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蠱之禍與儒生帝國的興起

對於尊儒，《漢書》載董仲舒的原話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載漢武帝的原話是“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我們耳熟能詳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據說出自清末一位思想家的再造。這裏存在六經——孔氏——儒術這三個概念兩千多年來的歷史演進。今人早有異論指出漢武帝並未真正採納過董仲舒的建議，也未在治國策略上真正主推過儒家思想，更未在制度上有促成儒士入官僚集團的積極行爲，當然有倡導儒家之舉，有將儒家作爲政治工具之舉，只不過將儒生帝國的崛起放在漢武帝名下，可能是個歷史誤會。這本書即用詳實的資料論證了上述觀點。作者梳理《史記》《漢書》中關於漢武帝朝儒生官員的精細數據，指出儒生在當時權力等級中的地位低下，遠稱不上精英團隊，未見被獨尊的榮耀。直到巫蠱之禍後，權貴家族和世襲權力主體大部分被消滅，儒生羣體才作爲新的精英階層開始走上歷史舞臺，經昭、宣、元三朝而昌盛，特別是霍光專權後將儒家思想作爲強有力的武器在政治鬥爭中加以利用，儒生官員自此在官僚系統中脫穎而出。

本書結論上非常具有米國學術界的風格：某個偶發一大事件導致某個重大歷史趨勢的出現，從而證明歷史過程的偶然性。 類似於李開元分析軍功受益集團和毛漢光研究中古士族沒落一樣，蔡亮論證漢宣帝以前，位居高位的儒生很少，君主不傾向於任用儒生且選官制度也不利於儒生上位。現在社會對漢武帝“獨尊儒術”和儒家正統的理解受到司馬遷和班固刻意的歷史書寫的影響（這一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些猜測性觀點乃至陰謀論式解釋）。 儒生上位和巫蠱之亂清理了大量的勳貴集團形成權力真空，儒生可以爲權力不穩的霍光乃至漢宣帝提供統治正當性，因此趁着權力真空通過師徒等私人關係迅速上位，但是他們和漢武帝以前儒生沒有什麼關係，這種思路和譚凱很類似。 總體來說，關於漢武帝以前漢朝非儒生帝國的觀點並不新鮮，對巫蠱之禍的強調和歷史書寫難以實證，個人持有保留意見。 政治/社會過程和政治/社會結構共同作用於歷史中，顯然巫蠱之亂確實破壞了過去勳貴階層再生產，但是這不等於儒生僅僅靠着霍光和漢宣帝的偏好就能上位，社會政治必然存在某些有利於儒生的結構性因素才能支持儒生長期作爲帝國合法性的構造者進行階層再生產，不然本質還是無根之水嘛。

這本書有兩個亮點。 對史記、漢書大膽的解構，強調歷史中的儒學發展遠非記載的那般“光鮮亮麗”； 首次將巫蠱之禍、霍光掌權與儒學政治興起聯繫起來看待，巫蠱之禍給霍光留下一個前所未有的權力真空，儒學因政治邊緣而“僥倖”保全。霍光缺乏合法性，而儒學卻可以塑造合法性(霍光被視爲伊尹周公)，二者一拍即合，進而儒家徹底走進權力中心。 從這點看，巫蠱之禍其實不是那麼重要了，沒有巫蠱之禍，霍光也會與儒學相聯盟，進而對其他羣體進行清洗，巫蠱之禍只是加速器而已。 這本書更多出自作者07年博士論文，雖然有着理論先行的毛病，但確實開先河。

88分，明顯阿米利卡漢學研究，譯者水平一般。優點：海外史學研究大量引入統計學 邏輯學來作爲新方法研究史料。這種研究方法相對更客觀，更精確，比如儒生到底是劉徹時期成爲主流，還是劉奭時期，別看就是一字之差，兩者之間其實隔了一個世紀。又比如說的話差不多，做的事呢？行動不會騙人。統計學可以看出，劉徹還是重用文法吏，其次內侍，再次漢初勳貴，再次親族，再次儒生。這就和通常認爲劉徹獨尊儒術的印象出入。書中論證正是因爲劉徹發動巫蠱之禍，有意識清理漢初勳貴，才讓位置空出來，儒生纔有階梯可攀登，最終造成劉奭時期儒生登頂這一結果。論證清晰，論據充分，一目瞭然。缺點：譯者水平太一般或者太不認真，表親 堂親多次譯錯，而且一個人身份反覆變化，一會兒表親，一會兒堂親。另外這是作者論文出版，對其餘一些論點也沒有回答，只說了自己結論，略微有些自說自話，作爲出版物，如果可以還是增加一點章節，這樣無論是對自己作品還是讀者都更顯尊重一些。

