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帝國在巴蜀

本書主要從政治正確性和合法性角度，評析了爲何三國時期蜀漢政權會成爲短命王朝。 讀罷該書，又讓心中那份永遠的意難平，反覆湧現、綿綿不休、經久不息。 星落秋風五丈原[大哭]B站一集電視劇870萬彈幕，讓我領會了什麼是國人最深刻的浪漫，那滿屏的“丞相保重”表達了即使經過1790年，我們還是希望蜀漢能贏、丞相能贏，實現他“光復漢室，還於舊都”的夙願。 丞相在世時雖然輸了，卻贏了千秋萬代；對手司馬懿在世時雖然贏了，卻輸得一塌糊塗。 西成高鐵，這條連接古蜀國與古長安的高鐵，定價263元，以此紀念公元263年蜀漢滅亡。這是現代科技向古典浪漫的致敬，也是向支撐起這份浪漫的崇高人物的致敬。 這位僅憑一己之力，便讓整個姓氏戴上智慧光環的人，從27歲出山時意氣風發，到54歲病逝時被五丈原秋風吹起了白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他是中華民族永世不滅的忠勤楷模。 蜀地老百姓有一句評價，說丞相在的時候，也沒覺得有多好，但自從丞相不在了，才發現再也沒有人可以和他相比。 他年錦裏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很久之前就想閱讀的書，又在“小微”相遇了！作爲三國的粉絲，再次有人來“挑刺”，還是有些期待。作者以歷史學家的視角，審視巴蜀的大漢帝國，之前的印象多是演義所留，現在饒老師帶領下，沙盤再現，比如：衣帶昭是真的嗎？《隆中對》就那麼無可挑剔，冠絕三國？大意失荊州算是關二哥的錯？對於白帝城託孤的阿斗，“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什麼用意？失街亭算是馬謖的錯？雖偏居一隅，諸葛亮爲什麼要不斷北伐？對大家都熟悉的三國，在兼顧學術性和趣味性的同時，展現了一個可能不同的側面，有點“遊戲三國”的感覺，作者史料準備充分，邏輯推理嚴密，文筆流暢，讀後意猶未盡。

長久以來，認知裏的三國是忠義智勇的傳奇，是評書裏跌宕起伏的權謀博弈。 然而，最近看了幾本關於蜀漢的書籍，每位作者都在以自己的視角解讀不一樣的三國。 誠如這本書，筆觸冷峻深邃，去濾鏡解讀，引用大量文獻史料，地方名人傳志，將蜀漢政權的興衰，以政治角度剖解並加以分析，多方面印證真實少特效的歷史。深刻的體會到文明的不是哪一個具體的時代、人物、事件，而是這些幾千年來揚長避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智慧疊加。蜀漢政權從建立到覆滅，是一場圍繞“天命”與正統展開的政治實踐。 第一部分： 劉備以“衣帶詔”作爲起點，扛着“興復漢室”爲旗幟，策劃《隆中對》的戰略藍圖。 曹操以“挾天子以令諸侯”，藉機掌控漢家的話語權和政權。再到曹丕篡漢後於成都稱帝，矛盾點是國號仍爲“漢”。 孫權不具備政治合法性，始終圍繞江東，依賴地緣與權宜之計，在稱帝問題上優柔寡斷搖擺。 第二部分： 諸葛亮主政時期，北伐成爲維繫政權合法性的宣誓。《出師表》是對內凝聚人心，對外宣示蜀漢政治立場的戰略大旗。諸葛亮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姿態，不僅是單純的軍事統帥，還是政治信念與道德理想的化身，將北伐與政權的生存意義牢牢綁定。 第三部分： 諸葛亮逝去，維繫合法性的精神支柱開始鬆動。蔣琬、費禕時期戰略從北伐逐步轉向守成。姜維時期，連年征戰導致益州本土凝聚力瓦解。譙周《仇國論》公然質疑北伐的正當性，主張順應現實，承認曹魏地位，蜀漢立國思想破產。人心離散，鄧艾兵臨城下時，劉禪“不戰而降”，“興復漢室”的合法性徹底淪喪。 書讀完了，歷史的車輪還在滾滾向前，歷史背後深刻的政治邏輯還在驅動。蜀漢不缺乏忠臣良將，缺的是逐漸失去感召力的政治綱領。劉備的“仁義”、諸葛亮的“忠貞”，在漫長的歲月與殘酷的現實博弈中，沒有將凝聚共識轉化成可持續的政治資本，導致宏偉藍圖終結。化成“此間樂，不思蜀”的嘆息，一同湮沒於歷史的塵埃。 此刻，武侯祠的柏樹，仍在風中低語着歷史的餘音。它們將三分天下的硝煙、白帝城的託孤、五丈原的秋風，盡數揉進沙沙的葉聲，低語着蜀漢興亡的功過得失。

