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三星堆

—— 圍繞三星堆的討論，這幾年越來越多，自媒體上到處都是“不敢繼續挖”，“不敢想下去”之類的標題黨。段渝先生是三星堆文化與青銅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及首席專家，讀他的這本書，收穫很大，不少疑問都得到了解答。 恰好去年看了央視《尋古中國·古蜀記》，以下的筆記，開頭部分主要是紀錄片中的內容，後面纔是段老師這本書的內容，放在一起寫，是因爲這兩部分恰好可以銜接起來，有助於我們更好搞清楚三星堆的前世今生。以下開始，爭取說明白。 一、營盤山的身前身後 營盤山遺址位於四川省阿壩州茂縣鳳儀鎮，這個遺址距今約60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營盤山遺址，是在岷江上游發現的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文化遺址。在《華陽國志》當中有記載，蜀王蠶叢的部族就生活在距離營盤山不遠的岷山石室（都在今天的四川阿壩茂縣境內）。《華陽國志·蜀志》中提到：“有蜀侯蠶叢，其縱目，始稱王。”，表明蠶叢氏的特徵之一是“縱目”，即眼睛向外突出。今天，在當地，還有很多與蠶叢部族有關的地名，比如蠶陵、蠶叢村等。 通過對營盤山遺址中的骸骨進行研究發現，營盤山人具備比較典型的古西北人種特徵。在營盤山遺址中出土的“陶塑人面像”，與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的“人頭形彩陶瓶”形象極爲接近。營盤山遺址中發現的彩陶碎片，具有非常典型的垂幛紋，與分佈在青海甘肅的馬家窯文化非常接近。營盤山人的主食是粟和黍，這也與馬家窯文化相同。 而馬家窯文化，是黃河中游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向西發展的一種地方類型。 到了公元前2600年，氣候變化導致營盤山人離開了岷江上游河谷，翻越龍門山脈，進入成都平原。《華陽國志》當中也有記載，第一代古蜀王蠶叢帶領他的部族進入了成都平原，並將部落名由蠶叢氏改爲柏灌氏。揚雄在《蜀王本紀》中提到：“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或稱柏灌），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去。”他們落腳的地方，就在今天的四川什邡一帶。考古發掘可以與《華陽國志》中的記載相互印證，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在什邡地區發現了桂圓橋遺址。桂圓橋遺址，是成都平原上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營盤山人到達桂圓橋的時間，要略早於三星堆文化一期，兩地距離，不過二三十公里。 二、從蠶叢到魚鳧 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間，成都平原上開始出現了一批形制極爲相似的古城。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已經發現了八座古城，其中以寶墩古城建城最早，規模最大，所以這一批古城被稱爲寶墩文化。 寶墩文化上承營盤山文化，但也明顯受到了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影響。在寶墩文化的墓葬儀制中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影響，寶墩文化一期，水稻已經開始廣泛種植，到了寶墩文化三期，已經出現了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寶墩古城內城城牆高約5米，外城城牆高4米，內外城城牆均爲頂面20多米，底寬30多米，外城城牆外還有寬十幾米的壕溝。寶墩古城總面積達到了300萬平方米，是山西石峁古城、山西陶寺古城、浙江良渚古城之後的第四大史前古城。有學者猜測，寶墩古城應該就是古蜀國的開國王都，當時南方人，西北人在這裏共同生活、勞作、交流。 