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患：邊事、黨爭與北宋政治

4.5星：宋遼兩個軍事大國保持和平100年，世界史罕見 01 — 看了《導言》，寫的比較細，基本是全書內容的縮寫。根據《導言》判斷，全書有不少新意，從更多的歷史細節還原北宋政治。根據《導言》概括書中重要內容：1：宋神宗徵西夏屢次慘敗拒不認輸，是一種病態心理；2：宋神宗對王安石言聽計從，後來神宗準備對遼示弱、變法派守舊派都反對，神宗乾脆把王安石罷相；3：高太后被言官裹挾，對宰執支持不夠，致使元祐年間黨爭加劇；4：王安石的反對派李燾在史書中未抹黑王安石，基本如實記錄。根據《導言》部分評價4.5星，不錯。暫時沒時間讀完了，留待以後。讀完後寫完整書評。以下是《導言》部分的內容摘抄： 02 — 導言兩個大國在軍事上的均勢維持了一百多年，這不奇怪。但這一百餘年居然都在和平中度過，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就算在世界歷史上，即便不是絕無僅有，至少也極爲罕見。更常見的均勢狀態，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西夏的崛起就是一個幾乎打破平衡的意外。雖然經過激烈的震盪，澶淵體制最終大體迴歸原狀，但北宋中後期歷史卻被深刻改變了呂夷簡們大概認爲，西夏崛起對契丹王朝也是威脅，壓制西夏對契丹本身也有利，更何況宋方還給錢，何樂而不爲？而對宋朝而言，增加歲幣勢不可免，能通過新增歲幣讓遼朝替宋方解決大問題，錢也就不算白花。從西夏叛宋、慶曆增幣到遼夏戰爭，雖然險象環生，如履薄冰，但最終宋人發現，經過一番激烈的震盪，宋遼關係終於還是有驚無險地大體迴歸澶淵體制。仁宗慶曆年間的這番糾葛雖然無疾而終，卻給宋人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心理創傷。澶淵之盟後舉國歡欣鼓舞、謳歌天下太平的氣氛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刻骨的危機感——有識之士終於明白，金錢買來的和平並不可靠。神宗的新構想，是出動五路大軍討伐西夏，意圖畢其功於一役，徹底解決西夏問題。可迎接他的卻是慘敗。趙頊在這場親自策劃的大戰役中表現出的近乎無知的輕敵和狂躁，讓人瞠目結舌。他對西夏不可理喻的自大、牢不可破的幻覺，恐怕是一種心理病態。他與王安石之間長期尊卑關係的倒轉，恐怕也是一種心理病態。這是位極度自大，但在內心深處，隱藏着會在強人（包括真正的強者王安石，和並沒有想象中強大的契丹）面前瑟瑟發抖的自卑的君主。也許，極度自大恰恰是極度自卑的另一面。晚近方誠峯刊佈大作《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下稱“方著”），對元祐政治做出了全新的解釋。方著展現出了罕見的理論素養與思辨能力，是近年來少見的佳構。以往對元祐政治生態惡化的解釋，大多強調司馬光的激進。但司馬光的影響力可能被誇大了，真正對元祐政治造成致命傷害的，是沉寂多年後重新崛起的言官。而真正能制約狂飆突進的臺諫勢力的唯一力量高太后，卻因爲對權力的極度敏感和不自信，未能給予宰執中的持重者以足夠支持，被言官裹挾，使黨爭不斷擴大、內卷化。隨着黨爭蔓延，小人大有“用武之地”，元祐後期的言路充斥着善於察言觀色的投機分子。同樣因爲貪戀權勢，太后還犯下了另一個更加不可饒恕的錯誤——緊握權力，不願還政哲宗，直到死神降臨，纔不得不撒手。這使元祐年間的哲宗經歷了極大的心理創傷，因此對元祐政治恨之入骨。從南宋初年開始，在主流認識中，王安石被徹底否定，成了禍國殃民之徒，直到清末梁啓超爲他翻案。雖然在今天的學界，關於王安石還有很大爭議，至少相當多學者嘗試全面肯定王安石。他們之所以能夠這麼做，主要依賴的恰恰是李燾的忠實記錄。儘管王安石有幸成了神宗的師臣，獲得了空前絕後的信任和尊崇，最終卻僅僅因爲對遼政策上的分歧，不得不永遠離開政治舞臺——雖然問題出在神宗那令人嘆息的扭曲心靈，但這至少說明，他對這位貴爲天子的學生缺乏真正的瞭解。王安石從來沒有嘗試過去理解他人。在王船山看來，兩宋最有社稷之臣風範的，是韓琦以及本書討論時段之外的李沆。對李沆、韓琦如此推崇，恐怕絕無僅有，到底該如何理解？筆者早已年過不惑，相信餘生會在很大程度上獻給船山。敬請期待！

