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俗與歷史觀

岸本美緒是日本明清史學界的代表人物，也是著名學術運動“地域社會論”研究的參與者、引領者和批評者，主要關注地域社會中的秩序觀念。作爲她第二本被系統翻譯的中文論文集，《風俗與歷史觀》以“依據當時人的思考理路去理解明清時代的社會現象”爲核心關切，追求從歷史中的具體行動者的角度去理解歷史。作者並非僅僅關注歷史上的精英敘事，而是通過對名片稱呼、買賣契約等微觀研究，試圖理解士農工商等各色人等在社會結構中的身份感覺及行動邏輯。 全書看似分散的五個部分——時代劃分論、日常風俗、國家與秩序、法制史以及史學方法論——均圍繞“社會秩序”這一核心命題展開。在回應“明清到底是發展還是停滯”這一經典論爭時，岸本美緒並沒有簡單地採用單一視角判斷，而是將明末清初放回“後十六世紀”全球性秩序動盪的比較史視野中加以考察，關注彼時不同社會在面臨同類型挑戰時所走出的迥異道路。她尤爲強調“風俗”這一中國固有概念的分析力量：它不是簡單的社會表象，而是比制度更“柔軟”、比個體更具普遍性的秩序基礎，恰好爲歷史書寫中宏觀的社會結構與微觀的個體行動提供了珍貴的分析媒介。 儘管該書作爲論文彙編在主題跨度上略顯分散，各章之間的系統連貫性或有待讀者自行統合，但其在跨學科視野、方法論自覺以及對“異質性”社會聲音的深切同理心上達到了令人歎服的高度。這種從具體行動者出發、拒絕上帝視角的謙卑態度，使其成爲重新理解明清中國乃至整個東亞近代轉型之路的一部重量級學術文集。

作者的方法論不足以支撐其理論抱負。1.可能因爲是論文集的原因內容不太成體系，最後也沒有看到統一梳理的工作。2.在史料的選擇和解讀中並沒有看到選擇“風俗”的優勢，反而讓內容很雜，也看不到研究對象在整個理論系統裏的特殊性。3.即便是在單篇論文裏，研究方法就呈現來看更多像列舉史料+討論現有觀點，基本沒有結論性的見地，對於我這種對史料調查沒什麼興趣的讀者不太友好。4.基本沒有新鮮的觀點。像是去文化中心論，循環史觀，中國人本身一些文化特質，都是被討論很久亟待新鮮論調的議題。 一二章，抬頭，正義暴力，reality和actuality這些內容比較有意思，可以選擇性讀一下。還挺想看作者展開討論一下精神分析，自由思想，這種比較離題的話題的，個人認爲作者問題意識非常犀利。 另外想討論一下作者立場/侷限的問題。非常喜歡布爾迪厄的自我分析綱要，讀後形成比較偏執的需要把握作者立場的習慣，特別是在歷史這種視角特別重要的學科上。同意不能抱着預設立場/問題去探究，比較反對作者本身自明站在一個曖昧的位置，並且鼓勵作爲一個學者以曖昧的態度止步於曖昧的成果。

