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四年秋（宋史三部曲）

這是我今年讀過最有趣的一本書，整本書讀下來一點都不乏味，類似於《萬曆十五年》，從一個歷史的小切口開始，一個突發事件，事件發生的背景，牽連的人物一一娓娓道來。 事件是一羣清水衙門的小官吏搞團建，團建上有人隨酒作詩，被有心之人告到官家那裏，但團建每個部門都有搞，詩也要看解詩的人怎麼理解了，可大可小的事情爲什麼就這次搞這麼大。帶着疑問往下讀，就牽出來一個君子黨，以及歷史上衆所皆知的“慶曆新政”-發生在北宋仁宗慶曆年間的改革，宋仁宗推動范仲淹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政治改革運動，以整頓吏治、解決冗官、冗兵、冗費問題爲中心。 講歷史故事，我認爲最忌諱就是沉悶和脫離，最怕就是作者站在制高點俯視歷史，給你說教。這個作者的書我是第一次讀，居然毫無疏離感，不像某些名著，我讀半截就開始打腦殼，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分享有趣的語段： 放縱也是一種力，在酒席上，它絕對能夠驗證力學的三大定律：一、慣性定律，一旦啓動，就剎不住車，不會輕易停下來。二、加速度定律，只要有人跟着哄擡、較勁，熱情就會逐步升級，一路走高。三、萬有引力定律，大家互相感染，互爲激勵，都成了人來瘋，沒有誰能置身於外。 這種喪事當作喜事辦的傳統，後來又被人們不斷髮揚光大，幾乎成爲一種時尚，以至不管遭遇了天災還是人禍，或者天災加人禍，災難一過，瘡痍滿目民不聊生先不去管它，事件背後的種種弊端和黑幕也懶得追究，有關各方最起勁的就是披紅掛綵地表彰一批英雄。“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所謂“英雄”者，藉以掩蓋問題轉移輿情之“鬼神”也。 詩人或作家是眉眼流波的感性動物，他們只關注心靈的聲音；而政治家則必須匍匐在現實的大地上，觸摸理性的質感。 歷史關鍵時刻的關鍵之力，就維繫於某個大人物的幾聲咳嗽或喘息之中。世間所有的權力中，時間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而時間對於個體的人，就是他生命的長度。 故作歡愉，說到底是爲了活得讓親者快，仇者痛。我再苦，也只能苦在自己心裏，決不能苦給別人看，更不能苦給自己的親朋好友看，尤其不能苦給自己的敵人看，讓他們幸災樂禍。

《慶曆四年秋》以慶曆新政的消逝爲棱鏡，折射出北宋士大夫羣體的精神圖譜。夏堅勇先生以考據爲舟楫，沉浸於歷史的細微幽深之處，將一場宴會、一紙公文、幾句唱酬的微末細節，淬鍊成權力場域的密碼。那些被史冊碾碎的幽微人性，在詩酒風流與政治暗湧中漸次甦醒。作者以手術刀般的筆觸解剖士人風骨，在簪笏榮光的裂痕裏，照見知識分子永恆的困境與抉擇。這部作品既是歷史肌理的切片標本，更是一面映照當代精神境遇的青銅古鏡。

讀來很有趣的一本書，雖然作者有些語言太過接地氣，但也瑕不掩瑜，推薦！

作爲宋史三部曲的第二部，相比《紹興十二年》在文筆上有很大的改進，摒棄了輕佻浮誇，多采用寫實的風格。其次是前作上帝視角的俯瞰式點評有所改進，轉而將視角平行集中於慶曆新政本身，通過不同人物的刻畫如范文正公富弼的改革，歐陽修蘇舜欽的文人抱負，夾雜着仁宗和羣臣的交鋒，作爲反派的夏竦也塑造的不可謂不精彩。在褪去了抖機靈式的遣詞造句後，作者通過化用宋人詞句使自己的筆觸高級化，用精簡凝練的文筆將自己對新政的思考融入到歷史敘事，可讀性提高。 最爲歎服的是，作者不再追求必然的解釋，擺脫了先射箭後畫靶的尷尬。通過史料論證得出改革的黯然收場並非一人一黨的成敗，而是北宋政壇積重難返的深層困境阻撓改革的可能，這樣的結論更能使人信服。雖是曇花一現，卻如一道微光引出了後續的王安石改革。 所以相比前作，我更喜歡本作，擺脫了模仿《萬曆十五年》的桎梏，找到了沉重與輕鬆的平衡點，可供反覆品鑑。

