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揚州：明清商業之都的沉浮

揚州一夢 看完這本書，終於懂了“揚州”爲何始終與“夢”緊緊聯繫在一起。 夢是繁華絢麗的，也是易碎的，正如揚州。 熱鬧的大運河爲揚州帶來了無與倫比的繁榮，這裏聚集了各地商人、各國人才，鹽業的發展無出其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的商與仕的界限，“揚州瘦馬”的流傳、“揚州園林”的開發，更是從側面體現了揚州的繁華。 但揚州也是易碎的，揚州的繁華之夢建立在發達的鹽業和暢通的大運河上，可是揚州鹽業的高度發展實際上也佔據了揚州的絕大部分資源，積累了行政管理上的許多陳痾，所以揚州其實只是個一片貧困區域中的一座富裕城市，大運河的水利問題也一直是修修補補努力維持現狀，從未徹底的治理好過，所以水利系統一旦崩潰、鹽業一旦傾塌，揚州夢遍也徹底破碎。 在揚州瘦馬和揚州園林之下，又藏着多少無辜少女和貧苦百姓的悲哀。 所以太平天國以後，無論是易君左的《閒話揚州》還是郁達夫的《揚州舊夢寄語堂》表現出來的都是失望。我更喜歡新聞家範長江的詩： “揚州有兩個，一墮一英豪。 煬帝花柳客，鹽商亦其曹。 史公正氣雄，八怪品亦高。 而今勁更足，鮮花朵朵飄。”

在揚州玩了兩天，沒有想象中的秀美。 揚州的美食也沒讓我怦然心動 試圖重新認識這座城市，讀了安東尼奧的《說揚州》。 最大的感觸是，揚州的繁華從來不是單一的宿命，而是地理機遇與制度紅利疊加出來的一場大夢。 唐代的揚州，仰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地處長江與邗溝（大運河）交匯，貫通南北水系，既是內河漕運樞紐，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通商口岸。各地貨物在此集散，胡商雲集，造就“揚一益二”的盛世，這是地理饋贈帶來的繁華。哪怕後來黃河奪淮，河道淤塞，城市歷經戰火殘破，它的區位底色依舊存在。 元代京杭大運河裁彎取直之後，運河主線不再高度依賴揚州中轉，城市地位有所回落。 真正讓揚州迎來第二次鼎盛的，是明清的鹽業制度。明代“開中制”發展而來的鹽引體系，把兩淮鹽業的特許經營權交到鹽商手中。 大批徽商聚集揚州，靠着官方配額賺取鉅額財富。金錢滋養出園林、書院、詩文雅集，個園、何園、文選樓相繼興起，阮元這樣官學合一的人物在此誕生。這座城市的煙火、文化，幾乎建立在鹽引這套特許制度之上。 可繁華的根基，也埋藏着崩塌的伏筆。 這套繁榮高度依附朝廷的鹽政制度。 當清代後期鹽引制度改革，特權瓦解，鹽商羣體迅速衰敗。再加黃河改道淤塞運河、太平天國戰亂破壞，近代津浦鐵路繞開揚州，運河漕運徹底退出時代舞臺。雙重打擊之下，這座煊赫數百年的商業都城迅速沉寂。 郁達夫1935年到訪揚州，寫下感慨，稱它是一座沒落的大家庭。昔日的富麗散盡，只剩下舊園林與古蹟，回望過去，正應了那句十年一覺揚州夢。 這座城市經歷兩輪起落很有啓示： 地理條件可以給城市入場券，但明清揚州的鼎盛更多是制度紅利的產物。制度紅利來時，烈火烹油，萬商雲集；制度一旦撤去，繁華就會快速褪色。 趕不上時代的發展，就只能停留在舊夢中。

