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全 2 冊）

憶起一句話：國難興邦。此書談風險，亦知無險無進矣。研究的角度，推斷的論斷，啓發頗多。

把“唯生產率”史觀應用到中國，得出的結論基本一樣：根據麥迪森的估算，漢朝時中國人均收入大約爲450美元（以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時的1820年，大約爲600美元，至19世紀末期回到530美元，1950年落回原點——439美元！也就是說，依據勞動生產率這把尺子，至少從秦漢以來的2000多年裏，中國沒進步過，甚至還有些許下降。雖然儒家秩序在其間不斷完善鞏固，深深影響中國人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但那些努力沒有對勞動生產率產生實質影響，因此是無用功！至於其間一個時段叫“漢朝”，另一些叫“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整個時段是一年還是2000年之久，這些細節都意義不大，因爲這些朝代不管叫什麼，都沒從根本上改變勞動生產率，不值一提。當然，這些判斷很難讓人接受，尤其是其間儒家文化的推進、宗族的細化完善、商業市場的擴展，甚至還有科舉考試的普及等，即使這些創新與變遷沒有提升生產率，那隻能說明“生產率”不應該是評估人類創舉之價值的唯一標準，不是判斷文明進步的唯一準則，因爲這些創舉要麼對文明化進程發揮過長久作用，要麼還沿襲至今，長久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這種片面的分析框架必須改變。…在現有歷史研究中，也是出於“唯生產率”視角，學者將知識分爲“有用”和“無用”，進而延伸出“生產性”和“非生產性”人力資本。其中，那些對產出（生產率）有幫助的知識才“有用”，具備這種知識技能的人力資本纔是“生產性”的。比如，科技、醫療、商業、法律等是有用知識，選修這些專業是獲得生產性人力資本，而人文歷史、儒家經典、宗教教義等由於不能提升生產率，所以是無用知識，學生不應選修這些專業，公司也不要僱用這些專業的員工。著名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在解釋爲什麼中西方從18世紀末開始經濟大分流時談道：中國在漢朝選擇“獨尊儒術”，尤其從宋代拓廣基於儒家經典的科舉體系，激發草根學子將才華花在儒家經典這些“無用知識”上，得到的是“非生產性人力資本”，所以從宋代到晚清洋務運動之前，中國不能出現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技術創新；相比之下，西歐從12世紀開始興辦大學，先是培養律師，獲得保障商業契約、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識，後來引導青年走上提升生產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讓歐洲不斷積累生產性人力資本，到18世紀末爆發工業革命。單純基於生產率這把尺子，對有用知識和生產性人力資本的定義當然會如此；但人文知識、儒家經典、宗教教義就真的“無用”，與其相關聯的人力資本就無價值嗎？…人類爲什麼在過去1萬多年裏，逐漸放棄狩獵採集、轉爲定居農耕，而且至今還保持定居生活？再者，人類過去幾千年真的像克拉克教授說的那樣，都是在浪費時間，只有工業革命纔是帶來人類進步的創新？如果只從生產率評估人類創新的價值，就無法解釋過去做過的很多創舉：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國家等——這些創舉構成本書要談的“文明”內涵。在隨後的章節中，我們會逐步看到，這些發明可能當時並沒提升生產率，或者只對生產率的增加有些許貢獻，但它們對改進人類的風險應對力、降低暴力頻率、促進文明化，都有過顯著貢獻。…要想克服風險挑戰、進而降低暴力，一方面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生產率，另一方面是強化人與人之間的跨期合作、互通有無，包括資源共享、風險互攤。可是，怎樣使人際跨期互助變得可靠，避免捲款逃跑、虛假欺詐、惡意違約、頻搭便車呢？這是人類自古一直希望解決的核心挑戰，因爲在所有人際關係中，讓人最難放心的就是跨期承諾：一旦涉及跨期，只要兌現承諾、履行義務之前還有逃避的時間或空間，造假違約的機會就存在，信任就難以達到百分之百，連親兄弟也不可掉以輕心。這就要求有規則和秩序，規範跨期承諾，強化跨期信任。本書中的各章節將闡明，在人類文明化歷程中，從迷信的創立到儀式、禮節、婚約、家庭、宗族、族譜、宗祠、靈牌的發明，到宗教、教義、教規、禮拜、禱告的推出，到立法、司法、行政之國家體系的建立，再到保險、股票、債券、基金的發明，無不圍繞規則和秩序，或爲加強人際跨期互信與合作。我們會看到，雖然許多創舉並不能提高生產率，但卻改善了規則和秩序(law and order)，提升了人類跟風險博弈的勝算概率。可以說，在人類歷史上，尤其在工業革命之前，是風險催生了文明，如果沒有風險挑戰，人類可能缺乏壓力去創新以建立合作秩序、提升大家的風險應對力，也就難有文明化發展。因而，在評估文明創新和其他歷史變遷時，至少需要兩把尺子——“生產率”和“風險應對力”，這與孔子在《論語·季氏》中所言一致：“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意思是：不應擔心財富不多，只需擔心財富分配不均；不要擔心人少，而要提防民衆的不安；財富分配平均，便無所謂貧窮；把未來風險規避好，民衆無憂無慮了，就不在乎人多人少，社會就無混亂了。這跟投資理論中既強調回報又強調風險控制的邏輯也一致。在1952年哈里·馬科維茨(Harry Markowitz)發表成名作之前，金融行業和投資者普遍只用“回報”這一指標度量投資安排的好壞，不顧風險高低，這跟只用“生產率”判斷人類創舉的價值一樣。但在1952年發表的論文中，馬科維茨強調必須將回報跟風險綜合考慮：一種投資組合如果預期回報高但風險更高，未必最優；同樣地，預期回報低但風險更低的投資組合，未必就不好。…我們將“有用知識”的定義進行延伸：只要是對提高生產率或化解風險有益的知識，都是有用知識；相應地，有用的人力資本分爲兩類——生產性人力資本和“化險性人力資本”(risk-mitigative human capital)，後者指的是化解生活風險（包括消費風險、社會風險、心理風險）的技能。…一種創舉如果能提高生產率但不增加消費風險，或者不降低生產率但能降低風險，那就是進步。…從周初至晚清的時段，其間生產率基本沒變，但由於儒家禮制的鞏固等，風險應對力提升，因此消費風險下降，生活安全感改善；在此意義上，儒家禮制增強了中國社會的化險性人力資本。—轉引自：陳志武《文明的邏輯》