《慶曆四年秋》開篇是進奏院的幾名小官，藉着賽神會的由頭，變賣院中公廢紙湊錢飲酒，本是北宋官場再普通不過的聚宴，卻在御史王拱辰的窮追猛打下，演變成震動朝野的大案。參與宴飲的蘇舜欽、王益柔等人盡數獲罪，或除名爲民，或貶謫遠地，一時間京城俊彥爲之一空。而這樁小事，也催生出成語“一網打盡”的由來。王拱辰在事成後得意揚言“吾一舉網盡之矣”，輕飄飄一句話，道盡保守派剷除異己的狠厲，也揭開了北宋中期朝堂最殘酷的政治角力。 王拱辰爲何有如此這般暢意恩仇？這就得從這個人的經歷談談了。 這個人少年得志，十九歲就大魁天下，皇上又對他青眼有加，在傳臚大典上親自爲他改名，這些都無形中給了他一種強烈的心理預期，似乎從此以後，天下的好事都該有他的份。一個人成名太早，有時也不是好事。他太自負了，屬於鄉下人所說的喫屎都喫尖兒的主。當他看到富弼、韓琦等同代人已先於自己進入了宰執行列，自己的連襟歐陽修也有蒸蒸日上之勢時，他心中的醋意中燒，足以翻江倒海氾濫成災。 自從“王拱辰”這個名字在官場上出現的那一天開始，他就註定了是一個鉚着勁爭先恐後的角色，請仔細體味一下這個“恐後”的“恐”，慼慼然，惶惶然，諸般滋味，糾纏在一起，其中有一份就叫“忌妒”。忌妒不僅扭曲人性，也污染官場生態。在政治原則和自己的仕途利益之間，王拱辰理所當然地會選擇後者。 用作者的話來說：忌妒是人性中最妖嬈、最隱祕，因而也是最難以告人的陰私，這是一種內心翻江倒海卻又不能說出來的自我折磨。一般來說，快樂能與人分享，痛苦卻純粹屬於個人，沒有任何痛苦是真正能被別人所理解的，由忌妒所引起的痛苦尤其如此。人性中的其他感情都不像忌妒這樣隱祕，即使是惡，那也是可以廣而告之而用不着遮遮掩掩的，因爲忌妒針對的不是明火執仗的對手，而是周圍那些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有的甚至還是自己的朋友。忌妒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在忌妒中奮起，就在忌妒中沉淪，人生在世大致如此。 王拱辰何許人也？歐陽修的連襟。他倆是天聖八年（1030）同榜進士，王拱辰是狀元，歐陽修是甲科十四名。可見其水平還是有的。但此人極度自負，一輩子最擅長的就是抓小辮子、扣大帽子、借刀殺人。不是那種明着貪贓枉法的奸臣，而是專搞政治構陷、專打正直官員的“官場殺手”。 說起慶曆四年，我們都會記起耳熟能詳的《岳陽樓記》中。“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滕子京本名滕宗諒，子京是他的字。滕子京謫守巴陵郡，這事也離不開王拱辰。他除了進奏院那一場“一網打盡”，他最招人恨的，就是死咬着范仲淹一派不放。范仲淹看重的滕宗諒，本是在邊關用公款安撫將士、救濟百姓，乾的本是利國利民的好事，王拱辰卻抓住一點賬目不清，揪住不放，一遍遍在仁宗面前彈劾，非要把人往死裏整，逼得范仲淹多次在朝堂上爲朋友辯解，幾乎把臉面都丟盡了。王拱辰要的根本不是什麼公正，他就是要把范仲淹身邊的人一個個拔掉，讓改革派孤立無援。 滕子京被貶到岳陽，從慶州一路貶到嶽州，當的是嶽州知州（巴陵郡守），管一州軍政民政，算是個地方一把手，但那時候嶽州偏、窮，跟流放差不多。他到任沒消沉，反而擼起袖子幹：修防洪堤、清積案、勸農桑，一年多就把地方治得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岳陽樓那時候早就破破爛爛，他看着可惜，又覺得這樓是巴陵臉面，也是文人登臨寄懷的地方，就想重修。關鍵是他不敢再碰公款——這次他想了個巧辦法：幫民間追討陳年舊債，讓債主捐一部分出來當修樓錢，沒動國庫一分錢，就把樓給修起來了，還比以前更氣派，又把唐賢今人寫岳陽樓的詩賦刻在樓上。 樓修好了，滕子京知道光有樓不行，得有一篇好文章才能傳下去。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同年進士、一輩子的知己范仲淹。