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大西洋：現代性與雙重意識

超喜歡的一本黑人diaspora研究著作，鮮明的反本質主義和反民族國家視角，並將現代性放入奴隸制和黑人鬥爭的歷史中來理解（現代性既是黑人政治發展的階段也是它的範疇）。 “ To be rooted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lest recognized need of the human soul” but “Every human being needs multiple souls” (Simon Weil, 1949, The need for Roots) Paul Gilroy認爲我們不應再將diasporas as groups tied to a single “homeland”，而應關注ta們跨越海洋的遷移所形成的聯繫。過去的理論家太執着於roots，一個homeland，一個可以回去的fixed point。但實際上，黑人移民羣體的身份不僅形成於非洲，而且還是在從非洲、美洲、加勒比地區到歐洲的遷移過程中形成。Identity is not a fixed “thing” you possess； it is a “route” you travel。我們的身份是routes，是在流動的路線中形成的，我們永遠都在那艘奴隸船上，沒有邊界，沒有單一身份，在in-between中生成屬於自己的文化。Gilroy將sailing ship作爲diaspora的核心象徵。ship象徵着奴隸貿易中的Middle Passage，這是diaspora羣體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還代表着思想、音樂和人的傳播。一艘船是一個micro-cultural, micro-political system in motion。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它存在於它們之間的空間中。 Gilroy對族裔絕對主義（ethnic absolutism）以及其所帶來的非洲中心主義（africentricity）持強烈的批判態度。這些人認爲race或ethnicity是純粹且恆定不變的範疇。以Molefi Asante爲代表的非洲中心主義，將非洲文化、歷史與價值觀置於黑人身份建構的絕對中心，反對歐洲中心主義霸權，並通過重塑非洲作爲文明源頭的敘事，爲黑人社羣提供了對抗種族壓迫的精神武器。然而，這一思考非常容易滑向本質主義（黑人天生與非洲有神祕連接，諸如神祕主義式的“Kemet”，且會產生一種虛假的安全感的認知：黑色素給黑人帶來了生理優越性，是黑人感性的源頭）。Gilroy認爲這種說法不僅將非洲從歷史和現代性的衝突、斷裂、混雜中抽離出來，變成一個靜態符號，而且還用一種神祕且冷酷的非洲概念代替奴隸制——它毫不關注種族內部的差異，並對黑人登上將載着他們駛向痛苦和恐怖旅途的船隻的時刻不置一詞。同時，這種非洲中心主義基於一種線性的時間觀念，而奴隸制和殖民主義只是短暫地中斷了這種時間觀念，現代性對黑人來說是一種擾亂，黑人與現代性交織、互動和衝突的歷史不再重要，非洲成了衡量當代現象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標準。這個過程中，racial metaphysics的邏輯和範疇未被改變，只不過顛倒了關係——黑人因爲生物或文化上的優勢處於統治地位，白人處於從屬地位，而這種顛倒方式只是白人至上主義的另一種體現。 非洲中心主義推崇的地方性、本土性被Gilroy認爲是一種倒退，他用音樂來舉例，黑人文化本質上具有混雜性（hybrid），黑人文化的真正力量恰恰在流行音樂、城市文化和不同的跨界形式中，而非封閉的地方傳統。爵士樂、雷鬼以及hip-hop並非純粹的非洲文化形式，而是黑色大西洋文化交流的產物，是非洲節奏、西方樂器與加勒比靈魂樂的交織和融合。他質疑必須在黑人與歐洲人身份之間二選一的思維模式，認爲這兩種身份在數個世紀以來相互滲透、持續影響，並共同參與了現代性與文化認同的建構過程。在這裏，Gilroy 借鑑了 W.E.B. Du Bois的觀點，探討了double consciousness這一概念：即作爲離散羣體，卻生活在一個可能無法完全接納你的西方社會中的內心衝突。不過他認爲這並非僅僅是某種負擔，而是一種獨特的視角，使離散人羣能夠比只屬於一種文化的羣體更清晰地看待這個世界，並像Said說的那樣，在流亡中找到an alternative to the mass institutions that dominate modern life。 書的最後探討的猶太人和黑人離散之間的某種相似性，想到了Daniel Boyarin 和 Jonathan Boyarin 在討論 Jewish diaspora 時提出的diaspora 可以拒絕 flesh（生物血緣）和myth（民族國家神話），flesh將民族變成一種生物共同體（共同血統，祖先，身體），myth把民族與領土國家綁定，而民族國家會建立新的邊界，複製壓迫結構（諸如歐洲民族主義或猶太復國主義）。一個沒有myth的共同體在傳統民族理論中幾乎是不可能的。Boyarin提出用diaspora 取代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no need of nationalism to exist as people，我們的身份建立在generational connection（通過記憶、儀式實踐）之上，這是一種跨越邊界、不斷流動的代際認同。也想到友鄰寫Ocean Vuong，帝王斑蝶在他的書中是酷兒力量的隱喻，這種壽命極短的蝴蝶每年都會從加拿大南飛往墨西哥進行三至五代的數千公里的遷徙。起先科學家一直無法解釋爲什麼途中會有一條詭異的大轉彎飛行軌跡，最後發現在這個急彎處，數百年前是一座巨大的火山。王鷗行說一個國家就是一次無期徒刑（borderless sentence），酷兒永遠在流亡。主流敘事裏不會找到酷兒的歷史，ta們也很難在任何明確的、本質主義的定義裏存在。酷兒是一條又一條的隱祕的軌跡（routes），酷兒的力量就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傳承和流淌，就像蝴蝶會記得地球的歷史，這是是我們之間的generational connection。 還是好喜歡diaspora研究，它對身份、家園和歸屬感的去中心、去本質、混雜和流動的分析——不管是種族、性別還是民族和國家，都可以與移民、後殖民、種族、性別和酷兒研究互相照亮，尤其在這樣一個全球右轉的時代裏。

黑人的遷徙，蔓延，最終形成新的社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