以往歷史學者，包括經濟史和文明史學者，都習慣性地以“生產率”判斷人類各種所作所爲的價值，也用這把尺子判斷人類是否在進步；這種“唯生產率”視角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如果任何舉措不能帶來生產率的提升，那就是無用功。 但是，人類的許多創新雖然對生產率沒有直接貢獻，但卻改善了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此即貫穿全書的基本命題。 在人類上萬年的文明化探索中，生存風險經歷了多次轉型，而每次又因風險挑戰催生出新的創舉，給文明秩序添磚加瓦。 先是自然風險開啓早期文明化，氣候風險迫使人類放棄狩獵採集的原始生活，發明各類迷信與定居農耕；接下來，也是自然風險，催生了婚姻、家庭、私有財產、國家，還有家族、宗族，並將無組織的鬆散迷信轉型爲組織化宗教，這些創舉加在一起，大大提升了人類的風險應對能力，促成暴力的持續下降。 而到了中世紀後期，特別是歐洲新教改革之後，金融市場終於提速發展，給人類提供更多的分攤風險、實現人際合作的工具，逐步取代過去基於婚姻、家庭和宗教的避險互助安排，但由此也開啓了人造風險——金融危機風險——的時代，在工業革命發生後更多的人造風險——失業風險、經濟危機風險——也隨之而來，重構人類社會的生存場景。 爲了應對人造風險，19世紀發明了“福利國家”和作爲“最後貸款人”的中央銀行（貨幣國家），20世紀30年代演變出以凱恩斯主義爲指導的“財政國家”。到二戰之後，尤其格林斯潘貨幣新政以來，現代政府的這三駕馬車——福利國家、貨幣國家和財政國家——堪稱成熟，被多國複製，這一方面讓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等人造風險似乎得到抑制，另一方面又衍生出不斷惡化的財富差距、收入差距等新挑戰——製造政治動盪風險，包括民粹主義政治在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國家盛行，威脅世界既有的體制，呼喚新的創舉。 與此同時，婚姻、家庭、宗教等傳統組織與生活方式在逐漸式微，人們也在探究新的出路。這些新挑戰又會引發哪些創舉呢？如今，無論在北美，亞洲還是歐洲，資源與權力更多集中於現代政府之手。這對人類文明化進程和風險應對能力是禍還是福？未來將走向何方？這是值得思考的開放性問題。

