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就該這樣細讀：顧誠明清史文集（全3冊）

我國著名明清史專家顧誠生性耿直，治學謹嚴，被學術界公認爲“三好學者”，其視學術爲生命，在國際上享有盛譽。該書窮盡史料，尋根究底；抽絲剝繭，嚴謹考證。通讀這本專著，深感受益匪淺，對了解明清的歷史更加明晰，澄清了許多模糊觀念。《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是其代表作品，在學術界影響深遠，具有無可撼動的歷史地位。

其實，“嚴謹”與“懷疑”是歷史研究的雙翼。顧誠以海量一手資料爲經緯，對李巖是否存在、沈萬三籍貫等懸案抽絲剝繭，推翻成說，讓我看到史料細讀的力量。他綜合檔案、方誌、墓誌銘等多元證據，重建明末農民戰爭與南明抗清的脈絡，使模糊的史事峯迴路轉，真相漸顯。所以，歷史並非只能接受“大概”，只要肯窮盡資料、反覆比勘，就能接近真實。作者日均十小時讀書、竭澤而漁式蒐集材料的態度，更使我明白學術成果背後是持之以恆的功夫。

顧誠先生說，“歷史不是可以隨意打扮的小姑娘”，所以有了“歷史不忍細看”這話。 話說，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扣除武周皇帝（690年10月16日－705年2月22日在位），實際274年曆史。 宋朝的北宋(960～1127年)和南宋(1127～1279年) 兩個階段，共320年曆史， 明朝（1368年―1644年），實際276年曆史。 清朝從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算起，到1912年宣統帝下詔退位爲止，共296年的歷史。 由此可見，弱宋雖弱，還先天不足，但卻活得久啊。

自此讀完顧先生的6本書啦，6本書基本也就包括了先生的論文集了。 最想說，請先生收下我的膝蓋。 修史或治史的人所必須具備的史才、史學、史識等三項專長。“史才”指史書撰述能力；“史學”指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資料；“史識”指分析和評判歷史的思想見識。劉知幾認爲，修史或治史的人必須同時具備這三種能力，其中“史識”最爲重要。 三者，先生當然都做到了。尤其是“史學”上，先生真的算是喫透了各種史料。 說到個人，之所以讀完了先生全部著作，一方面原因是先生由於治學嚴謹，寫的相對數量少；一方面，是從讀《明朝那些事》開始後，對於明一代莫名的有着“青眼”加成，不知道爲啥就是喜歡這個朝代，雖然它很難評。尤其是讀完那些事以後就更想往後瞭解南明的事，當然這些都是初中的事情了，直到大學才圓夢，和先生第三次石刻考察期間，在丹陽一商場廣場上的書攤上，用低價淘到了兩本先生的《南明史》。 最初讀的時候，還比較能讀進去，後來第一本後半部分在讀期間，基本次次讀次次會犯困，於是後來第二本就不了了之。讀這本期間，可能確實一時沒適應先生寫作習慣。 後來去年開學後不久，想彌補上這個遺憾，於是打開了第二本書。讀這本時候，慢慢的腦子就能較爲清醒的跟着先生寫作思路走，並且可以在大部分讀的時間裏跟着思考，當然原因也在於後期轟轟烈烈的南明政權和農民革命軍合作抗清時候更爲心潮澎湃一些。 後來上個假期又繼續趁熱打鐵讀了《明末農民戰爭史》，這學期剛開始到今天讀完了三本《顧誠明清史文集》。 從內容上說，當然先是興趣引導，纔有意願讀的，但是讀到文集裏提到的明初比如衛所、耕地等一些比較細緻的（和人物看起來關係不大的）具體問題研究時，雖然不瞭解也沒興趣，但是因爲這些制度是國家的方針，也是其他事件的背景，當然也要硬看的。 不過衛所中提到的黃冊我倒是心喜，畢竟去南京看玄武湖裏六朝遺蹟時候，也去去參觀過。對數字我是不敏感的，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感受。 我較爲喜歡的當然是先生寫的人物小傳，或許是因爲紀傳體特質中心在人的傳統吧。畢竟人物是事件主導者，人物也掌握事件的變化。 這也聯繫到《南明史》，書封面痛心疾首的提到，“內鬥就要亡國，亡國也要內鬥”。南明政權官員在風雲變化之際中，沒有大局觀，而且對農民軍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大部分戰略上失策的原因，是要推到這些人身上的。 顧誠先生最著名的文章是李巖質疑，在這篇文章裏先生詳細說明了李巖這個人物是子虛烏有的。這也牽扯到文學藝術上的歷史作品和史實的區別，一方面前者當然適合初讀，且不可否認會更有意思，但是還是需要客觀瞭解現實情況是如何的。 再比如《明史.奸臣傳》中，大名鼎鼎的嚴嵩，估計讀那些事的時候對他都深惡痛絕，不過客觀上來說，他壞但也沒那麼壞，還比如史可法，雖然他最後是英勇殉國的，但是他在做官期間的一些策略是不利於當時的，兩者不能一概而論。可這種吧畢竟有些時候人物定褒貶是爲政治服務的，或者說爲人服務的，倒也是沒辦法的。 從框架上來說，第一是通過大學期間的讀書，尤其最近以來，似乎我更爲喜歡在一定時間裏讀一定專門板塊的書籍了，今天剛讀完文集下冊有一大塊對我非常有幫助，先生把明代大部分的資料羅列出來，並且寫出自己對其優缺點的看法，這樣非常利於專門研究明代史的人，因爲其他再怎麼變化，一手史料就那麼多。另外先生總結近代研究明史的經歷，和不同領域的得失，這些是可以當作方法論推而廣之的。 感覺先生雖然因爲歷史原因，目標定在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上，但是對於大體明代的研究並沒有落下，讀完這6本書，是比較能夠捋出脈絡的，當然最好的肯定還是原始史料。可這種研究值得學習，似乎感覺，研究橫向歷史不可太細，最低限度（基本單位）也得是一個朝代前中後期，其中政治經濟、地理軍事、內外交流，感覺最好是都要了解透，雖然很困難，這還不算前朝帶來的影響。這裏就有點疑問，研究一個制度的朝代變遷是否有很大必要呢，感覺這樣做的話重心偏於制度改革，而不是研究歷史了[疑問]，淺淺的想法。感覺上，歷史爲人服務，那麼如果這個目的的話，其實研究某一時期的歷史，帶上當今社會的便好了。 換句話說，雖然我們當然希望是研究全部歷史，像司馬遷、錢穆先生等人一樣，但這不現實、另外總感覺現在我們這樣目的有點太過於學術研究了，或許吧其實斷代史研究就可以達到爲人服務這點了。 現實一點，給我個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堅定我好好讀，似乎讀完每本書最後落點都是這個。主要感覺這個積累是個大問題，沒有基本史料，也談不了研究。另外如果細研究的話，如何讀書也有兩種，第一是先讀書再引出自己想研究的；第二是心中已經有想法，帶着目的去讀書的。前者更難一點，但也算是後者的基礎吧。 另外呢就是這個分析史料，第一先生常常提到地方上的記錄，可以與正史記錄互相關聯，補充、糾正。第二是先生不輕易下結論，基本是會去分析材料本身，於是至少我感覺讀的可信力度是非常高的，先生會舉盡比較真實的關於某一點的大多數史料。

