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視深淵： 懸案、側寫和我對破譯犯罪心理的探索

2026.2.12--2026.6.22 閱讀時長7小時35分 ‖ 紀實文學 伯吉斯的職業生涯，是一場從學術深處走向罪案現場的漫長跋涉。她最初以性暴力創傷研究爲起點，隨後受FBI行爲科學調查組之邀，將科學定量方法引入側寫體系，使連環殺手的心理畫像，從模糊的直覺判斷，演進爲可分析、可預測的行爲工具。書中交織美國1970—1990年代多起轟動性懸案：兇手的殘忍手法、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隱祕的心理博弈，以及側寫團隊在信息迷霧中反覆推敲、屢屢碰壁的掙扎，皆被一一鋪陳。伯吉斯以真實案例揭示，連環殺手的惡，往往植根於童年創傷、情感隔離與對控制感的病態渴求。但現實遠不如影視劇那般酣暢。真正的側寫，是沉甸甸的煎熬：長期與惡魔對話，意味着心理防線不斷被侵蝕；側寫本身亦有誤差，一旦偏移，可能誤導調查方向；而許多案件至今未破，留下的是永恆的空白與遺憾。伯吉斯並未迴避這些，她坦率寫下職業生涯中的掙扎、痛苦與反思，讓我們看到，側寫師光環之下，是真實的人性脆弱與持久堅守。若你鍾情罪案紀實、癡迷犯罪心理學，或好奇側寫師背後不爲人知的世界，這本書不可錯過。

觀痕·讀行·畫魂：《凝視深淵》完整拆解犯罪心理側寫三階閉環與人性滑落真相 “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尼采《善惡的彼岸》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波士頓學院精神科護理教授安·沃爾伯特·伯吉斯接到了一通陌生來電。電話那頭是FBI探員羅伊·黑茲爾伍德。此時的她已經是美國性暴力受害者心理創傷研究領域的有名專家，她的一系列研究不僅充分論述了性暴力受害者遭受的巨大心理創傷，也顛覆了學界對性暴力行爲的系統性認知。當時的伯吉斯或許不會想到，這個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電話邀請將改變自己的學術生涯和人生軌跡，引發犯罪心理學界的巨大變革，甚至在流行文化中掀起不小的波瀾。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一股暴力的暗流正在席捲美國。不僅性犯罪和謀殺案件的數量在不斷攀升，手段殘忍血腥、警方束手無策的重案、懸案也層出不窮，對公衆的心理產生了極爲負面的影響。聯邦調查局的邀請正式拉開了伯吉斯數十年犯罪心理學研究和執法的帷幕。在那裏，她先是通過向探員解讀罪犯和受害者的心理來幫助探員理解性犯罪，之後又基於與受害者以及大量已落網罪犯的深度對談，將科學、定量的手段引入聯邦調查局新成立的行爲科學調查組，開創了現代犯罪側寫方法，用一種系統化的方式提取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和行爲模式以及個人特徵，並對其下一步的動向做出預測。在犯罪側寫方法的指引下，一個又一個在公衆中引發巨大恐慌的兇案嫌疑人落網：虐殺三名未成年人的美國空軍雷達技術員；智商一百二十八，作案八十一起，行蹤覆蓋美國十二個州的“滑雪面罩強姦犯”；殘忍殺害、肢解十人（包括三名家人）的“女大學生殺手”；犯下十起命案，強烈渴求關注，主動與警方通信的“BTK殺手”…… 安·沃爾伯特·伯吉斯在《凝視深淵》扉頁上寫道：“我研究連環殺手幾十年，不是爲了貓鼠遊戲……我研究連環殺手從來都是爲了受害者。受害者是我堅持下去的原因。他們是我一次又一次凝視黑暗的原因。” FBI前犯罪側寫師、《心靈獵人》作者約翰·E.道格拉斯這樣評價她：“在與我合作過的所有同事中，安是最犀利也最堅韌的一位。安教會我們如何把控連環殺手的混亂心理，幫助我們攻破了難以破解的祕密，她的幕後工作對聯邦調查局行爲科學調查組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推薦所有人都讀一讀《凝視深淵》，不僅僅是因爲這是一本扣人心絃的佳作，還因爲公衆應該知道安的故事。” 中國政法大學犯罪心理學研究中心主任馬皚教授則在推薦序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年輕一代執法者重DNA科技、輕心理研判，本土犯罪心理數據庫、本土化側寫模型雙重缺失，本書是破解國內刑偵痛點的域外標杆藍本。” 這不是一本獵奇的血案集，而是一部犯罪心理側寫的創世記。伯吉斯在書中寫道：“做犯罪側寫的目的是要設計一個以證據爲基礎的系統，普遍適用於所有執法部門……標準化是一種力量。”正如她所言：“側寫的基礎是對心理、行爲和思想的常規理解。側寫是通過行動預測性格，而不是通過性格預測行動。”古人云：“格物窮理方知事，觀行剖心始識人。”以下，我們從“觀痕”“讀行”“畫魂”三個層次，拆解這套改寫刑偵史的方法論，逐章還原書中的真實案例，看人性如何一步步滑向深淵，又如何被科學攔截。 什麼是犯罪心理側寫？什麼是心理畫像？ 在深入案例之前，必須先釐清兩個核心概念。伯吉斯在書中給出了清晰的定義。 犯罪心理側寫（犯罪側寫），她的原話是：“犯罪側寫不是玄學、不是直覺預判、不是神探主觀臆斷。它是依託犯罪現場行爲痕跡、受害者創傷反饋、罪犯訪談大數據、人格心理學模型，通過罪犯的作案行爲，反向推演罪犯性格特質、成長履歷、家庭教養、職業圈層、婚戀狀態、人格缺陷、犯罪動機、作案習慣、後犯罪行爲的系統化科學流程。是通過行動預測性格，而不是通過性格預測行動。” 心理畫像則是側寫的最終產出——它“融合科學數據與創傷共情，完整勾勒嫌疑人的人生軌跡與心理下墜路徑”。如果說側寫是“行爲解碼”，畫像是“人格拼圖”。 馬皚教授在推薦序中精闢地區分了兩者：“犯罪心理痕跡分析關注心理過程，側重‘幹了什麼事’；犯罪心理畫像側重作案人的個性心理和產生犯罪動機的動力系統，側重‘屬於什麼類型的人’。” 伯吉斯用一個比喻總結：“側寫就像考古學家修復一件破碎的陶器——每一塊碎片看起來都毫無意義，但拼在一起，你就看到了完整的圖案。” 