特別要強調的是，2008年，在對寶墩古城的考古發掘當中，出土了一柄象牙權杖。 公元前1900年前後，一場巨大的洪水沖垮了寶墩古城闊大宏偉的古城牆。寶墩古城被毀。 三星堆一期文化略晚於寶墩文化。從城牆修築技術、製陶工藝、農畜作業、地理分佈等角度進行分析，三星堆文化和寶墩文化呈現出明顯的連續性。 三星堆二期文化大約從公元前2000年前後開始，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青銅面具、銅立人、金杖等與中原文化有明顯區別的考古發現，基本上都是出現在這個時期之後。今天的學者認爲，在這個階段，第三代蜀王魚鳧征服了蠶叢部落，導致了三星堆文化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蜀王魚鳧得名於一種善於捕魚的飛鳥，在三星堆二期文化的很多文物上，都可以看到飛鳥和魚的形象。 在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中出圖了大批各式各樣的青銅任務雕像，它們的服飾、冠飾、髮式各異，體現了西南地區各個民族的風貌，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人物雕像圍繞着青銅大立人，表現的是西南各族首領聚合在三星堆神權之下，舉行大型禮儀活動的場景。 在三星堆二號祭祀坑中，出土了一塊自然梯形石塊，專家推測，這與蠶叢氏作爲羌部族的大石崇拜有關。蠶叢部落已經成爲魚鳧王三星堆神權政體下被統治的部族之一。那個古怪的青銅“縱目人像”，據推測，就是蠶叢氏的形象。 三星堆的城牆非常奇怪，兩側均爲緩坡，由此可見並非爲了防禦而建，且三星堆城市跨河而建，城牆並不具備很好的防洪功能。那如此寬闊的城牆就不能不讓人想到美索不達米亞和中美洲古代文明、印加文明城牆、城堡的功能，大型宗教禮儀活動和祭奠可能是在寬闊的城牆上舉行。 【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物雕像有好幾種形制，各式之間存在着服式、冠式和髮式上的若干區別。服式上，有左衽長袍、對襟長袍、右衽長袖短衣、犢鼻褲等，各不相同。冠式上，有獸面（或花狀齒形）高冠、平頂冠、雙角盔形冠等區別。髮式上，有椎髻、辮髮、光頭等區別。不論從人類學還是從中國古代文獻對古代民族的識別標準來看，衣、冠、髮式都是區分族別的最重要標誌，此外還有語言、飲食等。三星堆文化的語言和飲食今已難以詳考，但就其衣、冠、髮式而言，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物雕像羣明顯地表現了不同族類的集合。證之史籍不難看出，這些族類包括氐、羌和西南夷諸族。】 【商代三星堆蜀王都城規模龐大，聚集了大量人口。根據有關專家對中國早期城邑人口戶數平均佔地數值的研究，戶均佔地約爲158.7平方米，與《墨子·雜守》所記“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即戶均佔地154.2平方米的實際情形基本吻合。按此人口密度指數估算，商代三星堆蜀都面積3.5—3.6平方公里，約有22698戶。以每戶5口計，約有113490人，這在當時確實算得上大城市了。】 三、關於三星堆常常引發的討論 三星堆二期文化中確實有很多有意思的發現。 在夏朝和商朝遺址的發掘當中，很少發現黃金器物，當時黃金可能還沒有具備後世的特殊地位，所以三星堆中發現的金杖和金面罩，在那個時期，顯得非常特殊。無論是從種類、形制、功能，還是象徵意義來看，三星堆文化的黃金製品自成一系，完全看不到有受北方諸系統影響的跡象。 再有，“杖”這一形制，無論是歷史文獻，還是考古資料，都沒有發現在夏商階段用以作爲權力象徵的情況。而用“杖”來象徵權力甚至是神權，起源於西亞。世界上出現的第一具杖，是西亞歐貝得文化第4期（公元前4000年代前期）埃利都神廟地面下第7—6層墓中出土的一件男子雕像手中所握的杖。著名的漢謨拉比法典石碑，其上半部浮雕上的太陽神像，左手所執的，就是一具無杖首的短杖。無論是埃及還是愛琴海等地區的此類風俗，追根溯源，大概都與西亞文明有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形制與西亞、埃及晚期相似，細長，且在杖身上端刻有象徵權力的圖案。 