起初讀着些許有點枯燥乏味，但還是堅持閱讀完了，讓我漲了很多知識，糾正了很多自己錯誤的歷史觀念，喜歡正史的可以看看。

顧先生曾是我敬仰的歷史學家。三十多年前我以爲他的《明末農民戰爭史》是一部傑作。現在來看完全相反，此作美化殘酷的戰爭，美化有史以來罕見的變態人渣，甚至忽視或天無視史實。如果在那個胡說農民戰爭是推動歷史進步動力的時代，作者違心附和的話，那麼現在再版爲什兒不能公正修改。如果不是作者本意的話，拿這麼多拉圾之作，還美其名曰讀歷史就該這樣！本書很多能稱爲歷史嗎？充其量代表一個時代的僞史。

讀歷史就該這樣細讀，不放過任何歷史細節！ 當代公認的明史大家、史學考實代表顧誠先生文集絕版重來！ 帶你窮盡史料，窮根究底，嚴謹考證，反覆質疑！

故紙堆中覓新火 ——讀《顧誠明清史文集》有感 【讀者:王新強】 翻開顧誠先生的《明清史文集》三冊，如同推開一扇通往明清史研究深處的窄門。沒有通俗史書的故事化敘事，先生的文字始終紮根於史料，卻在嚴謹考據中藏着撼動人心的力量，讓我對歷史研究與歷史本身有了全新認知。 最觸動我的，是先生“以小見大”的考據智慧。他不追逐宏大的歷史框架，反而深耕於看似細碎的議題：從衛所制度的演變到明代疆域的界定，從李自成起義的糧餉問題到清初“圈地令”的細節考證。每一篇文章都以海量的史料爲基石，小到一份地方檔案、一則官員奏疏，都被他精準捕捉，最終串聯成破解歷史謎題的鑰匙。 這種“小題大做”的堅持，讓我明白真正的歷史研究從不是空泛的議論，而是對每一個歷史細節的敬畏——正如先生對“明長城”與“邊牆”概念的辨析，看似咬文嚼字，實則釐清了明代疆域治理的核心邏輯，也讓我懂得“歷史的真相，往往藏在被忽略的字詞裏”。 先生字裏行間的“求真精神”更讓我肅然起敬。面對明清史研究中諸多“定論”，他從不盲從。在討論“張獻忠屠蜀”的議題時，他沒有附和傳統說法，而是對比《蜀碧》《荒書》等不同史料，結合當時的人口數據與社會背景，指出“屠蜀”背後既有戰亂的破壞，也有災荒與瘟疫的疊加，更批判了後世爲政治目的對歷史的刻意歪曲。 這種不囿於成見、敢於質疑的態度，打破了我對“歷史即定論”的認知——原來歷史研究不是爲了維護既有的答案，而是帶着審慎的目光不斷逼近真相，哪怕這個過程需要推翻“常識”，也要堅守史料所指向的事實。 讀完三冊文集，最深刻的感受是：歷史從不只是過去的塵埃，而是照亮當下的鏡子。顧誠先生對明代“民本”思想與實際治理脫節的分析，對清初民族政策與社會矛盾的探討，看似聚焦於幾百年前的往事，卻隱約映照着治理與民生、傳統與變革的永恆命題。他讓我明白，讀史不是爲了懷舊，而是通過理解過去的得失，學會以更清醒的目光看待當下。 合上書頁，先生筆下那些泛黃的史料彷彿有了溫度。這三冊文集不僅是一部明清史研究的學術著作，更像是一位史學大家的精神傳承——它教會我的，不僅是明清兩朝的歷史知識，更是對待歷史的敬畏、求真的勇氣，以及從故紙堆中汲取智慧的能力。這份收穫，遠勝過任何一本通俗歷史讀物帶來的短暫愉悅。 2025年9月27日于徐水

