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的起源

讀這本書的時候，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像是提前知道了結局的偵探小說。我和作者都早就知道，1899年，魯西北的農民會開始降神附體，會喊“扶清滅洋”，會把整個華北攪翻。作者帶着讀者一步一步往回走，去看乾柴是怎麼堆積起來的，去看火星怎麼在結構的縫隙裏陰燃。這種敘事像極了卡波特在《冷血》裏不斷提醒你“距離命案還有幾小時”的筆法，也像《流浪地球2》裏那個冰冷的倒計時：你知道毀滅終將發生，卻只能眼睜睜看着世界滑向深淵。 周錫瑞首先要拆的是一座老房子，他把它叫做“起源偶像”。從清末的勞乃宣到後來的路遙，幾代學者都在給義和團“尋親”，有人說它起於白蓮教，有人說它源於團練，有人說它是大刀會的變種。周錫瑞說，別找了，找到源頭鼻祖也解釋不了義和團運動爲何會這樣，他想追問的是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爲什麼義和團運動首先出現在魯西？爲什麼出現在19世紀90年代末？爲什麼這次反洋排外運動採取了義和團這種形式？ 爲了回答這三個問題，作者搭了一個三維的支架。第一維是社會生態。魯西南和魯西北完全是兩個世界。魯西南有地主、有圍牆、村莊封閉，長出來的是大刀會：等級森嚴，師徒祕傳，殺掉首領就散夥。魯西北地薄民貧，沒有大地主，村莊門戶大開，逃荒的、打短工的來去自由，長出來的是神拳：沒有固定首領，誰都能降神，殺掉朱紅燈，別的地方照樣起壇。同樣的壓力，不同的社會結構，壓出了完全不同的組織形態。 第二維是民間文化。周錫瑞拒絕把義和團塞進白蓮教的譜系。他翻遍了魯西北的社戲、廟會、跳大神和武術套路，發現拳民請的神不是祕密宗教的什麼無生老母，而是《三國演義》的關公、《西遊記》的孫悟空；降神附體的技術也不是白蓮教的坐功運氣，就是農村最常見的跳大神。這些東西本來就在農民的日常生活裏，只是1899年的危機把它們激活了。 第三維是權力。當時的教會可不只是來傳福音的，它是“國中之國”。治外法權讓傳教士可以直達總理衙門，教民包攬詞訟、橫行鄉里，地方官在面對教民與非教民的糾紛時，往往被迫犧牲後者以換取列強的滿意。國家司法保護缺位了，神拳就成了替代性的正義裁決者。 當這三維座標在1899年交匯，爆發顯得既突然又必然。平原縣令蔣楷的顢頇、朱紅燈的紅袍紅旗、森羅殿的槍聲，我們有理由不將這些事件視爲孤立的鬧事，而是一種結構壓力的泄洪口。財政崩潰、黃河洪災、裁軍、德國擴張、教民橫行、朝廷搖擺，幾條線索交匯成一場完美風暴。毓賢用魯西南對付大刀會的那套“招安首領、分化瓦解”經驗，在魯西北的義和團身上不起作用了。因爲神拳沒有“首”可斬，沒有“從”可解，每個拳場都是獨立的節點，傳統國家機器的鎮壓邏輯對它完全失效。 這本書的敘述有一種精密感，甚至讓我產生了一種宿命感。魯西北地薄民貧，所以沒有地主；沒有地主，所以村莊開放；村莊開放，所以適合去中心化的神拳；神拳門檻低，所以傳播快；傳播快，所以鎮壓不住。這個邏輯鏈條太光滑了，光滑到讓人忘了歷史其實是亂的。站在1898年看，未來根本不清晰。如果平原縣令蔣楷不是那個顢頇的外鄉人，如果朱紅燈沒有從長清回到茌平，如果1898年沒有那場把百萬人拋入流離的洪水，神拳會不會只是魯西北無數自生自滅的民間習武團體之一？周錫瑞用結構解釋了爲什麼可能爆發，但他悄悄抹掉了爲什麼也可能不爆發。這種後見之明，讓整本書讀起來像一場無法回頭的倒計時。 這讓我想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爲什麼歷史學家總要找一座橋？周錫瑞在結語裏說，他要在穩定的社會結構和劇烈的歷史變遷中找到內在的理論聯繫，要用文化的可塑性在民衆與社會結構之間架起橋樑。可讀着讀着我會想，爲什麼一定要有橋？爲什麼一定要找一個理論？也許是因爲面對歷史的深淵，人無法忍受無意義。如果不搭一座橋，我們就只能站在對岸發呆。理論是腳手架，它讓歷史顯得可理解。