“記”是古典文章家族中身份最高的文體，爲一座文化積澱深厚的地標性建築作記，對作者的選擇無非三點，一個是文名，一個是在政界的影響力，再一個是和當地主政者的私交。綜合這三點，最適合爲岳陽樓作記者非范仲淹莫屬。對此，滕宗諒請范仲淹作記時，在信中講得很清楚。 他說：“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環異者不爲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爲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爲久，文字非出於雄才巨卿者不成著。”他又說，范仲淹“文章器業，凜凜然爲天下之時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 那時候范仲淹也因爲慶曆新政失敗，被貶在鄧州，倆人都是天涯淪落人。滕子京就寫了封《求記書》，把修樓的前前後後說清楚，范仲淹拿到信，就完成了《岳陽樓記》。 回到《慶曆四年秋》，書中開篇這場小酒局，爲啥讓仁宗如此火光？都是官場政治。躥局兒的蘇舜欽是宰相杜衍的女婿，由范仲淹一手舉薦；王益柔等參與宴飲的青年才俊，皆是新政陣營的中堅力量，是改革派在中樞的新鮮血液。他們聚在一起，縱論時政、鍼砭時弊，酒酣之際王益柔作《傲歌》，一句“醉臥北極遣帝扶，孔子驅爲奴”，成了保守派攻訐的利刃。也就是，酒後吐真言真要命。在王拱辰等人的構陷下，這場聚宴被定性爲“監主自盜、結黨亂政、侮慢君聖”，樁樁罪名，都直指背後的改革大佬。 慶曆四年，范仲淹主持的新政，以“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爲核心，動的是皇親國戚、勳貴舊臣的蛋糕。恩蔭入仕的特權被壓縮，論資排輩的升遷被打破，無數靠祖蔭混日子的官員沒了出路，以呂夷簡、王拱辰爲代表的保守勢力，早已對改革派恨之入骨。進奏院案，不過是他們苦等已久的突破口——拿小人物開刀，牽出背後的范仲淹、杜衍、富弼，用“朋黨”的罪名，將改革派連根拔起。 而這一切的關鍵，在於宋仁宗的態度。世人皆贊仁宗仁義，他寬厚待下、輕徭薄賦，是北宋少有的仁君，可在皇權與朝局面前，這份仁義終究讓位於帝王權術。書中對仁宗的心理刻畫入木三分，他起初支持新政，是目睹北宋冗官冗兵、積貧積弱的困局，想借改革力挽狂瀾；可當保守派羣起而攻之，一遍遍在他耳邊渲染“改革派結黨、威脅皇權”，他心底的猜忌便生根發芽。宋仁宗一生最懼朋黨，北宋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下，皇權最忌文官集團抱團。進奏院的酒宴，恰好坐實了保守派口中“君子結黨”的說辭，那些青年官員的意氣風發，在他眼中成了目無君上、結黨擅權的佐證。 他不是看不清這是一場政治清算，也不是不明白蘇舜欽等人的冤屈，只是在他的權衡裏，維穩朝局、壓制朋黨，遠比保全幾個改革青年、推進新政更重要。於是這位仁義君主，默許了保守派的一網打盡，親手掐滅了自己曾寄予厚望的改革火種。書中寫仁宗下旨嚴懲時的沉默，沒有雷霆震怒，卻藏着最冰冷的帝王心思：仁義是治國的外衣，皇權穩固纔是不容觸碰的底線。 沒有非黑即白的善惡，只有理想與利益的碰撞，仁君與權術的博弈。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赤誠，改革派青年匡扶社稷的意氣，終究抵不過保守派盤根錯節的利益網，抵不過帝王心底的猜忌與搖擺。慶曆四年的秋風，吹涼了進奏院的酒宴，也吹垮了慶曆新政的宏圖。一網打盡的，不僅是十幾位青年官員，更是北宋中期一次自救的契機。歷史從不是孤立的事件堆砌，一場小小的酒宴，一場刻意的清算，藏着一個王朝的選擇與宿命，也道盡了理想在現實面前，最無奈的凋零。

慶曆新政，水過地皮溼，並沒有給北宋王朝帶來實質性的變革。其主要原因是和西夏簽訂了歲幣，和遼國的關係也處的不錯，仁宗皇帝認爲已經天下太平，也就無需改革折騰了。所以，只憑夏竦和王拱辰二人之力就把改革派的君子黨打得四散飄零，貶謫文學也就隨之興起。《岳陽樓記》《醉翁亭記》《滄浪亭記》等等名篇噴湧而出，爲中華文學留下了顆顆璀璨的瑰寶。呵呵，真是國家不幸詩家幸啊！