這本書基本是捏着鼻子讀完的，很多觀點很有問題。之所以讀完，也正是爲了反駁它。這也是我在微信讀書裏評論最多的一本書。小的問題多在文中隨手回應了，大的方面，主要提以下幾點: 一是對《隆中對》的評價是沒有政治目標，而且並沒有預見天下三分，這簡直是匪夷所思了。《隆中對》政治目標是興復漢室，這很明確了，當時的漢室當然就是漢獻帝的漢室，曹劉孫都是尊奉朝廷的，這已經不言自明瞭，作者非得認爲諸葛亮沒有明確興復誰的漢室，這是很可笑很無厘頭的邏輯。當時的劉備連地盤都沒有，難道會野心膨脹到想當皇帝嗎？這是很不切實際的想法。另外，諸葛亮對三分的情況進行了敘述了，對劉備如何據有荊益與魏吳並爭天下，進行了詳細的規劃，怎麼會認爲他沒有預見性呢？不知道作者的思維能力是怎麼一回事。 二是認爲劉備表劉璋爲益州牧是多餘動作，這就是無知了。劉焉因爲有不臣之心，董卓掌權時就要收拾他。後來劉璋作爲劉家老四，領益州牧算是自封的，主要也是仗着他的親家龐羲支持他，否則按照順序繼位的也應該是劉老三或者劉老大老二的兒子，怎麼也輪不到他。李傕掌權時也並不承認劉璋。曹操掌權時加劉璋爲振威將軍，也並沒有表劉璋爲益州牧。所以還真是劉備第一個表劉璋爲益州牧。作者這知識儲備有點太差了吧？ 第三是老生常談認爲劉備滅劉璋不義，這個是見仁見智了，劉焉本人就有不臣之心，劉備滅劉璋政權反而是不義，這說不通吧？那劉焉劉璋殺朝廷官員獨立於巴蜀又有何大義？如前所說，從董卓到李傕，朝廷都對劉焉劉璋很不滿，只有曹操時接受了劉璋的獻媚，但也只是封了劉璋一個將軍，並不認他的益州牧。另一方面，孫吳驅逐朝廷任命的劉繇王朗，纔是亂臣賊子的作爲，孫吳爭荊州、益州，也都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理由，順着東吳的思路去抨擊蜀漢，是站不住腳的。 第四是說劉備故意造謠說漢獻帝死了，這個是亂扣帽子了，根據史書記載，當時曹魏內部包括蘇則、曹植都認爲漢獻帝被曹丕殺了，很多人悲痛不已，加之當時交通不發達，信息不暢通，很難有人相信漢獻帝沒死，而且竟然會同意莫名其妙的禪讓。這個禪讓在當時也是很久不曾聽聞的神話一般的政治名稱了。 綜合來看，並沒有什麼有價值的見解，不知道爲什麼被評價爲“神作”，大概水軍太多了。我感覺“聊出來的三國”系列都比這個好多了。

本書以三國蜀漢政權的興衰爲線索，用流暢筆觸激活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在一個生動的歷史流程裏，凸顯出那些人與事的意義，在一部斷代史的著述中照應“通古今之變”的史學追求。 全書圍繞天命、合法性與政治興亡這一主題展開通透論述，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從劉備入蜀到諸葛治蜀，從夷陵慘敗到姜維復國，作者在紮實史料基礎上，對諸多爭議性問題提出獨到見解：衣帶詔究竟是漢獻帝血詔還是董承僞書？《隆中對》 跨荊益的構想是神來之筆還是戰略陷阱？襄陽之戰中關羽的明暗折衝如何埋下失荊州的伏筆？夷陵之戰的敗因究竟是戰術失誤還是戰略冒進？永安託孤“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真心還是權術？孫劉聯盟爲何始終在合作與猜忌間搖擺？諸葛亮北伐的連年用兵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還是另有戰略考量？ 修訂版在行文上更形精煉，對李嚴案的來龍去脈、姜維復國之謀的細節也作了補充分析。書中揭示：蜀漢以“興復漢室”爲立國根本，卻始終面臨“天命在魏”的現實困境——這個根本矛盾貫穿蜀漢始終，最終導致其在大漢帝國紮根西南四十餘年後，仍難逃“炎漢氣數已盡”的歷史宿命。全書以翔實史料還原決策現場，以清晰邏輯推演成敗關鍵，讓讀者在熟悉的故事裏發現新的歷史維度。