但腳手架不能代替建築本身。當理論變得過於光滑、過於對稱時，它就可能遮蔽了歷史的粗糙邊緣。那些由恐懼、誤解、謠言和瞬間衝動構成的、無法被理論消化的部分。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特意翻出了陳旭麓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做對照。兩本書擺在桌上，像兩個時代在對話。陳旭麓承認義和團和白蓮教之間存在着某種淵源或關係是可能的，看到了文化土壤的連續性；周錫瑞卻爲了反對“起源偶像”，幾乎一刀切斷了這種聯繫。陳旭麓強調帝國主義侵略是根本性的壓迫力量，瓜分狂潮起於膠州灣事件；周錫瑞卻說帝國主義只是催化劑，魯西北的危機首先是內部的生態與社會危機。陳旭麓用大量篇幅分析慈禧、載漪、徐桐如何利用義和團，寫士大夫的非理性化；周錫瑞幾乎完全不談這些上層政治，他的鏡頭死死釘在魯西北的村莊裏。放在一起看，兩本書其實是互補的。周錫瑞解釋了火爲什麼能在魯西北燒起來，陳旭麓解釋了這把火怎麼燒到北京、怎麼被舊黨利用、怎麼在近代史中定位。沒有魯西北的乾柴，北京舊黨點不着火；沒有北京舊黨的煽風，魯西北的火可能只是一場地方性騷亂。但周錫瑞的框架解釋不了進京後的義和團，那些人並不共享魯西北的社戲文化。 兩本書的對比，也讓我看清了周錫瑞另一個核心概念的邊界。“爲建立一個沒有基督徒和西方傳教士的自由世界，義和團將世界作爲舞臺，上演了一出他們自己創造的社會活劇。”這個解釋在傳播學上很管用，它能解釋爲什麼一個外村師傅幾天就能教會全村降神。但它解釋不了爲什麼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會在森羅殿衝向袁世敦的槍陣。那一刻沒有觀衆，沒有戲臺，只有子彈和血。支撐他的只是表演慾嗎？應該是更原始的東西：胃裏的飢餓、祠堂裏的羞辱、縣衙驚堂木失效後的絕望，以及當“關公附體”時，一個佃農第一次感受到的超越世俗等級的尊嚴。周錫瑞抓住了儀式的形式，但沒完全抓住犧牲的動力。運動的感召力，不僅僅在於那種“表演”，而在於當所有正常的出路都被堵死後，人只能訴諸超自然來證明自己還存在。 作者把義和團運動比作燎原烈火，已經熄滅了，“直到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對農民運動進行了考察，並且看到那裏蘊藏着一場席捲中國的大風暴，才真正有人敢於點燃火種，燃起另一場燎原烈火。”初讀覺得震撼，命運的齒輪開始旋轉。讓人感覺歷史在進步，義和團的血沒有白流，它啓發了後來者。周錫瑞看到1900年的灰燼，他需要相信這堆灰燼裏埋藏着一顆沒有燃盡的火種，等待1927年被重新點燃。否則，義和團就只是一場純粹的災難，而純粹的災難是無法被歷史學消化的。但歷史的真相可能是：有些火就是會熄滅，而且不留下任何火種。 義和團可能就是這樣一場火。它暴露了舊秩序的脆弱性：當國家無法提供正義時，人們會訴諸神靈；當司法失效時，人們會訴諸暴力；當精英缺席時，社會會自我燃燒。但它並不能建立一種新秩序。 有時候人們訴諸火焰，不是因爲火焰能帶來光明，而只是因爲黑暗太深，深到看不見任何其他出路。義和團像是一場森林大火，確實燒掉了一些東西，比如清廷的合法性、列強的瓜分野心、士紳的安全感，但它也燒燬了無數無辜者，而且沒有留下任何建設性的遺產。1927年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星星之火，不是在義和團的餘燼上點燃的，而是在不同的燃料（階級分析、政黨組織、土地革命）上點燃的，照亮了不同的光明。 最後，雖然這本書的寫作手法讓人讀了有種宿命感，但其實展現了歷史的或然性。魯西北的士紳真空、生態脆弱、高流動性，沒有決定義和團必然爆發，但它們把選擇的空間壓縮得很窄。然而，歷史並不是單行道。當結構把可能性壓縮到極限時，偶然性就像高壓鍋裏的蒸汽，它一定會找到某個縫隙噴湧而出，但你無法預測它從哪個閥門噴出。這既是歷史的悲劇，也是歷史的自由。

