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諸侯到帝國

作者將中國從夏商周到秦朝大一統的歷史軌跡娓娓道來，觀點新穎，論證有力，有些論述顛覆了原來的定論（如秦法對平民而言是否暴政，焚書坑儒真相如何，鉅鹿之戰後秦軍是否被坑殺，鴻門宴的實質，項羽回江東是否能東山再起等等）。本書附章的幾篇文章，同樣具有可讀性，特別是中國的歷史分段、冷兵器時代中國王朝更替規律、中國與歐洲歷史演變的對比分析、明末資本主義爲何無法發展的原因闡述等等，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得不說這本書真是大寶藏，👍👍👍👍👍👍👍，棒極了，讓我對歷史又產生了新的觀點！也看到了陰暗的一面，甚至和謎團，歷史還真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完完全全證實了勝利者可以改寫歷史！這就是所謂的成者爲王敗者寇吧！作者寫的這本書簡直是給了不清醒的我一記重重的耳光，所以不要讀死書！要有自己的觀點和想法💡，會讓自己撥開雲霧見青天！這本書簡直是神作，錯別字太多，不過我不介意！😜讀了這本書讓我感覺之前看過的一些歷史，就像你在喫一碗美食，突然被一個小石子硌到了牙齒一樣！改天要收藏一本實體書！太棒了！

歷史文脈+地理印記+分析判斷=精彩紛呈

本書從上古三代講至秦滅。從邦聯到諸侯再到帝國。 本書分類應該屬於歷史書籍，但是本書對歷史的闡述請各位讀者心懷戒心。因爲本書出現了很多極其低下的錯誤，例如周初三監之亂，認爲是管，蔡和被監的武庚。其實是管，蔡，霍三監。例如認爲“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出自項梁，其實項羽本紀是“楚南公曰”。諸如此類的小錯誤讓我對這本書講述的歷史抱有很大的懷疑。但是本着作者抓大放小的原則，這些細枝末節恐怕並不會太在意，但是作爲讀者請注意分辨。 除此之外，作者主觀上對漢朝似乎有較大的成見。從其對張良，司馬遷，李陵的評價上都能略窺一二。我認爲作者有些過於自大，歷史上的人物幾乎都看不上眼，除了以上列舉以外，再比如對信陵君竊符救趙，僅僅是爲了一己虛名的評價簡直滑天下之大稽。 當然了本書也有可取之處。首先是地緣的分析。例如秦國崛起的幾次決定性擴張，秦趙長平之戰，秦楚滅國之戰等。另外將現在的歐洲比作戰國也是很有創造性的看法。這需要很大的地緣視野。其次是政治的分析，例如秦末戰爭張楚政權，項楚政權的興亡以及章邯降秦原因等，都算是比較精彩的分析。 除了內容，本書的電子排版可謂一塌糊塗，最糟心的是本書的註釋完全錯位，完全無法閱讀。 總結：作爲歷史書，我認爲本書基本不合格，但是當做歷史評論來看，本書還是有閱讀的價值。故評價3星一般。 另，對於作者，我有兩條奉勸。如果想寫歷史請多讀史書，確保自己的根基紮實。如果想寫歷史評論，最好囿於自己熟悉的地緣政治領域。脫離這個領域，因爲歷史根基的薄弱，恐怕還無法駕馭。 再另，如果讀者想詳細閱讀秦末漢初的歷史，我推薦李開元老師的三部曲秦崩，楚亡，漢興以及他的秦謎。

經常在微信讀書裏看到這位作者的作品，甚至有些我光看書名就添加到了書架裏，但真正開始讀的是這一本。作者筆下的秦國有着自大邑商以來的“法治”傳統，有贏（沒寫錯，全書都是這個字）渠梁這樣遠邁唐宗宋祖的開明君主，有商鞅這樣以自身作祭品的無私改革家，有去貴族化的平民社會，如果沒有後來儒家的抹黑，如果沒有胡亥趙高瞎搞，那簡直就是理想的文藝復興歐盟嘛！儘管我一直懷疑作者對秦國的歷史主要來自電視劇《大秦帝國》（他在書裏也推薦了這部劇），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挺佩服他在發燒中依然堅持抱病寫作的。不是嗎？沒發燒？那我推薦他讀讀《霍光傳》吧。