犯罪心理側寫有四大核心價值：第一，破案價值——物證失效時的核心破局工具；第二，行業價值——補齊傳統刑偵“重科技、輕心理”的短板；第三，社會價值——溯源暴力根源、預警未成年人犯罪；第四，司法訴訟價值——專家作證完善證據鏈、輔助量刑。 書籍基底：時代暗潮下，一場改寫行業的跨界邀約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波士頓學院精神科護理教授安·沃爾伯特·伯吉斯接到了一通陌生來電。電話那頭是FBI探員羅伊·黑茲爾伍德。 彼時的美國，正深陷暴力犯罪的暗流。連環謀殺、性侵虐殺案件井噴，“無動機、反常規、手段殘暴的懸案層出不窮”。傳統依靠指紋、物證、口供的刑偵邏輯，在這些新型犯罪面前全面失效。警方束手無策，公衆恐慌蔓延。 而伯吉斯，早已在另一個戰場深耕多年。 她曾在一次訪談中記錄了一個改變她職業生涯的時刻，在馬里蘭州精神病院，她試圖接近一名叫瑪莉亞的性侵受害者。那個女孩突然尖叫：“別跟着我，你這個該死的紅頭髮婊子！”伯吉斯後來寫道：“那一刻我意識到，瑪莉亞不是在攻擊我，她是在向我展示受害者的憤怒——那種被剝奪了全部尊嚴後的原始反應。而她的憤怒應該指向施暴者，不是我。這讓我明白：施暴者與受害者是暴力事件的一體兩面，只療愈受害者，永遠無法根治犯罪。” 這個頓悟，讓她頂着巨大的行業偏見前行。彼時學界普遍認爲“性暴力是情慾的失控”，她卻提出“性暴力從無關情慾，本質是權力與控制的掠奪”。同事勸她：“研究性暴力會毀掉你的職業生涯。”但她沒有退縮。 她聯合社會學家琳達·霍爾姆斯特龍，對一百四十六名三歲到七十三歲的性侵受害者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追蹤研究，積累了兩千九百頁調研筆記，最終提出了“強姦創傷綜合徵”理論，將受害者的反應分爲“急性期”和“重組期”。她寫道：“性暴力不僅關乎性，更與力量和控制有關。”這篇一九七四年刊發的重磅論文，“顛覆了醫療、司法、執法三大領域對性侵受害者的全部偏見”。 正是這篇論文，讓黑茲爾伍德向她遞出了橄欖枝。伯吉斯回憶道：“他們知道指紋和DNA能告訴你‘誰在場’，但無法告訴你‘爲什麼發生’。這正是我能填補的空白。” 這場跨界合作，拉開了她數十年罪案攻堅的序幕。她以精神科護理、創傷心理學、定量學術研究爲利刃，闖入男性壟斷的FBI刑偵圈層，“將科學定量研究體系植入FBI行爲科學調查組，開創了標準化、可復刻、可教學的現代犯罪心理側寫體系”。 正如“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她拆解了BTK殺手、滑雪面罩強姦犯、女大學生殺手等十餘起世紀懸案，“完善了創傷司法作證體系，締造了犯罪心理學、刑偵技術、司法證據規則的三重變革”。 伯吉斯的跨界，本質上是把“事後追兇”變成了“事前讀心”。她堅信，每一個人在滑向犯罪深淵之前，都會留下行爲痕跡和心理痕跡。只要你能讀懂這些痕跡，就能在暴力升級之前，提前攔截。 引言：始於一次考驗 “所有的連環殺手都有犯錯的時候，你只是不知道他們會犯什麼錯。”——羅伯特·雷斯勒 伯吉斯加入BAU後，經歷的第一場考驗，是在匡蒂科的地下“防空洞”裏。 她寫道：“防空洞密閉無光，鐵絲網窗戶隔絕喧囂，兩組兒童屍檢照片攤開桌面。丹尼的屍體隱於鄉野草叢，手腕腳踝被捆綁，軀幹刀傷密佈、胸骨撕裂；克里斯托弗覆薄雪長眠，頸部割痕近乎斬首，傷口規整無慌亂痕跡。” 這是約翰·道格拉斯故意安排的“入職考試”。她是調查組裏唯一的女性、唯一的學術外援。所有人都在看她的反應。伯吉斯沒有尖叫，沒有暈倒。她拿起照片，開始提問：“捆綁方式一致嗎？傷口角度是左手還是右手？拋屍地點和兇手居住地的關係是什麼？”會議室安靜了。她後來寫道：“我們對抗黑暗，我們本身也是被審視的行者。”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心理側寫深度解讀：伯吉斯在這場“考試”中展現的，正是側寫師最核心的能力——把情緒反應轉化爲分析問題。捆綁方式一致，指向“有序型人格”，有計劃有組織；傷口規整無慌亂，說明情緒冷靜，甚至享受作案；拋屍地點不同但模式相同，說明兇手有自己的“心理地圖”。她總結道：“當一個側寫師看到暴力圖像時，她的第一反應不應該是恐懼或厭惡，而應該是好奇——這個行爲告訴我關於這個人的什麼信息？”這就是對心理滑坡的第一道防線：不迴避惡，才能讀懂惡；不被深淵吞噬，才能拉回那些正在滑落的人。“見微而知著，防患於未然”，這場考驗奠定了全書“主動干預”的基調。 第1章 聯邦調查局來電 “暴力從無關情慾，本質是力量與控制的掠奪。” 伯吉斯記錄了她職業生涯的轉折點。在馬里蘭州精神病院，她試圖接近一名叫瑪莉亞的性侵受害者。那個女孩突然尖叫：“別跟着我，你這個該死的紅頭髮婊子！” 伯吉斯寫道：“那一刻我意識到，瑪莉亞不是在攻擊我，她是在向我展示受害者的憤怒——那種被剝奪了全部尊嚴後的原始反應。而她的憤怒應該指向施暴者，不是我。這讓我明白：施暴者與受害者是暴力事件的一體兩面，只療愈受害者，永遠無法根治犯罪。” 這個頓悟讓她徹底改變了研究方向。她頂着“研究性暴力會毀掉你的職業生涯”的勸誡，聯合社會學家琳達·霍爾姆斯特龍，對146名3歲到73歲的性侵受害者進行長達一年的追蹤，積累2900頁筆記，最終提出“強姦創傷綜合徵”，將受害者反應分爲“急性期”（事發後數小時到數週，表現爲恐懼、憤怒、失眠、記憶碎片化）和“重組期”（長期適應過程，受害者可能表面上恢復正常，但內心深處仍有創傷）。她寫道：“性暴力不僅關乎性，更與力量和控制有關。”這篇1974年的論文，“顛覆了醫療、司法、執法三大領域對性侵受害者的全部偏見”。 伯吉斯後來在FBI講座中直擊痛點：“執法人員最大的誤區，是把受害者的麻木、順從、記憶碎片化解讀爲‘證詞不可靠’。他們不懂受害者的羞恥、無助、失控心理，錯誤的問詢方式會造成二次創傷，這是罪案偵破中最大的隱性阻力。”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從受害者的應激反應中，讀出了暴力犯罪的核心本質——“權力與控制”。她寫道：“性暴力不是爲了性，而是爲了支配。施暴者通過剝奪受害者的自主權來體驗力量感。這一發現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性犯罪者的理解——他們不是在尋求親密，他們是在尋求征服。”