用實踐寫就“皓首窮經” 現如今，中國歷史研究成果不斷湧現，知識更新不斷加快，本世紀初的一些觀點，到現在都有“過期”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閱讀那些老一輩歷史學家的研究著作是否有意義？這套《顧誠明清史文集》就給出了很好的回答。 這部文集的寫作時間大多始於動亂結束，除極少數篇目外，絕大多數寫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是思想活躍但又帶有一些混亂的時代，顧誠先生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字空”這種近乎苛刻的要求作爲座右銘，以廣博的閱讀作爲基礎，一生只寫下《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兩部作品，迫使一些專門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改變研究方向，這在現在看來也是不可思議的。 顧誠先生僅得中壽，花甲之年便須發全白，用實踐寫就“皓首窮經”的人生。作爲一個歷史研究的門外漢，近年來草草閱讀過一些歷史研究文集，但少有作品可以與他一較短長。掩卷細品，個人覺得有以下幾點個人收穫與諸君共勉。 一敢於懷疑學界的“定論”，這在今天看來並不算稀罕。很多人爲了標新立異，甚至專門爲了反對而反對。顧誠先生並不立靶子，也不開空頭支票，他會在閱讀史料過程中發現問題，然後運用史料去逐步證僞某些觀點。 明初沈萬三的傳說就是很好的例子。顧誠先生在閱讀大量元末明初江南一帶的地方縣誌後，發現傳說和史實的牴牾之處，只需短短二三十頁，就還歷史於清白。 更著名的是李巖的來歷。因爲《甲申三百年祭》，李巖的故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可謂深入人心。動亂結束後，有人已經懷疑其經歷的真實性，邁出實質性一步的是顧誠先生——他通過對《杞縣誌》的反覆閱讀，得出李巖乃是烏有先生的結論。 在文集收錄的兩篇文章後，顧誠先生誠邀方家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雖然這40年來不斷有新的聲音，但這個立論的大方向基本上在史學界形成共識。關於後續的辯駁文章，我有幸也拜讀了一些，但所運用的史料幾乎還是顧誠先生所列舉的，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經不起認真推敲的。可以說，如果沒有新的關鍵性的史料出現，這一論點幾乎無法受到挑戰。而再換一個角度來看，顧誠先生在40年前所提出的觀點，如今仍未遭遇實質性的挑戰，可見這麼多年來幾乎沒有學者在閱讀史料方面能明顯超越他，這也是一個不小的奇蹟。 二顧誠先生顛覆了《甲申三百年祭》的某些觀點，並不意味着他完全否認郭沫若先生這部小作。《如何正確評價〈甲申三百年祭〉》這篇論文，我認爲體現了顧誠先生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歷史問題，可以說閃耀着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的光芒。 進入上世紀80年代，抨擊郭沫若似乎成爲一種時尚。郭老在特殊時期的一些言論，的確值得批評和總結，但我們不能因此對他全盤否定。姚雪垠是我們河南老鄉，他的《李自成》我也悉心拜讀過，作爲文學家，他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從他批評郭沫若的時機來看，很難不說沒有涉及政治的因素在裏面。 非常難得是的，顧誠先生對《甲申三百年祭》的迴護，並沒有單純停留在史學範疇。他明白無誤地承認了這部作品中存在的漏洞，但也清醒地看到，這些漏洞（包括李巖並不存在這個大BUG）存在因時因地，但並不能顛覆這部作品在抗戰時期所起到的凝聚人心的作用。他肯定郭老對待本書的態度，即有錯就改，特別指出當下閱讀這部作品，重點在於尊重其開創性的立論，領會其中的內涵，而不是以今人的眼光就指摘其中的細枝末節。 顧誠先生在文章中集中對史學界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加以總結和歸納，然後逐條予以辯駁，並在文章內大聲疾呼：“‘長江萬里，何能不千里一曲？’古往今來探索真理的人們，包括各個領域內的大師們，錯誤總是難免的。開創的東西大抵都不夠完善，後進者理應繼承前人的成果，並且通過自己的努力把事業推向新的水平。