《說揚州：明清商業之都的沉浮》內容總結 《說揚州：明清商業之都的沉浮》（原版書名《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是澳大利亞漢學家安東籬（Antonia Finnane）積二十餘年研究完成的明清城市史經典著作，英文原版斬獲2005年度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是海外中國史研究中城市史、社會經濟史的標杆性作品 。全書以16世紀明嘉靖年間至19世紀清道光年間的揚州爲核心考察對象，以兩淮鹽業的興衰爲核心線索，以“城市傳記”的獨特敘事視角，完整勾勒了這座運河商業之都從崛起、鼎盛到徹底衰落的全過程，同時深度拆解了其背後的制度、地理、社會與文化邏輯。 一、全書核心框架與分卷內容 全書分爲四大核心部分，層層遞進地還原了揚州三百年的浮沉肌理： 第一部分：基礎——城市的地理與歷史溯源 本部分爲全書奠定研究框架與歷史底色。作者在導論中明確提出，本書並非單一的經濟史敘事，而是爲揚州立傳，將其置於中華帝國晚期的政治體系、地理空間與社會結構的多重維度中考察 。 - 釐清了揚州的行政建制沿革、江淮門戶的區位特質，以及大運河賦予其南北水運樞紐的核心價值； - 提出全書核心命題：揚州的繁華並非天然的地理紅利，而是高度依賴帝國專賣制度與漕運體系的“人爲建構的繁榮”，其命運從始至終與帝國政策深度綁定。 第二部分：從明到清——城市崛起與易代的斷裂與延續 本部分聚焦揚州商業根基的建立，以及明清鼎革之際的城市命運轉折。 1. 闡釋了揚州如何成爲“商人之城”：明代兩淮鹽業專賣制度與開中法改革，讓晉商（西商）、徽商先後聚集揚州，壟斷兩淮鹽運貿易，其中徽商逐步成爲主導力量，構建了揚州的商業社會底色，作者以晚明徽人家族爲個案，展現了外來商幫在揚州的紮根與擴張。 2. 重新審視“揚州十日”與清初重建：既還原了明清易代之際揚州遭遇的毀滅性浩劫，也跳出單一的慘案敘事，通過鄭元勳、宗灝等士商人物的命運，展現了易代之際地方精英的分化與抉擇；同時核心論證了，清代鹽業專賣制度的延續性，讓揚州的商業根基並未被徹底摧毀，實現了從清初“忠義之城”的政治符號，重回商業之都的歷史進程，點明揚州明清兩代的發展延續性遠大於斷裂性 。 第三部分：城市與腹地——鼎盛期的底層運行邏輯 本部分是全書的核心，深度拆解了康雍乾盛世揚州登頂“帝國最富庶城市”的底層機制，也埋下了其衰落的伏筆。 1. 鹽務體系的核心運轉：完整還原了兩淮鹽政的全鏈條生態——皇權與鹽商的共生關係、鹽商壟斷特權的財富積累機制，以及鹽官、竈戶、走私者構成的鹽業網絡。作者清晰指出，揚州的核心財富來自鹽利，而鹽利是清代帝國財政的核心支柱，揚州是這套專賣體系的絕對中樞，鹽商則是皇權與市場之間的核心中介，其鉅額財富本質是制度性壟斷的紅利 。 2. 水利與城市命脈：揚州地處江淮交匯之地，運河、淮河、長江構成的水利系統，既是漕運、鹽運的生命線，也關乎城市與江北腹地的生態安全。作者論證了鹽政與水利管理的深度綁定，鹽商不僅是商業主體，更是地方水利工程的核心出資者，維繫着城市與腹地的經濟、生態聯結 。 3. 城市空間與消費文化的塑造：從新城（鹽商、商業聚居區）與舊城（行政、土著聚居區）的空間分化，到鹽商園林的大規模修建、城郊的擴張，再到旅遊業的黃金時代，展現了鹽商財富如何轉化爲揚州的城市物質形態與極致的消費文化；同時作者點明，這種單一依賴鹽利的消費型經濟，缺乏多元產業基礎，爲揚州後續的衰落埋下了致命隱患 。 