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顧潮
《顧頡剛殷履安抗戰家書》收錄顧頡剛、殷履安夫婦1932年淞滬抗戰以及1937—1943年全面抗戰期間的往還家書。 1932年1月23日,顧頡剛離開北平赴杭州看望父親,“一•二八事變”後滯留杭州數月。1937年“七七事變”後,顧頡剛因宣傳抗日被日人追捕,輾轉綏遠、蘇州、甘肅、青海、雲南、四川、重慶等地。動盪的歲月中,顧頡剛與家人聚少離多,夫人殷履安操勞一家生活,辛苦支撐。山河破殘,妻孥離散,家國大義,兒女柔情,每通家書背後都有一段往事,每程郵路盡頭都是一雙望眼,箇中滋味,在往還書信裏體現得淋漓而盡致,頗具故事性、可讀性、生活性。 “顧殷家書”既是顧氏一家及其親友以及學界同人在國難當頭之際,如何支援軍隊抗戰,在戰火中如何流離轉徙、艱難謀生的真實見證;又是個體生命在悲慘的戰爭歲月之中,人生際遇、家庭變故、心理感受的如實反映;更在宏大歷史敘述背景之下,爲彌補疏闊的歷史罅隙,提供了生動的細節與豐富的素材,也是極爲珍貴的檔案史料。 書末附其間顧頡剛長女、次女與父母的往還書信,可與顧殷家書參照對讀,使夫婦間的部分情事連貫完整,視角多維,別有況味。整理者對書信中所涉人物及其字號、別名、暱稱及當時的背景、人物關係等,做了簡明的註釋,更便理解。
看完這本書,我又從網上找了一些相關資料拓展閱讀,其中最震驚的是歷史學家餘英時在讀完《顧頡剛日記》之後所寫的序言(後因太長而獨立出書)《未盡的才情》。據說餘先生用這個題目有兩重意思,一是顧先生的才華因爲特殊時期的各種運動沒有得到完全的施展,另一個意思則是在長達七十年的日記跨度中,顧先生有五十多年一直愛着一位不凡的女性,譚慕愚(又名健常,惕吾),但這位譚女士從未對他的感情有任何同等的回應(至少是至今爲止的資料沒有發現),所以他的感情也是未盡的。 殷履安,顧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和他第一任妻子吳徵蘭一樣也是蘇州人。1920 年代,顧先生第一任妻子在生完二女兒不久病逝,彼時顧先生還在北大求學。因爲兩個年幼的女兒需要照顧,自己又要讀書無瑕顧及,經朋友葉聖陶等撮合,顧先生與高小畢業的殷履安結婚。婚姻之初,顧先生對妻子寄予很大的期望,他希望妻子不僅能在生活上幫助他陪伴他,更能在精神上激勵他甚至引導他。他期望一種中國傳統文人理想式的婚姻關係,舉案齊眉,琴瑟和諧,但現實是,婚後不久他便離家北上,把蘇州老家兩個年幼的女兒,挑剔的繼母,吝嗇的父親,年邁的祖母以及複雜的舊式家庭關係都留給了新婚妻子獨自一人面對。 顧先生祖母去世後,他將妻子女兒接到北京與自己同住以逃離令人窒息的複雜家庭關係。在這部通信集開始,1937 年他南下看望老父親和繼母,結果因“淞滬會戰”滯留杭州,兩人開始頻繁寫信。在這些信裏,兩人討論戰爭進展,家務瑣事,更多則是對彼此的惦念和關心。當時,顧先生已與同樣在北大求學的譚女士相識已久---- 1924 年他們首次見面時他對她幾乎是一見鍾情。在這次南下旅途中,顧也到南京專程拜訪過譚女士及其家人,這些細節在給妻子的信中也略有提及。但同樣的事件,在顧先生的日記裏,與暗戀對象的會面所引發的思緒震盪則要豐沛恣肆的多。所以,正是有了顧先生日記中對譚女士長達五十多年柏拉圖式的傾心與迷戀,再來讀他與妻子殷女士的往來書信,不禁有無盡的悵然與苦澀。 在這部通信集中,讀者可以讀到戰時知識分子的艱難生活,但更多地則是一位賢淑的妻子對自己丈夫毫無保留的愛。這些愛體現在她爲他將前妻所生的女兒視如己出,爲他精心操持家務,爲他買書節衣縮食,爲他外出考察擔驚受怕,也爲他有子嗣延續(殷女士沒有生育)而寧願忍受納妾的痛苦(顧先生最終沒有納妾),“二十二年來整個心靈地貢獻給你,全副精神地寄託給你”。殷女士 1942年病逝於戰時陪都重慶,據說臨死前還在囑咐女兒爲當天準備回家的顧先生鋪好牀被。正如整理這部通信集的顧先生三女兒(第三位妻子所生)顧潮女士所說,“她(顧女士在書中也稱殷女士“母親”)愛父親的一切,唯獨忘了自己。”這種愛像空氣,無形無色,卻令人唏噓。
眼前的犧牲是看得見的,戰勝的利益是說不盡的。我寧可在此擔驚受嚇,不願永永做弱國之民。
戰爭中的文人、夫妻、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