這個洞察，成爲她後來所有側寫工作的基石。理解受害者的心理滑坡——從恐懼到羞恥到沉默——恰恰是阻斷犯罪者心理滑坡的第一步。她積極主張：每一個受害者的創傷反應，都是犯罪者行爲模式的“鏡像證據”。例如，如果受害者記得“他讓我用某種特定的姿勢”或“他說了某句特定的話”，這些細節直接反映了兇手的控制風格、自戀程度、甚至童年經歷。“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讀懂受害者，就是讀懂兇手。 第2章 防空洞：朱伯特案 “側寫不是等待兇手犯錯，而是主動奪回犯罪控制權。” 這一章記錄了伯吉斯團隊完成的第一次完整側寫——內布拉斯加雙子兒童虐殺案。 十三歲的報童丹尼和少年克里斯托弗接連遇害。伯吉斯寫道：“拋屍地點相距數英里，但捆綁方式均爲手腕腳踝交叉捆紮，軀幹刀傷呈現網格狀圖案。” 團隊給出完整側寫結論：“白人男性，二十歲左右，輪班藍領，車輛整潔，高中文憑，無婚戀無性經驗，不善社交，童年情感缺失，通過支配孩童彌補自我自卑；作案提前籌備繩具，擅長晨間作案，情感解離，無共情力，借殺戮感知鮮活情緒。” 最終鎖定的兇手是空軍雷達技術員朱伯特。警方在他住處搜出捆綁繩索、獵刀和卷邊的偵探兇殺雜誌。朱伯特供述：“我從未對性感興趣，我只是想完全控制一個人……看着他們的眼睛從恐懼變成空白，那是我唯一感到自己活着的時候。”伯吉斯的結論是：“朱伯特是一個聰明、細緻、有條理的人，但幾乎沒有同理心，爲了感受到某種真實的情感，他需要給別人造成痛苦。” “抽絲剝繭，洞隱燭微。”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分析道：“有序型連環殺手的犯罪現場就像一張精心佈置的餐桌，每樣東西都在它應該在的地方。這種‘整潔’反映了兇手的人格：他在生活中也追求控制、厭惡混亂、可能有強迫傾向。他選擇兒童，因爲他無法應對成人的反抗。兒童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服從。這暴露了他現實生活中的自卑和無能。”她進一步拆解了朱伯特的心理滑坡路徑——童年情感忽視→無法建立正常人際關係→自卑與孤立→通過幻想獲得支配感→第一次綁架嘗試成功→暴力與快感建立神經聯結→升級爲殺戮。她寫道：“他不是‘瘋了’，他是用殺戮來替代他所缺失的情感聯結。”積極啓示：每一個心理滑坡的節點都是干預窗口。如果能在他童年被忽視時就有人介入，如果在他虐待小動物時就有人干預，這條滑坡可能被阻斷。“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側寫就是刑偵領域的氣象預報。 第3章 給側寫師做側寫 “我們對抗黑暗，我們本身也是被審視的行者。” 伯吉斯記錄了她眼中的FBI初代四大傳奇側寫師：羅伊·黑茲爾伍德（性犯罪泰斗，最早將“強姦創傷綜合徵”引入FBI）、肯尼思·拉寧（兒童施暴者分類奠基人）、約翰·道格拉斯（《心靈獵人》原型，擅長“進入兇手思維”）、羅伯特·雷斯勒（“連環殺手”一詞的創造者）。 她寫道：“全員不信權威、共情罪犯亦悲憫受害者、揹負罪案創傷緘默不言。我們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則：從不討論案件之外的事。不是因爲冷漠，而是因爲我們已經承載了太多他人的痛苦，再沒有空間容納閒聊。”而她自己，作爲“學術外卡、團隊唯一女性”，“跳出刑偵固有思維，看清了側寫技術未被髮掘的行業潛力”。她也坦誠記錄了側寫師的心理代價——長期訪談連環殺手後出現“噩夢、易怒、疏遠家人、對人性絕望”等症狀——她稱之爲“共情耗竭”。 “同舟共濟揚帆起，乘風破浪萬里航。”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不僅給罪犯做側寫，也給側寫師做“職業心理畫像”。她寫道：“長期凝視深淵的人，自身的心理防線也會被侵蝕。如果不建立倫理邊界和督導機制，側寫師本身也會發生‘心理滑坡’——從救贖者變成旁觀者，甚至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剝削者。”她爲行業劃定鐵律：第一，側寫師必須定期接受心理督導；第二，必須保持與受害者的共情，而非與兇手的認同；第三，必須明確“研究惡魔不是爲了理解惡魔，而是爲了守護凡人”。她分享了自己的應對方法：“我每天晚上回家後做的第一件事是洗手——不僅是洗掉物理的灰塵，也是象徵性地洗掉那些心理負擔。我養成了一個習慣：在工作結束前，把所有案件資料鎖進抽屜，然後對自己說‘現在我是安，不是側寫師’。”“正人先正己，治人先治心”——她總結：“最好的側寫師不是最有天賦的，而是最能保持內心平衡的。” 第4章 解讀犯罪現場 “犯罪現場是案件無聲的回聲，行爲痕跡是兇手隱形的自白。” 伯吉斯追溯了初代側寫的雛形。一九五七年，精神病學家詹姆斯·布魯塞爾通過現場照片精準側寫“炸彈狂人”梅特斯基。他預言兇手會穿雙排扣西裝、與父親關係緊張——這是側寫的前身。伯吉斯寫道：“布魯塞爾的技術可以摸清連環殺手的行爲模式和特點，而之後要做的，則是建立一套運用該技術的程序。” 她將犯罪現場劃分爲三類：有序規劃型（有計劃、有組織、現場整潔）、即興無序型（衝動、混亂、現場雜亂）、混合型。她記錄了一個早期實戰案例——蒙大拿蘇珊綁架案。伯吉斯通過分析“蘇珊曾試圖逃跑、現場有掙扎痕跡但最終被控制”，側寫兇手是“缺乏自信、需要絕對服從、可能有身體殘疾或性功能障礙的男性”，最終抓獲的兇手與她描述高度吻合。她寫道：“該案諸多判斷似乎都是側寫人員的即興發揮，探員們側寫時非常依賴自己的信念，而非系統性方法的指引。雷斯勒知道要做出成功的調查，側寫師需要的不僅僅是直覺，而是一個可以長期依賴的參照系。”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寫道：“犯罪現場不是靜物畫，而是一出被定格的心理劇。兇手在作案時，會不自覺地把他最深的恐懼、渴望、缺陷全部投射出來。”有序型現場的特徵是兇器被帶走、屍體被遮蓋、現場被清理。伯吉斯說：“有序型兇手會清理現場、帶走受害者的物品作爲紀念，這是控制慾和對‘永恆聯結’的病態需求。”無序型現場的特徵是兇器遺留、現場混亂、屍體被隨意拋棄。她說：“無序型兇手會留下混亂、過度殺戮——這是情緒失控和衝動型人格的表現。”