從日本學者眼中看中國明清時期的風俗與歷史，讀來別有一番情境。

最喜歡“風俗”、名片、老爺與相公的稱謂、暴力與正義和“所有”比較這幾篇。岸本美緒將歷史研究置於日常生活中的感覺、驚訝的延長線上，將現在的常識過去世界中的常識加以對照、相對化，揭示前賢學者的問題關心——這大概就是所謂“擴充心量之學”。她同時把“後十六世紀的共通問題”作爲方法，觀察各“半開放系統”在寬鬆並存的狀態下，如何在16—18世紀應對宗教族羣、社會組織、市場經濟與財政三大問題形成多樣性的回答，如何重組、定型，以此獲得世界史的意義。進而，“人心風俗，交相環轉者也”就不僅僅是明末士大夫面對社會秩序崩潰時的緊張感，同樣構成了關於社會秩序何以可能這一社會學最基本問題的對話。名片這一微小的事物，揭示出明末人在城市化與流動性急劇擴大結成超越血緣、地域的關係時，以擬血緣組織和身份從屬獲得立足點的趨向。老爺與相公稱呼的此消彼長，藉助社會民衆對官紳的定位來理解官紳在地方社會的存在方式，在我看來是由明末至清這一社會秩序的變動與定型中，“官身”、科舉功名對社會的支配力越發深入，使得民衆使用“老爺”這種比擬血源性身份尊卑的稱呼；而相公依次由高官、民間義士到普通讀書人以至風月場的不斷貶值，體現的則是清代士風的內斂化、寄生性。明末對無知無學、真情無垢的庶民暴力的推崇，勾連出人類至今難以解決的“正義的暴力”爲何的問題，而明末王夫之等人的反思，卻將這種暴力內化爲對自身更嚴苛的道德要求。對理想型歐洲、中國、日本和伊斯蘭不同社會的“所有”之觀念與實踐的對照，並非以“近代”明確的個人排他所有權爲前提，而是以一種軟化的方式理解“各種社會都存在把所有權正當化的固有理論”。借用寺田浩明的分類，將“從個體出發以其持有份額爲確定性依據的規則”和“從全體利益的觀點出發分割個體相應獲得份額的方法”，作爲“圍繞社會秩序或民事秩序的形成而運作的規範的兩種極端形態”，但同時指出這一截然相反的出發點（作者稱爲“型”）仍然需要處理法秩序與個體的關係問題，在實定法上的組合方式極其多樣化。進而指出在中國，“作爲所有主體的“人”不是自我所有的個人，而是作爲開放的人倫關係網的一個結點的人”，且“無論是人還是物，都必須在全體之中以正確的“分”去定位“。因此，王土王民的理念一方面“正當化了與私人所有相對的、從全體福祉乃至國家利益的觀念出發的介入“；另一方面“通過將民間的私人土地所有權相對化，也反過來支撐着土地使用權的多樣的、流暢的流通”。對內藤湖南與三浦周行在辛亥之際東洋史與日本史研究中“自治”與“動亂”的書寫，不僅僅是對學術史的回顧，還非常感覺化的揭示出其背後“從動亂期到統一秩序形成的過程，內部集結力的連續性問題，與從鬥爭集團的集結到統一的、永久存續的秩序形成之間的質的轉換問題”。作者前後兩次引用增淵龍夫指出的中國歷史學家的特點，即“在歷史當中發現當代的現實，用歷史來確認現在的問題——歷史與現實之間有這種精神性的交流作用，通過這種交流作用他們才能夠自覺一貫歷史而持續的主體力量——就是說，支撐歷史與現實，同時對抗歷史與現實的主體力量”，我想關於過去與現在的對話，尤其是從過去與現在的對話這一歷史化、相對化的進程中形成主體性，確實是點出了中國史家的本質特徵，如司馬遷在伯夷叔齊列傳後的長串議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或許岸本美緒自己也是在一面吸收又一面將之相對化的過程中展開自己的研究的。

這本很有意思啊，岸本老師選取的切片和理解角度都如此不同，她甚至用不少的篇幅對學術概念/觀念等進行討論，這種把日本的學術風格帶入到中國史研究中的方法，應該也是使得此書呈現出有趣面貌的原因之一。第二部風俗相關的幾篇特別好，雖然很多選取典故的原籍並未讀過，就讀過的《儒林外史》也完全沒有意識到岸本老師提出的點（所以我纔是菜），而且也是之前還不多的明清史涉獵中未能採集到的。第三、五部也很喜歡，部分討論甚至有點思辨的哲學意味。

夾夾雜雜一大本，從管見一些明清風俗事例，去了解當時中國的歷史環境和趨勢，並和日本歷史做比較，推及世界。在面對十六世紀共通問題的時候，西方、日本以及中國各不相同的走向。 開篇先從理論角度說了下歷史時代劃分的方法，也沒有認定哪種劃分法是絕對正確的。但筆者比較推崇的是“近世”的劃分，這也引出了明清這兩朝屬於中國近世研究的範疇。 雖說研究的是風俗，但風俗代表的是個體內在形成的一些信條和圍繞着這些信條而產生的行事方式，這些內在的風俗表現和外在而成的法律法規做對比，而從另一個角度瞭解到當時的政治民生環境。比如名片（謁、刺）體現了人文交際的變化，後面還談到“相公‘和”老爺“的稱謂。從”中國“一詞在兵部禮部等文章中的抬寫，來試圖推斷明後段可能由於和世界的交流產生過一些國家意識，但不能很明確的下論斷，並且在清朝時期便無影蹤了。中國的理念一直以來都是”天下“、”王土王民“。 這些風俗軼事都是以比較有趣的方式瞭解明清的歷史情況，接下來的話題就比較沉重有深度。暴力與統治，人民的暴力，爲了鞏固權力產生的暴力。在社會動盪時期，官僚士大夫對於自身價值和信條的暴力，明清交替期間，千萬人因這些暴力而喪生（相當於當時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對於“後十六世紀的共通問題”，這是一個秩序重建的時代，關乎三個方面：宗教與族羣、全球化的商業經濟、一元性還是多元性的政治體制。但中國並沒有經歷西方世界那種既存秩序的崩壞，產生急速的生產力和社會變革，反而在康熙、雍正、乾隆到達了清王朝秩序的巔峯，土地貿易政策也相對自由。而同時期日本則進入一個比較封閉的時期，主張民族的“純血主義“，禁止土地買賣，抑制流動。 這裏說到了明清時期的土地所有權，上級所有權（王土王民論）和私人所有權的關係，全體福祉和個人利益的平衡，個人利益不能造成社會問題。同樣關於司法判罰案例的討論，中國還是一個情、理、法結合裁判的國家。作者將三個因素定義爲：禮教、契約和生存。在民事審判中以這三者間的衡平爲原則。 最後的一章，作者對歷史觀做了哲學性的討論，談了reality和actuality。世界不是二分法可以定義的，很多事情時模糊的，更應該是灰度的，濃淡的，而我們去定義歷史，其實往往是在定義我們自己。 回到本書的標題：風俗，其實本書是作者各個研究文章的一個集子。習俗、倫理、價值觀，對於當時歷史研究的意義，可以拓寬對於歷史的理解，試圖站在當時民衆的立場上，取得一種”內面的理解“。 以上如有誤讀之處歡迎指正。

