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路
提起宋朝,不少人的的第一人印象是“積貧積弱”,然而宋朝卻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宋朝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濟的繁榮實遠超過盛唐。本書從趙匡胤建立宋朝開始,到1276年元朝攻佔臨安,崖山海戰後,南宋滅亡止,按時間順序細讀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通過分析宋朝的對內對外政策、兩宋人物的心理風貌、幾次重大的改革、文人與武人在宋朝的地位、面對內部起義和外部勢力時的決策,爲讀者展現一個顯微鏡下的大宋。
2025年9月 ▏讀書筆記:最近網絡上這段文字特別火。“你有沒有想過,從北宋滅亡的靖康之變(1127 年)到今天,已經過去了近 900 年,可如果你種一棵銀杏,它可以在那個朝代紮根,在今天依然挺立。900 年聽上去很久,但對一棵樹來說不過是九個世紀的年輪,對我們來說,只是13個七十年的人生疊加而已。歷史並不是過去,它是現在的一部分,它一直活着,藏在你走路的姿態、喫飯的方式、對一個清晨陽光的感嘆裏。所以,別急着把日子交給意義不明的詞,別急着讓自己活成某種模版” 當這穿越近九百年的感慨漫過時光堤岸,再翻開劉路先生的《細讀兩宋三百年》,彷彿推開了一扇通往趙宋王朝的朱漆大門。不同於傳統史書對兩宋 “積貧積弱” 的刻板定論,這部著作以細膩的筆觸,在亂世與治世的交替、權力與文明的碰撞中,勾勒出一個既崇文抑武又波瀾壯闊的時代。從陳橋兵變的權謀博弈到澶淵之盟的利弊權衡,從慶曆新政的理想激盪到士大夫政治的黃金盛景,作者用 “以小見大 ”的敘事手法,讓我們得以在歷史的褶皺裏,看見文明演進的微光。
《細讀兩宋三百年》雖然寫的有點學術味道,但語言上還比較接近故事性,可讀性較強。作者在對本書的編寫和架構上的確突出了一個細字,內容比較有深度,不像普及性讀物那樣點到爲止,有的內容寫的非常詳細,不失爲了解宋朝歷史的佳作。本書以時間爲脈絡,對兩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均有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全面勾畫出兩宋三百餘年的複雜圖景。 作者最值得稱道之處,在於平衡了敘事性與分析性。書中既有澶淵之盟、靖康之變等重大事件的生動還原,也有對王安石變法、慶曆新政等制度變革的深入剖析。尤爲可貴的是,作者並未停留於表層史實,而是透過士大夫政治、文武關係、邊疆策略等維度,揭示宋代“強幹弱枝”國策的內在邏輯與深層矛盾。 在人物刻畫上,本書摒棄了臉譜化的評價。無論是趙匡胤的權謀與剋制,王安石的理想與執拗,還是岳飛、文天祥的忠勇與悲情,作者都能在史料基礎上,呈現歷史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選擇困境與命運必然性。文化史的書寫同樣精彩——從詞壇的婉約與豪放,到理學的興起與流變,再到市井生活的繁華與煙火氣,作者將精英文化與大衆生活融爲一爐,勾勒出一個立體鮮活的宋代社會。 可能是篇幅所限,某些經濟史、科技史內容作者未能充分展開。總體而言,《細讀兩宋三百年》既可作爲入門者的導讀,也能爲資深讀者提供更新的思考角度和歷史資料,值得推薦。