她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有一個連環強姦犯，每次作案後都會給受害者倒一杯水。這個細節看起來‘體貼’，其實是兇手權力幻覺的一部分——他在扮演‘好男人’的角色，這暴露了他對女性的矛盾心理：既憎恨又渴望認可。”“沒有天生的惡魔”——這是她給世人的最積極警示：干預越早，滑坡越可阻斷。“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現場解讀是側寫師最核心的硬功夫。 第5章 女性殺人犯：科斯頓案 “犯罪人格無性別邊界，偏見是刑偵最大盲區。” 八十年代，FBI內部官僚壁壘嚴重。“很多探員嘲笑行爲科學組是‘抓鬼隊’。”伯吉斯寫道：“有人當面對我說，‘你一個護士能教我們抓殺人犯？回去給你病人換牀單吧。’” 但她沒有被擊退。一九八四年，她搭建了側寫師標準化教學課程，並編制了司法專家出庭作證話術手冊。她寫道：“數據是着手點。幾十名臭名昭著的兇手接受了監獄訪談，他們都不介意敞開心扉，他們的回答呈現出有趣的一致性，展現出犯罪現場與罪犯有着不隨時間和地點改變的一些共性。” 同年，科斯頓少女兇殺案發生。“無物證、無指紋、無目擊者”，團隊研判：熟人作案，兇手年齡在十六到十九歲之間，焦慮易怒，事後會主動參與案件調查、假裝關心。最終，高中生嫌疑人榮恩·希裏自首。他承認：“每次警察來調查我都跟着去看，因爲我想知道他們有沒有懷疑我。”伯吉斯寫道：“集體分析能削減個體分析時潛在偏見，凸顯行爲科學調查組合作優勢。”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一九八五年，美國國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成立，官方認證了伯吉斯的側寫體系。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用此案打破偏見：“犯罪人格沒有性別邊界，我們之所以覺得女性殺手少，是因爲她們更擅長僞裝——用柔弱、情緒化、受害者的面具來隱藏自己的控制慾。”她提出“僞受害型殺手”概念。她進一步分析：“兇手是熟人，年齡接近受害者，作案後沒有逃離而是留在社區——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不成熟、不自信、但又渴望被關注的青少年人格。他在審訊時假裝關心，其實是‘自我監控’——他需要知道警方掌握了多少，以便調整自己的說辭。”積極啓示：青少年犯罪往往源於不成熟和自我監控缺失，早期識別“僞裝型”人格可干預其滑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她用實績贏得了行業的尊重。 第6章 我最好的朋友米西 “繪畫是創傷孩童的語言，溫柔亦是刑偵最強武器。” 七歲女孩米西被綁架虐殺。她最好的朋友奧珀爾是唯一目擊者。伯吉斯寫道：“奧珀爾目睹好友被擄後，徹底失語，蜷縮在角落，任何人靠近都會尖叫。傳統問詢根本無法進行。” 她採用繪畫干預。她解釋道：“繪畫對於很多孩子而言，是一種不具威脅感的媒介，可以幫助他們表達難以用語言說出的想法。兒童回答問題時，往往更能接受女性調查人員，尤其是在目擊了一位男性犯下暴力罪行後。”她記錄道：“我把一盒蠟筆和一張白紙放在她腳邊，自己退到房間另一頭，不看她的眼睛。半小時後，她畫了一輛藍色卡車、一個戴着帽子的大鬍子男人、還有一個‘像洋娃娃一樣躺着’的女孩。” 伯吉斯詳細記錄了奧珀爾的九幅畫作和她的每一句話。奧珀爾畫了“下雨天”，畫了米西的名字被擠在紙邊；她畫了騎自行車去米西家，自行車沒有腳蹬，代表無力逃脫；她畫了綁架者“黑頭髮，嘴脣上方和下巴上都長了鬍子”；她畫了車子內部，“只有一個方向盤，沒有廣播”；她畫了躲在卡車車輪後面的小小自己；她最後畫了米西的生日，一道彩虹，彩虹盡頭是一罐金子。每一幅畫都是創傷記憶的“高亮標記”。伯吉斯寫道：“當奧珀爾遞給我畫紙時，我不禁感到一陣深深的難過。” 警方根據這些繪畫，在四十八小時內鎖定了連環虐童殺手布萊恩·杜根。伯吉斯覆盤了杜根的犯罪人格三階段：“童年尿牀、虐待動物、縱火；青春期性侵前科、少年收容所二次創傷；成年後暴力不斷升級，從猥褻到綁架到殺人——典型無序型衝動型連環殺手。”杜根被捕後承認：“可能是因爲性，但我自己也不明白。”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開創了“創傷繪畫側寫”方法。她寫道：“孩子的畫不是藝術作品，是心理地圖。他們畫中誇張的部分——比如特別大的手、特別紅的口紅、特別黑的天空——都是創傷記憶的‘高亮’標記。奧珀爾畫的黑色車，後來被證實是兇手開的深藍色轎車——在孩子的記憶裏，它被染成了黑色，因爲那是‘壞’的顏色。”她還闡述了側寫的“溫柔之力”：“成年男性探員穿着制服、戴着槍去問一個七歲的孩子‘你看到了什麼’，這本身就是暴力。側寫師需要學會‘去武裝化’——不是脫掉制服，而是脫掉審問的姿態。繪畫、講故事、玩偶劇，這些工具比任何審訊技巧都有效。”積極啓示：杜根的心理滑坡路徑——麥克唐納三聯徵的典型演進——提醒我們，早期識別兒童的行爲偏差可以阻斷未來的暴力升級。“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最有力的武器，往往是最溫柔的共情。 第7章 鏡子：波琳案 “受害者創傷記憶，是映照兇手人格的一面明鏡。” 伯吉斯將腦科學引入司法作證。她寫道：“暴力創傷會損毀人腦前額葉、恐懼迴路、海馬體，導致記憶碎片化、細節錯位、情緒解離。受害者對感官細節——氣味、聲音、觸感——的記憶絕對可信，但對時間順序、距離、方位等‘時空細節’的偏差，屬於大腦自我保護機制，絕非證詞虛假。” 波琳性侵案庭審中，辯方律師抗辯“受害者記憶錯亂”。伯吉斯以司法專家證人出庭。她寫道：“我向陪審團展示了腦部掃描圖，解釋了‘創傷性遺忘’的神經機制。我問辯方：如果一個人被刀刺中，心臟會流血；如果一個人被創傷刺中，大腦也會‘流血’——只不過這種血看不見。我們能因爲看不見就否定它的存在嗎？”