很推薦的一本書。在學術著作還是大衆讀物之間，作者一直試圖打通這二者之間的分界，用流暢的筆觸寫出有思想和學術質地的內容，通過一種文學性的努力去追求通俗，增強可讀性。書中利用翔實的史料，爲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劉備，一代梟雄，時代翹楚。前半生顛沛流離，寄人籬下，經過赤壁之戰，成爲最大贏家，擁有了大半個荊州，並由此做爲根據地，用背信棄義的手段，奪取了益州，急不可耐的稱王，在漢獻帝禪讓天下的那一年，倉皇稱帝，然而這一系列的操作，並沒有得到盟友（東吳孫權）和當地士紳的擁護和認可，這也爲政權以後的輕易地倒臺埋下了隱患。書中用大量的筆墨祛魅了諸葛亮，把一個“多智近乎妖”的神人還原成爲“六出祁山，寸土未得”的凡人，諸葛丞相的執政期間，都在爲劉備白帝城託孤的遺志和維護蜀漢政權的合法性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爲後世忠臣良相的楷模。本書更爲詳細的爲我們展示了蜀漢政權輕易投降的原因：當地士紳一開始就對劉備政權的不認可不配合，到後期的“漢家天數已盡”，“代漢者當塗高”，所以當鄧艾的一萬孤軍還未到達成都時，在譙周的蠱惑下，劉禪的降書已到雒城，讓劉備和諸葛亮一生的心血付之東流，徒留下一個“扶不起的阿斗”“樂不思蜀”的千古笑柄。。

備受青睞的謀士 法正（176年-220年，享年45歲），字孝直，扶風郿人，名士法真之孫，東漢末年劉備帳下謀士，是劉備時代唯一一位有諡號的大臣，因其擅長奇謀（如：漢中取地不取民、定軍山斬夏侯、簞食迎主入蜀）、洞察人性，被陳壽稱讚爲可比曹操帳下的程昱和郭嘉，諡爲“翼侯”。在劉備的衆多謀士裏，法正以其獨特的才能備受青睞。 劉備初入蜀地時，面臨着諸多困境。當時劉璋佔據益州，勢力雖不算強大卻也根基深厚。法正敏銳地洞察到其中的機遇與挑戰。他深知劉璋闇弱且多疑，內部人心不齊。於是，法正向劉備獻上奪取益州的大計。他詳細分析了益州的地形、人口、經濟以及劉璋軍隊的佈防情況。例如，在攻打雒城時，法正巧妙地利用了雒城的防禦弱點，建議劉備兵分多路進行佯攻，吸引敵軍主力，然後親率一支奇兵從小道突襲。這一策略的實施使得劉備軍成功突破雒城的重重防線。 在漢中之戰這場關乎劉備集團生死存亡的大戰中，法正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曹操率領大軍前來，其兵力遠勝劉備。法正以其卓越的軍事智慧應對。他觀察到曹操軍隊遠道而來，補給線漫長且士兵疲憊。於是，他建議劉備堅守不出，消耗曹軍銳氣。當看到曹軍陣型出現鬆懈之時，法正力主劉備果斷出擊。在定軍山之戰中，法正又協助黃忠設下埋伏。黃忠按照法正的部署，在曹操大將夏侯淵不備之時突然殺出，一舉將其斬殺。夏侯淵之死極大地動搖了曹軍的軍心，劉備最終贏得了漢中之戰的勝利。 法正不僅智謀超羣，而且深得劉備的信任和喜愛。劉備對他的話幾乎是言聽計從，這與法正能夠準確把握劉備的心思不無關係。他總能站在劉備的角度思考問題，提出的建議既符合戰略利益又貼合劉備的政治理想。法正的存在就像一盞明燈，在劉備集團的發展壯大道路上起到了極爲關鍵的引領作用，他也因此成爲三國曆史上備受矚目的謀士。

