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語言的邏輯圖像——斯特勞森形而上學思想研究（哲學文庫）

哲學的進步是辯證的：斯特勞森與當代哲學 應奇 新京報書評週刊 2022-10-11 10:00 發表於北京 英國哲學家彼得·弗雷德裏克·斯特勞森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致力於重建形而上學在哲學中的位置，將哲學恢復到亞里士多德與康德的傳統之爭。在某種意義上，斯特勞森堪稱哲學家中的哲學家，他總是把思辨的意義提高到最強的程度，以語言哲學清晰的表述，把哲學世界中最複雜的“纏繞”部分，揭示出來。而斯特勞森的思路與遺產，也影響着今天的分析哲學界與語言學界，他試圖以康德式的方式重新定義人類的理性與行爲。 華東師範大學的應奇教授是國內最早引介斯特勞森作品的學者之一。在這篇文章中，應奇先生解讀了青年學人曾自衛關於斯特勞森的研究作品，他不僅藉此回應了哲學界以來對語言哲學與分析哲學的種種理解，更懷念了一位英年早逝的年輕學人——他的熱情、才華與勤奮。斯特勞森這樣的學者正如人類精神世界的一隻路標，召喚着更多的學人走向那條林中路，等待黃昏起飛的貓頭鷹。 撰文丨應奇 大概是兩年前的某天，忘記是一位年長些的還是年輕些的朋友忽然私信我，說是有一位叫曾自衛的年輕學人對他轉述曾受到我早年那本關於斯特勞森的小書的影響，還通過這位我認識的學者向我致意。雖然小作問世多年後，我亦偶會聽到同事和朋友提及，但是收到這個有些鄭重的消息，我當然還是有些高興的，並期待着有機會能夠與這位才俊見面論學。不料人生無常，不久之後竟傳來了這位年輕人已經不幸離世的消息。雖然街市依舊太平，大夥兒照例忙於生計，後來就是一直在疫情當中恓惶，也就把此事置諸腦後了。 開學前的一天，轉軲轆式地忙乎完一堆事兒的間歇，平常偶會聊天的教研室的X君微信我一則書訊，原來是曾自衛的博士論文作爲遺著由他生前攻讀博士學位的人民大學的出版社出版了。和同事就此做了一些交流，我就很快按圖索驥，從一個購書平臺下了單，不幾天後，這部篇幅有些驚人的博論就在這偶會讓人聯想起普林斯頓的秋日的午後帶着些許明豔來到了在閔大荒黯淡地討生活的我的手中。 斯特勞森，英國哲學家，語言哲學牛津學派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論個體》《感覺的界限》《懷疑主義與自然主義》等。其“論指稱”對羅素的摹狀詞理論提出了嚴重的挑戰。 雖然我與作者曾自衛並不認識，但是面對這部沉甸甸的論著，卻難免心起微瀾，並有一種把晤久別之故人的感覺。我知道這固然主要是因爲近三十年前，我曾在杭州大學與斯特勞森的著作朝夕相伴了近三年，最後草就了一篇題爲《描述的形而上學及其限制——彼得·斯特勞森哲學引論》（正式出版時改題《概念圖式與形而上學》），這可能是國內第一部以斯特勞森爲論主的博士論文——按照我們那個年代的西學研究水準，人們（也經常包括第一人稱的作者自己）就會宣稱“這填補了國內研究的某項空白“云云”。 我在其他場合曾經說過，自己對這篇論文其實並不滿意，但是我當然並沒有說，從那時的情況看，似乎我也只能做到這個程度了——或者說我已經盡了自己的全力。無論如何，在時隔多年後，看到在幾乎一模一樣的這個論題上的一篇無論從體量還是深度上都全方位地超過自己的博士論文，我的心情雖稍微有些複雜，但是總體上無疑仍是十分欣慰的，雖然這並不只是因爲自己的工作也在作者那裏也得到了“恰當”評價：“《概念圖式與形而上學》對斯特勞森哲學的基本方法、主題、佈局、特點、斯特勞森-羅素之爭、斯特勞森-奎因之爭等問題做了精細梳理，從研究方法和基本論域等方面奠定了此後國內斯特勞森研究的解讀模式”。 不管我可以找出多少理由來證明自己只能把論文做到當年那個程度，從內容和形式上來說，曾自衛的博論之超過我的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他幾乎竭澤而漁地窮盡了無論是斯特勞森本人的還是研究斯特勞森的文獻，這與互聯網尚未普及的我們那個時代的資料搜尋條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因爲那時斯特勞森尚在世，我收到過他寄送我的Analysis and Metaphysics以及Universal一文的抽印本，這些至今仍在我身邊，只是他給我的信，在經歷多次播遷後，終於不知其蹤了； 二是作者比較全面地探討了斯特勞森在《個體》第二章“聲音”中關於聽覺世界的思想實驗，而我雖然當時對這一部分以及接下來斯特勞森對於單子論的解釋極有興趣，甚至覺得不妨就斯特勞森和羅素的萊布尼茨闡釋做一番比較闡發，但最終仍然因爲論題和時間的限制而放棄了這部分構想； 三是就美籍華裔語言學家梅祖麟教授（系原燕京大學校長梅貽寶先生之公子）基於漢語語法對於斯特勞森的主謂詞區分的批評，我雖然當時就找到了梅教授的這篇文章，但由於上述同樣的原因，我並未就此展開討論，這個缺憾在曾著中得到了“填補”。