關於大批青銅人物雕像，先秦地區的中原，並不奉行偶像崇拜，極少有人物形象的雕像，更加沒有大型人物造型。三星堆青銅人物雕像以及神樹和黃金面罩，都可以考慮是吸收了近東文明因素加以再創作而製成。 【在藝術風格上，三星堆青銅人物雕像羣的面部神態幾乎雷同，莊嚴肅穆，眼睛大睜，缺乏動感和變化，尤其着意表現雙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這同近東雕像的藝術風格一致。眼睛多在面孔平面上鑄成較淺的浮雕，以明顯的雙眉和下眼眶來表現其深目，這也是近東雕像藝術習見的手法。對於人物雕像的現實主義表現和對於神祇雕像的極度誇張表現（如將眼球做成粗大的圓柱體，突出於眼眶外10餘厘米，將耳朵做成像戈一樣大而尖的式樣，突出於雙顴的斜上方），也與近東早、中期的藝術特點相同。對於神樹的崇拜，則反映了這種文化形式從近東向南連續分佈的情景。而這種上有奇珍異果、飛禽走獸的神樹，與中原商王朝的社樹“桑林”是完全不同的，不能混爲一談。】 【在三星堆祭祀坑內，出土6株青銅神樹的枝幹個體，其中可以復原的有3株。三星堆青銅神樹中，體量最大的是一號神樹，高3.96米，樹枝上有飛龍、金烏、花蒂等裝飾物。令人驚訝的是，三號神樹的樹枝竟然是由純金箔包捲起來的。這不但與弗雷澤在其名著《金枝》裏所敘述的人類學資料雷同，而且與早年吳雷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發掘的烏爾王陵中出土的黃金神樹幾乎完全相同。在印度古代文明裏，同樣存在着十分明顯的神樹崇拜，這在古代印度青銅器上比比可見。這一文化傳統播染到西南夷地區，四川鹽源發現的青銅樹枝形器即是神樹崇拜的產物，雲南的滇文化亦盛行神樹崇拜。而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人類與天神之間相交通的工具是山和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從美索不達米亞向北延伸到歐洲，向南經印度延伸到我國西南地區的神樹崇拜習俗，和從我國西南經印度延伸到中亞、西亞和歐洲的絲綢之路的存在，證實了古代亞歐交通大動脈和文化交流線路的存在，這充分說明了中國文化開放性的事實。】 【三星堆文化中出現的大量青銅眼形飾和神殿（眼廟）所表現出的極強的眼睛崇拜，與盛行於古埃及的眼神崇拜和眼廟，不僅形式極其相似，而且在年代上也稍晚，符合文化傳播的速率原則，因此極有可能是採借了古埃及或近東文明的眼睛崇拜理念而製作的，反映了古蜀文明與近東文明的文化交流關係。】 【《淮南子·地形訓》說：“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都廣即是《山海經·海內經》中的“都廣之野”，指成都平原；而所謂“建木”，或許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 進一步分析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三星堆青銅器中所含鉛料，根據同位素測試，來源於雲南。四川本地並無錫礦，所以青銅器中的錫料也大概率來自雲南。 三星堆出土上千枚海貝，其中白色齒貝爲印度洋特產。 三星堆出土成噸象牙，經鑑定，屬於亞洲象牙。但在四川本地，並沒有發現大批象骨，加之古蜀地森林密佈、沼澤衆多，並不適合大批象羣生存，所以這些象牙應該來自於印緬和雲南地區。 由此可見，三星堆神權政體，必然控制了我國西南地區的內外貿易路線。 四、那些常常被忽視的特點 三星堆文化當中的神異之處，引發了大量關注，但對於三星堆文化受到中原文化影響的部分，瞭解的人便少了很多。其實這個部分，也頗有意思。 魚鳧部落擊敗蠶叢部落，爲三星堆二期引入的新文化元素，絕不僅僅來自於西亞。 “包含有二里頭文化（夏文化）的因素，如陶盉、高柄豆，以及青銅牌飾。這些文化因素出現在取代三星堆一期的三星堆二期，充分表明它們是作爲這支新文化的一部分入主三星堆的。換言之，這些夏文化的因素，是三星堆二期主人帶進的，是三星堆二期新型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但三星堆文化中並沒有出現二里頭文化的典型陶器組合，陶鼎和陶爵並沒有出現。據統計，在三星堆陶器種類中，二里頭因素所佔比例，不到7%，並不占主導地位。 