從地緣政治的基礎出發，分析商文明的潛在影響，並深入探討夏商周時期的變遷。 隨後，書中聚焦於戰國時期的法家改革和各國的軍事策略，尤其是魏國、楚國和秦國的變法與戰爭。 通過詳細分析秦國的崛起與統一六國的過程，展示了秦始皇如何通過政治與軍事手段實現華夏的大一統。 書中還探討了秦朝在統一後面臨的內部挑戰和外部壓力，揭示了其迅速崩潰的原因。

如果你沒有練習批判性思維的需要，則完全不推薦本書，根本不值得一看。拋開作者作爲秦朝粉的鮮明立場，錯誤的推斷比比皆是。比如在討論帝辛時期甲骨出土數量大幅減少時，認爲這代表了這一時期帝辛在推動去鬼神的風潮，這當中至少缺乏幾個論證：祭祀必然留下甲骨；甲骨絕大多數情況只記錄祭祀；甲骨的貯存沒有受到商朝末年特有的社會環境所影響，比如頻仍的戰爭。再如認爲春秋戰國的形勢可與今日歐洲相比，歐洲內各個強權都有兼併對方的企圖，這其中的滑稽程度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說有英國這種攪屎棍的存在，哪怕是拿破崙和希特勒在所謂兼併統一歐洲的過程中，同樣有國家以血緣紐帶或者同盟的形式存在，比如拿破崙長兄掌控的威斯特伐利亞王國和二戰中的羅馬尼亞，在歐洲大陸上掃清六合，哪怕是羅馬帝國也只完成了一半，和而不統纔是歐陸的主題。反之，對於一個現代國家或由數個現代國家組成的聯邦來說，通暢的公路和廣泛接受的貨幣也不需要在統一之後而出現。似乎在作者看來，政治權力的來源只可能由上而下，不可能反過來。 從第一章講述秦朝地理環境的內容就可以看出作者對“得關隴者得天下”的肯定與自信，然而事實上天下即漢地這種觀念不僅過時，而且有毒。秦朝極盛時的疆域遠小於當今中國的疆域，又常常提及秦朝對中國版圖的影響，那麼你怎麼解釋現代中國對滿蒙維（回）藏地甚至雲南的領土所有權呢。作者另一個相當重要的觀點是：中國的政治疆域與文化疆域是幾乎重合的。也就是說文化上的認同會和政治上的歸屬劃等號，那麼就不難理解摩梭族的走婚會被作者視爲原始，也不難理解作者對東南亞華人的生活的無視，就像乾隆的那句化外之人背後的心理一般。而這些被作者忽視的恰是中華文化的廣延。 作者觀點中的另一毒，無疑是認爲秦朝開啓了“皇權下的平民社會”，結束了“貴族社會”，並將平民從貴族的壓迫中解放了出來。且不論皇帝本身就是最特殊的貴族，其權力的傳承依然遵循血緣關係，直接歸屬皇帝管轄的平民就不被壓迫了嗎？弔詭的是，作者對平民的定義也不甚清晰，連春秋戰國時期的人身依附關係都沒有闡明，於是談及政治體系時而君民二元，時而加入貴族變成三元體系，所以一旦民衆起義反抗皇權，作者就開始千方百計證明這些民衆受六國貴族唆使，或者本身就是貴族，階級敵人和人民羣衆靈活轉換。實際在作者的描述中讀者只能看到“皇權社會”，皇帝的權力來自於暴力機器帶來的刑罰或者征服，而暴力機器又由農業所供給，於是平民僅僅是依附在土地或者兵器上的機械而已。 作者對所謂法律更是有着近乎烏托邦式的崇拜，認爲“法律”的嚴格執行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條件，因爲這些“法律”是如此完美。