第一次看宋史,可能因爲篇幅有限,只是大概瞭解了個基本脈絡。 本書按時間順序描寫了宋朝從興盛到衰亡,政治、軍事、文化藝術等重要領域的演變。 宋朝在政治風氣、王朝性格方面都偏“寬仁之風”,這與太祖皇帝的個人風格和崇文的態度有着密切關係,再加上宋朝嚴格禮尊“祖宗之法”,因此也形成了比較鮮明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執政基本格調,“刑不上士大夫”、“不殺上書言事者”。這種寬仁包容開放的風氣和環境下,又孕育出一大批文人墨客,呈現出一個佔據了語文背誦課本半壁江山的羣星閃耀時代。 事實上從北宋中期就已經有了各種王朝末期景象現出端倪,這與宋朝“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再導致“積貧積弱”脫不開關係。力求改變,士大夫們發起了幾次重大的變法和改革(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元祐更化等),然而治標不治本,往往又總是走向了權力鬥爭的不歸路,無疾而終。 衆所周知宋朝的商業繁榮一時無兩,但這看似盛世的背後,只能說得上是“飢餓的盛世”。幾次改革看似充盈了國庫,促進刺激了工商業發展,但是生產力沒有與之同步發展,加上冗兵冗官一直在拖後腿的情況下,只能說是國家汲取力雖大大提高,本質還是在吸老百姓的血,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兒。 本文還描述了宋與遼、西夏、金、蒙古之間的政治軍事博弈,“高梁河之戰”“澶淵之盟”“靖康之恥”無不體現出太祖之後宋朝帝王在軍事上的低能,以及在政治外交手腕、個人氣節上的不盡人意,軍隊冗員卻戰鬥力低下、皇帝過度忌憚和集權導致軍隊無法高效協同作戰貫穿始終。敵人一茬接一茬,宋朝居然也這麼風雨飄搖撐了319年,感到可嘆可氣。 禍兮福所依,歷史已經過去,如果沒有那樣的發生,我們也不會看到蘇軾被貶的《赤壁賦》,司馬光告老的《資治通鑑》,歐陽修失意時的《醉翁亭記》,李清照南渡時的“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還有岳飛的“精忠報國”。 歷史是那麼沉重,也那麼精妙,它像一個魔法師給你表演了不可思議又神奇的一幕一幕。觀古者,觀今也,觀己也。
有些話不知當講不當講,不喜勿噴🙏 第一次看兩宋史,其他朝代都看過了。對宋代的瞭解還停留在上學的時候,課本里對宋的描述就是積貧積弱,還記得歷史老師咬着後槽牙說過:中華文明第一次瀕臨滅亡就是南宋末。看了這本書我才知道大宋比課本里更孱弱,比我想象中要屈辱得多的多,北宋也根本不是大一統王朝,最屈辱的是一場架都沒贏過😧,都是捱打的份,最後被嚇一下就趕緊交保護費,武力值直接衝向了負數,一手好牌打不出來。 「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物質繁榮,軍事贏弱,富而不強纔會引來侵略,以至北宋和南宋都亡於外族入侵🥹,漢族歷史上的重大恥辱 南宋最後的氣節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建議都看看這本書😌
歷時十一天,十七個多小時,又把大宋的歷史脈絡走了一遍。說實話,看宋史就會覺得憋氣,好像它一直被充斥着變法、割地、賠款、求和…“積弱”的稱號由來已久。但是它又是經濟、文化、科技發展的巔峯,名人輩出的時代,也是大部分時間對文人士大夫最寬容最寬鬆的時代,每個朝代晚期都會崩盤,也無法苛責。最後陸秀夫揹着小皇帝跳海自盡,其他人等也都同樣選擇,文天祥的寧死不屈,古人正氣,浩然長存。 此書值得推薦,脈絡清晰,事件詳盡,沒有廢話,好看!
宋王朝的歷史就像是一部小資產階級的演變史。教員對小資產階級有過如此描述:沒有立場、貪圖享受、軟弱自私,不切實際的搖擺幻象,虛榮。就像宋王朝的皇帝和官員們,舍不下的太多,能拿起的太少。一味的聲色犬馬、酒醉金迷,妄圖用金錢換取和平,從來不會算政治賬,後面的靖難之恥,自是歷史的必然。 溯古追今,中國皇朝自宋始,開始走向了衰敗。在宋之前,我們一直是一個外向的民族,是一個向外拓展的國家,到了宋朝,由於長期的重文輕武,造成了軍事上的積弱,我們從未向外征伐,整個民族開始轉向內鬥、內卷。程朱理學的興盛,也將這股風氣上升到了極致,過去我們這個民族根本不內耗,不服就幹!歷朝歷代皇帝都是在馬背上打下的天下,只有宋王朝沒有!於是,我們從開疆拓土的雄渾磅礴,轉向了謹小慎微內耗內鬥內卷!