指出愚昧並不是爲了嘲笑愚昧，萬千來自社會下層的人在神道鬼怪的觀念下，愚昧也會升華爲悲壯。——陳旭麓 “任何一場革命運動都有其自相矛盾之處，它一方面必須保持其迥然不同的關於未來社會的理想，與此同時卻又必須遷就傳統的社會行爲規範，以便使廣大羣衆能理解和接受其革命理想。”義和團的宗教形式表現爲戲劇表演，於是舊思想、舊神仙和舊價值全被賦予了激進的新潛力。爲建立一個沒有基督徒和西方傳教士的自由世界，義和團將世界作爲舞臺，上演了一出他們自己創造的社會活劇。 由廣大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組成的樸素的義和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使人們對外國人在中國引起的強烈不滿有所認識——儘管這種怨恨通常被看成是一個自大但並不開化民族的盲目反抗。有些人看到了正在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並使人們充分意識到這種民族主義的意義；同時，也使中國士紳特別害怕普通百姓捲入國家政治事務，義和團顯示了一旦廣大羣衆的能量得到釋放，將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鑑於此，沒人再敢輕易發動這股力量去重振中華。直到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對農民運動進行了考察，並且看到那裏蘊藏着一場席捲中國的大風暴，才真正有人敢於點燃火種，燃起另一場燎原烈火。

最近幾天因爲某島案，鉅野教案天津教案和義和團又被各個平臺高頻提及 三年前看過的這本我覺得還是寫得非常好的。總的來說我認爲義和團是形式原始甚至略顯幼稚，但是絕對是人民反抗壓迫的有力一拳 當時書評如下 引用的資料典籍非常非常詳實，甚至還有到當地走訪百歲老人獲得的口述第一手資料。上次看到這麼多幹貨的同類型作品應該還是《叫魂》。除了一些翻譯的“明顯地”，“清楚地之外”，整個翻譯也都通暢無誤。我認爲和《叫魂》是同級別的優秀作品 這個是從我的視角大致總結的起源及覆滅原因，如有不足還請指正 國際因素 1德國尋求不凍港，在山東找不凍港，佔領青島、膠州灣，到孔廟中羞辱孔子像（戳掉雙眼掰斷四肢）而當地政府不作爲，引發民憤 2甲午戰爭清軍全面慘敗，割地並大量賠款，開啓列強瓜分先例。天價賠款及必要的海防軍費落在底層人民身上 3工業革命後的生產力碾壓性入侵傾銷，基層百姓無法自給自足 4基督教、新教等傳教士在民間爲非作歹、插手官司事務，引起居民不滿 國內因素 1黃河多次改道導致魯西民不聊生。工業革命使海運發達漕運荒廢，內陸運河沿線城市經濟價值極具衰落 2魯西等地崇文尚武，有孔廟的同時又有赤眉、黃巾、黃巢、梁山泊等起義歷史 3東晉開始的白蓮教直到清末仍有大量信徒，在魯西南地區活躍，魯西北有地主貴族組成的大刀會等組織 4梅花拳、大刀會、白蓮教、金鐘罩實質都差不多，大致分文練和武練，武就是打拳、學氣功，文就是清心寡慾，戒賭戒色，喝酒畫符 5和黃巾起義等一樣，有撒豆成兵、刀槍不入等魔術。選擇的降神鬥士一些民間熟知的人物，多來自封神榜、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羣衆基礎廣泛，容易傳播接受 6當地有排外官員支持，扶清滅洋的口號得到頂層認可，頂層持中立態度，默認了開始時的擴張 急速覆滅原因 1中文語境沾了光的“刀槍不入”擋不住火槍 2清政府迫於西方壓力革除排外官員並下場鎮壓