不入流。作者在裝什麼外賓？也就是在國外可以作爲研究中國歷史的博論，在國內本科論文的水平。作者既沒有細讀史料，也沒有參考既往研究，靠自己混亂不堪的知識系統提出一個自認爲別具一格的觀點。最後還涉及制度史？我的建議是先補補文獻學基礎常識。 PS 本書核心觀點只看前言就足夠了。作者用一本書的體量來闡述只要讀過史料（通鑑即可）就能知道的常識（儒生在巫蠱前朝堂力量薄弱）。至於另一觀點漢武帝並未獨尊儒術，參考閱讀：丁四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辨與漢代儒家學術思想專制說駁論》 其他腦洞則根本不值一駁

推薦推薦！ 作者用非常紮實的數據和富有邏輯的推論，讓我們重新看待傳統史學中關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開始成爲帝國朝堂的主流。這一觀點的錯誤。並且思考巫蠱之禍中，霍光等倖進內臣的崛起。 毫無疑問，所有人都會認可，西漢和東漢雖然是同一皇族統治，但卻是兩個氣質完全不同的朝代。西漢跟秦更像，是軍功吏帝國，而東漢則已經成爲儒家帝國。 但再去細究，其實這個轉變發生在漢宣帝漢元帝時期。 以前一直覺得漢宣帝是“王霸道雜之”，而漢元帝被儒家教育傻了從而“柔仁好禮”，但經過作者系統又詳實的分析，這個轉變確實發生在宣元之際，但源頭其實在巫蠱之禍。 因爲巫蠱之禍，正常的政治繼承被打破，原有的開國貴族政治階層被大範圍清理，導致出現了斷層。 同時，因爲漢昭帝、漢宣帝得位的合理性一直遭到質疑，霍光輔政也面臨各種輿論挑戰。一個是爲了強化自身的合理性，一個是爲了佔據朝堂生態位，所以，漢昭帝漢宣帝、霍光、儒家三者一拍即合，互相成就。儒家從典籍中爲皇帝的神聖性，爲霍光的合理性找到歷史說明，皇帝和霍光也幫助儒家確立了帝國主流思想。 所以這也是那段時間，儒家學說門派興盛，儒家宣揚的各種上古聖王神異言論頻出的原因。 其他額外的就是， 1，李廣因爲“李廣難封”的悲劇色彩，一直潛意識認爲他是個沒什麼背景的家族。但他的堂弟李蔡曾經做到丞相，他的兒子李敢因軍功而封關內侯。所以，“李廣難封”純粹是自己能力不行，然後還怨天尤人的要整個世界圍着他們轉。同樣是出征分配任務，李廣失道就是因爲衛青分配不公，李敢封侯那是我李家子弟有能力，跟你霍去病沒啥關係。活脫脫漢代的小仙女思維啊。 2，一直以爲霍去病對霍光這個同父異母弟弟挺照顧的。但是霍去病只是將其恩蔭爲普通郎官，並沒有建議漢武帝重用霍光。跟其他得到重用的郎官相比，漢武帝也沒想着要重用霍光，所以霍光一直沒有得到外放的機會。 在漢武帝臨時前，霍光和另外一個倖進之臣金日磾合謀政變，炮製了漢武帝遺詔，讓漢昭帝上臺，並將自己包裝城託孤大臣。 但綜合漢武帝心態，漢昭帝最後一天才通過遺詔確立爲繼承人，以及霍光歷來的任職情況和當時其他人的言論（羣小自相貴耳），漢武帝託孤這事基本上不會發生。 3，《史記》爲了突出儒家，通過文字的編撰甚至是內容的篡改，將孔子塑造成五經始祖的色彩。並且塑造了一個儒家文化傳承的脈絡，但那個脈絡是可疑的。《公羊春秋》幾十萬字，通過口口相傳一兩百年還能大體不變？《尚書》那麼拗口，幾十年也能做到記憶清楚？而且既然司馬遷知道那些經典的傳承脈絡，爲什麼都只是記錄了這些傳承者的姓，而不是全名呢？而同樣在《史記》中，對於更久遠的事情和人物，司馬遷卻能做到有名有姓的記錄下來？這非常可疑。而且對於儒家的傳承者，從《史記》到《漢書》再到後面，細節越來越豐富，這太符合人爲編造的“歷史的層累”。 另外在《史記》中，潛移默化的通過“××人修××經而得以高位”，營造出儒家經典的價值。 果然，每一個文化人都壞的很。爲了推銷自己的私貨，不惜篡改編造。文化陣地真的是無孔不入，沒有小事。一刻都疏忽不得。