這本書的時間軸放得很大，就簡略看了。最吸引的還是陳志武老師的《金融的邏輯》。 🧧🧧如果只從生產率評估人類創新的價值，就無法解釋過去做過的很多創舉：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國家等——這些創舉構成本書要談的“文明（一系列創新的幾何體和生存秩序）”內涵。這些發明可能當時並沒提升生產率，或者只對生產率的增加有些許貢獻，🆘🆘🆘但它們對改進人類的風險應對力、降低暴力頻率、促進文明化，都有過顯著貢獻。——🎆🎆🎆這種思維至關重要（不只是存在即合理的概念），就像不要只關心賺了多少錢一樣，精神生活，乃至日常的喫喝拉撒，都是極其有意義的，可能是情緒價值吧。 🌈🌈在每個社會，文化都是作爲對某種更深層次需求的回應，是內在創造，也在🎈🎈不斷應變，並不存在一個特定社會不同族羣所固有的，永遠不會改變的文化元素。 從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到商業市場，都能提供事前避險和事後救急的功能，爲什麼還要金融市場？✌️✌️✌️從非人格化、流動性、交易成本、跨期交換等多方面，金融提供了一系列更有效、更精準的風險應對和資源共享手段。 之前的安排更多是應對傳統風險（自然風險），而工業革命的深化，貿易體系和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也帶來全新風險。一方面，工業化使得人們離開農田進入工廠和機關工作，經濟週期引發的生產大起大落，帶來失業風險，另一方面，更發達的金融和一體化的商業意味着時常產生金融危機和產業危機。現代福利國家在19世紀後期逐步產生。🧧🧧政府福利興起之後，不僅讓世俗政府取代的宗教造成了教會地位的萎縮，而且也導致多種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是西方社會從原來以教會爲中心轉變爲以政府爲中心。也正是由於教會跟政府之間這種此消彼長的競爭關係，在今天的美國，堅決反對大政府的主要勢力不是經濟學家，而是教會。 🌈🌈市場和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了婚姻、家庭、宗族、教會來應對自然和人造風險，改變了人類社會。結婚少了，宗族瓦解了等等。🌈🌈現代政府的三駕馬車：福利國家、貨幣國家（作爲最後貸款人的中央銀行）和財政國家（凱恩斯主義）讓金融經濟危機風險得以抑制，同時衍生出財富差距，收入差距等等挑戰，呼喚新的創舉。

這是一本非常棒的書，加入了“我的推薦書單”中。這本書以一個獨特的視角、漫長的歷史時間軸闡述了人類文明發展邏輯的本質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過程。換句話說，當下存在的衆多社會現象或多或少都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對抗風險，更好地生存。諸如迷信活動、宗教組織、婚姻組織、家庭宗族、金融組織等等諸多文化文明的組織，都在增強我們對抗風險的能力，提高我們的生存率。 當一個人有足夠的財富和能力，纔有資格選擇以愛情爲前提的婚姻，否則選擇避險能力更強的婚姻組合，會是更好的選擇。現代社會越發達，大家就越有資格選擇愛情爲前提的婚姻。同理，經濟越發達，越來越多人不需要依靠婚姻來避險，完全有能力獨立生活，這也促使越來越多人不用被迫進入婚姻。或者不需要依賴生兒育女來增加避險能力。越來越多人不需要依靠宗族來避險，所以宗族組織在日漸衰弱。 迷信活動，宗教組織，一方面能夠提供心理慰藉，提供一些社會道德法律行爲規範，另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可以增強宗教內部的彼此信任度，建立一個以宗教爲中心的社會契約，比宗族爲中心規模較小的社會契約組織更加高效和完善。極大地增加了宗教成員的抵抗風險能力以及社會生產力。 合適的金融和政治制度，可以極大提高社會成員的抗風險能力，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這是一本很棒的書，一次性讀了兩遍，極大更新了我對婚姻、迷信、宗族、宗教、金融等多方面人類活動的認知。值得一讀。 以上