《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書評 之所以想起閱讀這本書，主要是因爲對於當下民粹主義風潮以及朝廷具有復古氣質的外交政策感到不解。另外還有一個插曲，我在2021年曾經因爲一個文化項目走訪過很多博物館，其中有些博物館或紀念館是以義和團運動爲主題的，我們在向館長或研究人員瞭解相關歷史的時候，他們的表現總是語焉不詳或隱隱綽綽，似有很多顧慮或是困惑。於是我想從書本中找到一些線索，揭開我的這些疑問，找到一些答案。 這本書作爲歷史學專業書籍值得推薦，它的兩大特點：一是內容豐富詳實，數據資料清晰，分析和結論也非常清楚；二是資料太過詳實，以致有點絮絮叨叨，這不是作者的問題，而是對於我這種歷史“票友”，很多時候需要強迫自己靜心閱讀。這一點對於看習慣短視頻的我來講還是比較難受的。 在閱讀本書的時候，我習慣性的會對每個章節進行總結，希望始終能有一些清晰的結論，這可能是自小學時養成的閱讀理解習慣，也可能是因爲理工科背景所形成的對標準答案的偏好。但是，看完這本書之後，我始終難以給出一些非常清晰的結論或評價，腦子裏既沒有一個簡單明確的答案或是非評判結論，也沒有一個從A到B再到C的分析路徑。 讀完本書之後，原來對義和團的印象清晰了很多，作者描寫了一個全景式的歷史畫卷，由此我有一點結論是明確的：義和團運動絕不是“一場發自民間的轟轟烈烈的反殖民運動”，也不具備任何的先進性，它是民族自覺的重要里程碑，是一個充滿盲動的巨大的破壞性力量，就像山洪暴發沖毀腐朽的堤壩，連同良田和村舍一併毀掉。說到這裏，我有不得不又想起1966年的那場運動。 義和團運動之所以成爲一股洪流，對當時的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大致是三股力量使然，一是貧窮，有黃河變道造成的自然災害，有殖民商品的衝擊，又運河經濟的變遷，維繫穩定的社會結構被摧毀，盜匪四起，戾氣橫生，爲民間幫會或宗教組織發展提供基礎；二是原有的政治格局被衝擊，百姓發現有了能夠制衡朝廷的新的政治力量（即洋人），權力格局被打破，有的人可以通過入教而獲得新的政治力量的庇護，新的政治勢力對原有秩序的衝擊激化社會矛盾，所謂“教民之爭”大概可以忽略基督教這個文化符號，從中國教衆與團民之間的衝突主要是利益之爭，事情到這一段基本上就完成序曲，下面就是正式樂章；三是光緒變法失敗以及慈禧與西方殖民國家的直接對抗，慈禧看重了義和團幾十萬精壯漢子可爲驅使，於是義和團感受皇恩雨露，大殺四方。 我之所以會對這段歷史感到困惑，其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該同情誰，該支持誰，該反對誰，該憎恨誰。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什麼是主要矛盾？什麼是次要矛盾？這些核心問題沒有答案，那可就麻煩了。 但歷史和社會絕非是那麼簡單的非黑即白，任何試圖用簡單結論爲歷史事件或社會問題進行定義的做法不是幼稚就是欺騙。我們需要了解歷史真相，這是第一步，也是基礎；然後是分析方法，到這一步已經是專業領域，需要專家學者的指導。在這之上則是史觀，是從什麼立場和角度審視歷史。 我們很多的爭論或是困擾都是因爲歷史觀的混亂造成的。我們可以從民族主義角度來審視義和團運動，也可以從專制政權角度來評判，還可以從經濟與科學的角度來分析，不論從哪個角度來分析，都先得明確自己的出發點和分析路徑，屁股坐偏了，再認真的分析都是自欺欺人，或者用來騙人罷了。 鴨子們總想爲全聚德提供新的烹飪方案，或者爲打敗肯德基的競爭而出謀劃策，這纔是我最大的困惑。

閱讀這本書期間，我最經常感慨的一句話是：讀書時接受的歷史通識教育，沒讓我意識到我們國家在近現代的發展歷程中，傳教士的角色竟如此重要。他們來的如此早，他們帶來的新鮮事物、科學技術、宗教信仰不僅對國家，也對國民的生活和選擇有着巨大的影響。而這些傳教士背後的國家勢力、國家利益，又讓我很難對傳教士們產生積極正面的肯定和認可。 回到這本書，首先很佩服作者的文筆，將自己的社會調研和史料研究呈現的如此有趣味，讀起來循序漸進，豐富了很多歷史認知的細節和時間脈絡。閱讀過程中，也和《叫魂》似乎有了某種體驗，某種爲了政權的穩定和正義性，至上而下所做的決策和政策命令。 再說到義和團運動，坦白來說，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對這個運動的看法是很不屑的，什麼降神附體，什麼刀槍不入，什麼污穢之物破解之法，我甚至不願意進一步瞭解，這個運動起源於什麼地方，打着什麼樣的旗號，持續了多長時間，最後又是如何被瓦解的。 