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家的日常

基於出土簡牘文獻的制度考證，寫得挺好。但坦白說，我還是沒搞懂論文集裏的制度史研究與侯公心心念唸的日常統治史之間有什麼關係？如果只是側重於討論制度運作中的參與者，那和鄧小南“活的制度史”區別在哪？

讀書的樂趣之一就在於通過一本好書發現下一本好書，在閱讀太史文的《中國中世紀的鬼節》一書時知道了該書譯者侯旭東先生。在瞭解侯旭東先生的研究領域後產生了閱讀的興趣，於是看了本書，非常喜歡書中這些對於秦漢制度如何落實在日常實施中的研究，也通過本書對其中介紹的一本《初並天下：秦君主集權研究》（孫聞博著）產生了閱讀興趣

秦漢時期建立起來的國家治理體系延續了兩千多年，至今仍具影響力。從現代西方政治學的角度，往往以“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爲標籤去闡釋，難免簡單而無力，無法解釋其中諸多現象。 對於一個國家的歷史而言，大事件只是偶然的波瀾，更多的時候是平平常常的日子，平平常常的事，而這才更代表國家治理的權力架構與運轉的真實狀況。這本書正是從這個角度入手，展現出歷史的樣貌。正如作者所表達的：通過這樣的歷史認知，或許就不會對自身歷史的延續、文明的未來，產生過多的疑慮與擔心。

看得我心碎💔 太過陌生。太過專業。

相當專業的領域，跟隨着作者的訓詁考據瞭解兩漢時期政務、軍務是如何從中央延伸到地方，基層又是如何運作的，雖然看得費勁兒，仍覺有趣。其中“給事”篇和“劉淵”篇，特別喜歡。