看到他說“沒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兩百年後女真南下滅亡北宋，三百年後蒙古繼續女真的腳步南下滅亡南宋，都可能不會發生”的時候就想棄了，我忍了，想着再看看也許還有別的優點 又看到說“澶州之戰中，頗有英氣的真宗御駕親征……” 謬論，主觀意識太強，感覺像在看小說

作者行文中有強烈的脫離史料的「時事評論」口氣，對於一本專著而言是有害的，而其對於王安石與神宗關係的揶揄揣測也給讀者強烈的主觀主義，風格對於面對大衆還是專業研究者搖擺不定的當代歷史作家還是非常困難的選擇。

《憂患：邊事、黨爭與北宋政治》本書分了三塊內容：後澶淵時代，即仁宗朝的慶曆增幣及對外關係；神宗朝的熙寧變法及王安石、神宗爲人；哲宗朝的元祐更化，以及兩次變法造成的黨爭局面，進而對宋朝造成的內部撕裂。按篇幅比重，本書着重於北宋一朝的後半程。如下細說。 第一編　後澶淵時代：太平幻夢及其破滅 此一章節，作者把重心放在了“慶曆增幣”這一標誌性的事件上，歷來看宋史相關，大家也知道“澶淵之盟”雖則不大長志氣，但實則給宋朝換來了120年的太平盛世，發展經濟、以富國力，是個好事。 另一方面遼也在在發展。契丹這個民族比後面的金強，它佔了漢地之後沒霍霍，搞了兩套班子來統御制下，其中漢地就有漢人的領導班子來管轄和治理。往小裏說是，當時的漢人沒遭罪；往大里說，這一階段的民族融合問題與往相比，幾乎沒有遭受強烈的陣痛就平緩的完成了，爲自宋以降，中國再無割裂政權打下好的基礎。 總之，這120年是宋遼兩國的治平之年。 繼而，依作者言：宋人的“太平”論調終於在慶曆年間消失。慶曆增幣堪稱北宋政治史的分水嶺。 在這一部分，作者主要分析了西夏叛亂引發的，宋向遼國求助——即希望遼國來主持所謂公道，這一由呂夷簡主導的“以夷制夷”之策，將宋置於尷尬、無用之地，也是這一舉措引發了遼國要求“慶曆增幣”。以及整個“慶曆增幣”過程中，宋遼西夏三方的博弈和結局。 梳理完這一時期，作者做如下結論：宋人對慶曆增幣的反思，大體上奠定了此後宋朝處理三國關係的基本思路。不僅如此，慶曆增幣也粉碎了澶淵之盟給宋人帶來的“太平”幻象。 也正是這一“安享太平”的幻象破滅，才引發了神宗朝的“熙寧變法。” 第二部分開篇作者一段評語，“王安石的個性，深深影響了宋代歷史，爲學界熟知；而同樣深刻塑造宋代歷史的神宗的個性，以及它影響歷史的獨特方式，卻在很大程度上被王安石的光芒遮蓋，沒能引起史學界的足夠重視。”此句，深以爲之。 自從毛主席一語定乾坤——“王安石是個偉大的改革家”之後，神宗朝的這段歷史往往被稱爲“王安石變法”，這種將神宗隱去的稱法有失公允。 同樣，作者用了相當之多的篇幅來構畫王安石的剛愎自用與對君態度上的大不敬，不是說此等情況不存在，而是說再沒有同等比重列出荊公之功時，只列其之劣，也有失偏頗。 儘管君臣相得沒有善終，但神宗也說過：“羣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爲國家當事耳。 本書第二部分的主要觀點是：在以往君臣變法後期理念分歧說和君權、相權衝突說的基礎上，本文作者認爲“對遼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可能纔是王安石二度罷相併不再復出的根本原因。” 整個第二部分就是圍繞此觀點展開的，關於熙河之役、靈州之戰與永樂城之戰及神宗獨斷專行、不戰而屈割河東予遼的相關細節。 關於此篇中“王安石二度罷相的根本原因”我持保留意見，但作者有句話說的極好，“（宋神宗）這位趙匡胤之外最具英氣和才能的宋朝皇帝，內心一角隱藏着不爲人知的濃重陰影。”神宗對西夏的盲目自信和對遼的盲目自卑，這種面對環伺之敵時截然不同的態度賦予神宗本人更加未知、矛盾的色彩。 書中的最後一部分，是講述後神宗時代的朝局更迭。 哲宗朝是神宗時代的延續，包括元豐新法是哲宗對父親政治遺產的維護以及神宗時代出現的朋黨局面也無可避免的延續到了哲宗朝，乃至破裂愈深、遺毒愈廣。 關於朋黨之爭及引發朋黨之爭的“熙寧變法”的破壞，趙冬梅老師曾在《大宋之變》中從宏觀視角評述（大意如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二人在變法中的“君權、相權凌駕於朝廷法度之上”，即君權和相權的獨尊，打破了有宋以來士大夫和君共治天下的政治平衡，而這種“平衡”曾是封建帝制最優、最巔峯的治天下模式。 而本書作者從微觀層面，具體以司馬光爲出發點作如是言：縱觀《體要疏》，司馬光反覆強調的，正是神宗的失誤導致“等級、權責分明”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壞。（熙寧變法）對上下有序、各司其職的政治體制的正常運作構成了極大破壞。 另外，作者在本書中駁了此前曾有的一種觀點：如果不是“接觸新法最少、反對新法最力”的“少數派”高太后和司馬光掌握了政治主導權，“對新法作有限更張就能達成衆人皆可接受的結果，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就有彌合的可能”。 就我個人，對此觀點深以爲然。一個堅持廢法，沒有轉圜餘地的司馬光，加一個對新黨窮追猛打、搞“異論相攪”的高太后，此二人將確有可能彌合的朋黨之爭局面徹底毀掉，隨之毀掉的也是北宋晚期無可掉頭的末路。 哲宗短短23年就去了。接着，那個輕佻、不可君天下的端王上位了。 看，北宋的喪鐘敲響了。