商鞅變法以來的秦國/秦朝法律，系由某一下層貴族制定，經過皇帝的同意後實施，也就是說他人對法律並沒有認受，認受的是皇帝的勢，或者說是皇權，也就是其所代表的暴力，哪怕這個他人僅限貴族或者是城邦內的500人大會。同時，皇權的運轉必須依賴皇帝清醒的頭腦和超負荷的工作強度，這是作者承認的，他沒承認的是這顯然是要註定失敗的。而在諸侯國時期似乎完美的法律體系，其應用範圍一旦擴大到秦朝疆域的水平，就開始僵化到跟不上形勢。於是皇權就在理論基礎和實操上凌駕於“法律”。 總結來說，秦粉的視角，或說任何一個朝代粉的視角都必然是狹隘的。一本書有得失，一個朝代的各個政治制度亦是如此。

4.5星推薦，有小錯誤但是瑕不掩瑜。作者三觀很正，學識淵博而多元化，思考速度比下筆速度更快。 筆記整理： 禹時代的四大姓氏族： 禹（夏-姒姓）、契（商-子姓）、稷（周-姬姓）、伯益（秦-贏姓） “姓”最初都是和貴族制度相關聯。 禹時代，贏姓是禹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子姓姬姓已和禹決裂。 商： 多元化經濟模式：商業+漁獵+畜牧 社會氛圍自由，經濟實力強大，所以飲酒文化成熟。 制定了中國最早的成文法——《湯刑》，目的是抑制貴族權力來平衡社會利益。後世戰國法家的變法都是來源於商。 商紂王是中國第一個啓用平民甚至奴隸做官吏的君王，因此傷害貴族利益，周武王趁機聯合貴族，滅商。 春秋戰國諸侯國與國君： 秦：商紂王的重要將領飛廉、惡來父子的後代被舉族強行遷移到了隴西地區（華夏族和戎狄蠻族勢力的結合部，要征服戎狄蠻族才能生存）。後來，秦非子憑藉其極善養馬的能力（軍工企業資本）獲得周天子賜予的五十里封地，成了秦人最終一統華夏最初的根基。周平王東遷之後，秦人因爲護送周王室有功，獲得整個西周故都所在的關中平原，被準建國。但秦後來經過多次血腥政變，公族內部動輒就廢君弒君，國君成了強臣擅權的傀儡工具。 秦獻公的手腕： ①安撫貴族人心：廢除了秦國人殉（兵馬俑就是從這時期開始）——當初秦穆公殺重臣陪葬，這個行爲一直讓貴族們心有餘悸，所以秦獻公需要靠這個來重新聚攏人心。 ②高明地稀釋貴族權力： · 政治上，遷都櫟陽，老世族的根基在舊都城雍城，遷都讓他們失去了原來的政治根基。但雍城並未被廢棄，而是保留了宗廟和祭祀功能。貴族們在老城仍有活動和體面，這種懷柔政策極大地緩解了反抗情緒。 · 經濟上，向山東諸國的外國商人開放市場，不讓貴族把持經濟。 · 軍事上，連續發起三次大規模河西戰爭，戰爭壓力迫使貴族們不得不和國君站在一條戰線上，所有人都必須服從戰時體制。通過戰爭，還提拔上來一批新銳官員，貴族集團的權力在不知不覺中被大大削弱。 秦孝公（秦獻公之子）： 三次大戰後，全國經濟虛空，外交上只有強敵沒有盟友，孤立無援。秦孝公主要採取以下應對手段： ①促成秦魏停戰（放棄了之前秦獻公收復的河西失地，作爲停戰條件） ②扶助貧困，賞賜將士。（作者評論：只有百姓富了，後面國家才能真正強盛，若畏難時刻急功近利，依舊搜刮民間，那最終即便不引發民變，也會是竭澤而漁。） ③重新整軍，補充戰損的兵器。 ④發佈《求賢令》，向山東六國尋求治國理政的人才，求來了29歲的衛國公族後裔衛鞅，他把李悝所著的《法經》研究透了，後來誕生了升級版的《秦律》。秦孝公並沒有一開始就讓他當大良造，而是當了兩年的中級官員“左庶長”。（作者評論：如果變法過程中出現了問題，那麼整個秦廷就必然會出現極大的震盪，不但新法推行不下去，以後的改革之路也可能被徹底封死。