《慶曆四年秋》《紹興十二年》之後第二本，作者文筆不錯，有很多有意思的歇後語；敘事時候的銜接過渡很流暢，讀來沒有生澀之感。對於一些人物事件的介紹也比較全面，能讓讀者以更廣的視角縱覽，以及會提前鋪墊一些後文會用到的背景，草蛇灰線伏脈千里。跟着作者的文字，很迅速地從這到那兒，有時候可能覺得八竿子打不着，但偏偏就有一個銜接的點在。比如第七章從京師東北的封丘門講起，帶讀者進入城門後向南到達馬行街，對這條北宋的美食街進行了些許介紹，御燒肉、廣告等等。由當時廣告中的一個常見錯字，引到錯字的問題。廣告中的錯字問題不大，但有些情況下一個錯字會讓烏紗帽掉，人頭落地。進而寫到之前提到未成功就任樞密使的夏竦，他正在仇恨之中，密謀以文字對破壞他進入兩府的那些人進行復仇。隨章節向後推進，與第一章的情節也呼應上了，王拱辰拉仁宗衣角、仁宗被餘靖汗臭燻殺、唾噴於面。夏竦誣陷石介密奏，需先進呈進奏院，如此，與開頭監進奏院的蘇舜卿也接上了。從第一章寫進奏院案，仁宗勃然大怒，要求嚴查，引出問題“爲什麼一向以仁德著稱的宋仁宗會如此”，繼而開始後文的敘述，從仁宗登基，劉太后攝政，仁宗親政，一直講到慶曆新政，而後新政效果不佳，仁宗對於朋黨的隱憂，而後以進奏院案宣判、君子黨均外放宣告慶曆新政的終結。（劉娥攝政十一年：天聖1023-1032；明道1032-1033。明道二年三月，劉太后逝，仁宗親政。景祐1034-1038.11；寶元1038.11-1040.2；康定1040.2-1041.11；慶曆1041.11-1048；此後還有皇祐、至和、嘉祐，不做贅述。）而在貶謫之地，歐陽修寫出了《醉翁亭記》，蘇舜欽寫出了《滄浪亭記》，以及范仲淹應滕子京所請寫的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此記之日“時六年九月十五日”，即慶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年）。1038年，李元昊成立西夏。1040年三川口之戰，1041年好水川之戰，1042年定川寨一戰。1041年五月時，范仲淹知慶州。從定川寨之戰之前，雙方已啓動和談，1044年達成慶曆和議。慶曆四年十月一日，李元昊送來誓書，宋夏和議終成。另有1042年契丹趁宋夏戰爭發難，要求拿回關南之地，富弼出使，北宋同意將原每年給遼國的歲幣從30萬（銀10萬、絹20萬）增加至50萬（銀20萬、絹30萬），遼國撤軍並放棄割地要求，史稱“慶曆增幣”（北宋視角）或“重熙增幣”（遼國視角），維持了宋遼間的和平局面。（與契丹、與西夏邊境戰亂終結，以歲幣換取和平，財政壓力大減，仍能維持，在仁宗看來貌似這就使新政推行的必要性大打折扣。）慶曆四年，新政推行效果不佳，加之夏竦的誣陷（僞造書信，誣陷石介與富弼謀反），仁宗對君子黨的不時敲打。六月范仲淹巡視西線，八月五日富弼出任河北宣撫使，八月十四日歐陽修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慶曆四年十一月初六，進奏院案的處理下達，仁宗借題發揮，將君子黨新銳一網打盡。十一月十一日，又發佈詔書，將政治弊端一股腦歸於朋黨之禍。同日，范仲淹上表請求罷去參知政事，知邠州，但章得象進讒言，不想背輕易罷黜賢臣的名聲，先不允，如范仲淹上謝表，則是挾詐；仍辭職，就是要君，反正范仲淹怎麼做都是錯。仁宗暫且擱置，過了南郊大禮、過了元旦，到了慶曆五年一月才應允。同一天，富弼的樞密副使也免去，知鄆州。第二天，杜衍的宰相被罷，知兗州。韓琦爲富弼鳴不平，慶曆五年三月，樞密副使解職，知揚州。自此，中央的新政君子黨全部罷免，從慶曆三年九月到慶曆五年三月，慶曆新政宣告結束。進奏院案受罰最重的蘇舜卿去職後移居蘇州，花費三十兩購下一處房屋，蘇州滄浪亭是也。慶曆五年，富弼、范仲淹並罷安撫使，十一月范仲淹改知鄧州。