第四部分：徽城，揚城——移民城市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建構 本部分是全書最具學術創見的內容，解答了“誰的揚州”這一核心問題，打破了諸多關於揚州的傳統認知。 1. 移民城市的本質：作者通過史料證實，揚州鼎盛時期流寓人口與本地人口比例高達20:1，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而徽商是這座城市的絕對主導者，甚至被稱爲“徽州殖民地”。徽商通過同鄉組織、宗族網絡、慈善活動，牢牢掌控了揚州的經濟與社會話語權，形成了“徽城”與“揚城”的雙重身份張力——鹽商既深度塑造了揚州的城市文化，又始終保留着強烈的徽州鄉土認同 。 2. 對“士商融合”經典理論的修正：作者挑戰了何炳棣提出的“鹽商通過捐納實現社會流動、完成士紳化”的經典觀點，指出鹽商並非單向度地向士大夫階層靠攏，而是構建了獨立的商人羣體身份，模糊了士與商的傳統邊界，形成了獨特的“士商文化” 。 3. 揚州文化繁榮的底層支撐：作者系統論證了，揚州八怪、揚州學派的崛起，其核心經濟基礎正是鹽商的財富支持與文化贊助。鹽商通過學術、藝術贊助，既完成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建構，也讓揚州成爲18世紀中國的文化中心之一 。 4. 性別視角的社會史補全：在“婦女之城”章節中，作者開創性地引入性別史視角，拆解了“揚州瘦馬”等女性符號的建構過程，分析了徽州女性與本地女性的生存狀態差異，以及女性在城市消費與生產中的角色，補全了揚州繁華背後被忽略的性別秩序與社會肌理 。 二、核心結論：揚州興衰的底層邏輯 全書在結語“宛如一夢”中，系統總結了揚州從鼎盛走向徹底衰落的四大核心根源，也完成了對揚州三百年浮沉的終極闡釋： 1. 制度根基的崩塌：道光年間兩淮鹽政改革，票鹽法取代了綱鹽法，徹底打破了鹽商的壟斷特權，揚州失去了延續三百年的核心財富來源，城市經濟的支柱轟然倒塌。 2. 地理優勢的徹底喪失：近代海運興起、鐵路逐步發展，大運河的漕運核心地位一落千丈，揚州作爲南北水運樞紐的核心價值徹底消失，失去了城市發展的交通基礎。 3. 經濟結構的致命缺陷：揚州始終是單一依賴鹽利的消費型城市，沒有形成多元的產業基礎，也沒有發展出內生的手工業、近代工商業，無法應對晚清的時代變局，失去了制度與交通紅利後，便再無復興的支撐。 4. 戰亂的致命一擊：太平天國運動中，揚州被反覆攻佔、蹂躪，城市人口銳減，財富被洗劫一空，文匯閣《四庫全書》被焚燬，城市肌理遭到毀滅性破壞，徹底終結了揚州復興的可能 。 作者最終點明：揚州的興衰，本質上是中華帝國晚期專賣制度與漕運體系興衰的縮影。它的極致繁華，是帝國制度設計的產物，而非內生的近代化商業城市；當帝國的制度體系走向崩塌，揚州的繁華也終將化爲一場“揚州夢”，退出了中國核心城市的歷史舞臺。 三、學術價值與核心創見 1. 以“城市傳記”的創新敘事，打破了傳統城市史單一的經濟敘事框架，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性別、地理等多重維度融爲一體，完整還原了揚州城市的全貌與肌理，爲中國晚期帝國城市史研究提供了經典範本 。 2. 