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帝國與運河

視角十分新穎，跳出傳統史觀。把水運航道和王朝命運綁定，釐清經濟命脈與國家發展的深層聯繫，篇幅精煉，爲理解唐宋歷史提供了獨到的切入點。

#讀書 《唐宋帝國與運河》 全漢昇著。這是一本從隋唐大運河視角解讀唐代與北宋興亡的學術著作。全書引經據典，有很多原文引用段落，不是通俗作品，所以有一些閱讀門檻，適合對這個命題感興趣，同時又有一些歷史背景基礎的人讀。 一、運河建設背景 這本書成書於1943年，至今已超過八十年。全書以中國歷史上的兩次大一統爲主線，圍繞隋唐運河進行闡述。作者認爲在第一次大一統，即秦漢時期，國家的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合一，都位於關中和北方中原地區。此時國家水利的建設方向，是在關中和黃河以北修建灌溉工程，提高農田產量。最具有代表性的工程有三個，關中的鄭國渠和白渠，河北的漳水溉鄴工程。 此後，由於漢末和南北朝的戰爭，尤其是西晉衣冠南渡之後，北方人口逐漸南遷，同時又出現了關中、北方地區農業的衰落。在隋、唐、宋時期，國家經濟中心逐漸轉向南方，與關中的政治中心，在地理上產生分離，此時運河的興起成爲了一種必要。 對於北方農業衰落的原因，作者認爲是由於關中權富階層修建碾磑，即水力驅動的石磨，造成灌溉渠水量的不足，導致農田產量降低，進而逐漸被荒廢。但作者同時也引用了北宋張方平的觀點，認爲是關中權富修建亭臺水榭導致的渠水不足。這兩個原因我沒有太理解，如果是純人爲原因，爲什麼後來不採取政治手段進行修正呢？所以大概也有自然的，不可逆的原因存在。 二、運河建設問題 在上面背景下，隋煬帝修建了大運河，來解決如何將南方物資運輸到北方的問題。這裏需要解釋三個問題。 1、隋唐大運河不是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的走向是由東南的杭州、揚州，先向西北通向洛陽、開封，再向東北通向涿郡（大約是今天的北京西南），整體是個小於號的形狀。這條河修建於隋代。而京杭大運河修建於元代，它的走向是由東南的杭州，直達北方的北京地區，整體近似於一條直線。 2、漕運的效率和成本要遠優於陸運。陸運需要動用的人力和畜力要遠大於漕運，這部分人馬在運輸過程中也會消耗糧食，因此成本要高很多，速度也會慢很多。因此古代在進行戰爭前，如果條件具備，肯定會先打通水路補給線。比如秦國在征服嶺南百越時修靈渠，曹操在統一北方時修建北方水路，後周攻打南唐要先佔領淮南的壽州、濠州、泗州，就因爲這三個地方分別是穎河、渦河和汴河與淮河的交界點。 3、隋煬帝的工作是疏浚和連接，而不是新建。隋煬帝的主要工作並不是新建運河，而是疏通和連接了長江到錢塘江的江南河，淮河到長江的山陽瀆，黃河到淮河的通濟渠。儘管不是新建，但六個月的工期還是太短，因此造成了大量服役農民的死亡，死亡率可能接近一半。因此皮日休在《汴河懷古》裏寫到，“盡道隋亡爲此河”。 三、運河的影響 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分離，在唐代中前期產生了巨大影響，一個具體的表現就是“移都就食”。 在唐朝前期，開元之前，位於長安的皇帝和中央大臣，主要是唐高宗和武則天，多次向洛陽遷移，以解決喫飯問題。武后甚至很長一段時間就直接居住在洛陽，不回長安。 這個現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關中農業的衰落，即便加上由運河運來的糧食，仍然無法養活這麼多人口。於是只能遷向洛陽，減少運河的運輸距離，尤其是洛陽到長安這段運輸難度很大的區域。 史書記載王宮大臣遷移過程中，“士庶從者多殍踣於路”。我們可以想象，肉食者都餓成這樣，同時期的關中老百姓得是一幅什麼樣的慘狀，可惜書中沒有寫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四、運河的運輸方法 開元年間的裴耀卿發明了“轉般法”，這個移都就食的問題才暫時得到解決。 