跟着周老師，從熟悉山東着手——魯西南、魯西北、山東膠州半島......再到了解當地土壤和水系，黃河線路的更迭，到洪澇災害的流民，看到自然環境給努力生存人民的考驗。再進一步看當地士紳數量基礎和宗族結構，看到鄉村文化對人民生活和信仰的潛移默化的影響。除了內生的自然和人文環境，隨着傳教士而來的新鮮事物對本土文化和市場衝擊，以及傳教士背後的勢力輻射下的權利真空，狠狠地攪動了“穩定的”山東鄉土，於是在不同的地方開始誕生新的事物。 準確來說，新鮮的未必都是有害的，更多地還取決於所在的水土和人情。在魯西南，各種拳類文化爲士紳或者當地的話事人所引導，看鄉護村，保護一鄉鄰里遠離匪害。同時也是因爲宗室家族的血脈連接，讓傳教士在當地沒有被過分鑽空子，獲得規模化的教民。這裏還有一個背景是：祕密宗教在中國早已有之，國家也一直對其持不包庇不放縱的態度，當祕密宗教的教民被征服打壓之時，他們轉身便投身傳教士的庇護，躲入當時政府權利的真空區域。而後狐假虎威，藉着這份庇護，欺鄉霸鄰，索要財物和酒食。這也就是後來常說的“民教衝突”。 這樣的衝突在魯西北這樣一個自然環境惡劣，流民失所成爲求生抓手的地方，演化的更加強烈，以至於後續出現失控。對民衆來說，當政府權力失信，當傳教士欺壓無度，當鄉鄰中無核心人物時。打着“扶清滅洋”旗號的拳會組織便更容易贏得民衆的支持，特別是那些身無用武之力的青壯年們。集結起來，抄家拿物，主要是針對教民，獲得活着的機會，甚至說是尊嚴。 當然，你我都心知刀槍不入的騙局總會被拆穿的，特別是面對侵略者的火槍炮彈時，本就是一羣無組織的流民，潰敗是必然。但這場運動背後的實情需要被知道，被分析，進而被理解。義和團組織正如他的名稱一樣，講究義氣和和睦，如若當時清政府內部局勢穩定，對這個組織善加引導和利用，何嘗不會是團民的又一種可能。對，當時還有一個時代背景：即財政壓力大，到處都在降低軍備預算，被“裁”掉的軍備力量回到社會，不知道會成爲什麼不穩定因素；而降低的軍事人力投入，讓政府的權利受到更多挑戰。牽一髮而動全身，大多數時候，我們最好不要停留在直覺反應上，再多看看呢，再多瞭解瞭解呢。 接下來準備隨着王鼎鈞先生深入魯西南的鄉土生活，看看當地士紳的氣節和宗族的力量。

由於魯西北災荒頻發、民生凋敝、鄉紳控制力薄弱，借神拳降神附體等華北民間文化，因民教之間圍繞鄉村權力與利益的矛盾不斷激化，地方官員剿撫搖擺的政策環境多重條件下，自下而上擴散形成了義和團這場社會運動。書着重從地方社會結構、民間文化、官民教三方互動解釋運動的興起，並非歸因於反帝愛國或者教派叛亂。 精神與肉體的極度悲苦與自然災害結合起來，爲民衆運動的興起、爲人們要逃離現實苦難的願望提供了滋生環境。正如《狂熱分子》書中所說“失意者願意追隨販賣希望的人，感召力不在教義本身，而在失意者藉由運動獲得的新的身份感和目的”。因此解讀這類運動，關鍵在於體察普通參與者如何理解這場運動，釐清運動對於個體究竟意味着什麼，這正是理解其感召力的核心。 正如書中所說“任何一個社會運動都脫胎於它所產生的地區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觀。”任何社會運動都是特定地域社會結構、民間文化、時代矛盾共同孕育的產物，不理解運動脫胎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觀，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運動本身。 真正讀懂一場歷史運動，從來不是簡單地對其評判是非對錯，而是溯源其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體察底層民衆深陷的生存困境與認知侷限，看清時代制度的深層弊病，辯證審視民間迷信盲從背後的時代侷限，這正是本書跳出單一敘事、具備深刻史學價值的核心所在。