相反，衛鞅如果只是一個左庶長，那麼理論上說他這是一個正常的具體執行者，有什麼衝擊孝公可以替他擋着。） 商鞅變法： ①廢除貴族私兵，建立新軍（參考了魏國軍制）。任何人都可以參軍，只要立功都可以授爵。爵位不可世襲。 ②編撰戶籍、什伍連坐。在過程中完成人口普查，對於秦國家底有了清晰認知。基層政權穩定下來。 ③杜絕啃老族，男子加冠（成年）之後，必須分家獨立生活。如果不分家，一戶承受的稅就要翻番加倍。目的是爲了增加社會生產、創造國家財富、減少治安成本。 ④獎勵農耕，繳納糧食達到一定數量後，可以獲得爵位。增產達到一定程度還可以享受減稅。（傳承了秦孝公的民富等於國富理念） ⑤整肅思想，“燔詩書而明法令”，禁絕復辟思想的傳播。“法官”專門爲百姓解釋法律。 ⑥禁止私鬥，杜絕無端損失大量人口，也遏制了貴族權力（如果國民內部戰鬥多，老百姓會爲了安全感攀附貴族） ⑦統一度量衡與物勒工名。物品的保質期必須達標，否則罰款；考覈不過關的要挨罰，良品率高則能賜爵。 商鞅二次變法： ①廢除夏朝就開始的井田制，從經濟層面廢除貴族封主在自己封地的收稅權，租稅只能由國家統一收繳，貴族的食邑只能從國庫裏按照其級別來撥付。 ②採取統一授田制：男子到加冠年齡由國府授田百畝——秦沿襲了趙簡子所定的標準，以240步爲一畝 ③郡縣制：全國被統一劃分成41個縣。 ④遷都咸陽：再次削弱貴族的根基，同時擴大戰略縱深。 秦王駟（秦惠文王）： 從魏國收復河西之地，並攻佔魏國重要據點，由此開啓統一天下的序幕。但秦王駟暫停對魏國攻佔，轉而先攻下了蜀國（李冰都江堰大工程就是在這之後完成），因爲一旦控制長江中上游，順江而下就是楚國境內，所以得蜀必可亡楚。 秦王政： 對禮制方案的修改只有兩處：其一，“皇帝”稱謂；其二，廢除“諡號”制度，這一條只在秦一朝存在過，故秦朝君王只有“始皇”、“二世”這樣的稱謂。 (作者評論：這第二條其實非常合理：所謂“身後名”，在現實中不只是“輿論監督”，同時也是一種羈絆：君王所謀劃的往往是大局、長策，如果過分看重自己死後就必須馬上做出的那個評價，很可能就會出現慕虛名而不避實禍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蓋棺定論”的模式，等於讓掌握話語權的階層壟斷了對過去君王的做出評價的權力，所謂“輿論”監督，可誰又監督“輿論”？商之帝辛、隋之楊廣，都曾有其值得稱頌的功業，然而一個“紂”字、“煬”字，卻可以把這些抹煞得乾乾淨淨。) 秦帝國政府爲何在短短時間內完成了超多超級大工程： 因爲秦帝國經歷了多次反覆闢鬥爭（郡縣制與封建制，後者必然和六國舊貴族聯繫上），秦始皇感到危機，深知政權鞏固的時間緊迫。 秦帝國的法治困境： ①人才甄選、培養機制根本無法跟上疆域擴張的速度，更不要說，對於基層管理而言，還有面對完全陌生的民風、習俗。而且如上面所說，衆多地區的人口、田畝，連當地原有的官署都根本沒有數據。所以，任用部分六國舊官吏甚至是老世族子弟，就成了唯一選擇——秦律裏的“依法受爵，非功不賞”，爵位不得世襲，爵位虛封制，則成爲空談。這樣一來，秦國官僚機構，特別是基層政權的質量以及對咸陽的忠誠度就都必然大幅下降。 ②秦國一以貫之的治國策略“商君之法”，在急劇變化、似是而非的情況下，《秦律》已經無法靈活運用，逐漸地，國家的穩定之錨就從《秦律》變成了皇帝本身，正因如此，始皇帝纔會面臨“晝斷獄，夜理書”的高強度工作局面。同時秦皇帝還必須不斷巡遊全國，因爲面對山東六國故地，很多問題是沒法通過與咸陽之間的公文就能理順的，必須皇帝與當地官僚、大族面對面，“以勢壓人”，才能真正解決。 ③舉國一法體制崩壞後，重刑、重稅最後都壓在了老百姓頭上，而這進一步惡化帝國局勢。 齊：周王朝開國功臣呂尚（姜子牙）。呂尚當初提議要殺光全部商人。因此齊的民風比魯更彪悍尚武。 魯：周王朝開國功臣周公旦（製作禮樂的鼻祖）。 這麼安排的目的：讓強勢人物遠離鎬京，避免天子權力被強臣架空，同時齊魯兩國還可以相互制衡，而且山東半島當時正是東夷族叛亂最嚴重的地方，光是平叛就夠兩人忙的，沒工夫覬覦周天子權力。 宋：以微子（商紂王庶兄）爲首的商代貴族。 衛：國君是周武王的嫡親弟弟，國民是商的平民（上層是周文化，底層是商文化）。雖然是小國，國君一代不如一代（爵位從公降到君），卻產生了李悝、吳起、商鞅、張儀等一系列治國巨匠，越是這種憋屈的弱國，越容易產生思考如何改革弊政、尋求強國之路的思想家，可惜他們都外流到外國了。衛國一直存在到秦帝國（也許秦始皇爲了感念商鞅對於秦的再造之功），直到秦二世突然把衛國滅國了。 晉： “六卿專權”（韓、趙、魏、智、中行、範，六大貴族）催生政治競賽。爲了和國君爭奪民心，六卿在政策上反倒比晉國國君更爲開明進步。 1.成文法 範宣子率先效法商湯，制定了《刑書》，改習慣法爲成文法。【在此之前晉國按照西周慣例，用習慣法，意味着誰的社會資源多，誰就有解釋權】 2.示法於民 趙氏、中行氏、範氏，三家合力鑄造鐵鼎，將《刑書》刻於鼎上，放置在人口聚集的地方，【在更早的律法鐵鼎——鄭國子產鑄造鐵鼎之前，法律從來都是祕不示民，百姓只能從貴族的口中得知。如今百姓敬畏的是法律而非貴族。】【孔子曾經抨擊示法於民，認爲百姓不會再去尊奉德。但是，①德在於“自律”，而不可“律人”。② “德”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量化，甚至無法準確定義。而且以德律人，最終靠的其實就是公共輿論，誰都有權評判，卻無一人需要負責，那麼最後比的無非就是看誰嗓門大、擁躉多，這又必然是社會資源多者佔優勢。】 3.讓利於民，擴大一畝田的計量標準 趙簡子把一畝從一百步變成二百四十步，在他的封地上，一畝地的實際面積是國君直領封地的5.76倍。按照同樣的定額來收租，肯定是趙氏封地的老百姓生活更輕鬆。【後世李悝和商鞅變法時，都沿用了趙簡子的新畝制。】 韓（三家分晉）：(好像沒什麼印象深刻的…反正是秦在六國中第一個攻克的國家) 趙（三家分晉）： ①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 強制改穿胡服（窄袖短衣、皮帶、皮靴），等於從視覺和儀式上抹平了華夏貴族與“被鄙視”的胡人、以及本國平民之間的身份界限。 傳統華夏戰法以戰車爲核心，只有貴族有財力、時間訓練御車、射箭，平民只能充當徒卒或雜役。而胡服騎射推廣騎兵和步兵，強調機動與個人技能，使得有能力、善騎射的平民甚至邊地部族（如林胡、樓煩）可以直接憑藉戰功晉升。這直接繞過了依賴血緣和禮法身份的舊貴族階層，構建了一套以能力和戰功爲基礎的新的效忠體系。 在意識形態上，這是一場無聲的“去禮教化”運動。 西周禮樂制度本質上是貴族與周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秩序。趙武靈王通過“胡服”這一象徵性舉動，公開宣告：趙國生存優先於華夏禮法，實用效能高於儀式正統。這爲後來法家思想（如商鞅變法中“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軍功”）提供了實踐先例——即國家合法性不再來自對“周禮”的恪守，而來自強兵富國的實際結果。 ②趙國也變法過，但遠不及秦國深徹：秦的變法，最終實現的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而其他六國僅僅是依據對國君的忠誠程度，對部分貴族、官員進行了升降，或刑殺，對老百姓生活的改變並不明顯。相反，在“變法”後，朝局迅速敗壞。本質原因是：六國變法改變的不過是利益的所有者，利益的分配關係卻沒有根本改變，因此春秋戰國時代貴族擅權的問題依舊存在。更糟糕的是，對於此前被卓拔的新貴而言，他們對國君的“忠誠”意味着更多的特權，這使得貴族擅權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是變本加厲。官員腐敗在其中已經不過是肘腋之患，真正可怕的問題是官員和貴族們的利益早已不再和國家綁在一起。 ②“完璧歸趙”讓秦王看出趙國的恐懼，之後3年內三戰三勝，拿下4座城池； ③“澠池之會”，秦王成功地讓趙王認清形勢，於是在秦後來攻下楚國戰略屏障鄢城的時候無動於衷，間接也爲自己在長平之戰預埋了墳墓。 ③長平之戰後，趙國君臣把所有的責任統統推到了已經戰死沙場的趙括頭上，使得後者在後世兩千多年，都一直揹着一個“紙上談兵”的污名。 燕： 本來秦王想要和平解決，保留六國貴族分封地和特權，一國兩制。但是“荊軻刺秦”事件一出（燕國太子丹作爲質子，奢望自己獲得太子地位的待遇，被否後，氣不過，出於私人恩怨決定刺秦。並非爲了國家社稷，也不是爲了百姓福祉），秦王政徹底看清局勢：天下一統只能是打出來的，也只有打出來的統一，纔有真正牢固的根基。於是就有了後面一場場戰爭。打敗燕、代聯軍相當輕鬆。至此秦軍停止進攻，開始轉向滅魏、楚。魏、楚滅亡後，再轉過頭把燕國殘餘勢力徹底消滅（將領正是李信）。 魏： 儒法並用的治國理念，“賢者居其位，能者在其職”。後來遇到絕境（被秦打敗、被齊楚兩次打敗、韓趙相逼），“窮則思變”，開始變法。 一，李悝變法 核心內容： 1.“統、治”分開，同時國家機器被進一步的細化，每一個職位的責權界限都予以明確。 2.廢除權力世襲制，開始從非貴族圈子裏挑選官吏。 3.取消了貴族私兵制度以及執法權，但是卻保留了其封地的稅收權——這樣一來，變法雖然讓貴族們的權威有所削弱，但是他們最根本的經濟利益並沒有受到損害。而這一折中措施，也爲後來魏國的衰落埋下深深的隱患。 4.“魏武卒”制度。向全國人招募兵員，待遇優厚（領薪水，免除全家徭役、賦稅——缺點就是養兵成本、傷亡成本太高），主要是步兵，創世紀地打造【小編制的精銳步兵】，軍隊模塊化更加靈活機動，且不再是以戰車爲核心的陣戰。 5.設置了農官，對全國百姓進行農業生產進行技術指導，讓魏國所有的土地都能發揮出最大的潛能。 6.平糴法：豐年，國家從農民手中以市場價收購富餘的糧食收入國庫，使得流向市場的糧食保持合理的數量；荒年，一旦市場供應不足，糧價有上漲趨勢的時候，國家又會把庫存的糧食投放到市場，以平價售出，穩定市場糧價。糧食是經濟的基礎，糧價穩定，則市場上其他商品的價格也就能相應的穩定下來。 7.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的法典：《法經》。以前只有刑無法。《法經》的基本準則：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這成爲了後世法家爲政的基本原則。