她寫道：“最終，這纔是受害者研究要做的事——它爲犯罪者支起了一面鏡子。” “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她確立重要原則：受害者的創傷記憶偏差不能作爲排除證據的理由，相反，這些偏差恰恰可以反推兇手的作案細節。她舉例說明：“比如一個受害者說‘我記得他的手錶在燈光下閃了一下，但不記得是幾點發生的’。這個‘閃光’細節恰恰是最可靠的部分——因爲在極度恐懼中，人的注意力會集中在最不尋常的感官刺激上。側寫師可以據此推斷：兇手戴了一塊反光的手錶，可能是一塊金屬錶帶的老式表，這暗示了他的年齡層和經濟狀況。”伯吉斯總結：“受害者研究要做的事——它爲犯罪者支起了一面鏡子。每一次對受害者的傾聽，都是一次對兇手的側寫。”積極啓示：受害者的碎片記憶不是缺陷，而是解碼兇手的密碼；創傷研究讓司法不再二次傷害受害者。“窺一斑而知全豹”——受害者的創傷細節，往往是破解兇手人格密碼的關鍵。 第8章 面罩之下：西蒙尼斯案 “犯罪手法可以迭代，犯罪人格特徵永不更改。” 滑雪面罩強姦犯西蒙尼斯，跨十二州作案八十一起。伯吉斯記錄犯罪三階段升級：“初期是‘普通入室強姦’，中期發展爲‘用手銬禁錮多名受害者同時施暴’，後期演變爲‘儀式化虐待、公開施暴、拍照留念’。” 她分析道：“他在尋求最早期從受害者身上得到的那種快感。他要不斷增加暴力才能感受到同樣的快感，但他的動機沒有變。他仍然想從強姦中獲得控制感。”團隊出具側寫：“白人男性，三十歲左右，未婚，獨居，完美主義，切斷作案現場電話線，童年目睹父親性侵姐姐，深度厭女，自戀型人格。”最終抓獲的西蒙尼斯與側寫完全吻合。伯吉斯寫道：“西蒙尼斯在成長過程中遭受過虐待。他見過自己的父親對姐姐實施性侵。他明顯對女性懷有深度的憤怒。一旦啓動了犯罪行爲，強姦幻想會變得更加頻繁，犯罪衝動也會變得更加強烈。” “江山易改，稟性難移。”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提出“人格一致性”原則。她寫道：“雖然連環犯罪者可以完善自己的犯罪過程，改變自己的行事方法，但‘特徵’卻會不斷重現……特徵是永恆的。構成特徵的元素與犯罪者的幻想緊密關聯。”她逐層拆解：切斷電話線→製造“孤島”，暴露對“外界干預”的極度恐懼；手銬禁錮→強化控制感，暴露對“失控”的深度焦慮；儀式化虐待拍照→滿足幻想，暴露對“永恆化控制”的病態需求。她進一步分析犯罪升級的心理機制：“爲什麼他會從室內轉向室外？因爲室內強姦已經不能滿足他的幻想閾值。他需要更大的風險來產生更強的興奮感——這是暴力成癮的特徵。側寫師可以通過‘升級速度’預判兇手何時會殺人——當強姦不再帶來足夠的刺激，謀殺就是下一站。”積極啓示：識別早期“升級信號”，可預判謀殺臨界點。“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側寫正是要畫出那副“骨”與“心”。 第9章 應激之罪：裏塞爾案 “暴力是幻想缺口的代償，共情是惡人僅存的軟肋。” 裏塞爾案，打破了“連環殺手都是低學歷、孤僻內向”的刻板印象。伯吉斯寫道：“裏塞爾擁有學霸人設、出衆運動天賦、外表陽光親和。但原生家庭父母離異、繼父長期家暴。” 一九七六年，女友的背叛成爲核心殺人應激源，“從單一強姦犯徹底轉型連環謀殺犯”。她全文引用了裏塞爾的訪談原話：“我喝酒嗑藥、沉溺殺人幻想，在我腦子裏，我已經殺了上千次。但那個女人不一樣——她試圖主導局面，她跟我對抗，她打碎了我對女性‘應該順從’的全部期待。我必須殺掉她，奪回掌控權。” 令人震撼的是，裏塞爾在面對一位罹患癌症、身世悽慘的受害者時，竟然“突破固有幻想框架主動放人”。他說：“她讓我想起我母親——不，是我想象中的母親。我做不到。”但他最終，依然在另一次情緒失控時冷血屠戮。伯吉斯寫道：“連環殺手擁有如此程度的自我認知，實屬罕見。”她還記錄道，裏塞爾被問作案後感受，坦言回家清理後會恐懼、緊張、羞恥，“像看新聞時受害者父親呼籲自首的話就攪亂他內心”。他母親不知他罪行，只叮囑外出小心。他承認想過藉助海軍紀律約束自身暴力衝動。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分析道：“裏塞爾屬於高智商反社會人格，他有極強的自我認知，清楚自己的行爲違法悖德，但他無法剋制強迫性暴力幻想。暴力是他幻想缺口的代償——現實生活中缺失的掌控感、成就感、情感聯結，他都通過殺戮來獲取。”積極正向的解讀：“共情是惡人僅存的軟肋”——裏塞爾面對那位癌症受害者時的猶豫，證明哪怕最冷血的殺手，內心也殘存着一絲未被完全摧毀的共情能力。伯吉斯認爲，這恰恰是審訊和干預的突破口。她寫道：“不要以爲惡魔沒有弱點。他們的弱點就是他們曾經也是孩子，曾經也渴望被愛。”裏塞爾最終自願配合實驗室深度訪談，“成爲犯罪人格數據庫核心樣本”。“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裏塞爾的案例警示我們：早期的情感創傷若不被療愈，終將釀成滔天大禍。早期的正向情感聯結可以阻斷滑坡。 第10章 罪案覆盤：犯罪升級規律與數據庫迭代 “犯罪時序可復刻，人格軌跡可預判。” 這是伯吉斯實驗室數據庫的專項總結。原文數據：“整合兩千九百份受害者檔案、四百七十二名連環殺手訪談筆錄，梳理暴力犯罪三級升級模型。第一級：虐待動物、尿牀、縱火，這是童年前兆。第二級：性侵、盜竊、跟蹤，這是青年前置犯罪。第三級：連環謀殺、屍體儀式化處理，這是成年終極犯罪。” 伯吉斯寫道：“百分之八十二的連環暴力罪犯在童年經歷過嚴重創傷、家庭失能。這不是爲他們開脫，而是爲了找出干預窗口。”她還指出：“未來暴力的最佳指示是過去的暴力。犯罪行爲必須被放在整體中考量。”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這一章是伯吉斯“量化犯罪心理學”的核心貢獻。她寫道：“很多人認爲犯罪是‘隨機’的，但數據告訴我們，百分之八十二的連環暴力罪犯在童年就出現了可識別的問題行爲。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們有百分之八十二的預防空間。”她詳細解釋了數據庫的“串案價值”：“當一個新案件發生時，我們可以把現場行爲特徵輸入數據庫，系統會返回‘最相似的前十個案件’。如果其中三個案件的兇手已經被抓獲並供述了作案動機，我們就有了這個新案件兇手的‘人格模板’。這不是魔法，這是模式識別。”