修正了學界關於鹽商社會流動的經典觀點，重新闡釋了明清士商關係的複雜內涵，深刻揭示了移民城市中土著與流寓羣體的身份張力，填補了揚州社會史研究的諸多空白 。 3. 開創性地引入性別史、新文化史的研究視角，跳出了“揚州繁華”的傳統符號化敘事，關注到城市中被忽略的羣體與社會細節，讓揚州的城市史敘事更具完整性與人文深度 。 4. 從“制度依賴”的核心視角，深刻解釋了中國傳統運河城市、專賣型商業城市的興衰邏輯，爲理解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提供了極具說服力的個案分析。

2025年2月 讀完了《說揚州：明清商業之都的沉浮》 祖籍江蘇江都，是不是應該瞭解一下江都作爲本縣的揚州府的淵源呢？這本《說揚州》出自澳大利亞學者二十年的研究。真是誠心之作。 1、揚州地處長江與大運河交匯處（江北最重要的水道淮揚段）吳王夫差（前495-473年）在蜀崗建“邗城”；漢（前195年）劉濞改“廣陵”；隋煬帝楊廣（589年）溝通大運河在廣陵建“江都”，唐改江都爲“揚州”保留江都爲揚州府下屬兩個本縣（江都和甘泉） 終於瞭解了江都與揚州的淵源。果然是先有“江都”後有“揚州”。 2、明清時期的揚州興盛與大運河交匯的地理優勢，臨近淮南鹽場，從事鹽業專賣。江北沒有江南的商業化優勢，但享有政策紅利——官鹽運輸。（揚州在漕運和鹽運線路上） 3、壟斷兩淮鹽區鹽業貿易的揚州鹽商，不是本地人，而是西商（陝西和山西商人）和徽商（尤以徽商爲重），而揚州本地人靠地租和提供初級服務生活。 4、鹽商與清皇帝（雍、乾）的私人關係。南巡與園林建造的興盛。鹽商與最有權勢鹽務官的複雜和微妙的關係。士商之間的界限模糊。上流社會鹽商、商紳、流寓官員和文人，缺席的是女人和當地人。（城市與周邊鄉鎮地區；有錢精英與普通百姓；鹽商與本地人） 5、揚州“女子無所事事”的地方，所謂“揚州出美女”原來出的是瘦馬（從小培養長大賣於有錢人做姨太太）和妓女…… 6、衰弱的外因：水利系統影響鹽業專賣越來越困難；鹽商徽商的離去；鴉片戰爭的影響；太平天國運動的破壞。衰弱的內因：本地人口的平庸。“江南，男子力耕於外，女子蠶織於內。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給於一人也。江北，民耳不聞蠶桑之宜，目不睹紡織之勤，婦子終日遨嬉，仰一人而食。” 讀完有點失落，原來是這樣…… “在上海，江北烹飪習俗被認爲很粗鄙，其標誌之一他們做的糯米襪子很大。”書裏的原話，讓人想起了曾經生活的鄰里。終於瞭解了一些江北人落寞和被看不起的緣由了。

以東臺人的視角讀此書，我們似乎曾經參與揚州一夢的構建，夢醒之後我們與那個江淮縣治的揚州卻漸行漸遠，而揚州也再也回不去自己那場繁華的夢中。儘管如此，讀史可以知興替，如果說在《蘇北人在上海》我們第一次正視了憤怒和羞恥，那麼在《說揚州》，我們則要以更加強大的心態面對藏在歷史背後的污垢，更理性地對於地區文化與歷史變遷反思而後厚積薄發。

