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時間之維

完全不推薦讀這本看上去很有內容的書。估計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表達什麼，物理學家的時間概念和進化學家的時間概念不同，那也只是考察時間的長度不同，標準是一樣的，物理學家的一年也是進化學家的一年。歷史學家要記錄事件的發生時間，來龍去脈，時間是個參照，標杆，跟歷史學家關注的主題沒多大關係啊。法國大革命會發生，跟在哪一年發生有關係嗎？如果有關係，那不成了宿命論、星象學、生辰八字了嗎？人們對近代的事記得牢，對過去的事記不清，這跟時間本身有啥關係？作者書裏充斥着混亂的概念，故弄玄虛。完全不值得讀。

好無聊的一本書.....完全不知道作者想表達什麼，感覺都是各種材料和別人觀點的堆砌。

歷史學所依賴的時間框架本身有沒有歷史? 我嘗試着理解一下作者的意思，說實話，閱讀完之後，有所反思，但也有幾點沒理清楚。 現代史學賴以運作的那套時間觀念遠非自然天成，它有自己的起源，有特定的文化預設，並且至今仍在深刻地塑造歷史寫作的邊界與方向。 從紀年法的發明 追 蹤到全球時區的確立，從啓蒙時代的進步史觀追蹤到後殖民批判，這算是本小書的思維建構了。 敘事起點是公元紀年的誕生。公元525年，修士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出於虔誠，以耶穌道成肉身之年取代了戴克裏先紀年。這個選擇最初帶有明確的神學意圖，但它的後果遠超發明者的想象。當比得在731年首次完整地使用這套紀年法時，歷史寫作獲得了某種統一的標尺。更關鍵的一步發生在17世紀，佩塔維斯爲這套體系補上了公元前這個符號。於是時間向兩端延展，過去不再受創世敘事的約束，向無限深遠處敞開。烏雪主教精心推算的公元前4004年創世說，在這種無限性面前逐漸喪失瞭解釋力。亨特稱之爲深層時間的開啓。這一轉變的意義不在紀年技術本身，而在於它爲歷史學的世俗化提供了框架。歷史不再需要從創世講起，也不再以末日審判爲終點。 深層時間的開啓帶來的是一個悖論。歷史變得可以向過去無限追溯，可是歷史寫作的實踐卻始終被現代這個終點所牽引。亨特用相當大的篇幅分析現代性如何成爲歷史學科的內在驅動力。現代這個詞從14世紀進入英語，到17世紀末的書名統計已經顯示出它的爆炸性增長。古今之爭讓現代獲得了與古代對等甚至超越的地位。蘇格蘭學派的四階段論爲人類歷史規劃了從狩獵到商業的單向路徑。杜爾閣宣稱進步不可避免，黑格爾把世界歷史的終點設定在新教德意志各邦。亨特指出，這套目的論並非達爾文式的，儘管它被着進化史觀的外衣。真正的達爾文主義承認多樣性和不可預測性，而黑格爾的體系恰恰相反，它把一切非西方文明安置在時間的低階位置。中國的停滯，非洲的黑暗，這些論斷的邏輯前提是，只有歐洲抵達了歷史的終點，其餘地區要麼仍在途中，要麼被排斥在歷史之外。傑蘭多在1800年說得直白，一位哲思的旅客走遍世界，其實是在時間中旅行。空間的差異被翻譯成時間的先後，這正是亨特所批判的時間的空間化。格里高利曆在1582年頒佈，卻因新教國家的宗教疑慮被拖延採納，英國遲至1752年才接受。1884年華盛頓會議上確立格林尼治子午線時，依據的並非天文學的必然性，而是當時四分之三商船已在使用的現實。法國爲了國家榮譽，直到1911年才立法採用，將巴黎時間調慢九分二十一秒。這些細節說明，我們如今習以爲常的鐘表時間，實際上是科技、商業和政治博弈的產物。耐人尋味的是，這套時間體系一經確立，便獲得了自然化的力量。肯尼亞學者馬茲魯伊在1974年控訴非洲連一年十二個月、每小時六十分鐘都無法自主決定，他的批判本身卻需要藉助西方學術機構的平臺來發聲。這種困境正是亨特反覆提醒讀者的，對西方時間霸權的批判往往無法擺脫它所批判的框架。查卡拉巴提斷言只要歷史作爲大學話語存在，歐洲就是所有歷史的支配性理論主題。阿希斯·南迪走得更遠，勸人拋棄歷史，但亨特顯然不認爲這種激進的姿態是可行的出路。 當然，我曾經有閱讀過肯尼迪克特的想象的共同體。現代意義上的時間觀念取代了傳統宗教意義上的紀念法，標誌着資本主義進入加速時代，有異曲同工之妙。 她回到伏爾泰的《風俗論》，提醒讀者注意這部1756年的著作以中國和印度開篇，沒有將所有文明塞入同一條進步情節線。伏爾泰對發展敘事興趣寥寥，這反而使他的世界史擺脫了終點的束縛。亨特由此看到一種可能，歷史學不必圍繞現代來組織。她還借用桑傑·蘇布拉曼亞姆的研究，指出16世紀並非只有歐洲發生了史學的重大轉變。摩洛哥學者利奧·阿非利加努斯在被擄至歐洲之前，已經在非洲廣泛記錄銘文和編年史。這些被忽視的歷史意識形式，或許爲超越西方目的論提供了資源。同樣，拉納吉特·古哈將現象學的歷史性概念引入底層研究，試圖在日常生活的維度中捕捉歷史感，而非在國家主權的宏大敘事中尋找歷史的動力。美國曆史學博士生超過一半選擇本國史，且多數集中於20世紀。研究重心的前移意味着學科對古代和中世紀的興趣持續萎縮。更令她警覺的是新這個標籤的通貨膨脹，僅過去五年，書名含新史學的著作就超過四十本。對創新的強迫性追逐，恰恰是現代時間觀內嵌於學科的最明顯症狀。每代人都急於超越前一代，結果卻是對前輩的遺忘。亨特提出的建議近乎樸素，歷史學家應回顧本專業的前輩，抖落灰塵。這個建議背後是她的核心關切，只有鬆解現代這個終點的掌控，歷史纔可能向所有人和所有時代重新開放。她對非目的論歷史的呼籲有時顯得過於依賴理論上的可能性。伏爾泰的例子固然說明非線性的世界史曾經存在，但伏爾泰的框架中同樣包含着文明等級的預設。利奧·阿非利加努斯的歷史意識值得發掘，但這種個案能否動搖以文字檔案爲基礎的現代史學範式，仍有待觀察。此外，亨特對神經歷史和深層歷史的援引雖然方向明確，卻未能充分論證歷史學如何可能處理時間跨度如此之大的對象而不喪失歷史性本身。這些問題或許正是她希望激發的討論。 歷史學並非簡單地記錄時間，歷史學的時間本身就在被記錄之中。當亨特追問時間是歷史性的嗎，她質疑的不是物理時間的存在，而是歷史學賴以度量、分期、排序的那套文化裝置。這套裝置的祛魅，不意味着拋棄鐘錶和紀年，而是要求歷史學家對自身工作的前提保持警覺。現代性曾經是歷史學自我理解的地平線，如今這條地平線已經鬆動。

清湯寡水，好像什麼都說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