自己似乎許久未曾提筆寫書評了,或許畏懼於文筆生疏,害怕與文字周旋;也是因着自身慵懶,總想將更多時間,用來沉浸於閱讀本身。而轉念思之:或許正是記錄下閱讀中生髮的小想法,才能爲閱讀本身賦予更深的意義。 幸得好友勉勵,近來漸漸重拾筆頭,寫一些小書評,漸覺順手。是故今日特寫下這段文字,聊以慰藉這段時間的閱讀和思考。 讀罷《劍橋隋唐史》,對唐朝的歷史脈絡有了基本把握,便想沿時間脈絡往下追溯(實則仍跳過了五代史部分)。直面那兩宋三百年的陌生面孔,恰是我這個專注於近代史研讀的歷史系學生的短板。 我對它的認知,流於淺層的唐宋變革論、既知其被視爲“古今變革之樞紐”,又對其“積貧積弱”的刻板印象常抱疑慮。於是在書城中擇選了劉路《細讀兩宋三百年》,並與吳錚強《官家的心事:宋朝宮廷政治三百年》、郭瑞祥《臨安之變:紹興體制與南宋中興》兩本著作參照閱讀。較之吳書以宮廷權謀切入剖析皇權本質與異變、郭書聚焦“紹興體制”的制度創新與王朝性格的轉型,劉著勝在通史脈絡的工整鋪陳。 然讀畢仍覺此書略顯單薄,尤其南宋史篇幅被壓縮爲一章節,分量尤顯不足。三書讀畢,坦白說皆未達預期。劉書雖理清了基本史事脈絡,卻在應深掘處每多淺嘗輒止,猶如一幅精巧的界畫,勾勒了亭臺樓閣的骨架,卻未點睛其間的煙火氣與歷史的縱深肌理。 書中對“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論述,恰能體現這種深度侷限。這一被後世稱道的政治生態,書中雖觸及它的表象,卻未能深刻剖析其內裏的結構性脆弱。從太祖“不殺士大夫”的誓碑寫起,鋪陳至仁宗朝臺諫與宰執的制衡互動,看似描繪出“君臣相得”的圖景,卻未能透徹點明這“共治”本質是一種精妙的權力平衡與制度性妥協:士大夫借科舉躋身權力核心,以“致君堯舜”維繫羣體價值;皇權則通過“異論相攪”的權術預防官僚集團固化。書中提及熙寧變法時蘇軾的立場轉變、王安石對“流俗”的激烈抨擊,實則暴露了所謂“士大夫精神”的內在分裂——當“以天下爲己任”的宏大抱負撞上具體政策分歧,道德優越感便極易淪爲凌厲的黨爭利器。科舉制雖有效打破門閥壟斷,卻也造就“萬般皆下品”的單一價值取向,更致命的是,一旦皇權越過“共治”默契,這羣標榜道德的正人君子,選擇餘地往往極爲有限:要麼退隱林下,要麼委曲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即便如李綱這般堅定的主戰派,在靖康之變的危局中,亦難敵皇權意志與苟安勢力的合流。這種理想與現實、共治與專權之間的緊張關係,正是宋朝政治最深層的悖論之源。故仁宗皇帝身上縱有再多缺陷,其形象仍被士大夫集團精心包裝並最終塑造成理想的治世典範,這一現象本身便是這種悖論的生動註腳。 書中對北宋皇太后政治的梳理,倒算部分填補了認知空白,可視爲亮點。 我甚至構想此部分或許可題爲“簾帷之後的權力代行:北宋母后臨朝的制度悖論”。從劉娥穿帝服祭祖的爭議,到曹太后在英宗濮議之爭中居間調停,再到高太后主導“元祐更化”及向太后、孟太后的身影,這些垂簾聽政的女性,看似突破“男主外”傳統,實則是皇權繼承危機下的應急方案,是權力運行中的異質化形態。她們竭力援引“祖宗家法”自證合法性——劉娥將《武后臨朝圖》擲於地上,高太后以“吾兒皇帝,又何用此”拒絕持續垂簾,無不在刻意強調“代行皇權”而非“竊取皇權”的暫代性質。