用輕薄的語調評論前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應取的態度。特別是當這些大師業已結束自己的勞動，長眠安息，不再能夠對牽涉自己的問題做出說明和表態的時候，評論更應當力求合情合理。” 歷史研究和政治往往是分不開的，所謂獨立於政治的歷史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而闡明歷史學“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根本作用，這一問題直到現在我想仍是所有史學界學者都需要認真自省的。 三在我的工作領域，考覈往往和字數是成比例掛鉤的，如同我寫的這篇書評，寫得長總顯得逼格高一些。現在歷史論著越來越厚，但評價比較高的，篇幅不大的小冊子又佔了相當比例。除了專業人士，我想一般讀者是不太喜歡閱讀長篇大論的原始史料的，如何將史料消化後用自己的話複述出來，就很考驗作者的水平。 在動亂時代，顧誠先生閱讀了大量明清之際的史料，還多次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摘抄各類地方誌，爲之後研究做了大量的積累。《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中，引用的地方史志竟然多達上千種。在本書最後收錄的《跋》中，顧誠先生曾提到，本書收錄的《明清之際人物傳略》系列，每篇小故事不過千字左右，但寫作難度並不低。很多花在甄別史料和考證上的工夫，是無法通過文章本身表現出來的。 這體現出顧誠先生兩方面的能力。一是掌握史料，對應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二是運用史料，對應的是“文章不寫半字空”。現如今有了電子設備，查找資料相對來說容易了很多，但顧誠先生能從上千種地方誌中遴選出自己所需的材料，並相互參照合理利用起來，既要下苦功夫，又要有好辦法。我很好奇，顧先生家中整理資料的卡片，估計要以萬張作爲最基本的計量單位。如此浩繁的工程，我這樣的平庸之輩只能歎爲觀止了。 四讀顧誠先生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正直感和愛國情懷。 文集中，有近2/5的內容，又被顧誠先生融入他的兩部專著之中。此番再讀，依然可以感受出其中的拳拳之心。對於李自成，顧誠先生的感情是真摯而濃烈的，頗有當年蘇東坡先生在《東坡志林》中寫聽書小兒的狀態：“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顧誠先生自然沒有那麼直接，但他似保留童真一般，對待明末農民戰爭領袖的情感，是可以直接從文字中讀出來的。 對於賣國者，顧誠先生有恨，但明顯感覺到這種恨與那些在其位而不謀其政者的恨那麼強烈。作爲起義的鎮壓一方，他對孫傳庭、楊嗣昌反倒寄予了一定的同情。但對於歷史上頗有善名的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乃至黃宗羲、王夫之等“東林—復社”黨人，他揭露起來絲毫不留情面，指出這些人妄有虛名，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都對南明王朝的衰亡起到了助推的作用。與其說是直來直去的恨，不如說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顧誠先生多少將自己的情感帶入時代，但又在其中保持清醒和冷靜，把握好其中的分寸，我只見過獨此一家。 至於鄭成功，他擁兵自重是事實，收復臺灣的目的也不單純，但從歷史進程來看，他畢竟爲祖國統一做出了巨大貢獻。顧誠先生沒有迴避問題，對鄭氏家族經營東南沿海給予中肯的評價，並指出收復臺灣的長遠意義，都可以看出一片赤子之情。 從這三卷本的文集來看，顧誠先生一生品性秉直、治學嚴謹，唯一的缺憾就是著述不多。他的心血都凝結在這些文字當中，讓我們有機會了解老一輩學人的優秀品質，也在閱讀過程中享受那種血脈賁張的沉重感。

顧城先生的歷史著作南明史，明末農民戰爭史及這三本文集都已讀完。 真感欽佩這樣偉大的歷史學者，其文章讀來亦能感受到作爲學者的嚴謹與對史料的甄別。其中運用唯物史觀細緻入微地針對史料進行有條不絮地梳理，以進步勢力的鬥爭作爲社會發展的一部分作爲把握，而不是以一二姓爲名的朝代更替，肯定了農民軍鬥爭在整個革命事業的偉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