曾經我以爲自己很懂三國，讀完這本書才知道我懂的只是一些皮毛，跟真正的歷史研究者相比，如螢火對皓月。這也說明，僅僅讀一下《三國演義》和《三國志》，玩幾把三國遊戲，看幾本穿越小說成不了三國通。 該書作者饒勝文先生最出名的《佈局天下 : 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是一本專講中國古代軍事歷史的書，將軍史與地理大勢結合分析，洋洋灑灑娓娓道來，可謂大家之筆。我讀之前還以爲這本《大漢帝國在巴蜀》也是講三國蜀漢的軍事歷史，讀了之後才瞭解，這本的核心居然是“天命”——或者說，蜀漢在道義上的合法性。 玩過三國志遊戲的時候，我們往往只會從“實力”角度考慮問題。只要我練成10萬精兵，攢下足夠的兵糧銀錢，麾下有關張趙馬黃五虎上將，哪怕背棄盟友、被天下諸侯聲討、信望跌成狗也絲毫不懼，反正可以一路平推。但是歷史並不是遊戲，評判政治家的優劣，考量的是怎樣才能得到整個集團內部的衷心擁護，“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這才叫政治。 作爲一個政治領袖，跟人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並不是什麼大本事，能夠把手下的人擰成一股繩，真正識人、用人、容人，爲一個激勵人心的目標奮進，纔是政治水平的體現——所以金庸筆下最厲害的政治家是張無忌，而不是任我行之流。所以饒勝文先生這本書裏面，講陰謀詭計的地方很少，大量筆墨都着落在了從劉備、諸葛亮到劉禪、姜維等蜀漢高層的大政方針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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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這本書的大多是蜀迷或者三國迷吧！ 《大漢帝國在巴蜀》，僅書名就反映出作者對蜀漢的傾向，認爲蜀漢繼承了漢的正統。描寫三國的書籍已經很多了，但這本書另闢蹊徑，作者從蜀漢集團的政治綱領出發，通過其興衰脈絡來檢驗其主要政策的得失。並試圖揭示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如何影響一個政權的興衰。 這樣的思路沒有問題，但如果不把曹魏代漢、孫權稱帝甚至司馬篡魏放在一起做對比，就很難理解當時蜀國的處境。 在當時很多人看來，劉備的家系是在系譜上都找不到的旁系 ，劉備稱帝實際上暴露了“復興漢室”的虛僞。劉備曾問吳國使者鄭泉：“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慚恧。 劉備即位後更是立刻發兵東吳，也是一大昏招。王夫之曾批評說：“承統以後，爲人子孫，則亡吾國者，吾不共戴天之仇也。以苻登之孤弱，猶足以一逞，而先主無一矢之加於曹氏。即位三月，急舉伐吳之師，孫權一驃騎將軍荊州牧耳，未敢代漢以王，而急修關羽之怨，淫兵以逞，豈祖宗百世之仇，不敵一將之私忿乎？先主之志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 蜀漢的立國之本一開始就受到普遍質疑，諸葛亮也因此不得不大舉北伐，因爲他不北伐蜀漢就沒有存在的政治依據。然而蜀漢的失敗也是難以避免的，其本身實力就最弱，蜀國被滅的那年官方人口統計只有94萬，說有十萬大軍我都覺得可能誇大。一方面，蜀弱魏強，時間越久，差距越大。另一方面，蜀漢是以“光復漢室”爲建國基礎的，如果不打回去，只發展國內，就缺乏統治依據。所以北伐其實就是賭博，而且是勝算很小的賭博。自己本身就弱，還得時不時賭一把，第一個被滅也就理所當然了。諸葛亮對此心知肚明，臨死前劉禪派李福問其繼承人的時候，諸葛亮先說蔣琬，再提費禕，都不是能夠主持北伐的人選，那時諸葛亮已經知道蜀漢無力迴天了。 要理解三國那個時代，我覺得必須理解統治集團之間內部的矛盾。 