三星堆青銅器，明顯受到了長江流域其他文化的影響。比如青銅尊、罍，在不同的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很多形制、紋飾接近的器物。“如青銅尊的高圈足、肩上的立鳥以及器身的紋飾等，顯然是從長江中游傳入，而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龍虎尊，與長江下游安徽阜南出土的龍虎尊相似。”但在商文化中，青銅器是一種禮器（宴享之器），盛放的是食物和酒，而三星堆文化中，青銅器盛放的是海貝等貴重之物。由此可見，“三星堆文化沒有接受商文化的禮制理念，而僅僅借用了器物的形制。在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力的象徵性上，三星堆文化與“藏禮於器”這種中原文化的理念和行爲，是完全不同的。三星堆文化中至今未發現任何形式的鼎，也表明了其權力象徵物與盤龍城商文化之間的區別。” 按照段老師的說法，與其說三星堆中的夏文華色彩是魚鳧部落向二里頭進行學習，還不如向上追溯，畢竟據說魚鳧爲帝顓頊所化，與夏同源，所以在魚鳧文化中有夏文化的某些色彩不足爲異。 對了，前面忘記說了，在古史傳說中，蜀夏同源，只是黃帝的後代帝顓頊之後的不同分支，今天的考古也可以爲這一觀點提供一些佐證。 【儘管蜀、夏同源，文化上源具有相關性，但既已別爲支系，發展地域有異，政治單位不同，蜀在西南立國稱雄，夏在中原建立王朝，因而文化上必然又具有相當差異。三星堆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在主體文化面貌上的差異，正是二者別爲支系、獨立發展、自成體系的生動體現。夏王朝作爲中原之主，以九鼎象徵至高無上的國家政權；蜀爲西南雄長，則以金杖象徵王權，表明已別爲一方之主，政體不與夏同。但是，即令如此，帝顓頊文化的傳統特徵仍頑強地在蜀地持續不斷地傳承下來，終魚鳧王朝之世，即從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期直到它的衰亡，始終未曾間斷。這種現象，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一個生動體現。】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爬龍柱形器上的龍，與華夏龍似是而非。它頭頂有一對長而彎的犄角，又有一對小犄角，下頜長有鬍鬚。其特徵，除具有龍的造型特徵外，又明顯地像一隻張口怒目的神羊，與紅山文化豬龍和華夏龍迥然異趣。這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特點，表明這尊三星堆龍是以山羊爲原型之一，綜合採納了華夏龍的形態特徵，整體結合而成的龍，可謂之“蜀龍”。三星堆青銅大神樹樹幹上的一條帶翼的龍，可謂“飛龍”，雖然與紅山和華夏龍均不帶翼有異，但龍的形象來源於中原，則反映了飛龍入蜀的情況，同時也說明古蜀也是“龍的傳人”之一，並對文化交流、融合和傳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五、成都與三星堆 “大量的考古資料說明，早期的成都，是一座稍晚於三星堆蜀王之都的起源形成卻與它同步繁榮發展起來的具有相當規模的早期城市。”“早在商周時代，成都就已初步成爲我國西南同南亞、西亞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在周朝，古蜀國王公乃至一般平民流行佩戴一種名爲“瑟瑟”的寶石串飾。杜甫曾經作詩，“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雨多往往得瑟瑟”。一場大雨後，水會將埋在地下的寶石衝出地面，可見西門外有多少墓葬，又有多少隨葬品。成都西門所在確實是古蜀王國墓區所在。瑟瑟(Sit—Sit)是古代波斯的寶石名稱，是示格南語或阿拉伯語的漢語音譯。可見在當時，成都對外貿易之盛。 【商代三星堆古蜀都和成都，兩座城市相距不過40公里，起源、形成年代雖有早晚差別，但繁榮年代卻相差無幾。在這兩座城市的周圍，都分別分佈着密集的遺址。其內均有主體建築和一般性建築，擁有作坊區、生活區、宗教區、宮殿區。每座城市的遺址都具有空間連續性，自成一體，各自呈現出城市的完整面貌。