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益
有鑑於二十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學界關於文獻、圖書的社會、文化研究的逐漸興盛和以“書籍史”視角對中國古代文獻圖書史研究成爲海外漢學的熱點,本書通過梳理、解釋本土學術中自成系統的文獻、圖書研究的“內在理路”及其強大慣性,在引入外來新方法、新視角所發生的觀念上的歧異和實踐中的困惑,從而從文化史的視角,對中國古代文獻做概括式的總論;以專題研究爲線索,提出問題,並加以分析、給出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方法。主要內容包括:中國古代文獻的涵義及形態;古文獻的載體;古文獻的生產和與文明發展的關係;中國古代文獻的的保存與流播;中國古代文獻的的闡釋傳統;古典文獻學的文化史內涵。
通論高屋建瓴,專題研究到位,讀罷確有正本清源之感。其實作者並沒有研究什麼新穎的題目,而是回到中國古代的文獻本身,從古典文獻學的基本問題(文獻的製作、流傳、衍變、出版等命題)入手,剖析了古典文獻的方方面面。作者很多看法極具啓發性,如不能只關注印刷時代的書籍史,又比如思考印刷術,沒有拘泥於比較中西近世的商業出版,給所謂的社會變革唱讚歌,而注重分析印刷術強化原有文化體系的作用。如此,作爲一門技術的雕版印刷,其歷史意義就值得更多考量。最後兩章專論出版和語言,從而拓寬了原有分析的廣度,乾貨滿滿。
其實該書本質上作者的閱讀筆記和心得體會。新論少,引述多。但整合起來看,還是能夠提供一些啓發的。
本書可以當成書籍史的入門之作,展示了書籍史的研究方法:“作爲一種‘新文化史’的實踐,它的目的就是挖掘出‘書籍’背後‘我們的前人所經歷和體驗的人類生存狀況’,探求和了解前人對‘生活的意義’——這一終極問題的回答。”並提出了很多新觀點,或將前人觀點進一步細化、深化,如第三章,指出書籍的存亡歸根結底決定於內容,而非外在的政策、水火、兵燹,是接着張舜徽先生的話說。第二章主要講形制的意義,分析書籍載體、書籍制度、書籍體式(如單疏本、合刻本)的文化意義,體現出書籍史研究方法的本土化。立論果決,敢於按斷,熱衷於對理論的構建和對常識的批判,如第四章對明中後期對商業出版的重新認識,提出:“印刷術及商業出版未能引起社會和思想上的變化,並不意味着不發生作用:與促進變革正好相反,它極大地維護和鞏固了傳統。這個事實不存在是非對錯,不過是文化特殊性的某種展現而已”,跟西方很多學者截然不同。這些思考問題的方法和角度,以及對文獻的重新審視、獨立思考,都很有啓發性。材料豐富,駕輕就熟,橫跨古今中西及文史各領域,縱橫捭闔。但有些觀點不免絕對,甚或片面,或照搬西方,如將版片轉讓問題解釋爲批發、分銷裝訂,十分新穎,但很難令人信服。最後一章探討漢字、書面語,批評了章太炎、饒宗頤、高本漢等很多大佬,但他自己的觀點,有的我看不大懂(反而是被他批評的人,更好懂,當然,易懂≠正確),有的也多是理論層面的推導甚至猜測,而實際層面又缺乏文獻佐證。這反映出學界一個現狀:搞文獻的,往往不管理論,不免保守;搞理論的,熱衷於建構,根據自己的觀點與框架切割、捏合材料,有理論的狂歡甚至自嗨的風險。但就學術意義而言,片面的錯誤好過正確的廢話,還是希望能看到有思考、有思想的書。
類似講稿,講到哪寫到哪,無章法可言,且中西比較時數據利用不準確,很奇怪。
這本書既是對中國文獻的總體介紹,相當程度上也是對西方書籍史新理論的回應,爲讀者引介了部分歐美研究動態。限於中國文獻史料保存類型難以針對西方書籍史、閱讀史提出的問題做出解答,此書仍然爲中國文獻研究拓展了視野。最後關於語言文字的理論辯護也可視爲一種難得的嘗試。
四星吧,前幾章啓發良多,第五章語言文字的相關論述實在是有丶難評,有點放飛自我了
點到爲止的寫法使閱讀不能盡興,但大量文獻的引用提供了很多好書信息,尤其是第五章受教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