前面寫的沒啥新意，人活着就要喫穿住行，獲得過程存在風險的，所以扛風險也算基本要求，新意一般。 本書直接看後面，後面分析了婚姻，宗族宗教國家金融，倒是深入了，因爲這幾個問題可以說喜歡強調某方面而忽視根本，比如婚姻強調愛情，其實本質是風險分攤，等以後個體完全能扛風險，愛情就是真的。 記錄下有觀點的幾個 宗族跨期風險能力小於宗教，古代阿拉伯商人生意範圍廣，宗族力量的商業影響力小，宗族穩定了社會也帶來的生意走不遠。宋阿拉伯商人定居南方爲了做生意，宋元之際這些商人選擇投元也爲了生意，有意思的是從這個角度看鄭和下西洋可能是宗教朝拜 基督教反對的借貸，借貸的是猶太人並積累了名聲，和以後反猶有聯繫，後來放開借貸，宗教改革，新教放棄了救濟的權利，國家權力增加，給個人提供更大的福利保證，也帶來宗教力量的薄弱。 宗教解決跨期交易不如金融，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做生意，金融發達加國家權力擴張，新11經濟危機，中央銀行解決問題與貧富拉大。 後面內容豐富，聯繫程度高，每個獨立分析問題恰恰是互相聯繫，感覺是金融帶來的社會穩定度高了，也加大了問題出現時的巨大破壞力，每次彌補似乎是縫縫補補。 所以爲了利益創造了文明？

拜讀了陳教授這本書，發表淺薄意見： 一、“富人信宗教少”有待商榷。 因爲富人階級最早產生於宗教。歷史上宗教祭司出現才演生貴族，然後政體出現，教會或寺廟財產負稅一度在國家80%或更多，即便現在數量也極其龐大。 二“風險催生暴力”不準確。 風險包含出危和不出危概率，只有確定的出險纔會催生暴力，如陳勝吳廣的誤期起義。在出險和避險之間多數人選避險。風險目前多數人會選沉默或選擇危險無視。 1.歷史上戰爭結果少數士兵屠殺戰敗大衆，大衆總是束手就斃，沒有出現暴力反抗，總覺得大屠殺不會發生。如今股市，澳門賭場，都是風險區，沒有出現暴力，一片祥和欣欣向榮，覺得自己不會輸。 2.斯巴達人有多暴力衆所周知，決定他們這種性格和行爲的是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還有日積月累的風俗習慣，是天然選擇，中國也有“窮山惡水出刁民”，而不是偶爾出現的風險和邏輯選擇結果） 三、“基督教反金融和猶太人” 教會的財產從來都是金融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耶穌就是猶太人，猶太人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受神庇護，是與神立約的，這個是寫在聖經上的。