跟隨着《歷史三調》的步伐，我翻開了這本《義和團活動的起源》，試圖更清晰的瞭解這場運動導向全國性事件的種種原因。本書對我最大的收穫，是末尾作者提醒我們的，要警惕馬克·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中談到的，史學界對“起源偶像”的職業迷戀——“依據最遙遠的過去來解釋最近的事物”，告誡我們在考察義和團運動時，不要犯把“始祖”當成了“解釋”的錯誤。 一是從“起源偶像”出發。以義和團運動爲例，在“起源偶像”下導致的兩種具體表現：一是爲義和團尋找一個遙遠而單一的組織源頭（如白蓮教、八卦教）；二是義和團運動在後期被各方勢力“神話化”——清政府將其視爲“義民”，列強將其描繪成“黃禍”，後來的研究者則賦予它“反帝反封建”的宏大敘事。這些標籤的疊加，反而遮蔽了運動本身的複雜面貌。作者告訴我們的，看待歷史不能非黑即白，歷史活在蜿蜒的皺褶處。 二是義和團組織的起源。我國史學界長期存在着兩種主要路徑，他們分別是白蓮教說和拳會說，白蓮教說勾廓出“白蓮教—八卦教—義和拳/神拳—義和團”的傳承線索，認爲義和團是“八卦教之支流”；拳會說關注梅花拳—義和拳以及金鐘罩、神拳互相融合的脈絡，認爲義和拳本是拳術，與康熙年間的梅花拳是“一個拳種的兩個稱謂”。以上兩種學說正是本書闡述的重點，但作者給出的答案指向民間文化而非組織傳承，“刀槍不入”和“降神附體”之所以能讓運動在極短時間內跨越村莊、縣域迅速傳播，是因爲這些儀式脫胎於華北農民早已熟悉的社戲、話本、尚武傳統和民間信仰。降神附體並非義和團的“發明”，它深深植根於地方宗教實踐；義和團的獨創性在於將這種原本屬於巫覡的儀式羣衆化——每個拳民都可以“上法”，直接與神靈溝通，不再需要層層上級教主的授權。這種“扁平化”的組織方式，纔是運動得以燎原的結構性原因。 三是義和團運動的背景。本書系統全面的爲我們解釋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國際背景和政治背景，義和團運動並不是單一的農民運動，而是在多重背景下催生的產物，就像歷史的走向往往不按照預期，在波折中前行。社會背景主要體現在1898年黃河氾濫導致的大旱饑荒，持續的飢餓造成的低血糖狀態，恰恰使農民更容易進入“上神”的宗教體驗。國際背景體現在洋教、洋貨與列強的步步緊逼，外國傳教士包攬訴訟、庇護教民，地方士紳維持秩序的空間被嚴重擠壓，民教矛盾不斷攀升。政治背景體現在清廷的態度轉變，從搖擺到利用，毓賢1899年3月出任山東巡撫後，基本政策是“懲首解從”，但在列強壓力下於同年12月被撤換，袁世凱接任後轉爲嚴厲鎮壓；當義和團運動發展到無法控制之時，慈禧企圖利用義和團向列強宣戰，結果以簽訂《辛丑條約》告終，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就此落幕。 四是義和團運動的歷史意義。正如《歷史三調》表達的，義和團的事件意義是後世歷史學家賦予的，義和團的口號從“助清滅洋”到“扶清滅洋”，其表達的正是樸素鄉村民族意識的最初形態。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正在出現的中國民族主義實質上結束了列強“瓜分中國”的想法。取而代之的就是美國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中國的市場和資源對所有列強皆機會均等，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但運動中的盲目排外、對教民的暴力行爲，以及“婦女不潔”導致法術失靈等觀念，則反映了農民階級的歷史侷限。 義和團運動既不是某個祕密教派“陰謀”的產物，也不是簡單的“反帝愛國”符號，它是在魯西北特定的社會結構、民間文化和外部衝擊的“互動”中生長出來的。歷史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在不同視角下都會有不同的認知，我們需要拒絕標籤化的思考，在不同視角下努力尋找更接近真實的歷史真相。