所謂“轉般法”，通俗講就是分段運輸法。前面講過，隋唐運河分爲幾段，每段的水情、流向條件都不一樣。如果採用從起點一路運到終點的做法，沿途會遇到很多問題。所以裴耀卿在幾個關鍵節點，如揚州、開封、洛陽設置轉運點，這樣運輸船隻用在固定的流域內運輸即可，提高了運輸效率，降低了運輸成本。 然而好景不長，安史之亂後，運河的正常運轉遭到極大打擊，終唐一代直到滅亡，運輸量再也沒有恢復巔峯時期。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就是地方藩鎮的軍隊，有時他們會截留運河物資，更不用說還有不定期爆發的叛亂，徹底阻斷運河，使得運輸安全無法保障，運輸量自然也就沒法保證。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汴梁軍隊，以汴梁爲大本營的朱溫，最後也終結了李唐王朝。 五、北宋的運河 唐代滅亡後，淮河、長江流域陷入地方割據，運河連接政治和經濟中心的作用也就無從談起了，中間甚至被人爲決口斷流。直到五代的最後一代——後周，出了柴榮這樣一位有作爲的明君，攻下南唐的淮河流域州縣，疏通汴河，大運河才具備了恢復功能的條件。 然後柴榮英年早逝，不到四十歲就突然死亡，所有的功績最後都只是爲趙匡胤作了嫁衣。 本書雖然叫唐宋帝國與運河，實際上大幅的篇章都是在寫唐朝，宋朝的片幅比較少，但這條大運河最終的輝煌和死亡都發生在宋朝。 宋朝開國於960年的陳橋兵變。隨着975看攻滅南唐，隋唐大運河也迎來了它最後的輝煌，成爲了北宋都城的“生命線”。 由於吸取了唐末和五代藩鎮作亂的教訓，宋代採取了“守內虛外，強幹弱枝”的國策，收地方精兵，大量陳兵于都城汴京，對於物資的需要也急劇增長。 此時大運河一年的糧食運輸量基本在六百萬石以上，而唐代巔峯期也不過四百萬石，後期甚至只有一百萬多點。但隨着北宋末期政治逐漸腐敗，尤其是徽宗時期承擔的花石綱等運輸，以及蔡京對轉般法的廢除，大運河也走到了命運的盡頭。 最終1127年汴京被金人攻破，北宋滅亡。隨後南宋與金以淮河爲界對峙，這個格局很像150年前宋與南唐的對峙，但北宋的位置已被金取代，而南宋成爲了“南唐”，大運河的作用此時已經基本消失。北宋滅亡後不久，汴河已經斷流，往日的繁忙河道也逐漸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 隋煬帝耗用民力修成的運河，爲唐宋兩代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唐代詩人皮日休的詩對此有如下概括， 盡道隋亡爲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此書成書於80多年前，至今仍有研究價值，如作者總結到的：“當運河能夠充分發揮它的連繫南北的作用的時候，這個帝國便要隨着構成分子凝結的堅固而勢力雄厚，國運興隆；反之，如果運河因受到阻礙而不能充分發揮，或甚至完全不能發揮它的作用，這個帝國便隨着構成分子的離心力的加強而勢力薄弱，國運衰微。”

運河的暢通與否倒是個國家興衰的有趣的切入點。只不過似乎作者過分強調了運河是否暢通對於決定國力是否強大的作用。 唐末藩鎮期間，運河通暢更像是憲宗擊敗李希烈的果而不是元和中心的因。 之後運河不暢也不是唐末亂局的因，更多的是無力節制沿運河藩鎮的果。 靖康之變宋軍慘敗也不是因爲軍隊沒有江南運來的糧食， 運河不通不過是徽宗+蔡京多年敗壞朝政的諸多壞結果中的一個而已

全漢昇先生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寫就的專業論文，運用了大量歷史典籍中關於隋唐大運河的大小史料，論證運河和國運的密切關係，當運河能充分發揮作用的時候，帝國勢力雄厚，反之運河受到阻礙而不能充分發揮，則國運衰微。喜歡老一輩學者的研究精神，事無鉅細，旁徵博引，論理清晰，邏輯嚴密。後記提及落筆處是李莊，不由心頭一熱，抗戰中的學術成果。