積極啓示：每一起舊案都是照亮新案的一盞燈。“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她總結：“每一起舊案，都是照亮新案的一盞燈。” 第11章 幻想與現實，不可兼得：埃德蒙·肯珀 “現實荒蕪之處，罪惡幻想落地生根。” 埃德蒙·肯珀，被稱爲“女大學生殺手”，是本書中最令人脊背發涼的案例之一。伯吉斯原文引用了他的自白：“殺人只是手段，肢解纔是目的；屍體無需拒絕、無需疏離，是最安穩的情感聯結。” 肯珀身高兩米零六，智商一百三十六。伯吉斯寫道：“幼年遭母親囚禁地下室、姐弟長期霸凌，原生家庭極致冷漠。”十五歲時，他槍殺了祖父母，被送入精神病院。釋放後，他表面迴歸社會——就職公路局、完成高中學業、甚至與警察交朋友——但內心的暴力幻想持續發酵。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他連環獵殺女大學生，姦屍、肢解、留存頭顱作爲“紀念”，最終弒殺了生母及其好友。庭審時，他平靜地說：“活人會爭吵、逃離、拒絕我，屍體永遠順從，能填補我一生缺失的情感聯結。”肯珀直言：“現實總是不如幻想。” 伯吉斯還記錄了肯珀的姐姐艾琳的回憶：幼時肯珀殺貓割頭藏屍，被母親察覺異味起疑。這些早期的殘忍行爲，是後來連環殺人的預演。伯吉斯寫道：“在警局陳述時，他詳述處理屍體細節，從剝離頭皮、處理組織到棄置毛髮，冷靜專業，像拆解物件般淡漠，視受害者爲幻想‘畫布’。” “哀莫大於心死。”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司法研判：“肯珀屬於典型弗洛伊德創傷犯罪原型——原生情感剝奪催生客體依戀障礙，暴力行爲是他自我情感救贖的手段。他殺母親不是恨，而是無法承受‘被拋棄’的恐懼——他要永遠把她留在身邊，以屍體的形式。”她完整拆解了肯珀的心理滑坡鏈條：早期情感剝奪→幻想世界建立→現實人際崩塌→暴力成爲聯結方式→殺戮與屍體儀式化成爲唯一情感語言。她寫道：“肯珀的智商高達一百三十六，他完全理解社會規則，但他選擇不遵守——因爲規則從來沒有保護過他。他的母親把他關在地下室，告訴他‘你不配和正常人一起生活’。這句話成了他人生的核心腳本：他不配活着，所以他先殺了那些‘配活着’的人，最後殺了寫下這個腳本的人。”積極啓示：每一個把孩子關在地下室的父母，都可能正在製造一個未來的連環殺手。這不是恐嚇，這是責任。“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她總結：“每一個把孩子關在地下室的父母，都可能正在製造一個未來的連環殺手。這不是恐嚇，這是責任。” 第12章 肢解的模式 “屍體儀式不是癲狂，是兇手人格最直白的自白。” 伯吉斯用整整一章研究“死後行爲”的心理意義。她寫道：“人損毀或肢解屍體有兩個原因。其一很實際，肢解能隱匿受害者身份，便於處理遺體。其二，對部分人而言，犯罪後的這類行爲可滿足施虐幻想，具儀式性——比如切割成特定圖案、截肢、割除性器官等。”實驗室數據：“童年遭受性侵的殺人犯，屍體肢解、儀式化作案概率提升百分之七十一。” 她還記錄了一個典型案例：一名兇手每次都會將受害者的左手小指割下帶走。審訊時他說：“我母親在我七歲時用那把刀割傷了我的左手小指，說我不乖。從那以後，我要讓所有‘不乖’的女人失去那根手指。”伯吉斯強調：“有效的側寫是通過一系列的模式、行爲和精細的描述，揭露不明嫌疑人的身份。整體性纔是最重要的。” “欲知其人，觀其所行。”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強調：“兇手所有死後行爲、屍體擺放邏輯，均遵循自身幻想體系，屬於理性規劃行爲，非精神錯亂。”她提出了一個革命性觀點：屍體儀式，是兇手人格的“刻印”。她詳細解釋道：“比如，一個兇手在殺人後給受害者穿上乾淨衣服、擺成睡姿，這表明他在補償某種童年缺失——可能他小時候從未被溫柔對待過。另一個兇手肢解後用塑料袋分裝不同部位，這指向一種‘分類強迫’——他可能有強迫傾向，在生活中也極度注重秩序。”“認爲‘肢解就是瘋子’是危險的誤解，會讓我們錯過兇手行爲中的規律。”她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有一個案件，兇手每次都會在受害者口中放一枚硬幣。警方以爲這是瘋子的隨機行爲。但我們分析後發現，硬幣的年份都是兇手母親去世的那一年。這不是瘋狂，這是儀式——他在用這種方式‘支付’通往母親世界的路費。”積極啓示：儀式細節是人格刻印，可精準鎖定嫌疑人。“言爲心聲，行爲心表”——她總結：“屍體處理方式就是兇手最誠實的心理告白。你只需要學會讀。” 第13章 言外之意：犯罪通信與媒體心理博弈 “文字是兇手的自供，慾望是側寫的突破口。” 這一章記錄了BAU如何通過“心理語言分析”破解兇手投遞的信件。伯吉斯寫道：“連環殺手主動投遞書信、挑釁警方、對接媒體，本質是渴求公衆認同、自我價值佐證。文字句式、用詞偏好、訴求表達，可反向推導兇手學歷、原生家庭、自戀型人格、社交缺陷。” 她舉例說明：一個自稱“開膛手二代”的兇手，每次寫信都用哥特式字體、引用拉丁文聖經。伯吉斯分析：“這說明他受過良好教育但社會地位低下，用炫耀學識來彌補現實中的挫敗感。他引用聖經，暗示他成長於極端宗教家庭，對權威又依賴又憎恨。”她指出：“那些嘲弄警方或報紙或其他人的人，其實是想要引起關注。警方越與他們互動，他們就越想讓人刮目相看。” “言爲心聲，書爲心畫。”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將心理語言分析納入了側寫體系。她寫道：“兇手寫的每一個字，都在出賣自己。他控制不住要‘被看見’，這是他心理滑坡中‘渴求鏡像認可’的必然產物。自負是他的藥，也是他的毒。”她詳細拆解了一個案例中的語言線索：“一個殺手在信中寫道‘我被迫做了這些事’。‘被迫’這個詞——不是‘我想’，不是‘我選擇’，而是‘被迫’——暴露了他的受害者情結。他把自己放在被動的位置上，這是在合理化自己的行爲：‘是你們逼我的’。這種人通常在童年經歷過被強迫、被控制的創傷。”積極啓示：兇手的文字是解碼其人格的金鑰匙。自負是滑坡的加速器。“水滿則溢，月滿則虧”——她總結：“兇手的自負不是他的盔甲，是他的鎖鏈——最終會把他拖進牢房。” 