人雖去，但迫害不停，歐陽修因“張甥案”在慶曆五年八月被貶滁州，此前學過《醉翁亭記》，但並不知作者寫此文的背景。“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單從文中，根本無法看出這是經過慶曆新政失敗、屢次被貶而到滁州的歐陽修。時范仲淹在鄧州，富弼在青州，韓琦在揚州，歐陽修在滁州，王洙在濠州，陸經在袁州，杜衍在兗州，石介的墓則在泰山腳下的奉符。親朋星散，同儕飄零，蘇舜欽在滄浪亭裏的日子看似平靜而悠閒，但內心卻難說輕鬆。 本書名《慶曆四年秋》即來自於“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滕子京，即滕宗諒。滕子京與范仲淹同年進士，明道元年（1032年）上書劉太后請求歸政，被貶。景祐元年（1035年），仁宗親政，遷爲左正言，諫官。但滕子京景祐元年八月又上書仁宗指出其沉迷女色，被貶信州。此後輾轉信州、饒州、江寧、湖州等地。後范仲淹經略西線時推舉他爲涇州知州。慶曆三年初夏，范仲淹離開西線調中央工作，滕宗諒亦從涇州移任慶州。涇州的繼任者鄭戩是范仲淹的連襟。鄭戩就任以後，發現前任經濟上漏洞很大，其中竟然有十六萬緡公使錢去向不明。上報朝廷調查，根據滕子京的反映，十六萬緡公使錢除用於那次非常時期的應急開支外，日常性的流向還有兩處，即所謂的“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朝廷出現爭議，范仲淹爲之作保，願同貶黜，御史中丞王拱辰力主追查到底，亦不惜以辭職相要挾。滕子京其人在公使錢運用上很粗放，雖沒有進自己腰包，但在公使錢使用中有不夠規範之處，主要表現在講排場、擺闊氣、大手大腳、超規格宴請，以及在公務交往中饋贈紅包等等。考慮到滕子京到涇州和慶州任職都是范仲淹推薦的，如果滕宗諒被處分，推薦他的范仲淹也要被追究，下臺是最符合法律和慣例的結果。然老範一去，新政奈何？仁宗只好輕輕放下，慶曆四年正月初四，朝廷下發了關於滕宗諒的處理決定：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爲祠部員外郎、知虢州，職如故，貶斥體現在其所知的州等級下降了。但王拱辰那邊還是不滿，以居家待罪威脅。二月十四日，“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嶽州”。如此，便是“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慶曆五年六月十五日。滕子京派人將《求記書》和《洞庭秋晚圖》送達地在范仲淹擔任“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的治所邠州，滕宗諒在信中說：​“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環異者不爲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爲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爲久，文字非出於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另外，還有一個有意思的點：范仲淹從未到過湖南，也沒有見過洞庭湖，更是不可能登上過岳陽樓的。慶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於鄧州知州任上作文《岳陽樓記》，傳頌千年。一些小知識 宋朝官員頭銜可分爲三部分：官、職、差遣，官即爲寄祿官，職是榮譽銜，而實際做什麼是由差遣決定的。 歲幣並不全是白銀，而是由白銀、絲絹、茶葉、賞賜合計，銀以兩爲單位，絹以匹爲單位，茶以斤爲單位，賞賜主要是逢年過節遣使祝賀給的回賜，而且都要在條約上寫清楚。 宋代實行二府制（中書門下，東府，中書門下爲最高行政機構，長官爲宰相，副職爲參知政事；樞密院，西府專掌軍政，長官多由文臣出任，體現重文輕武特徵。