本書作者蔡亮，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現任聖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主要做秦漢帝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她在研究方法上有個特色，特別注重通過數字化手段來重構史料。正因爲有大量的數據分析，圍繞“儒生羣體如何崛起”這個話題，一重又一重謎團被解開。經典的老問題，浮現出新答案。 作者發現，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是一次影響深遠的政治鬥爭。正是在這場鬥爭的政治餘波中，儒生羣體才獲得崛起的機會。他們逐漸控制了王朝的官僚系統和知識系統，爲此後幾個世紀的中國政治話語定下基調。另外，我們今天之所以認爲漢武帝早年就重用儒生，是因爲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講了一個假的故事，但這不是因爲他信息掌握不足，而是司馬遷有意爲之的。 第一，與儒生崛起緊密相關的“巫蠱之禍”是怎麼回事？背後推手是誰？ 第二，儒生到底是一羣什麼人？他們是怎麼建立“儒生帝國”的？ 第三，司馬遷爲什麼要講一個假的故事？ ——————————————— 巫蠱之禍通常史家認爲是漢武帝通過縱容酷吏打擊太子黨（因爲太子與武帝政見不合，由於武帝時期征戰太重民不聊生，太子提出要休養生息，而武帝雖然知道這是正確的，卻不能接受自己之外的人來糾正這一點，後來發了《輪臺罪己詔》），劍鋒直指太子，最終太子劉據被逼無奈造反。武帝逼死太子後，又將當時誣陷或追殺太子的官員一併處死。也許是武帝后悔，也許是想趁機剷除上層權貴階層。總之，兩次事件後，整朝臣僚階層被肅清幾乎殆盡。 這部分內容作者從太子反對派到霍光挨個論證，最終結論是可能漢武帝年老多病，非常敏感，因此誤殺了太子。這部分不太準確，武帝比較剛愎自用，他可能真的很想教訓太子，所以在動太子之前已經把黨羽消減殆盡，否則也不至於太子造反無人可用。武帝下手太重，而太子被逼太甚，狗急跳牆搞造反，才最終導致父子二人無法共活。也許後來武帝有一絲後悔，但他自我至極，對太子的誅殺一定是處心積慮的。 雖然不認同對巫蠱之禍的判斷，但認可確實巫蠱之禍之後，官僚階層大換血，給了儒生出場的機會。 相比儒生帝國，這本書的更大意義在於補齊了我腦海裏“中國獨有的文官政治”是怎麼發祥發展的，正因爲巫蠱之禍，以及後來霍光、宣帝以及西漢後期大量啓用儒生，儲備了文官資源，東漢光武帝才能快速搭建管理班子，從容地讓軍功集團回老家享受榮華富貴，避免劉邦時期的分權尷尬。 ——————————————— 漢初儒學並不受重視，因爲儒學最底層的內容是傳統周禮，包括周代的禮樂制度、道德標準、政治規範。這個特點帶來的好處是，能借助傳統約束當下，有助於穩定社會秩序。但壞處也很明顯，恪守傳統就很難兼顧新形勢、新需求，因此變得不合時宜。 “巫蠱之禍”是一場失控的政治鬥爭，上層貴族幾乎被清除乾淨了，霍光除了武力打壓反對派，也得想辦法拉攏一些人，爲自己站隊。拉攏誰呢？這就是儒生。 儒生能幫霍光塑造慧眼識人、求賢若渴的良好形象。儒生提倡道德、禮儀、知識、傳統，會給人一種學識淵博、德行出衆、尊重傳統的感覺。所以，霍光很喜歡把年過花甲的老儒生請到朝中當官來幫他粉飾門面。 除了裝點門面，儒生能幫上更大的忙，這就是引經據典、製造輿論，論證霍光輔政的合理性。很多史書記載霍光輔政這段歷史，都會講到一件事。話說當初漢武帝的太子劉據死後，漢武帝把小兒子劉弗陵立爲太子。太子年少怎麼辦呢？漢武帝思前想後，打算讓霍光輔佐。爲了表達對霍光的尊重、敬仰，還有臨終託孤般的誠意，漢武帝讓宮中畫師畫了一幅《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暗示霍光做好輔政的準備。