順便可以提到的是，有一次我見到梅祖麟教授的一部中文論文集，因爲當年的那段關節，就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前面提到那篇批評斯特勞森的文字於梅教授而言固然是少作，不過有趣的是，據梅教授自述，這篇當年發表於Philosophical Review上的文章卻順利地幫助他找到了教職。 曾自衛的博論堪當“體大思精”四字，但由於我只讀了其長達七十五頁的導論（這應已經有我的博論的三分之一甚至將近一半的篇幅），還無法作出精詳的評價——並非謙虛地說，我相信其中有不少內容都已超出過了我這個分析哲學掉隊者的能力範圍。但是古人有“望氣”之說，自從看到這部書的第一眼，我們就可以最低限度地說，這是一部值得認真對待的“上路貨”，而不是眼下最爲常見的讓人都懶得翻開的“大興貨”。事實上，作者的研究評述雖看似“亦步亦趨”，但在重要和重大的哲學問題上，卻都是別具隻眼，自有裁斷的。 一個最好的例子是由《懷疑主義與自然主義》引出的關於斯特勞森的“自然主義轉向”，作者不但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轉向“不是哲學立場的徹底轉向，只是在方法論層面用自然主義代替了先驗論證。如果這稱得上“轉向”的話，也只是一種有原則的、局部的理論倒退。形而上學大廈並未因此傾覆，而是在極具張力的理論平衡中得以有效存續”；而且有這樣細緻的分析和澄清：“斯特勞森的先驗論證與自然主義作爲論證手段並不是截然對立的，一方面，斯特勞森不要求絕對的、普遍的，外在於人類中心主義的客觀性，爲之服務的先驗論證也不是根據“純粹理性”的超驗論證；另一方面，自然主義不是無底線的“救急原則”，而是對包括人類理性在內的“人性”的普遍認可”。 最近因爲撰文評論楊國榮教授的“具體形上學”，我重讀了斯特勞森的《懷疑主義與自然主義》，只不過三十年前用的是英文本複印件，這次則是直接讀的中譯本。我的印象與曾自衛上述判斷也是相吻合的。我在那裏所引用的可以佐證作者的判斷和我的印象是斯特勞森的這段話：“只有我們假定存在某種形上學的絕對立場——根據它我們能夠對我所對比的這兩種哲學立場進行評判，矛盾的假象纔會出現。但並沒有這種更高的立場——或者我們並不知道有這樣的立場；關於這樣一種立場的想法正是幻覺。一旦這一幻覺被摒棄，矛盾的假象就消失了。我們能夠在我們對現實的構想中，認出我們的確知道並能夠持有的立場的合理的相對性。” 曾著論列之豐不但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作爲斯特勞森的一名老粉絲之“追星”心理，這主要表現在對其生平、著作、二手研究文獻的綜述上，也體現在作者對牛津哲學圈氛圍與傳統（主要是斯特勞森與奧斯汀、賴爾還有伯林的關係）的刻畫以及對斯特勞森之於其論敵（主要是羅素和奎因）之關係的描摹上。即使在哲學的層面，與上述層次相應的論斷也是所在多有，例如關於斯特勞森對維特根斯坦的態度，作者分析了斯特勞森對後者的三部著作的態度，並得出結論，“從根本上說，斯特勞森有意限制《哲學研究》的影響，強調《邏輯哲學論》和論《確定性》的一致性，他試圖根據自然主義態度和語言的日常用法建立起自然語言的邏輯圖像”。這固然是爲了支持作者自己的論題，但是對至今仍然觸目可見的那些維氏的盲目追隨者更未嘗不是一種有益和有力的警示。 又例如，作者總體上同意我用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的“哲學三重奏”刻畫斯特勞森的哲學圖像，但又討論了心靈哲學之於三重奏的兼容性問題，並敏銳地指出，“斯特勞森強調這些分支的主要任務不是說明哲學具體有哪些理論分支，而是要強調各個分支在服務於哲學總任務時的統一性和有效性。換言之，他認爲每一個分支都以不同方式反映概念圖式的基本結構，而且，認識論、本體論和邏輯學是哲學最重要的三個分支，在這個意義上，將其當作“三重奏”也無不妥”。這就不但是對斯特勞森哲學的準確刻畫，對於一般的哲學研究者對於哲學範型的學習和思考更不無啓迪； 再例如，在引述了斯特勞森晚年的《二十世紀哲學的經驗和教訓》的如下一段話——“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轉向心理學或社會科學，我的意思是，我們的核心任務，如果不是唯一核心任務的話，是要對最普遍的概念或概念類型以及它們在我們生活中的位置達成一個清晰的理解。