揚州夢 想象與真實、斷裂與延續、繁華與貧瘠 畫舫錄中人半死，倚虹園外柳如煙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現實揚州與 文學揚州 ①揚州在中國歷史上擁有兩大黃金髮展期，分別是6至9世紀的隋唐時期與16至19世紀的明清時期，而全書研究重心聚焦於奠定揚州近代城市地位的明清階段 提及明清揚州，更多人也許想到的是 一是1645年史可法守城、《揚州十日記》記載的血色忠義敘事，二是何炳棣1954年論文所確立的“18世紀鹽商財富盛世”敘事。前者塑造了揚州的悲壯歷史底色，後者定義了揚州的商業巔峯地位，但兩種敘事相互割裂，無法解釋揚州城市發展的複雜矛盾。 當然作者與揚州結緣，她眼中的揚州是一座什麼樣的城市，從來不是單一的風月之城或商業都會，而是真實歷史與文學想象不斷拉扯、斷裂與延續並存的複合型城市 ②明清 揚州百年鼎盛，核心命脈根植兩淮鹽業與運河水系 明初推行開中法，商人通過向邊境輸糧換取鹽引，山陝西商率先入駐揚州，把控早期鹽業貿易，憑藉節儉務實的經營風格佔據市場主導地位。成化年間折色制度推行，商人可直接納銀換引，徹底改變鹽業貿易格局；1後來剛法式實施，世襲專賣制度確立，徹底終結邊商時代，爲徽商崛起鋪平道路。來自徽州歙縣、休寧的徽商大規模湧入揚州，取代西商成爲鹽業核心力量，依託兩淮鹽區覆蓋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乃至貴州邊陲的廣闊市場，積累起海量財富。清代中期兩淮鹽稅一度佔到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揚州鹽商的財富體量遠超同時期國內其他商業城市。 鹽業暴富直接推動了18世紀乾隆年間揚州的全面繁榮，催生了獨特的城市生態與文化景觀。經濟繁榮帶動城市建設迭代，明代1557年揚州爲抵禦倭寇修築新城牆，奠定城市雙區格局；清代鹽商巨資投入城市營建，園林營建蔚然成風，鄭元勳影園、鄭俠如休園、馬氏小玲瓏山館、江春康山草堂等名園林立，造就“揚州園林甲天下”的盛況。城市商業與市井生活極度繁盛，畫舫從清初寥寥數艘增至乾隆末年235艘，茶館、酒肆、浴池、商鋪遍佈全城，形成“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獨特市井風俗。與此同時，鹽商大力贊助文藝事業，催生“揚州八怪”藝術革新、紅橋文會等文化盛景，李鬥《揚州畫舫錄》、林蘇門揚州風俗詩集、邗上蒙人《風月夢》等著作問世，完整記錄了18世紀揚州的城市繁華，讓揚州成爲清代東南的文化中心。 ③難道經濟繁榮則全域興盛嗎？？作者看來不是的 揚州發展也存在悖論 其一，城市繁華與腹地貧瘠的極端割裂：揚州城依託鹽業、漕運集聚極致財富，富商巨賈奢靡成風、文教鼎盛，但江北腹地水旱蝗災頻發，高郵、寶應、興化等地連年受災，民生凋敝，貧富差距懸殊。其二，移民主導與本土弱勢的社會失衡：明初揚州土著僅剩數十戶，明清鼎盛期城市人口以徽商、西商等流寓移民爲主，徽州汪、程、江、黃等大族掌控城市經濟、慈善、教育核心資源，本土士紳力量微弱，形成“揚城實爲徽商殖民地”的特殊格局。其三，商業強勢與外出弱勢的反差，揚州是全國頂級鹽業商業中心，但本土民衆在外商業影響力極低，城市繁榮完全依賴外來商人羣體與官方鹽政體系。其四，名士雲集與官僚稀少的錯位：揚州匯聚全國藝術家、文人學者，文教氛圍濃厚，卻極少誕生高階官僚，城市功能高度單一化。 ④性別文化與社會風俗 揚州瘦馬”是明清揚州最具代表性的特殊社會現象，自16世紀晚期興起，當地人專門培養幼女，教習琴棋書畫、女工禮儀，專供官商權貴納妾享樂，形成成熟的女性交易產業鏈。