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感人，但很多史學家考證後都得出相近的結論，這個故事是儒生幫霍光製造輿論的素材。 如果說儒生通過幫霍光製造輿論，迅速崛起，那麼讓儒生站穩腳跟的正是下令族滅霍家的漢宣帝。 漢宣帝的身份有點特殊，他的祖父正是在“巫蠱之禍”中死去的太子劉據。漢宣帝從小生活在宮外，當了皇帝以後，他的血統和繼位合法性備受質疑。這時，儒生再次獲得機會施展特長。他們說，全國各地都出現了祥瑞，比如在皇家園林上林苑，一棵已經枯死倒下的大柳樹，竟然奇蹟般地立起來，重獲生機。長出的樹葉，被蟲子咬一個圖案，圖案好像是五個字：“公孫並已立”。漢宣帝是曾經的太子劉據的孫子，而且，漢宣帝的名字恰好是“劉病已”。這不表明，上天在告知天下，漢宣帝就應該繼承皇位嘛？ 你能想到，這類事情八成是假的。但在當時，確實幫了漢宣帝不少忙。所以，漢宣帝提拔了很多儒生擔任各類高級官員，甚至，太子太傅這個職務有一半以上都是儒生。太子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師們，漢宣帝讓一幫儒生教導未來的皇帝，可見漢宣帝對儒生有多麼認可。 儒生能在“巫蠱之禍”後長期影響古代中國，甚至建立起一個作者所說的“儒生帝國”。這麼大的成就，跟儒生的一些重要特徵分不開。 首先，儒生非常強調師承關係。比如後人推測，從孔子到孟子的傳承脈絡是：“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歷史事實到底是不是這樣，還有待考證。但有一點是可考的，至少從西漢開始，儒生就在強調師承關係。而漢代選拔官員，有個重要的措施叫“察舉制”。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高級官員可以選拔他們認爲品德優良、能力出衆的人，擔任低級官職。這就給重視師承脈絡的儒生提供了機會。巫蠱之禍以後，上層官員位置空缺，一些儒生被提拔到高位。很快，他們就開始拉拉扯扯，把自己的門生都舉薦上來。官員之間不僅是上下級關係，還可能是師生關係。這樣，官僚系統內就逐漸出現一個龐大的儒生人才梯隊。 其次，儒生不僅滲透了官僚系統，而且做了件影響更深遠的事情，這就是掌控漢代的知識系統。漢代儒生推崇學習“五經”，也就是《詩經》《書經》《禮經》《易經》《春秋經》。後來，儒生推動官方把“五經”納入官學，官方設立了一種叫“五經博士”的學官。“五經”學得好的人將來可以當官。經學博士是漢武帝設置的，最初只有幾十人，到霍光輔政的時候，人數迅速破百，然後一路翻番，到漢代末年，五經博士和弟子的人數竟然多達三萬。正是從“巫蠱之禍”之後，儒學一步步成長爲中國古代的官方正統學說。 第三，很多儒生，最初都是漢帝國的基層官吏，長期做一些瑣碎、具體的事情，擁有實際執行的能力。儒生熟悉禮儀，農村的婚喪嫁娶總是離不了他們。儒生會讀書寫字，他們就能在地方政府幹點文書工作，或者當老師教學生識字。儒生熟悉國家法律制度，遇上各類糾紛，調解起來總是有理有據。 漢代的儒生其實在“巫蠱之禍”以前，就已經遍佈漢帝國的基層社會。他們只等待一個像“巫蠱之禍”那樣的時機，實現政治抱負。 ——————————————— 後人誤以爲漢武帝重視儒學，這件事要追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史記》中有一篇文章叫《儒林列傳》。這篇文章講的是西漢前期多位儒學大師的故事，展現了西漢初年儒學興盛的局面。但我們已經知道，西漢“巫蠱之禍”以前，儒生並沒有被重用。換句話說，司馬遷沒有給我們講事實。 《儒林列傳》到底講了什麼？主要是兩個內容，首先，這篇文章理清了儒家發展的脈絡，從孔子開始一直到漢代初年，生生不息。其次，這篇文章強調了孔子之教是大智慧，漢朝是個尊重儒學的美好時代。