這種定位使其成爲特殊的“權力緩衝帶”:既能在幼主沖齡時穩定朝局,又因女性身份難以真正突破“后妃不得干政”的觀念底線。然而,她們自身也恰因其垂簾的“正統性”與保守底色,不期然間成爲了反對革新的重要政治權威與守舊派倚重的旗幟。而這種臨時的模式恰恰無情暴露了北宋皇權自身的結構性缺陷——當“父死子繼”的剛性鏈條斷裂,維繫江山社稷的穩定,竟不得不依賴於女性的“道德權威”。而一旦幼主成年親政(如哲宗親政後決然清算元祐舊政),這種臨時性的緩衝,便會驟然崩解,進而轉化爲激烈的權力反撲,無形中爲更殘酷的黨爭埋下深重伏筆。 回觀王安石變法所引爆的新舊黨爭,這場綿延百年的政治拉鋸,遠不止於政策分歧,更是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理念的一次關鍵轉向。新黨力倡“法隨時變”,以中央集權爲利器,試圖打破因循苟且;舊黨則固守“祖宗之法不可變”,深恐激進改革動搖千百年社會根基。這種根本路徑之爭,最終無可避免地滑向“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哲宗紹聖年間全盤推翻元祐政策,徽宗時更以“元祐黨人碑”進行殘酷的政治清算。尤爲可嘆者,這場曠日持久的內耗,從根本上扭轉了宋朝的戰略態勢:原本在仁宗朝尚可見“外向型治理”的影子與嘗試,經此大劫,國家元氣大傷,漸次淪爲內斂;即使強如王安石,其初衷中通過變法以求強兵開邊的宏願,亦終被黨爭黑洞所吞噬,徒然耗竭國力;延及南宋,無論是高宗的“紹興體制”,還是孝宗的隆興北伐,都再難凝聚舉國共識,最終只能在“守內虛外”的保守框架裏逡巡往復。這種由開放轉向內斂的深刻變化,其影響力甚至輻射後世——明清兩代對“變法”二字的深重警惕,其思想根源裏,未嘗沒有對宋朝黨爭禍國慘烈圖景的歷史夢魘。 作爲一部普及性讀物,本書以清晰的敘事線串起兩宋關鍵節點,對初學者而言,無疑提供了快速建立時空座標的便利。但亦需承認,其短板相當明顯:經濟史部分僅浮光掠影地提及交子和市舶司,既未講清紙幣流通與深刻商品經濟變革的關係,更完全忽略了太湖流域農業革命對維繫南宋半壁財政的支柱性支撐;思想文化部分僅將理學興起簡化爲“程朱繼孔孟”的單線條敘說,既未深究二程與王安石思想上的交鋒本質,亦未能觸及陸九淵心學所賴以萌芽的社會土壤與時代精神。結構上的“頭重腳輕”尤甚遺憾——前七成篇幅精描北宋煌煌百年,從太祖開國到靖康之變尚稱詳實;及至南宋,從高宗倉皇南渡到崖山悲壯殉國,竟如被壓縮成一份“南宋簡表”匆匆掠過,諸如孝宗“乾淳之治”的具體施政舉措、權相賈似道推行公田法的複雜社會影響等關鍵環節,均語焉不詳。 或許,這正是通史性著作難逃的桎梏:在敘事流暢性與學術深度的鋼絲上竭力平衡,往往顧此失彼。對我而言,讀完此書,倒提示了宋史的其他閱讀路徑,若想穿透政治敘述的表象,觸及兩宋三百年的真實肌理,亟需跳出以宮廷朝堂爲中心的政治史框架,轉而向經濟史、社會史領域深層掘進。畢竟,藏匿於《宋史·食貨志》冰冷數字背後的財富流轉痕跡,沉澱在《東京夢華錄》字裏行間的市井煙火生機,可能比朝堂之上的黨同伐異,更能揭示這個矛盾交織的王朝其治亂興衰的深層密碼。