精細的考證，平允的分析，流暢的文筆。 遼事對北宋政治的深刻影響，特別通過神宗自大於夏又自卑於遼的心理展開——從呂夷簡、晏殊等人對慶曆增幣的舉止失措，可知這種心理並非只呈現於神宗一人。 對黨爭的分析亦好，於王安石事，也不免受自己的立場影響，還沒有李燾那種真正的允當。 對歷史人物心理的分析，需要透過種種言論和舉措來觀察——很像姚念慈老師的路數。

【今日讀書】《憂患：邊事、黨爭與北宋政治》 【讀書時間】4小時 【背景介紹】澶淵之盟後的百年和平，只是宋遼雙方政策制定者有時正確、有時錯誤的決策導致的偶然結果。西夏叛宋、慶曆增幣與遼夏戰爭，驚破了宋人的太平幻夢，使其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心理創傷。被認爲趙匡胤之後最具英才的神宗皇帝，內心一角隱藏着不爲人知的濃重陰影，不顧元老重臣集體反對，一意支持性格偏激的王安石推行變法。這場大變革，完全改變了北宋歷史，從此愈演愈烈的黨爭佔據了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成了宋朝最可怕的內憂，直到女真南下，汴梁陷落，北宋滅亡。黨爭以外患始，又以外患終……本書講述的，是一些彼此勾連的故事。在這些故事裏，沒有超越個人的歷史必然性，有的只是特定人物在特定歷史時刻，對特定問題做出的特定回應，以及相應產生的特定歷史後果。 【今日感悟】 如此浮躁的當今社會，勵志學、成功學、致富指南遍地都是，但是像這樣純粹的歷史研究，卻越來越稀有了。我本身不是什麼歷史專業的人，也只是俗人一枚，也會看各種的快餐書籍，只是，偶爾一個人靜的時候，也想着靜靜心，於是便拿起了這本書。在讀這本書之前，我對於檀淵之盟以及宋朝時候的地理版圖都不是特別清晰，讀完了之後，我發現原來那個年代也是三分天下，最大的是遼，其次是宋，然後是夏。而在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一直都在百度資料，特別是對照時間來說，所以這篇日記，我想用時間軸的順序，羅列下我記錄下的內容： 907年：唐滅亡 907—960：五代十國 （1）1936：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多麼讓人痛苦的一件事情） 960年：宋朝建立 927-976年：趙匡胤 977-997年：趙太宗 998-1022年：宋真宗 （2）1005年：檀淵之盟（之後的十年狂歡、天書封祀） 1）並非屈辱，“辱而不屈”； 2）內容：澶淵之盟的內容，主要可以歸結爲兩點。其一，宋遼皇帝兄弟相稱，兩國遵循嚴格的平等禮儀進行交往。其二，宋朝每年交付遼方二十萬匹絹和十萬兩白銀，作爲契丹放棄“關南”領土的補償。 3）交付模式：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因爲雙方遵循嚴格的對等原則，宋朝只負責將歲幣搬運到邊境雄州（宋遼河北邊境最重要的城邑，今河北雄縣），由遼方自己來取。也就是說，至少在形式上，歲幣的交納並沒有以弱事強的諂媚味道。 1023-1063年：宋仁宗 （1）1041-1048年間：慶曆增幣（恥辱做實） （2）1049年：遼夏戰爭、宋夏議和 1064-1067年：宋英宗 1068-1085年：宋神宗 （1）王安石變法 1086年-1160年：宋哲宗 【摘抄】 作者不應當在表明自己的立場上過於拘謹，在是非善惡面前，不可能無動於衷。公正的真正要求，是不隱瞞任何在作者看來不利於他的觀點的事實。 歷史的好處在於方法、真相和選擇記錄最能讓讀者受益的行爲。 “頑固是感情上的毛病。這種固執己見，不能容忍不同意見的毛病，產生於一種特殊的自私心。有這種自私心的人最大的樂趣就在於用自己的精神活動支配自己和別人。”