人們把儒家經典學好了，就可以當官。但事實上，孔子和漢代的儒生三百年來一脈相承，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學好儒學就能當官，這在漢初還沒有實現。本書作者蔡亮仔細統計了漢武帝時期的官員信息，在77位地位顯赫的高官中，只有6位儒生，佔總人數的7.8%。而這6位儒生裏，只有公孫弘一個人是通過舉薦賢良的方式，獲得高層職位的。這跟司馬遷在《儒林列傳》裏描繪的場景，顯然不一樣。 對於這個現象，本書作者蔡亮給出一個有意思的解釋：司馬遷其實在《儒林列傳》裏創造出一個理想世界。這個世界的情況，跟司馬遷所處的現實世界相反。在現實中，軍功貴族和他們的後代把握着最高權力。而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通過裁剪史料，拼接出一個理想的世界。在這裏，財富地位、軍功以及人脈全部失去意義，一個人的未來是由他掌握的知識決定的。 司馬遷爲什麼要在《儒林列傳》中描繪一個與現實恰好相反的理想社會呢？ 司馬遷的父親就是史官，史官雖然卑微，但他們是統治階層近距離的觀察者。所以司馬遷從小目睹了很多殘酷的現實，官員要想升上高位，就得靠家族財富、裙帶關係和派系鬥爭。司馬遷曾經吐槽自己既“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同時也“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滿滿的失落和無奈。 於是，司馬遷只能通過文字委婉地批評他所生活的時代。他是怎麼寫的呢？ 司馬遷在《史記》裏分別爲16位漢武帝時代的重臣作傳。與這些獨立人物傳記並列的，還有《酷吏列傳》以及前面提到的《儒林列傳》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畫的是人物羣像。 司馬遷暗自做了一件事。他把這些官員分成了三個羣體，分別是：權貴的後代，底層崛起的政壇新貴，以及憑藉學識當官的儒生。 寫權貴後代的時候，司馬遷會在文中反覆強調，這些人是因爲家族的聲望而獲得官位，他們輕而易舉就能獲得重要官職。寫底層崛起的新貴的時候，司馬遷會直白抨擊漢代賣官鬻爵的醜惡現象。 那司馬遷心中理想的選官模式是什麼呢？他在《儒林列傳》裏，剪裁拼接出一個理想世界。在這個世界，只有接受過五經教育的儒生官員，才能成爲國家官員的後備人選。 看起來，司馬遷是在“望梅止渴”，通過文字撫慰心靈。其實，這件事情意義深遠，它在之後的幾百年裏，變成“儒生帝國”興起的重要推力。 西漢初年，儒生人數稀少，組織鬆散，影響力有限。而司馬遷的《儒林列傳》給儒生們描繪了一幅理想藍圖。遠望藍圖，分散在帝國底層各個角落的儒生，更加重視五經學習，重視相互推舉，逐漸團結起來，希望能奔向那個美好世界。 司馬遷的事業，後人仍在繼續。一百多年後，東漢史學家班固編纂了《漢書》，繼續描繪那幅藍圖。《漢書》中有一篇《儒林傳》，在這篇文章裏，儒生之間的傳承關係更加明確了。《漢書》中還有一篇《藝文志》，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目錄學文獻，班固把以前的書目都梳理了一遍。原本很多儒家經典已經流失，同一本經典有多個版本存世，非常混亂。而班固卻在《漢書·藝文志》裏，爲儒家經典理出一條非常清晰的脈絡。這進一步團結了儒生，強化了他們的集體身份認同。 本書作者對西漢時期的官員的師承關係情況做了統計。在漢武帝以前的一百多年裏，有師承關係的高級官員只有兩位。而漢昭帝到王莽統治結束，這一百多年間的97位高官中，有33人是儒生，其中還有11對師生官員。舉個例子，公元前72年，一位叫後倉的儒生位列九卿。後倉是研究《詩經》《孝經》的大家。他有位門徒叫蕭望，也是《詩經》方面的專家，七年後也位列九卿。蕭望你可能不熟悉，但後倉的另一位學生很有名，這就是“鑿壁偷光”的匡衡。