我們應該致力於從概念上達到對人類的普遍自我理解”——之後，作者聯想到江怡教授對斯特勞森的那篇重要的訪問《哲學的用處在於使人有自知之明》，就猜想“自知之明”大概是對於作者所用的“we should aim at general human conceptual self-understanding”這個複雜表達式的翻譯，並進而辨析道，““自知之明”的譯法簡潔流暢，但容易使讀者將該概念當作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有關的人生哲學或倫理學概念。實際上，斯特勞森在《什麼是哲學？》一文中指出，“如何達到自知之明”是與“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或“認識的範圍和限度爲何”等不同的問題，它強調的是概念上的系統澄清，本質上是作爲形而上學或哲學分析的整體目標的概念，沒有倫理學甚至認識論的意義”。 讀了這些慎思明辨的話，我們不禁會感嘆，如果天假以年，這位作者會在其要義爲經過其辨析的“自知之明”的哲學道路上走到多麼遠啊！ 當年我讀《純粹理性批判》韋卓民先生譯本時，每苦於韋先生遺譯初版本整理和印刷之誤，“相形之下”，曾著作爲遺著，在其生前友好的傾力支持下，總體編校質量很高，雖然也不乏一些小小的失誤，僅舉一例，第五十五頁文獻綜述中提及羅蒂早年的文章《斯特勞森的客觀性論證》，卻將其印作《斯特勞森的客觀性論證，形而上學述評》，這顯然是羅蒂的文章所發表的刊物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被誤譯爲中文後竄入羅蒂文章標題所造成的。 與上述主要應該由編印環節所難免造成的小失誤相對照的，是作者在文獻綜述上的一個同樣微小的“疏忽”，雖然我也是最近才發現這一點的。在談到斯特勞森在國內學界的傳播時，追根溯源，作者提到，《世界哲學》1962年刊登的《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哲學雜誌1961年論文目錄選譯》提到了斯特勞森的論文，“這大概是這位哲學家與中國學術界第一次有據可循的“親密接觸””。從曾著所附斯特勞森的著述編年，我們知道斯特勞森是年發表了三篇文章，分別是《社會道德與個體理想》（Social Morality and Individual Ideal） ，《感知與識別》（Perception and Identification）和《單稱詞項與微詞》（Singular Term and Predication）。而我是在去歲末和今年初一次偶然網上淘書時才發現曾經由我譯出收在《自由主義中立性及其批評者》中的第一篇文章竟早在1963年就已經被譯成中文發表在當時還是內部讀物的《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倫理學問題譯叢（1960-1962）》上，而且，我驚訝地發現，斯特勞森這篇名文的譯者竟是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的譯者吳永泉先生。 在《我與斯特勞森哲學的因緣》一文中，我曾經說，“斯特勞森哲學的溫和、保守色彩在以急風暴雨式的革命爲特徵和以求新求變而且是全變、速變爲尚的二十世紀也許是頗有些不合時宜的”；我還在那裏引用了斯特勞森的三句話，一是“即使沒有新的真理有待發現，至少還有許多舊的真理有待於重新發現”；二是“哲學的進步是辯證的，其辯證性就在於，我們希望以一些新的、改進了的形式迴歸到古老的洞見”；三是“一個哲學家除非用他那個時代的術語去重新思考他的先驅者的思想，他就不能理解他的先驅者。康德、亞里士多德這樣一些最偉大的哲學家的顯著特徵，正在於他們比其他哲學家更多地致力於這種重新思考”。在那篇文章中，我引申和發揮斯特勞森在《懷疑主義與自然主義》中的哲學洞見而指出，“正如懷疑總是依賴於不容懷疑的東西，共同體的維繫和生活的意義正依賴於保守、守護我們的共同體和我們的生活中值得保守和守護的東西”。在曾自衛選擇以斯特勞森哲學作爲研究對象時，他也清醒而敏銳地意識到，“對比現象學、存在主義、詮釋學、邏輯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等新老“顯學”，以牛津學派爲代表的日常語言哲學（維特根斯坦哲學除外）在國內哲學話語中缺乏必要深入的論述”，如今作者離世近三年後，這篇博士論文終於面世，我當然希望，而且相信，寄託着作者全部的哲學熱情、才華和勤奮的這篇有些“橫空岀世“的論文不但會有力地改變他生前不無慨嘆的那種令人不滿的理智狀況，而且會有益地滋養於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事業。

曾自衛是我的同學，雖然只在一起學習了一年，但他的刻苦、好學、謙虛讓人印象深刻，爲人非常謙遜。這本書裏的每個文字都留着他的印記，感謝，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