兩機構正副長官合稱“宰執”，構成中央最高決策層。）二府長官出自：三司使、權知開封府事、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轉自豆瓣： 相較於明清鼎革之變那個極爲出名的甲申年，公元1044年是一個被湮沒在《岳陽樓記》背後的甲申年。“文化大散文”名家夏堅勇發現了其背後關鍵的時間節點：“北宋慶曆四年，歲在甲申。自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已經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難北宋覆亡還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說，在北宋王朝的歷史上，這一年恰好處在中點上。”於是，梳理史料，推究細節，有了這本“宋史三部曲”之一的《慶曆四年秋》。  作品展示了從宮廷到市井廣闊的生活面，政治、社會、軍事、外交……錯綜複雜，變革、權爭、陰謀、人禍……驚心動魄；一針見血地指明瞭北宋“政治穩定與專制腐敗互爲表裏，體貌寬柔與因循苟且共存共榮，經濟文化的繁榮與尚武精神的淪落混搭在一起，成爲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兩種色調。”

呂夷簡是78年的，范仲淹是89年的，歐陽修是07年的，蘇舜欽是08年的，宋仁宗是10年的（生日530），王拱辰是12年的，這些千年前的古人恍惚間成了我的同齡人，我很容易就和他們熟稔起來。我喜歡這部書的很大一個原因就來源於此。 大學時的一位恩師問過：百年前的國人在世紀之交想些什麼，做些什麼。這種奇妙的與過去某一時空相連線的思維一直縈繞，影響至今。所以，我喜歡窺探千年前的古人和他們生活的那個既好又不好的時代。1025年正是北宋天聖三年，和我們熟悉的慶曆四年春只相隔了18年又幾個月（還有三天就是2026年元旦）。 閱讀中，我屢屢被打斷，但是不厭其煩，一個字，一句詩，一個人，都會讓我停下來去搜索，尋找那個時代的細節，原來商榷是商稅院和榷貨務，原來“庭院深深深幾許”不是深閨的幽怨惆悵，原來韋應物是一個奇妙串聯蘇舜欽和歐陽修，蘇州和滁州的詩人，原來呂夷簡有這麼多洞悉人性的有趣故事……這種被打斷是另一種鏈接，讓我驚喜的找到一個又一個窺視歷史的貓眼，津津有味，樂此不疲。 推薦，回購紙質書。

慶曆四年，歲在甲申。 宋王朝就像一輛笨重的牛車，不緊不慢地行駛在坎坷的故道上，想讓它產生一點加速度談何容易，更不用說想讓它駛上新路了。彼時的范仲淹，其頭銜主要不是詩人或作家，而是政治家。范仲淹和韓琦由西線內調中央時，士大夫皆額手稱慶，皇上對他們也信任滿滿，言聽計從。但隨着新政式微，邊事浸寧，皇上對他們的熱乎勁很快就過去了，富弼、范仲淹，包括歐陽修和蔡襄等人相繼調離京師。 西線無戰事，干戈已化爲玉帛，皇上用不着再倚仗他們了，范仲淹們一葉知秋。恰逢此時，小人登場告密，一場熱鬧的年會飯局過後，被冠以朋黨之名，一夜塌房，所有的涉案者都被趕出中央機關，發配得遠遠的，雨打風吹去。 面對着命運中的困厄和不公，他們既有旁人無法想象的苦痛怨尤，又有安之若素的超然閒適，他們都應之以適度的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而心中卻始終高揚着崇高理想的旗幟，身處泥淖卻譜寫了昌明盛世的華麗篇章，譬如蘇舜欽的《滄浪亭記》，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慶曆新政水過地皮溼，這場改革在中國政治史上留下的東西其實不多，但卻成就了中國散文史上一座小小的高峰，一批因參與支持新政而被貶謫的文人士大夫雖然星散四方，卻以他們在文學上的建樹而星光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