這與黃河流域古城一般雄踞於周邊各聚落之上，成爲特定地域內若干聚落羣中唯一的政治經濟中心的情況有着明顯的區別；與西亞、埃及和印度河城邦的情況，也有重要的差異；與古希臘城市國家上、下城的情況，更有內涵和性質的不同。可見，像蜀國這類早期城市體系及其空間組織形態，在世界文明初期的城市史上是不多見的。】 金沙是三星堆的次級文化，兩者之間的文化聯繫緊密到一望即知。春秋中葉後，金沙衰落，可能是被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蜀王杜宇所滅亡。杜宇之後的開明王朝定都成都，而開明王朝的風貌，便已經與三星堆大爲不同了。公元前316年，開明王朝爲秦惠王所滅。 【金沙遺址商周之際文化層其實並不是三星堆文化衰亡後遷徙而來所留下的文化遺存，而是三星堆文化金沙遺址的文化延續。換句話說，在作爲商代古蜀王國首位城市的三星堆古蜀王都衰亡後，作爲古蜀王國次級中心城市的金沙政體並沒有同時消亡，它仍然在連續發展中延續着三星堆文化的餘脈，但爲時不長，就被杜宇徹底滅亡。所以西周時期金沙遺址的面貌與商周之際相比已發生了變化，而商周之際魚鳧王朝所盛行的象牙祭祀雖在西周早期有所延續，但西周中葉以後最終廢止，消失不存，其原因當在於此。】 【這種外表布有外凸圓點的圓形珠飾，原產於地中海沿岸地區，在公元前20世紀中葉盛行於近東以及埃及。最初是以黏土製作，俗稱“蜻蜓眼”，後來用玻璃製作。其用意在於人類可以憑藉眼睛的力量來消除所謂“惡眼神”所帶來的邪惡，從而爲人類提供保佑。基於這種理念，蜻蜓眼便成爲古代地中海沿岸的近東和埃及地區人們的護身符。這種古老的習俗，至今仍然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西亞的土耳其等地區流行不衰。羅家壩墓葬出土的這類珠飾，均爲陶珠(Clay bead)，不論其形狀還是質地，均頗同於地中海地區早期的蜻蜓眼珠飾。不過，羅家壩墓葬出土的珠飾顯然不會直接來自於地中海地區，聯繫到墓葬內所出的刻有“英雄擒獸”圖像的巴蜀印章和青銅器來看，可以認爲羅家壩墓葬這批珠飾的文化來源，與巴蜀印章和青銅器圖像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 除上述“蜻蜓眼”外，四川地區還出土了不少非蜻蜓眼的各色珠飾，多與蜻蜓眼珠飾同出一墓。這一類珠飾，在古代伊朗和印度等地被稱爲“瑟瑟(Sit-sit)”，是古代地跨西亞和中亞的波斯帝國的寶石名稱，中國稱其爲瑟瑟，是示格南語或阿拉伯語的音譯。這一類珠飾，在戰國時期的古蜀開明王朝曾大量用來製作珠簾。李膺《成都記》記載：“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真珠爲簾。其後，蜀郡火，民家數千與七寶樓俱毀。”由“真珠”之名可知，製作蜀王開明氏七寶樓簾的“真珠”，應屬“瑟瑟”一類舶來品，原產於西亞和中亞。】 六、古蜀國與商王朝的關係 三星堆文化初創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稍晚於夏朝，終結於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當於商王朝晚期。 在殷墟卜辭之中，就有商王朝與古蜀關係的記載。 商王朝獲取雲南的青銅原料，極有可能是通過古蜀國採取貿易的方式取得。在三星堆和中原地區出土過非常相似的銅貝。 古蜀國境域廣大，商中葉時，蜀北境在漢中，東境在三峽之東，南方囊括廣袤的南中之地，資源豐富、農業發達，國力強盛，足以與商王朝相抗衡。 在商王武丁時期，甲骨文記載商王曾經征討蜀地，商、蜀之間還在漢中設置了大量軍事壁壘。 《尚書·牧誓》中記載，古蜀參加了武王的諸侯大軍，是在商郊牧野誓師滅商的“西土八國”之首，後來被封爲蜀侯。 七、南方絲綢之路 “從成都平原經雲南出緬甸、印度，經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亞的安息（伊朗），再至地中海、羅馬帝國，這正是南方絲綢之路西線的全部行程。” 張騫鑿空西域，經河西走廊抵達中亞，走的路線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北方絲綢之路。他在大夏（今阿富汗）發現了產自成都的絲綢和竹杖，自此南方絲綢之路才進入中原王朝視線。