全漢昇的不刊之作、經濟史名著《隋唐帝國與運河》以經濟史觀看隋唐宋數百年內溝通南北的運河，旁徵博引，從如何把軍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經濟重心的南方連繫起來之需求，指出1）隋煬帝開鑿的運河是時代的要求。 2）隋後的運河與唐宋帝國勢運的盛衰消長不可分離。所以當運河能夠充分發揮它的連繫南北的作用的時候，國運興隆；反之，如果運河因受到阻礙而不能充分發揮，或甚至完全不能發揮它的作用，國運衰微。唐代在安史之亂以前及憲宗時代，國勢強盛，而開元天寶年間更是大唐帝國的黃金時代。北宋時代，亦得盛年。在安史亂後，唐末及北宋末年，國力衰弱，甚至滅亡。雖然這一部分論述的說服力並不強。 3）運河不只是軍事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縱橫軸，橫向推進長安功能的東移，洛陽和汴州先後成爲全國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時，隨着運河的開鑿，沿河及縱向如河陰、睢陽、宿州、泗州、揚州、真州、鎮江及杭州等，都先後成爲南北交通的重要碼頭，從而發展爲繁榮的城市；其中杭州一地，更變爲南宋的政治中心。運河的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功能在這一時期輝煌燦爛。 值得一提的是，全先生書中援引皮日休論隋煬帝“盡道隋亡爲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也算是爲隋煬帝唱了一首讚歌。

唐代部分先講隋代開運河給唐代打底，把洛陽到江淮的水運打通。盛唐時靠廣通渠、汴渠等，漕運把江南財賦送長安、洛陽，支撐兩京繁榮和府兵、邊防開支，運河通就國力盛。安史之亂後河北藩鎮割據，中央全靠江淮財賦續命，這時候汴渠成了朝廷生命線，一旦藩鎮掐斷運河或者河道淤塞，中央就缺糧缺餉，政令出不了關中，唐後期的藩鎮博弈、財政危機，都和運河通塞直接綁在一起，最後唐亡也伴隨着這條大動脈徹底失序。 宋代部分核心就抓三點，第一是定都，宋太祖本來想遷洛陽、長安，可北宋要強幹弱枝、把重兵堆在汴京，全靠汴河運江淮糧，最後只能把開封定爲東京，運河直接決定了都城選址。第二是漕運制度，北宋靠汴河、惠民河等形成漕運四渠，巔峯年運糧到七百萬石，用轉般法分段轉運、靠鹽利補貼，把江南財賦穩穩輸往北方，撐住了中央駐軍和都城消費。第三是衰亡關聯，北宋末年蔡京改轉般法爲直達法，挪用漕運本錢，再加花石綱擠佔航道，汴河淤塞失修，南北物資斷流，汴京被圍時既缺糧又無外援，國運跟着運河一起垮掉；南宋只剩江南運河段，沒法再連起北方政治重心，半壁江山也就難撐長久。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的腦海中常常回憶起幾年前讀《大國憲制》時對於華夏縱深和大一統需求的感受。 華夏的文明發源於黃河、長江兩條東西向的大河兩岸，大江大河的自然力量決定了跨區域的政治力量存在融合的需求，而遊牧民族南下牧馬的需求衝突又進一步促使南北兩個東西向的聯盟之間出現了政治縱深的可能。不論何種原因，客觀上在最初的文明階段，黃河流域滋養的中原較之長江流域的江淮、江南之地先走一步，關中、中原成爲新興政治文明的核心區域，南方大面積的化外之地成爲中原王朝的文明備胎，除一些中心城市的發展以外，南方的政治統治依然存在大面積的空白。 直到永嘉之際，一次真正的鑿空中原和南下牧馬，淬鍊出了唐宋爲載體的第二帝國。 政治本身是建立在供養的基礎上的，組織一個政府、一種體制，建立起具有強制力的行政力量，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財和物的輸入，而政治的存在方式又決定了需要被供養的主體本身是不創造財和物的，因此，儘管我們常說魏晉以後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逐漸分離，但實際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在理論上從一開始就是分離的。