作者史學功底極爲紮實，對山東各地區的人口狀況及民風民俗做了十分深入的考究，故在此基礎之上分析的“義和拳”的起源與其各類活動，便更能剝離民族敘事與意識形態包裹，展現出其較爲“本真”的面貌。 對於義和團運動及其被後世所闡發的各類“精神”，我不想在這裏做一個確定性的“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因爲這完全無法表達我對其的複雜感情，也褻瀆了歷史的面目。 故暫且不談此類種種，只談讀完書後最樸素的感情，這便是，興亡百姓苦！

“小小的橡子只有在遇到適宜的氣候土壤條件時，才能長成參天大樹。”——布洛赫 本書論述的核心問題是義和團運動的起源。針對該問題，以往學者的論述已汗牛充棟，影響力較大的有勞乃宣的白蓮教餘孽說、路遙的義和拳發展說、戴玄之的鄉團說。而周錫瑞認爲從種種名稱對組織進行“尋親式”探源意義甚微，而應關注當時特定的社會環境特點。他借鑑文化人類學家的觀點，以清末山東鄉民口述史料爲基礎，提出一個新思路：“我們應該從當時的民間文化而不是遙遠的教派組織中，去尋找義和團的儀式及活動的起源。”無論是白蓮教、義和拳還是鄉團，都只是特定人羣對其的稱呼，而重要的是“探求民衆對一場運動或一種邪教的理解——也即運動對其成員意味着什麼。” 作者以微觀史方法入手，分析清末山東各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民間文化特點，尤其強調基督教與西方帝國主義擴張帶來的民教衝突。在貧窮、天災、匪患等影響下，魯西南慣習金鐘罩的武術團體“大刀會”率先出場，劉士端等人從平匪走向對抗洋教，而以毓賢爲代表的官府則從支持轉爲鎮壓其首腦人物。鉅野教案后帝國主義撐腰的基督教及其教民勢力高漲，同情拳民的保守派巡撫李秉衡被罷官。冠縣梨園屯的拳師趙三多與十八魁等結盟對抗洋教勢力，並將“梅花拳”改爲“義和拳”。巡撫張汝梅本試圖將其納入民團，但來自西方的壓力最終使清廷再次鎮壓“義和拳”。1898年後政府的財政危機導致裁軍，華北的旱澇災害與內亂加劇，張汝梅被罷官，新巡撫毓賢故技重施，將“紅拳”等魯南拳民反洋教騷亂平定。然而，魯西北出現一種名爲“神拳”的組織，以“刀槍不入”和“將神附體”的儀式很快流行開來，隨後改稱“義和團”。對於拳民的反洋教暴力活動，清廷官員態度曖昧，起先曾在平原縣等地進行鎮壓，而後在外國威脅下放任其蔓延，並再次試圖將其納入官方“團練”，最終卻一敗塗地。 義和團作爲一場社會運動，其本質是帝國主義經濟、宗教侵略和清朝國家軟弱無力的情況下，受災害和貧困影響，由華北底層農民爲對抗以至掠奪基督教及其教民勢力，而自發融合五花八門的民間宗教信仰、拳術和戲曲等文化元素而構成的。作者始終力圖將義和團與“白蓮教”、“大刀會”乃至冠縣“義和拳”作組織上明確的區分，而是將其歸結爲華北各色的“民間文化”，其組織前身則僅限於“神拳”。它吸納大刀會的“刀槍不入”元素和梅花拳的“義和拳”名稱，加入被作者視爲關鍵的“降神附體”儀式，掀起一場浩蕩的農民運動。此起彼伏不斷的民衆反洋教運動，以及清廷三任巡撫的被迫罷官，已說明民教衝突終有此役。推動這股運動的力量根源，我認爲孔飛力所述叫魂案中民衆對“權力的幻覺”也至關重要。長期被壓抑的羣衆運動被合法化，勢必會造成滔天巨浪。正如作者最後所述，義和團彰顯出廣大羣衆所蘊含的巨大能量，這股力量讓所有位於其上的大山們感到心顫。而終有一天，山會倒下。

『更根本的是，義和團運動使中國士紳特別害怕普通百姓捲入國家政治事務。⋯⋯ 義和團顯示了一旦廣大羣衆的能量得到釋放，將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鑑於此，沒人敢於發動這股力量去重振中華。直到1927年，M在湖南對農民運動進行了考察，並且看到那裏蘊藏着一場席捲中國的大風暴，才真正有人敢於點燃火種，燃起另一場燎原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