與此同時，揚州娼妓業興盛，從晚明官妓到清代私娼，形成嚴格的等級體系，蘇州、南京、鹽城女性的階層差異，也在揚州風月行業中清晰體現。 另 徽州，揚州在此領域的區別是什麼？ 徽州宗族森嚴，崇尚女性守節忠貞，大力資助立貞堂、表彰節婦；而揚州依託商業消費，形成奢侈開放、縱情享樂的市井風氣，徽州守禮之男與揚州逐樂之女的形象對立，成爲移民城市文化衝突的典型縮影。 在城市治理與公共事業層面，徽商與鹽政體系成爲揚州運轉的核心支柱。由於本土士紳薄弱，清代揚州的慈善、教育、水利工程幾乎全部依靠鹽官與鹽商支撐。1655年全國首個育嬰堂在揚州誕生，後續普濟堂、同仁堂、恤嫠會、立貞堂相繼設立；安定書院、梅花書院、廣陵書院依託鹽商捐資、鹽政管控蓬勃發展，爲揚州培育大量人才，乾嘉年間江都、甘泉、儀徵進士數量佔據揚州府半數以上，其中大半出自鹽商家族。在水利治理上，面對黃河改道、洪澤湖氾濫、下河常年洪澇的困境，鹽商常年出資修繕范公堤、串場河、三汊河等水利設施，參與靳輔、高斌主導的淮揚水利大修，成爲江北水利體系運轉的重要財力支撐。這種“官商共治、移民主導”的公共治理模式，完全區別於蘇州、寧波等本土士紳主導的江南城市，是揚州獨有的城市特質。 ⑤危機 揚州繁榮 並非【內生性城市發展的結果】而是國家鹽政政策、運河交通優勢、移民資本疊加的人爲成果。 高度依附於國家體制與單一產業，缺乏自我存續的生命力。18世紀後期開始，揚州危機逐步顯現：朝廷對鹽商的攤派報效持續加重，1773至1804年鹽商報效銀兩高達幾千萬萬兩 疊加通貨膨脹、高利貸盤剝，鹽商財力大幅透支；私鹽氾濫成災，兩淮私鹽銷量佔據市場三四成，官鹽體系逐步崩塌；盧見曾鹽務貪腐案爆發，暴露鹽政體系的深度腐朽。 19世紀以後，多重危機集中爆發，徹底終結了揚州的百年盛世。水利系統全面崩潰，洪澤湖水患頻發，下河連年災荒，農田荒蕪、民生流離；1830年陶澍推行鹽政改革，廢總商、設鹽票制度，徹底打破徽商世襲壟斷特權，主導揚州百年的徽商羣體迅速衰落。真正給予揚州致命一擊的是太平天國運動，1853年太平軍攻佔揚州，數次劫掠屠戮，文匯閣《四庫全書》被洗劫，園林古蹟損毀殆盡，城市人口銳減、市井徹底凋零。1855年黃河北徙，淮河水系重構，大運河漕運功能大幅衰退；近代上海開埠崛起，全國貿易中心轉移，徹底終結了運河商業城市的時代紅利。曾經富甲天下的揚州，徹底淪爲江北普通內陸城市。 ⑥何去何從 。盛世落幕之後，揚州開啓了“去商業化、本土化”的文化重構：以阮元、焦循、凌廷堪爲核心的揚州學派崛起，本土學者深耕地方史、輿地學、風俗學，梳理揚州文脈、記錄本土風俗，打破徽商主導的文化格局，完成本地人對移民城市的文化確權。與此同時，“揚州夢”的文化想象逐步褪色，從龔自珍筆下的“江淮冶華”，到易君左《閒話揚州》引發的城市爭議，再到民國時期揚州城牆拆除、城市風貌破敗，浪漫化的文學揚州徹底讓位於衰敗的現實揚州。19世紀末本土“鴨語”暗語的出現，更體現出本地人對外來羣體的隔閡與排斥，標誌着移民共生時代徹底終結。