由於中原和關中的千里沃野，加上南方尚未全部開發的客觀情況，兩個中心很長一段時間在地理上重疊了而已。 當魏晉以降的三百年戰亂將中原數百年積累的財富消耗殆盡，千里沃野滿目瘡痍，蠻夷之地的南方卻在中原士人的南渡避難中成爲新的經濟中心。所謂“經濟重心南移”。 一方面新的大一統帝國是在南北分裂後，自北向南征服而成的，另一方面新帝國的政治問題依然是是面向西北、北方，故南渡後的大一統帝國的政治中心仍在北方，廟堂之上依然是北方人的主場，但經濟的客觀性決定了南方成爲供養者已成既定事實，北方的傳統政治力量已經失去了自給自足的供養能力。 自西向東的兩條大河所形成的兩個經濟單元，必然要在政治上跨越南北，溝通南北的大運河便由此成爲政治大事件。 隋煬帝開運河的功過爭議了一千年，已無贅述的必要，大運河的開通是面對客觀需要，甚至是客觀上的窘迫而必然要出現的，這是歷史的大氣候和隋唐的小氣候決定的，隋煬帝只不過恰好踩中了時代的節點。他作皇子時，最主要的功業是平陳之役，在隋朝統一南北的過程中接收了大量南方的政治資源，並且在奪權篡政的節點上成爲他的基本盤，他也確實有着強烈的動機將關中、洛陽與江都之間的交通渠道打通。“隋代的開鑿運河絕不是偶然的事，它實是時代必然的產物；因爲在當日伴着新興的大一統帝國而生的客觀形勢之下，有開闢這一條溝通南北的運河之必要。” 在作者的敘述中，運河成爲新帝國的命脈，而運河的樞紐則成爲新帝國的咽喉。 隋的短暫統一與運河的暢通互相造就，真正依賴運河的歷史自唐開始，當政權進入高宗時代，功勳權貴和創業官僚的第二代人進入政治視野，承平日久之下，一場不可避免的行政臃腫化也在此刻發生，“高宗以後，一方面由於政府組織的擴大，他方面由於府兵制變爲募兵制，政府經費的開支，無論是官吏的薪俸，或是軍隊的給養，都一天比一天增大，從而每年仰給江淮的糧食也就激劇增加起來了。”官員羣體作爲消耗者，最突出的優越性在於不事生產卻有着制度性的供養體系，所以官員隊伍日益冗餘所消耗的開支也愈發沉重。“官員人數激增的結果，俸祿的開支便要跟着增加，從而運河的負擔也就特別加重起來。” 唐朝前期的中央政治班底每年都需要在運河運力減弱的季節搬去離運河水道更近的洛陽，至玄宗時，因治理得當，進而減少了東遷的頻率，而開元也成爲唐朝乃至整個歷史上的盛世。 從後世對歷史的回顧來看，唐宋的興衰治亂與運河的暢通堵塞是高度關聯的，儘管興衰治亂是一個系統性的過程，但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無疑發揮着巨大的作用。 安史之亂與黃巢起義給予唐帝國的打擊是不同的，安史亂後的運河雖然衰微但依然保持着部分運力，唐帝國衰微的政治架構仍然在風雨裱糊地運轉着，但黃巢起義以及由此產生的地方軍閥崛起，卻使得唐帝國徹底失去了對運河的掌控，東南半壁的豐饒被他人扼住了咽喉，更爲致命的是，戰亂波及江淮，供給端的秩序在先崩潰，遠在關中的帝國也自此土崩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直接斷絕唐帝國的後梁皇帝朱溫，崛起的基礎則在於控制了汴州——大運河的南北轉運點。在當時羣雄割據、佔山爲王的時代裏，割據自保是常態，而只有掌握了運河南北的勢力纔會有自命道統的野心和魄力，朱溫如此，柴榮如此，趙匡胤也如此。 汴州後來成爲新的正統王朝的京城，儘管這個帝國名不符實，卻依然保有中原與東南的政治性大一統。 隋唐以降，帝國的政治中心從長安到洛陽，再到汴京，主動或被動的一次次東移，歸根結底是中原政治對東南供給的不斷妥協和遷就。唐時的運河尚可通過技術性改革打通運河到洛陽的區間，至宋進一步退化，不得不降低供給成本地將都城落在“在德不在險”的汴京。 “軍隊須用糧食來維持，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對於糧食的需要便激劇增加起來。