漢武帝大感興趣，試圖打通這條道路，派遣軍隊進攻古滇國和哀牢國，但直到他去世也沒有完全成功。 成都有發達的絲織業，第一代蜀王蠶叢，便是蠶神，他的主要功績就是“教民蠶桑”，將野蠶變爲家蠶，又帶領部族從岷山進入成都平原開創了古蜀文明。2022年，在三星堆遺址7號坑當中出土了一件奇特的龜背形網格狀青銅器，在表面上發現了大片絲織物殘留。這個發現填補了西南地區夏商時期絲織物出土的空白。此外，那件大名鼎鼎的青銅大立人，可以看出他的冠冕和身着是花紋繁複的蜀錦。這些考古發現都可以證明當地絲織業已經非常成熟。 在對三星堆的研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近東文化的影響，但反觀夏商階段的近東地區，卻很少能看到東方文明的痕跡。 段老師在書中提到一事，上個世紀90年代，奧地利大學考古隊在古埃及的一座金字塔內的一具木乃伊頭髮上發現了來自中國的絲綢，年代約爲公元前11世紀。 1993年，《自然》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古埃及絲綢的使用》提到，在埃及底比斯的一個墓地裏，考古專家在古埃及第21王朝時期（約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一位女性木乃伊頭髮上發現了一塊布，經過技術鑑定確認是絲綢。這一發現令人不解，因爲埃及遠離中國，且這一發現早於張騫鑿空西域（絲綢之路的開闢）800多年。 這一發現可以證明，東西方的交流互動，可能要比我們印象中更早、更活躍。 八、對“支那”的考證 這段不寫了，直接引。 【一般認爲，“支那”(Cina)是古代印度地區對古代中國的稱呼，最初見於梵文，出現年代最遲在公元前4世紀或更早。季羨林先生的《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及德國雅各比(H·Jacobi)在普魯士科學研究會議的報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羅笈多王朝考第亞(Kautilya)所著書，說到“支那(Cina)產絲與紐帶，賈人常販至印度”。公元前4世紀成書的梵文經典《摩呵婆羅多》(Mahabharata)和公元前2世紀成書的《摩奴法典》(Manou)等書中有“絲”的記載及支那名稱。】 【實際上，不論指認支那爲秦國還是楚國，都是沒有什麼可靠的材料爲依據的。伯希和指認支那爲秦，認爲支那是印度對秦始皇所建立的秦王朝的稱呼。但是秦王朝始建於公元前221年，而支那名稱在印度的出現卻可早到公元前4世紀，可見伯希和的說法不能成立。有的學者以爲，支那是古印度對春秋時代秦國的稱呼。但是，春秋時代秦對隴西、北地諸戎並沒有形成霸權，秦穆公雖然“開地千里，並國十二”，卻得而復失，僅有三百里之地。而且，諸戎從西、北、東三面形成對秦的重重包圍，阻隔着秦的北上西進道路，秦不能越西戎一步，何談將其聲威遠播西方？直到公元前3世紀初，秦在西北地區才最終獲勝，而此時“支那”一名早已在印度出現。顯然，支那名稱的起源與秦國無關。至於指認支那爲荊，由於其立論基礎不可靠，同樣難以成立。】 【美國東方學者B.勞費爾認爲，梵語裏的Cina，在古伊朗語裏的相對字是Cina，波斯語裏稱中國的字如Cin、Cinistan、Cinastan，中古波斯語稱中國的字如Cen、Cenastan，亞美尼亞語的Cen-k，Cenastan，Cenbakur（“中國皇帝”）、Cenazneay（“開始於中國”）、Cenik（“中國的”），粟特語的Cyn-stn(Cinastan)，“費爾瓦爾丁（神）讚美詩”裏的Saini和帕拉菲語古經《創世記》裏的Sini，當頭C和S並用恰恰等於希臘語裏的對似語Σivai和θivai(=Cinai)，“可以假定中國在印度語、伊朗語和希臘語裏的名稱是出於一個共同的來源，而且這個原字或許可以在中國國內去找”。】 【“成都”這個名稱，產生很早，已見於《山海經》。春秋時期的四川滎經曾家溝漆器上，就刻有“成造”（成都製造）的烙印戳記。1985年，在四川滎經曾出土一柄刻有“成都”二字的蜀式青銅矛。2017年2月，在成都蒲江戰國墓內，也出土一柄刻有“成都”二字的蜀式青銅矛，足見成都得名之早。“成”字，過去學者按中原中心論模式，用北方話來複原它的古音，以爲是耕部禪紐字。但是，從南方語音來考慮，它卻是真部從紐字，讀音正是“支”。