斷續讀了吳鉤《宋神宗與王安石》《宋仁宗》,趙大胖《靖康之敗》,郭瑞祥《臨安之變》,張明揚《崖山》《臥榻之側》,楊訥《世界征服者》,周思成《大汗之怒》《隳三都》,滕毅《李煜》。最後以這本《細讀兩宋三百年》作爲串聯。 從公元960年,太祖趙匡胤欺負柴家孤兒寡母,陳橋兵變,篡位建宋,到公元1276年趙家的孤兒寡母被元軍欺負,南宋中央政權滅亡,長達316年的兩宋變成了史書上的文字檔案。陳橋兵變,杯酒釋兵權,斧聲燭影,高梁河之戰,澶淵之盟,慶曆新政,熙寧變法,紹聖紹述,元祐更化,海上之盟,靖康之恥,紹興議和,隆興北伐,乾淳之治,開禧北伐,端平更化,崖山海戰,這一個個重大事件連綴出一個積貧積弱的大宋,兩宋於我也只剩下這一幕幕歷史剪影在腦中閃回,除此之外,恐怕就剩下“盛極”的士大夫武人文人羣像:晏殊、歐陽修、范仲淹父子、韓琦、富弼、包拯、司馬光、王安石、曾鞏、三蘇、朱熹、陸九淵、沈括、楊家將、吳玠父子、岳飛、文天祥、辛棄疾、陸游、狄青、孟珙、韓世忠、种師道、餘玠、李清照、二程、米芾、黃庭堅、張擇端、秦觀、賀鑄、姜夔、楊萬里、范成大、張載、邵雍、柳永……真可謂羣星璀璨,但是兩宋的天(天子)似乎配不上這麼閃亮的羣星。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 史上最正氣的文叔也挽留不了強盜趙匡胤的子孫,慎終追遠…趙大您太虛僞了,太宗的開卷有益,真宗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都粉飾不了強搶回來的江山,佛的因果玄學吧,司馬懿的盜還有些許的羞恥感,您對不起郭榮,還要去欺負孤兒寡母。如果是時代所迫,那文叔亦可以。南宋不題也吧,一個連生殖器都不完整的男人,要求他做點男人該做的,爲其所難。趙構永遠是皇帝列表裏的太監,還不如終伴崇禎的王承恩。 一個皇朝好與壞的標準,百姓可以安居樂業否?天朝子民活得有尊嚴否?趙大您沒有做到半丁點,原始基因確實了您的兒孫亦是如此,東半球最強的天可汗,他的子民可以傲嬌衆生,可以大度的講唐朝子民…若不是陸秀夫那一跳爲您挽回些許顏面,不知道您在下面如何在皇帝朋友圈發語?可能只聊下花蕊夫人添點八卦耳!
看完這兩宋歷史,心裏一股怒氣,隨後又是深深的無力感,怒兩宋皇帝懦弱無能,只會一味割地賠款給外族只求自己榮華富貴,怒奸臣奸相欺上瞞下,欺壓百姓,最後的亡國也是必然的,然而在兩宋期間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古代資本經濟發展確實迅速,商品經濟發展繁榮,其中湧出現出無數爲國圖謀,爲民請命的士大夫和將軍,前有改革變法的王安石,後有精忠報國的岳飛,然而這一切的一切卻不過也只是宋皇的陪葬罷了,可悲實在可悲,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其領導人的能力有着至關重要的關係,若是皇帝昏庸無能,就算大臣敢於直言,胸有抱負,那也只不過是皇帝享受的絆腳石罷了,你的這些改革,這些變法只會讓皇帝不舒服,而能征善戰的武將也只不過是皇帝懷疑擁兵自重的對象罷了,最難的還是底層的百姓,太平年下是國家發展收稅的工具,戰爭期間是兵將屠戮的對象,而一旦國破家忙之後,上位者就算已然投降,百姓仍然奮起反抗,而這樣的朝廷我覺得滅亡也罷,最後的無力感也是覺得在宋期間,不管大臣如何心懷天下,只要皇帝無能,整個國家就只能屈辱腐敗,所以最後的士大夫的努力還有意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