前全球化時代商業之城的衰落與重生。濃縮淮左名都的百年變遷，凝聚二十餘年研究成果。 揚州，杜牧留下“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的城市，馬可波羅稱自己在忽必烈在位期間曾在那裏當過三年總督，這是一座在中國歷史上難以被忽略的城市，它代表了財富、權力、文化活力的結合。作者着力刻畫明清 時期促使揚州發生重要變化的幾大因素，如人口流動、鹽業壯大、水利運轉等，以及隨之出現的園林文化、女性文化和士商文化，勾勒出前全球化時代這座璀璨之都的城市肌理。 1977年，作者安東籬作爲“文革”結束後第一批外國留學生來到中國，那時她就選定了揚州作爲研究對象，並以此爲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此後二十餘年，她始終沒有放下揚州，圍繞這座城市展開了一系列研究，終成此書。雖是學術專著，但作者筆觸流暢自然，彷彿帶領讀者進行一次跨越時空的深度旅行。

1.5星推薦。主題和角度都不錯，只是想覆蓋的內容太多，有點亂糟糟，寫着寫着，着眼點就往小了寫，但即使如此也不夠深入，臆想較多。所以本書更多在於提供碎片化信息，讓讀者管中窺豹。我只能自己對感興趣的內容，列個大綱主題，然後自己再另行探究分析。 揚州，成也食鹽，敗也食鹽？不止如此。 18世紀，淮南鹽場（今江蘇沿海）的鹽，是揚州經濟的命脈。鹽的專賣市場覆蓋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乃至貴州邊境。這些地方絕大多數不屬於長江下游三角洲經濟區（即江南核心圈）。各個不同省份的數百萬消費者的財富，因而源源不斷地流向揚州並在那裏聚積起來，何炳棣曾經估算過，其數量超過了清代中期其他任何一座中國城市的財富。 所以，揚州賺的錢，來自“核心區”對“廣闊內陸腹地”的貿易壟斷，而非來自與周邊蘇錫常等城市的內部循環。它的命脈系在長江—運河體系能否把物資輸送到內陸腹地，因此是外向型城市。 但這種體系是一把雙刃劍。 一旦長江—運河體系被截斷（比如太平天國戰爭、海運興起、津浦鐵路開通），揚州作爲“內陸市場接入口”的價值就瞬間歸零，退化爲一個普通城市。而蘇錫常、上海這些城市，它們的經濟靠的是區域內的製造業、金融、進出口——即使內陸斷了，它們內部還能循環。 18世紀的揚州，除了食鹽專賣的繁榮，其地方經濟沒法與江南各個富裕城市相比。 “揚州在18世紀可能比蘇州更加富庶，但它位於一個更加貧窮、城市化程度更低的地區。它距離作爲自己財富來源的沿海各鹽場比較遙遠，距離偏僻省區的重要市場甚至更遠。食鹽專賣雖然爲這座城市的腹地帶來了一定的回報，特別是在水利領域，但這些並不足以產生江北長期繁榮所需的經濟多樣性。食鹽專賣耗盡了大量可利用的經濟活動空間——地域、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在此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它阻礙了江北的發展。” 19世紀初，揚州迅速衰落，主要原因是： 一，鹽業貿易陷入了嚴重的困境。 · 制度腐敗、積重難返：當時揚州實行特許壟斷的“綱鹽制”，特權滋生腐敗，大鹽商借“浮費”中飽私囊，官鹽價高質次，私鹽氾濫，到道光年間已 “山窮水盡，積重難返” ，庫銀虧空高達四千餘萬兩。 · “票鹽制”改革釜底抽薪：爲挽救危局，兩江總督陶澍於1832年推行“票鹽制”（任何人只要納稅領“票”，就能憑票運鹽銷售），實現了認票不認人，廢除了鹽商世襲的專賣權。這擊碎了揚州的商業基石，揚商窮困 ，鹽商集團迅速沒落。 · 戰亂與交通致命打擊：1855年黃河改道致大運河淤塞，朝廷改漕糧爲海運；太平天國戰爭又重創揚州城及鹽運設施。雖戰後的十二圩曾成新的轉運中心，但終究難挽頹勢。 