按照西方語言的雙音節來讀，也就讀作“支那”。這表明，支那其實是成都的對音。】 【印度古書裏提到“支那產絲和紐帶”，又提到“出產在支那的成捆的絲”，即是指成都出產的絲和絲織品，Cina這個名稱從古印度傳播到中亞、西亞和歐洲大陸後，又形成其轉生語，如今西文裏對中國名稱的稱呼，其來源即與此直接相關。而Cina名稱的西傳，是隨着絲綢的西傳進行的，說明了成都絲綢對西方的巨大影響。】 九、最後 段老師在書中指出，“三星堆文化是在成都平原高度發展的新石器文化的基礎上，主要吸收並凝聚了中原、西北和長江流域文明的文化精華，併兼收並蓄了世界文明的某些因素，從而發展形成的一種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 總的來講，段老師的講述，言之成理。 但，段老師的一些學術觀點，並非不存在爭議。比如段老師認爲夏商階段，黃金並沒有體現出特殊性，也從沒有發現過黃金面具。但在2021年，鄭州商城出土了商中期的金覆面。 再比如在中國青海樂都柳灣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彩陶上，大量發現卐形紋飾。段老師認爲這些紋飾是從西亞通過藏彝走廊傳播到以氐羌部族爲主體的古蜀人之中。但這些彩陶的製成年代，起碼不晚於古埃及十二王朝，那麼卐形紋飾到底起源自哪裏，還是存有疑問。 還有段老師認爲存在古蜀文字，這一點，目前也存在很多爭議。 等等，不贅述。 此外，成都既然長期與三星堆並存，那麼所謂古蜀國，到底所指爲何？感覺還是沒有講清楚。 歷史歸根結底，是一種敘事方式。如果從其他角度出發，也許就會形成不一樣的結論。 關於三星堆的研究，屬於當前歷史學界的前沿領域，又加之當前中國的考古處於一個重大發現層出不窮的階段，一些猜想在被快速驗證，一些猜想又在被快速顛覆。所以，對於三星堆的理解和認識，還是要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

暑期剛好去了一趟三星堆，非常推薦現場找講解參觀。雖然是25人拼團的講解，但是耳麥裏的聲音也很清晰，結合現場看實物，真的非常有意思。

點開之前，我其實以爲這書充滿了對三星堆文明的幻想。但這本書其實是科普向，很嚴謹，所以可能不是大多數人期待的那樣。 增長了許多知識，尤其感慨成都真的是歷史悠久，甚至是china一詞的源頭。 泱泱中華，數千年曆史，實在是處處是實證。先祖篳路藍縷，後輩還需自勉。

這本比前幾本看的三星堆的書質量高一些了哎呀呀，本來都以爲三星堆系列相關出版物是不是騙什麼國家資金了哈哈哈。讓我有力量開始下一本了，原本要堅持不下去了。

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 三星堆文化的神祕莫測，神權政權的合一，都讓這種文化的來源發展和消亡成謎。本書讓我從各種角度瞭解到了三星堆文化，但是有些論斷和設想都缺乏更加有說服力的證據，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勘測數據和資料才能讓三星堆文化更爲明晰。

三星堆太石破天驚 目前的研究還不足以下結論。和殷墟不同的是，三星堆出土時代治學的人今非昔比。央視直播成就了三星堆，但是如果沒有紮實綜合的多學科研究，三星堆將可悲地淪爲考古網紅，而難以獲得像故宮和敦煌一樣的生命力

從三星堆展開，主要的成書思路是從不同的材料，物質，形式的來源進行猜想和分析，畫出三星堆爲中心的文明傳播路徑。全書主要表達的是多元文明同時發展，商業交流互相促進影響的概念。但整體成書邏輯很鬆散，尤其是全書最後一章，扯到西南絲綢之路已經和三星堆關係不大了，有湊字數的嫌疑。另外全書的插圖重複率非常高，編輯的比較粗糙。

看這本書之前，可以先看看夏商周的歷史和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有助於理解。

很全面，就是不敢說三星堆文化是外來的。基本可以確定是外來的，印度來的。

有不少的考古證據，有充分的邏輯分析，但設想不夠大膽。古蜀國和當時的中原應該是兩個並行的人類發展進程，後來有了交織融合。古蜀國可能就源於兩河流域文明，不知並行時期的中原文明又源自哪裏？畢竟沒有誰是自古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