政治史可謂是秦漢史的主流話題。長期以來，學界對秦漢的研究聚焦於帝制及中央制度變化、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等方面，成果汗牛充棟。但這些研究大多是宏觀層面或者線性思維思考，具體分析者甚微，易出現以論帶史之嫌。學者們大部分少注意甚至不注意到微觀層面，或者僅作爲研究宏大敘事命題下的陪襯。侯旭東先生早在2006年開始便着手探尋“日常統治史”至今，以當時的時代背景觀之，可以稱得上是眼光獨到、思路超前，《漢家的日常》這本書收錄的便爲其“日常統治史”的代表性論文十四篇。 王學典曾言：“就具體的歷史研究實踐而言，歷史本體是最基本的內容，對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本身的考察佔據首要位置，如關於某一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或制度研究等。”王學典之語給了我們一個大致的範圍，也就是考察歷史要將史實與歷史流變過程予以考察，而非純言一面，不及其他。馬克斯·韋伯說過：“在社會行動範疇內可以觀察到某些經驗式的一致性，亦即由一個行動者再三重複，或者在衆多行動者中間由於懷有同樣的主觀主義而出現的行動進程。”然而這也只是應用於社會學的窠臼內，並不曾用於歷史學研究領域。在中國，首先在歷史學指出、有其雛形者當屬錢穆，他說：“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麼變動，此等正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這恰恰說明歷史研究不應只關注重大事件和顯著變化，那些看似日常的、看似千篇一律的生活同樣具有歷史研究的價值。 侯旭東先生的《漢家的日常》正是對這一觀點的積極實踐，他通過對秦漢時期日常統治的深入剖析，揭示了那些隱藏在宏大敘事背後的歷史細節，爲我們呈現了一個更加立體、生動的歷史畫面。在其上編研究傳舍制度的五篇論文中，便鮮明反映了其日常統治史的方向，他說：“（傳舍）所有這些工作均是日常性的，不斷重複或定期發生的，同時也是相當瑣碎的事務，並非重大事件，屬於漢王朝上下日常反覆進行的治國活動的一部分。”而也正是這些繁瑣的事務，使得“各地的傳舍構成一個網絡，維持血脈的暢通，進而保證王朝的持續存在與統治的有效展開”，成爲“支撐王朝存在與正常運轉所不可缺少的機構”。傳舍制度和傳舍日常儘管是進行司空見慣的重複工作，但是其對於兩漢的意義絕非微不足道。在下編的八篇論文中，侯先生分析了漢代的皇帝與二府之爭、文書行政、官吏任用、地方治理等諸多日常統治活動，突破了我們傳統認知。比如在《西漢“君相委託制度”說剩義：兼論刺史的奏事對象》一文中，他認爲“即便武帝以後，丞相依然是朝政的核心”，在不同側面顯示了丞相在王朝統治中的樞紐作用，君相委託制在武帝以後依然沒有多少變化。這與我們通常認知中武帝利用中外朝制度使得此後漢代丞相權力削減之說大相徑庭。侯先生又依據傳世資料與簡帛進行分析，指出皇帝與丞相（三公）的博弈並非直線式的，而是反覆起伏波動的，以及皇帝的多面性，即皇帝不僅是帝國的支配者，也是臣民建議的傾聽者，在處理具體政務上的被動性與符號性，其權力可以被預支，並非牢不可破、不可染指，以具體分析回應了原先根深蒂固的君主獨裁以及“三公無責任制”之說。 據此，我們不難看出侯公所追求的“日常統治史”思想爲何。“日常統治”即反覆進行的統治活動，其中大多數是週期性活動，或固定或不固定，共同維持着國家和社會的運轉。但又不能將其與“政治”混淆，“統治”不只包括皇帝，還有大大小小的官吏，是在制度中對所有人存在狀態的追問，以及他們的存在如何構成了延綿不絕的過去的追問。它的研究對象是開放的，時間限制是突破的，以歷史局內人爲先（主位觀察），而以我們研究者感受爲次，貼近歷史現場，從關注“變”到關注“常”以及“常”與“變”之間的關係，解釋統治秩序的生成、日常維繫與複雜抵抗。這樣也就突破了單向思維和歷史學、社會學等既有學科領域劃分，突破“常事不書”的侷限和傳統研究範式，在新的觀察角度下進行描述，建構起貼近歷史現場的研究框架，探索一種新的史學思考路徑。 當然，“描寫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觀”，既含主觀，就不得不言其侷限性。除卻錯別字以及論文語言嚴謹性等失誤之外，我們讀罷此書仍難免有諸多疑問與遺憾。在這十四篇論文中，儘管是踐行了侯先生的一貫主張，但是各篇之間理論關聯較弱，未能圍繞核心問題展開，問題導向也不清晰，連貫性和整體性不免受到影響，難以形成一套嚴密的分析框架爲後來者所用，也難以從此提煉出一套“日常統治史”的理論分析工具和方法。文章猛然自兩漢跳躍到十六國南朝，又稱之爲“漢家的日常”，即沒有突出體現漢代的特色，更像是以各篇文章爲根基欲由此總結出帝制時代的歷史規律，無論是歷史愛好者還是研究者，實令人難以接受。再者，侯氏所言日常統治史，其內核中強調要獲得“歷史現場感”，以及“常”與“變”關係，並不新鮮。前者有梁啓超、顧頡剛等所論證，後者亦有邢義田等提倡。再將諸多概念捏合成一個新概念，未免有老調重彈之嫌。對於簡牘和今人研究成果可稱信手拈來，其“述”可爲稱道，但相比之下對於傳世文獻提及卻提及有限，以微觀一隅而窺探整個帝國全貌、回到歷史現場，是否可行，是否真能最大限度接近歷史真實，不免引起疑問。此外，後學竊以爲最大的遺憾，在於本書收錄的文章大多數“述”多而“論”少。誠然，爲學者不可爲“論”而“論”，也不必事無鉅細均要論之，但是在面對如此多史料和文章闡述下，得出極爲有限的結論也着實令人無法想象侯公諸文中部分章節所設置的意義在於何處。 《漢家的日常》一書雖有不足，但考慮其年代縱貫2006-2022這十六年間，不能忽略此間學術生態變化，侯先生眼光之深遠及其在秦漢史領域的貢獻仍令人欽佩。他以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將日常統治這一長期被忽視的研究領域引入學界視野，爲我們理解秦漢時期的制度運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不僅挑戰了傳統史學研究的範式，也促使我們重新審視歷史研究的對象和方法。同時，在今日史學發展前景下，史學研究者也需博聞強識，借鑑其它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拓寬研究視野，豐富研究手段，以期更全面地、最大程度地揭示歷史的真實面貌。

質量很高的論文集，上半部主要介紹漢朝官員的辦公日常，尤其是外出辦公這一塊，以及皇帝的君權如何通過他們延伸到地方。下半部迴歸傳統的官僚制度史，如丞相的權力變化，某種程度上對祝總斌等人的尚書架空宰相的說法予以修正，以及御史大夫制定律令的指責逐漸弱化，皇帝通過壟斷上計等制度加強君權，給事中的產生和發展並從臨時工轉向固定編制等等，最後又通過劉淵的生平境遇分析了劉淵起兵的時代背景。專業性非常強，且因爲是論文集而顯得較爲割裂，建議門外漢不要輕易嘗試。

專業性極強，通篇考證，讀起來很費勁。不過讀後也明白了幾個問題，小有收穫 作者結合史料和考古資料研究邏輯清晰，值得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