漢武帝時期，由於連連征戰，導致國庫空虛，民衆亦苦不堪言。西漢中後期，土地兼併十分嚴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體的豪強地主勢力。東漢政權更是在各地豪強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因此，豪強地主在東漢王朝享有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這羣豪強地主逐漸成爲名門大族。士族地主（又稱世族、門閥地主）在東漢開始形成。 漢代的察舉制不同於以前先秦時期的世官制和後來隋唐時建立的科舉制。到東漢中後期，地方選舉權被少數公卿大臣、名門望族所控制。家世不好的人，能力再強也很難身居要職。 當時在東吳，南遷的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水火不容；蜀國境內，荊州集團、東州集團、益州集團也是明爭暗鬥。而曹操一輩子都在和士大夫們PK，其實曹操的局面更復雜，劉邦早就立下“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規矩，曹操當上魏王就已經大逆不道了。 曹操殺孔融、禰衡，甚至楊修、許攸等。但另一方面曹操對武將似乎又很夠意思。關羽不說，徐晃、張遼、張合等都是降將。其實曹操並不記仇，他只是要“教訓”這些“士人階層”。只有如此，他才能繼續晉升。也正因爲要打破士族對權力的壟斷，他才提出的“唯纔是舉”：“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曹操歷來的名聲不好，和得罪士族階層有很大關係。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實際上就是一種與士族的妥協。曹操的矛盾在於，他想往上走，就得打壓士族；但他想保有權力，還必須得到士族的支持。他的“唯纔是舉”對士人階層打擊太大了，所以纔不惜餘力地抹黑他。 相比而言，劉備對士族階層的態度就很好，正是由於劉備與曹操對待士人們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後來的文人墨客纔會不遺餘力地方便對兩者進行美化和醜化。劉備的做法得到了仁義的美名，但也導致了蜀漢後期的人才匱乏和後繼無人。蜀國後期最堅決北伐的竟然是魏國降將姜維和夏侯霸，足以說明蜀國內部對北伐的態度了。 《三國志》尊曹魏爲正統，以其直承東漢。但到了東晉習鑿齒則改尊蜀漢爲正統，主要是爲了否定曹魏政權。加上曹操與士族即知識分子的矛盾，殺孔融誅楊修等，讓曹操受到了知識分子不遺餘力的抨擊。南北朝的出現，徹底導致了對三國正統性的重新評價。先說劉宋與劉裕。 1、劉宋是一個由寒門庶族建立的朝代，這一時期出現了“寒人掌機要”的政治局面。 於是劉備編織草鞋、諸葛亮出生布衣的形象更加鼓舞人心。 2、劉裕的祖籍在彭城縣綏輿裏，是漢高祖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的二十二世孫。 在304年劉淵自稱漢王時，曾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建造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進行祭祀，立妻呼延氏爲王后。308年正式稱帝時國號爲漢。 拓跋珪曾改號魏王，398年正式定國號爲“魏”，取其美好偉大之意，並含有向東晉表示自己纔是正統的意思，而劉裕一直有計劃出征北魏的計劃，只可惜尚未出師身先死。劉裕和拓跋珪，看名字就知道著書立傳者站在哪一邊。 因此，蜀漢的正統、諸葛亮的北伐就具有了新的政治意義。 