明朝鄭和下西洋後，胡椒蘇木這些“洋貨”順着商船湧進中國。蘇州有個叫王婆的雜貨鋪老闆，把胡椒裝在小紙包裏賣，老百姓買回去撒在湯裏，說“這是從‘西洋’來的香東西”。可沒人知道，這些胡椒不僅是調料，還是明朝給官員發的“工資”，連朝堂的錢袋子，都綁在了海上貿易的線上。 清朝入關後，滿族女子穿的“旗裝”慢慢變了樣，江南的繡娘給它加了漢式的盤扣，廣州的裁縫又照着洋人的裙子，把下襬改得更修身，到了晚清，旗裝成了“旗袍”，既有滿族的窄袖，又有漢族的刺繡，還摻了洋裝的剪裁。有個旗人小姐穿着新旗袍逛十三行，連英國商人都誇“這衣服比倫敦的裙子好看”。 明清的景德鎮瓷瓶，畫上西洋的花紋，順着商船賣到歐洲。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專門建了個房間放中國瓷瓶，連喫飯都用中國瓷碗。可景德鎮的窯工們不知道“洋人的國王喜歡這個”，只知道“畫這種花紋能多掙兩文錢”小小的瓷瓶，一頭連着中國的窯火，一頭連着歐洲的宮廷，成了世界的“紐帶”。 清朝的北京廟會上，常有傳教士表演“洋戲法”。老百姓圍着看新鮮，傳教士就趁機遞上畫着聖母的小冊子。有個叫李二的小販，看完戲法拿了小冊子，回家卻只把它當“包糖紙”傳教士想傳的教，最後成了百姓生活裏的“小玩意兒”，風俗的力量，比宗教還強。

非常專業的歷史書籍，讓我這個只有高中歷史水平的菜鳥讀起來有點喫力。曾經我並不理解爲什麼要讀外國學者寫的中國歷史，想當然認爲中國歷史當然我們中國人寫的最直接，但讀完這本才明白，可能中國人自己寫的歷史是在一個屋子裏對所有東西事無鉅細，但外國人則可以讓你知道你的屋子位於哪裏。“名片”和“相公，老爺稱呼”兩章確實認我大開眼界，拜讀這本書的同時，剛好在讀《紅樓夢》的實體書，恰恰讓我明白了《紅樓夢》裏所謂的“帖子”，和一些稱呼背後的含義。而以古觀今，今天人們在交際時也不過是自貶身份，另一種“小生”“晚生”，抬高別人，另一種“老爺”“相公”罷了。看來，單從秩序角度看，社會流動的加強，人際交往的必要，帶給人們的不安全感，此時與彼時恐怕並無二致

太閣檢地與明朝首輔張居正執政時代的丈量幾乎同時進行，均是在16世紀末進行的大規模土地調查。但是，太閣檢地的目標是排除地主、土豪等中間層的榨取，確定直接生產者的農民爲土地保有者（耕作者）。與之相對，張居正的丈量，其重點毋寧說是應對正在急速發展的地主式的土地所有狀況，確定地主即土地所有者（租稅、徭役負擔者）

第一章和最後一章沒看懂講什麼，略過。關於近世，擺脫了大航海以來的歐洲中心論，將明清放諸全球化的視野來對待，平心而論是東亞史者的風範。“名片”、“老爺”、“抬頭”、“禮教、契約、生存”等章節都很精彩，共性是晚明至清初之際，人和人之間在不同人際關係中的互動中，呈現的階層關係和倫理約束，很見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