爲着要供應鉅額的糧食，政府不得不選擇便於漕運江淮米糧而又能照顧北方和西北方邊防的地方來建都。” “創造大統一帝國的宋太祖，雖然不滿意於汴州地勢的平坦，而以形勢比較險要的洛陽或長安爲他的理想的首都，可是爲着滿足中央對於大量糧食的需要，也只好遷就事實。” 宋未因運河而興，勉強支撐着一個虛弱朝廷的架子，直到運河的切斷爲它敲響了喪鐘。 南宋由於軍事的失敗，在喪失中原正統優越性的同時，無可奈何地認可了東南半壁的政治地位，“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 中原王朝尚可依託運河聯繫起南北的大一統認同，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則缺少進一步還於舊都的政治能動性，儘管宋的僑寓性質使得它不得不拉起一派北伐的政治正確，但實際上隨着宋朝廷在江南紮根，失去了北歸的必要性，“自可以爲國”，而一切綱領性的政治行動的根本動機，恰恰是客觀上的必要性。這是經濟中心獲得政治地位的客觀需要，也是一種必然結果。 當江南成爲帝國的供養者後，必然會形成一批代表江南利益的政治勢力，從晉王楊廣的“我夢江南好”起，南北有別的政治格局就已經顯露雛形。從客觀形勢來說，他們並不想成爲衰落的中原的供養者，到宋朝時，已經達到了中原朝廷需要通過制度性安排來壓制江南的政治訴求，“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詡津橋驚杜鵑。”然而北宋的覆滅使得宋的朝廷最終成爲事實上的“南人”本身，南人則開始依託強勢的經濟地位暮登天子堂，在蒙古人南下之前都安於東南繁華。宋亡以後，政治中心雖然一度在南京，但最終要遠離偏安之地。 大一統的成本是極爲昂貴的，大一統的多樣性也必然決定了會有供養者與消耗者的分別，供養者在取得經濟優勢之後，不會滿足於僅僅做一個供養者，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不會爲政治上的制度安排所改變。所供這些不安的新貴們選擇的路線只有兩條，要麼成爲據江淮自守的獨立王國去做帝國的掘墓人，要麼登堂入室，成爲大一統帝國的掌舵者。 不以堯存，不以桀亡。

因爲華夏第二帝國存在經濟中心與軍事中心南北分置的現象，所以運河成爲中華帝國整合資源治理國家或者擴張領土的關鍵，所以說對唐宋而言，確實是運河興則國興，運河衰則國衰。這點在唐宋過度時期更加明顯，中原王朝的重心從遠離運河的長安向靠近運河的方向運動，直到五代定都於運河中心汴梁，宋朝不得不冒着汴梁毫無屏障的弱點，也要定都汴梁

全漢昇的《唐宋帝國與運河》是一部探討大運河與唐宋帝國興衰關係的重要著作。全漢昇在書中提出“運河通則國運興，運河塞則國運衰”的核心觀點。他認爲，大運河的暢通與否直接影響唐宋帝國的興衰。運河作爲連接南北經濟重心與軍事政治重心的重要通道，其暢通與否對國家的物資運輸、財政供給、軍事防禦等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例如，唐代和北宋時期，運河的暢通促進了南北經濟的交流，增強了中央政權的凝聚力，從而推動了國家的繁榮；而運河的阻塞或破壞則導致國家經濟基礎的削弱，甚至引發政治動盪 。隋唐大一統帝國成立時的客觀形勢，和上次秦漢大一統時有些不同。其中一個最大的特點，是當日的軍事政治重心，雖然因爲國防和地理的關係，仍舊像秦漢那樣留在北方，可是，由於漢末以後北方生產事業的破壞，南方經濟資源的開發，經濟重心卻已遷移到南方去了。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時的客觀形勢既然與第一次大一統時有這樣的不同，當日自然要發生一個問題，即如何把軍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經濟重心的南方連繫起來，以便因內在的堅強凝結而生出力量？隋煬帝開鑿的運河，正好滿足這個新時代的客觀形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