匡衡在《詩經》方面成就很高，他當過漢朝的丞相。這個師承還沒完，匡衡有位弟子是師丹，擔任過大司馬等高官。（這部分跟西漢後期皇帝不斷將儒家推向高處，任用更多儒生有關，也許作者該取用東漢或更後期的數據來證明史記的功效） 回到這部分的主角司馬遷，他被稱爲“中國史學之父”。這不僅是因爲他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史料，查明諸多歷史的原委，更是因爲他開創了一個傳統，把歷史敘述照進現實，爲儒生創造了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推動了儒生階層的形成和崛起，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摘選編輯自得到聽書：裴鵬程

雖然作者對數據的推崇很合作爲讀者的我的口味，但是作者至少有兩個大問題。 其一，其一直批駁的“漢武帝時期漢朝成爲儒家帝國”這一所謂“傳統論點”似乎並不是傳統論點。 即便以敘事簡略的《中國通史》爲例，流行的幾個版本中，錢穆和呂思勉的版本壓根沒提這件事，傅樂成講得比較詳細了，但是作者的觀點和其基本一致，包括後面對宣帝朝臣的分析，傅先生也提了。 這還只是通史的泛泛之談，不是研究西漢或者儒學的專門史。所以讀到最後都沒搞明白作者極力論證的觀點到底新在哪裏。 可能是作者高中學歷史的時候，把課本里面：“公元前136年，朝廷設立五經博士，儒學獨尊地位確立。此後，儒學成爲我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這句話中的此後給看漏了？ 其二，作者想要證明“儒生帝國”在武帝時期不存在，卻又力證這一帝國在宣帝之後是存在的。 然而稍通曆史的人應該都知道，終漢一世，儒生都很難說獲得了朝政的主導權，在其之前，除了皇帝，也還有外戚和宦官。恐怕儒家出生的政客數量雖有增多，權力雖有增大，“儒生帝國”還是無從談起吧。 總結，作者批駁的觀點在稍微學術一點的資料中我都沒見過（可能是我孤陋寡聞），作者論證的觀點合理的部分已經有很多先賢闡述過，不合理的部分也難以做到邏輯自洽。姑且看個樂。

20260305通過對漢武帝時期儒學與政治權力的關係進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漢武帝后期巫蠱之禍對儒家階層崛起的深遠影響。書中探討了《史記·儒林列傳》中儒生身份的多重性，以及五經學派的傳承與變遷，揭示了西漢權力中心的轉移和儒生官員的崛起過程。通過探討霍光專權時期儒家思想的廣泛應用及其對政治權力的掌控，書中展示了儒學如何成爲帝國的意識形態，並逐漸掌握政治權力。通過對巫蠱之禍後權力重組的分析，作者指出這一事件導致舊權貴家族的衰落和儒生官員的興起，最終促成了儒家帝國的形成。

本來是想看一本寫巫蠱之禍那5年之血雨腥風的書，沒想到選了一本以博士論文爲原型的偏文獻的書，該書用豐富的文獻和數字，探討了巫蠱之禍和儒生進入官僚統治階層之間的關係。 邏輯框架清晰，首先，通過武帝朝官員背景和品級論證武帝一朝並非“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然後，通過後漢書中對儒生的記載；昭宣元vs.武帝朝儒生官員數量、佔比、品階的量化對比，以證明儒生官員地位和數量在巫蠱之禍後驟增。進而論證了巫蠱之禍和儒生更多走向官僚階級的關係。因巫蠱之禍，貴族被清洗殆盡，朝廷高層出現真空，儒生抓住機會，憑藉經學修養，利用“天人感應”理念爲霍光攝政和宣帝即位以及霍光被清算，提供各種輿論，祥瑞支持。完成論證。 另外，本書作者的後記讓我感觸很深，深深的贊同並貫徹:這個世界聲音很多，過濾惡意的批評，汲取正確的批評建議，堅定的用平常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