第14章 BTK殺手：綁住她們，虐待她們，殺死她們 “自負是惡魔最致命的軟肋。” BTK，即捆綁、折磨、殺戮的縮寫，這個案件是全書的高潮之一。 伯吉斯記錄道：“一九七四年一月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BTK殺死七人，沉寂十年後再度作案。屍體統一擺爲‘玩具娃娃造型’，主動投遞書信挑釁警方、對標同類殺手。” BAU實驗室出具的原版側寫結論：“嫌疑人成長於嚴苛宗教家庭，母親專制體罰、父親缺位；自戀型人格、極度自負、渴望權威認可；中年衰老，目標鎖定單身中年女性；儀式化作案特徵恆定不變。” 伯吉斯與團隊設計了一套心理操控策略：“讓他說話，不要表現出敵意，搭建權威共情鏡像，滿足其自負訴求。”警方聯動媒體打造“超級警察”人設對接殺手，誘導他投遞軟盤包裹，最終“依託軟盤元數據溯源鎖定丹尼斯·雷德”。伯吉斯寫道：“自負是BTK的致命弱點。BTK的一切行爲和坦白全都符合BAU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做的初步側寫。”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分析道：“BTK的‘重啓’不是因爲衝動，而是因爲他的現實生活正在崩塌——婚姻失敗、工作邊緣化，他需要用殺戮和挑釁來重新確認自己的‘存在感’。他的自負與自卑是一體兩面：他必須在媒體上‘贏’，才能暫時忘掉現實中的‘輸’。”她詳細拆解了BTK的心理結構：“他的儀式感——把屍體擺成娃娃——是他童年被剝奪的‘玩偶遊戲’的變體。他的母親不讓他玩玩具，因爲那‘不夠男子漢’。於是他把受害者變成了他的玩具。這是一種倒退，一種對童年缺失的病理補償。”她進一步分析偵破策略背後的心理邏輯：“我們不是‘抓住’他的，我們是‘邀請’他走進陷阱的。他知道我們有技術能力追蹤軟盤嗎？當然知道。但他的自負告訴他‘我太聰明瞭，他們追不到我’。這就是自戀型人格的盲區——他們無法想象自己失敗。”積極啓示：利用自負設餌，是心理操控的經典。識別兇手心理弱點可轉化偵破優勢。“驕兵必敗”——她警示：“不要和自負的兇手比聰明，要比誰更瞭解他的自負。” 第15章 敗於自負：炸彈模仿殺手 “虛榮催生模仿罪惡，文字拆解鎖定罪源。” BTK案引發了模仿效應。伯吉斯記錄了另一個“炸彈殺手”案件：兇手“脫離功能性炸彈製作初衷，轉向暴力殺人、博取公衆關注；發佈萬字聲明抨擊現代科技、自我美化犯罪動機”。伯吉斯寫道：“他最終的失策是試圖爲了個人虛榮而利用了公衆對他的犯罪的關注。” BAU實驗室通過文字側寫研判：“行文邏輯嚴謹但充滿偏執，專業詞彙顯示其有理工科背景，對‘科技異化人類’的批判表明他可能遭遇過職業挫敗，價值觀接近‘大學炸彈客’泰德·卡欽斯基。”數萬民衆線索聯動覈查，最終快速鎖定嫌疑人。 “名不符實，必有災殃。”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伯吉斯指出：“模仿殺手的最大特徵是‘二手幻想’——他不是從自己的創傷中直接生成暴力儀式，而是從其他殺手的故事中借來的。這意味着他的人格結構沒有那麼‘深’，他有更多的現實檢驗能力，也意味着他更容易被‘破功’。”她詳細拆解了文字側寫的方法：“他的用詞——‘異化’‘系統’‘矩陣’——暴露了他的學術背景。他批判科技，但他的聲明是用一臺電動打字機打的，而不是手寫。這種矛盾指向一個在科技行業工作的人，他對科技又愛又恨。”積極啓示：文字是兇手最誠實的自供。模仿殺手的人格結構較淺，更容易被破功。“萬變不離其宗”——她強調：“側寫的核心是解讀人性，而非追逐犯罪表象。科技會變，手法會變，但貪婪、自負、憤怒、恐懼——這些動機從希臘悲劇時代就沒變過。” 第16章 凝視深淵 “我們研究黑暗，爲了讓更多人不必走進黑暗。” 伯吉斯尖銳批評了“影視文娛美化連環殺手、打造罪犯偶像”的社會亂象。她寫道：“有一次我在大學講座，一個學生問我‘你最喜歡哪個連環殺手’。我愣住了。‘最喜歡’這三個字讓我意識到，我們的文化出了大問題。這些殺手不是搖滾明星，他們是掠奪者。我們不應該‘喜歡’他們，我們應該研究他們——就像醫生研究癌細胞一樣——爲了消滅他們。” 她指出：“連環殺手情感淺薄，以手段建立關係只爲滿足私慾，這纔是危險本質。”她引用福柯的觀點：“連環殺手是一個現代結果。現代的虛無和現代的殺手，令人窒息的攻防。這羣人在現實中完成了薩德侯爵在小說中完成的事。”她還提到卡夫卡的隱喻：“卡夫卡和父母同住，每當想殺人的時候，他就變成甲蟲，翻身困難。他在日記中寫‘想象一把刀捅入心臟並以每秒一百二十圈的速度旋轉’……有些人成不了連環殺手因爲他的刀是向內的。”她寫道：“受害者纔是我堅持下去的原因。”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心理滑向深度解讀：社會虛無可能催生新型犯罪。積極啓示：研究黑暗是爲了守護光明。真正的“心靈獵人”不是獵奇深淵，而是替深淵邊的人點一盞燈。 第17章 內心的怪獸：華萊士案 “對殺手來說，暴力表達着神聖的意義。” 華萊士殺認識的女性，控制慾超越所有訪談過的殺手。伯吉斯寫道：“華萊士所做的一切，皆源於對真正情感生活的追求……他藉助恨、性和謀殺，達成關於權力與控制的理想。”她分析：“他施加於他人的痛苦，本質上屬於一種自我保護，是對自身遭受痛苦的正常回應。但一旦按下開關，暴力不回頭。” 她寫下全書最動人的總結：“犯罪心理最讓人着迷的地方在於，它與普通人的心理如此相通，相通得令人不安，同時這些心理又是那麼陌生。受害者纔是最重要的。”她最後寫道：“我不會說‘我戰勝了黑暗’，因爲黑暗永遠在那裏。但我會說‘我學會了在黑暗中點一盞燈’。那盞燈可能很微弱，但它足夠照亮我腳下的路，也足夠讓那個正在黑暗中徘徊的人看到——有一條路可以走出去。” 什麼是犯罪心理側寫師？心理畫像師？側寫師的作用是什麼？ 讀完這本書，我用伯吉斯自己的話回答這些核心問題。 什麼是犯罪心理側寫師？ 馬皚教授在推薦序中寫道：“犯罪心理畫像師有心靈捕手的美譽。最稱職的心靈捕手是掌握精神病學、心理學尤其是變態心理學知識，並擁有豐富實戰經驗的一線刑警，他們是離罪犯最近的人，也是離危險最近的人。” 側寫師的作用是什麼？ 第一，縮小偵查範圍——“側寫不是等待兇手犯錯，而是主動奪回犯罪控制權。”