物充滿求知的好奇，比如他說，臣語傅榮曰：“願學水車之制。” 正是事大讓韓國人好學不倦，“偷竊”不止。 “偷竊”並不是什麼壞事，在沒有知識產權法的古代，反而促進了文明的流播擴散。 我聽張宏傑說，古代中國從不去外國留學的，除了印度，以至於晚清，曾國藩求留美幼童，一個報名的都沒有，因爲向夷狄學習是荒謬不可能的！第一個學英語的士大夫是曾國藩的兒子，在守孝期間偷偷學的。 而爲何會產生這樣狀況？因爲地理決定論，中國乃天下之中，得正氣，夷狄只能得偏氣。得正氣爲人，得偏氣爲禽獸。夷狄屬於是半禽獸，不算是人。那麼向夷狄學習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說，日韓是事大，那麼中國則是“自大”了，後果就是近代的落後捱打。

老白的交遊考看不完，根本看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