陳志武此書給多年來的人類文明研究領域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即從傳統的提高生產力角度轉變爲應對生存風險的角度，這一轉變在人類文明史紛繁複雜的現象中投入了一束新的光線，發掘出許多過去被忽視的現象，解釋了許多過去說不清的問題，功不可沒。但同時也讓一個人類社會中歷來存在的矛盾變得空前尖銳：解決全人類的生存問題最終是依靠極大地提高生產力，還是依靠改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一方面，沒有工業革命以來生產力的爆發性提高，就不可能爲所有人提供生存資料，人類社會就走不出馬爾薩斯陷阱；另一方面，沒有各種社會制度和文明的創新，人類社會只能深陷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我們至今仍然面對一對根本矛盾：自私與互助，競爭與合作。自由市場經濟學派強調人類個體的自私本性和自由競爭，各大宗教和儒家學派以及近代社會主義和現代福利國家強調互助與合作，孰是孰非至今沒有定論，而且還會繼續爭論下去。陳志武的著述無疑爲這一歷史性爭論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論據，極大地有助於將這一爭論深入進行下去，具有極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作者以對抗風險的能力爲衡量標準，探討了人類文明史中的制度創新，包括農耕的起源，迷信與宗教，婚姻與宗族，金融，以及福利國家。其中作者提出，圍繞着一神論信仰建立起的教徒體系和圍繞着祖宗崇拜建立起的宗族體系是同構的，都能增強社羣內部成員間的信任，已達到跨期互助、分擔風險的效果。宗族與宗教的避險功能在近現代也逐漸被金融工具與以及福利國家取代。 其中比較有意思的觀點是，在軸心時代，中西文明（漢朝與羅馬帝國）在宗族與宗教這兩種互相排斥的避險手段中做出選擇。宗教着重建立不受血緣限制的公共關係，所以能從中逐漸衍生出了一整套去人格化的社會制度和文化要素，使得陌生人可以在更大範圍內建立信任，整合資源，分擔風險。這些制度和文化使得阿拉伯商人最先建立起長距離海洋貿易網絡，也使得資本市場能在新教國家蓬勃發展，爲之後的全球貿易和工業革命打下了基礎。相比之下，一代代的儒學大家們將家庭作爲所有社會關係的藍本，着眼於建立道德規範來規訓人際關係，缺乏制度性的創新與保障，使得人與人在熟人社會之外缺乏合作避險的信任基礎。從這個角度上，中西大分流早在軸心時代就初見端倪，直到受到工業革命衝擊時纔將差異凸顯出來。雖說作者對Jared Diamond的某些觀點持批判態度（農耕是進步還是錯誤？），但他通過不同文明對風險規避手段的偏好解釋了歐亞大陸上各文明發展的差異，也算是Gun, Germs, Steel很好的補充。 除了上述觀點，作者還從風險的角度闡述了國家的起源（對抗自然風險）和現代福利財政國家的誕生（對抗金融風險），總體算是視角很新穎的一本書。美中不足的是行文略顯鬆散和拖沓，主要觀點在引言中皆有體現，通篇讀完覺得額外收穫不大，有些章節跟主題的關聯性不強。不過作者也聚焦了一些冷門的歷史知識（比如新世界作物的保險屬性，農耕與私有財產對父權制的推動，古代中國的阿拉伯人，財富資本貨幣的區別），還算有趣，是否值得精讀就見仁見智了。另外，書中引入了大量的定量分析，但部分作者對數據的解讀有誤導性，最突出的就是錯把相關性當成因果性，歸因不嚴謹，降低了作者整體論述的可信度。

這是一部雖有不足，但值得強烈推薦的奇書。 好書給人的應是觀念的啓發與引導，十多年前拜讀《金融的邏輯》時那種豁然開朗的獲得感，再度回來了，陳教授這本書再次做到了。 觀念上，生產效率的提升不是恆量人類進步的唯一標準，本書用社會抗風險能力爲主線，樹立了一套全新的評價視角，有強大的說服力。 書中的若干子論點，如婚姻的本質的描述，宗教與國家的關係，宗族的價值與侷限，都是直達本質的精闢之見，啓發良多。 本書大量採用量化歷史的研究結果進行論證，既有說服力，也在方法論層面給我以啓發。 美中不足的是，書中的一些論證存在因邏輯不嚴謹的問題，甚至因果倒置，個別結論就比較牽強。打個常用的比方，陳教授手裏拿了個錘子，於是看什麼都像釘子，想上去敲兩下，哈哈。 瑕不掩瑜，真是一部難得的啓發觀念的佳作，強烈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