作者是不是跟王安石有什麼深仇大恨啊？這麼黑他。表面上是在講述北宋政治，實際一直圍繞着新舊黨爭在講述，核心只有一點，那就是批判王安石。用幾個斷章取義的片段，就全盤否定王荊公的光輝人格與歷史貢獻，雖爲一家之言和個人看法，但恐怕仍會對某些讀者造成認知困擾

可讀性強，比較輕鬆，但筆者疑似神宗嬤嬤，很喜歡心理破析和跨時代診斷，文風主觀性略強

笑死我了這作者恨王安石恨得要死了 在大量心證裏發現了少量史實 寫神宗王安石王韶關係那裏自己笑沒笑？

一本關注人物性格，特別是決策層個性的歷史書，決策者的性格究竟會多大程度上影響政策走向，其結果往往在人意料之外。 進入宋夏戰爭泥潭的仁宗君臣，試圖通過遼國穩住李元昊，因而於慶曆年間增加給遼的錢帛，給予方式也由澶淵盟約中的“助”改爲有明顯下對上意味的“納”。 澶淵之盟並非城下之盟，對宋而言其實並不屈辱，相反，還得到宋人的一致好評。但慶曆增幣卻讓宋人感受到了真.正的屈辱。而感受Z深切的，就是抱着必死信念往遼談判的富弼。 當時盟約復定後，朝廷要升他的官，富弼堅決拒絕，他對仁宗是這麼說的： 以增加歲幣的方式妥協，並非我本意（本意是絕.不退讓，抗爭到底），但現在國家需要集中力量對付西夏，不能兩面樹敵，只能讓步。這樣的結果能算什麼功勞，哪有臉面接受提拔！希望陛下整軍備戰，“無忘國恥”！坐薪嘗膽！ 慶曆增幣本是宋廷打破澶淵之盟平等體制的一記昏招，但老天爺跟契丹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遼興宗Z初設想聯合西夏，兩路夾擊，迫使宋朝割讓利益，成就遼國獨尊地位。 沒想到剛拉開架勢，還未動手，宋人就服了軟。爲專心對夏，宋的妥協情有可原。但決策者主動尋求契丹援助，將無能徹.底暴露在遼國面前，使澶淵平等體制岌岌可危，這真是老天爺賜予契丹的罕見禮物。 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這份意料之外的禮物讓遼廷頭腦發熱，沒能把握住難得的機會。面對大好形勢太過激動，利令智昏，居然興兵伐夏，Z後慘敗而歸，一步臭棋與宋廷的昏招扯平了。 從西夏叛宋、慶曆增幣、遼夏戰爭到宋夏和議的Z終達成，雖險象環生，但宋人除了付出四十五萬五千歲幣，Z終有驚無險，三國格局還是大體迴歸到原有框架。有學者認爲慶曆增幣是北宋政治風氣的分水嶺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