分爲六部分，分別是：盜法、賊法（殺人傷人）、囚法（刑事訴訟法）、捕法、雜法（嫖娼、賭博、行賄、非法集會、交通管理、妨礙公務）和具法（法律總則，立法思想）。 二，李悝變法爲什麼失敗： 貴族的經濟特權不單分散了國家的國力，同時貴族們依然可以憑藉雄厚的財力來影響國家內政，而由於他們中很多人不再爲官，行政管理體制無法約束他們，這反倒使得貴族們可以進退自如，相對於國君，這些人面對官員往往出手更爲闊綽，於是布衣出身的官僚們很自然就找到了國君以外的第二效忠對象，和這些有錢有勢的主相互勾連，從而導致官場腐敗昏聵；隨之而來的，原本明晰的賞罰體制開始一步步再次變得污濁不堪。至魏惠王時，李悝變法的紅利已基本消耗殆盡。由此開始魏國的敗象也隨之表露無遺，這一時期最大的特點，就是魏國成了周邊國家最大的人才資源庫：他們給燕國送去了樂毅，給齊國送去了孫臏，給秦國更是貢獻了商鞅、張儀、范雎、尉繚子等一系列柱國之才。 楚： 曾多次在與秦國的小規模戰爭中取得勝利，而且還是幾次列國合縱抗秦的“盟主”。是七國中滅國數量最多的國家：只在東周時代就共計滅國40多個。 吳起變法：①重新劃分貴族封底，把他們拆遷到偏遠地方；②承襲三代之後，貴族的爵位將被收回；③裁汰官員，整肅吏治，削減貴族對中央權力的干預，削減大臣的俸祿及特權；④打擊國內的遊說集團，減少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可惜楚悼王死的太早，吳起被貴族亂箭射死，新政幾乎沒有延續下來。 面積遠大於其餘山東五國（最大最大轄地大致爲現在的湖北、湖南、浙江、上海、江蘇、江西、重慶、貴州、山東、廣東部分地方），由於面積太大，所以採取“氏族共和制”，是封建制的一種，有諸多風險： ①經濟上，氏族封地幾乎不承擔稅負；②軍事上，各個氏族都擁有各自的私兵，氏族之間戰爭很多，王族也要時刻警惕兵變；③政治上，大氏族幾乎壟斷了楚國所有的政治資源，平民往上的人才通道被堵，而且斷絕變法改革成功的一切可能性（吳起變法，短暫3年，沒有對貴族封建共和的基本框架有任何改變）。 秦和楚打了兩次，第一次秦敗（年輕將軍李信。但秦王政自己攬下了決策失誤），第二次秦勝（老將王翦）。爲什麼第二次能贏： 前軍打下一個地方，後面部隊立刻駐防新收之地，咸陽的官吏接着趕來接手政務，修改田制、官制，肅清大氏族對地方的實際控制。雄厚的國力、超強的社會動員能力、水網密佈的楚國讓秦軍在後勤保障方面毫無擔心，靠雷打不動的消耗戰耗完了楚軍耐心，逼其調動，遂一舉出擊，全部拿下。就這樣，一年內，楚便亡國。 齊： “田氏代姜”: 齊國世襲卿大夫田氏家族逐步取代原本的國君姜姓（呂氏），最終自立爲齊侯。 起初，陳國公子田完（原名陳完，後改姓田）逃到齊國，成爲田氏始祖。此後田氏世代爲官，通過以下方式逐步掌控大權： 1. 收買民心：用大斗借糧、小鬥回收的方式，深得百姓擁戴。 2. 剪除異己：打壓高氏、國氏等強大貴族。 3. 把持朝政：到田恆（田成子）時，已能隨意廢立甚至殺害齊國國君。 公元前386年，齊康公田和正式被周安王封爲侯爵，田和正式成爲齊侯。同年，原姜姓末代國君齊康公被放逐。公元前379年，齊康公去世，姜氏徹底絕祀。 這也標誌着西周“禮崩樂壞”、宗法制度名存實亡，是春秋戰國時期大夫篡權、卿族崛起（如“三家分晉”）的典型代表。 Fun fact: 田氏拼命生孩子（有一任高達70多個兒子），爲了血親維繫政治忠誠度。 齊威王： ①建立“稷下學宮”：除了學術價值之外，稷下學宮對於齊威王而言，這其實也等於是以一種引而不發的方式對貴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衡，學宮裏的名士足夠另組一套國家機器，但他故意不真的實行。