3、在劉裕代晉建宋前，前代的禪位君主都得以保全性命。而至劉裕稱帝后，晉恭帝司馬德文被降爲零陵王。一年後劉裕派親兵將其用棉被悶死。在劉宋末年，齊王蕭道成要求宋順帝劉準禪位，不久亦將其殺害。 曹操爲禪讓至少做了八年的準備工作，即使司馬家族對幾個皇帝其實還算不錯。如果再像陳壽一樣美化曹魏和司馬，劉裕的形象就比較尷尬了。 因此，裴松之爲《三國志》做注，美化蜀漢，黑化曹操和司馬氏。 再說十六國，304年成漢（最初叫“成”）和308年趙漢的建立意味着“五胡十六國時期”正式開啓。但二者國號都有個“漢”字。李壽改國號爲漢，改元漢興。劉淵則認爲“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劉淵不但自稱爲漢，還追尊劉禪。 實際上，到了北宋官方實際還是以曹魏作爲正統的。《資治通鑑》就贊曹操“化亂爲治”。在北宋之前，赤壁之戰還是周瑜的功勞，蘇軾的《赤壁賦》就能看出。到了南宋之後，一心“光復漢室”的諸葛亮逐漸被神化。這是由於南宋與蜀漢都是偏居一隅，“蜀漢”中這個“漢”字，更能激發漢人們抗金的熱忱。從此之後，曹操的負面形象成爲了官方所指定的。 蜀漢被民間所推崇還有一個關鍵人物就是關羽，關羽被神化的過程則更加充滿偶然性： 1、南北朝時期，南朝劉裕、北方劉淵對蜀漢的推崇。 2、唐代武則天時期提倡佛教，神秀在玉泉寺弘揚佛法。而玉泉寺早期一直以“關羽殞身之地”爲賣點。關羽因此得到重視。 3、山西作爲抗遼前線，宋太祖以身爲山西人的關羽作爲楷模。宋神宗時，傳說在宋軍遠征交趾時關羽曾顯聖幫助宋軍，因此政府出資在玉泉寺內加建專門的顯烈廟，後來宋哲宗還親自題寫“顯烈”二字作爲顯烈廟的匾額。 4、南宋之後，同上所述，爲了激發漢人抗金的熱忱，一心“光復漢室”的諸葛亮和關羽逐漸被神化。 5、晉商的崛起，對關羽的神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晉商又與滿清關係密切，夾谷氏(瓜爾佳氏)宗族在清朝中葉多改用與“瓜”音相近的“關”作爲漢姓，所以此後清代皇室愛屋及烏，更加推崇和神化關羽。 插一個有意思的：元朝末年出版的《三國志平話》是後來《三國演義》的底本，在《三國志平話》裏，故事以韓信、彭越、英布三人分別轉生爲曹操、劉備、孫權，而劉邦則轉生爲獻帝贖罪開始的。這可能與佛教的輪迴轉生、因果報應思想有關。以儒教正統思想（傳播忠義思想）寫成的《三國演義》則沒有采用這個情節。 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是結尾部分。《三國演義》以晉滅吳統一三國結尾，而《三國志平話》的結尾寫蜀滅亡時逃亡在外的漢帝外孫劉淵後來成爲漢王，他最終消滅了晉朝，使漢王朝再次得到了復興。 這裏可以說明兩點，第一，韓信和曹操、彭越與劉備的聯繫並沒有尊劉的含義在裏面。第二，《平話》成於元末，而《三國演義》成於明代，不再需要由異族復興漢室了！ 最後說一下諸葛亮，即使去除所有神化蜀漢的色彩，諸葛亮絢麗的一生也不失顏色。我最敬仰的不是其“未出茅廬便知三分天下”的《隆中對》，也不是其對蜀漢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心耿耿，而是在魏強蜀弱的情況下“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五次北伐！明知道會失敗，但還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主動出擊做殊死一搏！悲哉！壯哉！烈哉！真孔明也！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臥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