二，水利方面，運河淤塞與治理艱難 · 運河淤塞，災害頻發：到道光年間，運河已嚴重淤塞。由於經費和吏治問題，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甚至有人爲私利 “霸佔閘座，阻絕水利” ，導致裏下河地區十餘年積澇成災。即便後來修橋，也因戰火和洪水屢建屢毀。 · 黃河改道，漕運斷絕：1855年黃河改道是致命一擊，運河水源被切斷，揚州徹底喪失了作爲全國漕運樞紐的地位。 · 錯失鐵路轉型良機：更關鍵的是，在運輸方式從水運轉爲鐵路的時代，揚州因複雜的利益博弈，在1908年被津浦鐵路繞開，徹底告別近代物流主幹道，加速了衰落。 三，鴉片戰爭 《南京條約》開放上海等五口通商，導致長江貿易重心迅速東移，客商無需再經揚州中轉。 1842年英軍炮臺封鎖鎮江，切斷長江航道，揚州鹽運一度斷絕，鹽商被迫支付鉅額“贖城費”，財政根基首次受創。 鴉片戰爭後清軍水師衰落，長江口及近海水盜猖獗。他們專門劫持鹽船，導致運輸風險飆升，鹽商爲求自保只能高價僱傭武裝船隊，成本激增。更致命的是，官府爲剿盜加徵“海防捐”，進一步榨乾了本就虛弱的鹽商資本，令揚州“失血”狀況加劇。 四，太平天國運動 1853年太平軍攻克南京並定都，揚州城也經歷慘烈拉鋸戰，鹽運司衙門被毀，檔案文書散失，鹽業管理體系徹底癱瘓。太平天國控制長江中游，徹底切斷了揚州通往兩淮鹽場的運輸線，鹽運徹底斷絕。爲避戰亂，富商巨賈帶着資本湧入上海租界，揚州的消費市場和金融資本被掏空，徹底淪爲軍事前線。 這一連串打擊，最終讓揚州從全國性的金融中心，衰落爲長江邊的普通城市。 五，上海崛起。 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隨着上海的崛起、蒸汽船的到來，以及鐵路的發展，鹽政和基礎設施方面的變動最終奪走了揚州的遠距離貿易伙伴。揚州在20世紀30年代主要以出口醃製醬菜、化妝品和牙刷而聞名。很少有遊客來到這裏。

說揚州，最主要說的還是晚明清初直至帝國末期的揚州。這期間揚州大致經歷了淪陷—恢復—繁華—衰落的一系列過程。全書基本表達了一個觀點：揚州作爲一個流寓人口衆多的城市，仰仗着鹽業成爲明清時期的經濟和行政中心，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腹地發展的高度不均衡，飽受洪澇、旱災、蝗災以及由此引發的饑荒的困擾折磨。西商和徽商兩個羣體是揚州鹽商的重要組成部分，然對比西商低調、本籍多在家鄉，徽商在揚州的存在感極強，具有“奢侈無度”與“承擔社會責任義務”的雙重形象。徽商與朝廷的互動在修建園林熱潮中得到側面體現，徽商對客居地的掌控程度則由他們對城市建設的貢獻情況、慈善事業的投身情況可見一斑。因作者以塊狀方式研究闡述此間揚州的各方面情況而非時間線，讀來略有混亂跳躍之感，需要卷閉之後自己再好好捋一捋，但就學術高度而言值得致敬。

倒是瞭解到揚州的纏足傳統和瘦馬文化，雖然講的並不詳細。揚州的纏足是由晉商（書裏好像翻譯成西商了）傳來的。揚州絕大多數鹽商來自徽州歙縣，徽商在揚州縱情享樂，引起豢養女孩賣作姨太太和妓女獲利的風潮。而爲了讓自己故鄉的妻子守貞，大力宣傳貞節思想，使得不同性別的徽人之間形成雙重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