稷下學宮歷來只招賢卻極少用賢，其中的奧妙便在於此。 ②鄒忌變法：清除奸吏、選賢任能、軍事改革、懸賞納諫等，他在原有貴族結構上，平行搭建了一套王權直接控制的官僚體系。軍隊指揮權、國相、大將等重要職位，則由王考覈後通過後任命，其中包含寒門出身的非貴族官僚。 鄒忌變法的體系缺陷和歷史埋雷： 1). 貴族特權“凍結”而非“取消”，導致尾大不掉。 齊威王保留了貴族的封地和財富，只是把他們排除在覈心決策圈外。但這意味着國家存在大量國君無法直接控制的“國中之國”。到了齊湣王時期，貴族（如孟嘗君）甚至私自發動軍隊，聯合秦、魏攻打自己的國君，導致齊國幾乎亡國。這實際上是田氏代姜的劇本重演。 2). 官僚體系缺乏制度保障，淪爲“人治”工具。齊威王重用鄒忌、孫臏等寒門，但這是靠君主的個人賞識，而不是靠“科舉”這樣的制度。他本人精力過人，能掌控局面；但他兒子齊宣王開始被“稷下學士”的議論牽着走；到了孫子齊湣王，乾脆聽不進任何意見。人亡政息，沒有制度化的文官選拔，權力很快又會回到世代爲官的貴族手中。 3). 軍事改革不徹底，埋下“滅國”隱患。齊威王重用孫臏，但始終依賴田忌這樣的貴族領兵。桂陵、馬陵之戰後，就上演了“田忌跑路”的悲劇——貴族出身的田忌聽信門客勸告，害怕被齊威王清算（因爲功高震主），直接舉兵造反，失敗後逃亡楚國。這說明在貴族政治下，將相不和是常態，根本做不到“上下同欲”。幾十年後，燕國樂毅伐齊，齊國貴族各自爲戰，七十餘城瞬間淪陷。 4). 最核心的雷：放棄了“法治”這個根本。對比商鞅變法：商鞅廢除貴族特權，建立“軍功爵制”，讓任何人只要殺敵就能晉升；同時嚴格法律，讓官僚體系像機器一樣自動運轉。 齊威王什麼都沒廢除。他走了捷徑：不觸動既得利益，僅僅通過“選賢任能”來提升效率。這就像打補丁，不換操作系統，貴族依然是國家的“股東”，他們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 總結： 齊威王的變法，本質是半吊子改革。他解決了“君主弱”的問題，但沒解決“國家強”的制度問題。他留給後代的不是一個“強大的齊國”，而是一個“強大的齊威王”的形象。一旦後代能力不足，貴族立刻翻盤，齊國迅速衰落。 歷史終局：公元前221年，秦國滅齊。齊國是戰國七雄中最後一個被滅的，卻幾乎沒有像樣的抵抗。因爲齊王（田建）和他的貴族們，在秦國的重金賄賂下，天真地以爲“只要投降就能保住封地”，最終被活活餓死。這恰恰印證了一個道理：當貴族和國家不是命運共同體時，國家危亡時刻，貴族只會優先考慮自己的田產。

在秦，簡單說，瀆職，哪怕只是倉庫門沒關嚴，可以伸進手指，鼠洞超過三個，國家也要處罰公務員。另外還可以看出來，秦法對任何細節都儘可能做到精確量化，給司法人員自由裁量的空間非常小，這樣也最大限度避免了司法不公的問題，不會給你做合法的“壞事”的機會。現在想想，春秋戰國時期古人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本書值得一讀。作者以歐洲作爲橫向對比對象，又縱向以中國曆朝歷代做對比，從戰國末期各國變法到秦帝國一統華夏，再到秦王朝的覆亡，全面分析了國家治理體系的運行規律，以及期間神權、君權、商權之間的制衡與協調，如何共同推動社會的前進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