第二，預判犯罪升級——通過“升級速度”預判兇手何時會殺人。第三，設計審訊策略——針對兇手的人格弱點制定審訊方案。第四，出庭專家作證——解釋創傷記憶的神經機制，爲受害者證詞提供科學依據。 什麼是心理畫像？ 它是側寫的最終產出——“融合科學數據與創傷共情，完整勾勒嫌疑人的人生軌跡與心理下墜路徑”。畫像回答三個問題：兇手是誰？因何墮落？是否還會繼續犯罪？ 側寫與畫像的區別：伯吉斯寫道：“側寫既是藝術，也是科學。它是人類爲了理解和描述人類境遇的邊緣部分所做的努力。”側寫是“流程化、數據化、去情緒化的刑偵技術”；畫像是“整合化、人本化、有溫度的研判成果”。二者同根同源，但側寫負責“是什麼”，畫像負責“爲什麼”。 心理發現、心理側寫、心理畫像三者的關係：馬皚教授指出：“犯罪心理痕跡分析關注心理過程，側重‘幹了什麼事’；犯罪心理畫像側重作案人的個性心理和產生犯罪動機的動力系統，側重‘屬於什麼類型的人’。”伯吉斯寫道：“混淆心理發現、心理側寫、心理畫像，是行業最大誤區。三者同源但邊界森嚴：發現取痕跡、側寫判行爲、畫像塑人格，層層遞進，不可倒置、不可替代。” 市場商業價值研判 這本書不是小衆的刑偵學術書。它具備長銷爆款、版權衍生、行業落地、教育培訓、內容變現五大核心商業價值。 在大衆圖書賽道上，女性科研先驅逆襲、FBI行業變革、世紀懸案紀實，多重看點疊加。文字剋制高級、案例赤裸震撼，小紅書、抖音、書評圈層天然種草。正如道格拉斯所言：“我推薦所有人都讀一讀《凝視深淵》，不僅僅是因爲這是一本扣人心絃的佳作，還因爲公衆應該知道安的故事。” 在專業學術賽道上，它是國內犯罪心理畫像、冷案偵破、受害者創傷干預的剛需用書。中國政法大學、公安院校的專業參考書目。馬皚教授指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本書可以幫助我們借鑑國外的犯罪偵查經驗，推進我們國家刑事偵查領域對犯罪心理分析技術的運用。” 在行業落地賽道上，它貼合國內刑偵痛點：犯罪心理數據庫缺失、本土化側寫模型空白。爲警務系統、司法系統提供了可落地的藍本。 在內容衍生賽道上，它適配紀錄片、非虛構劇集、知識付費課程等IP改編。 在職業賦能賽道上，它是創傷心理諮詢、性侵受害者干預、司法社工從業者的剛需讀物。正如伯吉斯所堅持的：“側寫技術、行爲科學實驗室，本質是守護普通人、撫平創傷、維護司法正義的工具。” 收尾立論 “爲善者不懼深淵，求真者不畏黑暗。” 安·伯吉斯以一介護理學者之身，跨越了性別壁壘、學科壁壘、行業壁壘、司法實務壁壘。她“以悲憫爲尺、以數據爲刃、以心理爲盾”，搭建了新型行爲科學犯罪實驗室體系，定義了犯罪心理畫像的內核，完善了創傷司法作證規則，“把刑偵從‘物證博弈’升級爲‘人心博弈’”。 這本書寫盡了罪案的兇戾、人性的幽暗、職場的桎梏、時代的偏見、司法的困境。但它更寫透了醫者的仁心、執法的初心、學術的匠心、悲憫的本心、司法的公心。 它告訴世人：犯罪心理畫像從來不是神探的天賦，而是“科學、數據、共情、堅守”凝練的刑偵司法藝術。 觀痕——從最細微的現場行爲中捕捉心理痕跡。讀行——用標準化的五階流程解碼犯罪模式。畫魂——以創傷溯源和人格建模完成對兇手的完整側寫。三階閉環，缺一不可。 對於普通讀者，這是一部直擊靈魂的真實罪案紀實。對於刑偵從業者，這是一本迭代偵查技術的行業聖經。對於司法從業者，這是一冊專家作證、庭審質證的手冊。對於圖書市場，這是一個跨圈層長效掘金的優質IP。對於這個時代，這是一座“凝視深淵、永不沉淪、以科學制衡邪惡”的精神豐碑。 願每一位讀過這本書的人，“懂罪惡緣起，知創傷重量，守內心澄澈”，於世間幽暗處，“秉心而行，向陽而立”。 正如伯吉斯在扉頁所寫：“我研究連環殺手幾十年，不是爲了貓鼠遊戲……我研究連環殺手從來都是爲了受害者。受害者是我堅持下去的原因。他們是我一次又一次凝視黑暗的原因。” 這，就是凝視深淵的最高境界：觀痕以查隱，讀行以判心，畫魂以識人，守心以護蒼生。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伯吉斯的求索之路，照亮了每一個在黑暗中尋找真相的人。 她最後寫道：“如果你讀這本書只看到了血腥和獵奇，那你錯過了我寫它的全部意義。請再讀一遍——爲了那些無法發聲的受害者。”

“在這些存在於人類邊緣的連環殺手中，這些全然漠視人命的行爲是一種製造意義的方式，一種讓他們獲得平衡的方式。對殺手來說，暴力表達着神聖的意義。 犯罪心理最讓人着迷的地方在於，它與我們普通人的心理如此相通，相通得令人不安，同時這些心理又是那麼陌生。”

《凝視深淵》作者安·沃爾伯特·伯吉斯和史蒂文·馬修·康斯坦丁。伯吉斯是美國性暴力受害者心理創傷研究領域的有名專家，她的一系列研究不僅充分論述了性暴力受害者遭受的巨大心理創傷，也顛覆了學界對性暴力行爲的系統性認知。聯邦調查局的邀請正式拉開了伯吉斯數十年犯罪心理學研究和執法的帷幕。 她先是通過向探員解讀罪犯和受害者的心理來幫助探員理解性犯罪，之後又基於與受害者以及大量已落網罪犯的深度對談，將科學、定量的手段引入聯邦調查局新成立的行爲科學調查組，開創了現代犯罪側寫方法，用一種系統化的方式提取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和行爲模式以及個人特徵，並對其下一步的動向做出預測。 本書中，伯吉斯用講故事的方式描述了十幾個她所經歷的經典案例，向讀者展示了犯罪心理側寫的深邃底蘊，也呈現了警匪博弈的驚心動魄。最稱職的心靈捕手是掌握精神病學、心理學尤其是變態心理學知識，並擁有豐富實戰經驗的一線刑警，他們是離罪犯最近的人，也是離危險最近的人，所以，他們也是凝視深淵的人。 書中的對話來自真實事件的文字記錄及錄音。在某些情況下，因爲無法獲得相關的第一手記錄，作者根據相關檔案和我儘可能全面的記憶來進行文字組織。 引言　始於一次考驗 匡蒂科的這片區域鮮有人知，聯邦調查局的“行爲科學調查組”(Behavioral Science Unit)。這裏追捕連環殺手，研究他們，瞭解他們的想法，想方設法儘快抓到他們。這些工作是通過一種叫作“犯罪側寫”的新技術完成的。作者是以受害者研究和暴力犯罪專家的身份進組的，她是行爲科學調查組裏唯一的女性。 幾十年來，司法界將某些罪行劃定爲超出理性認知的純粹精神失常。但探員道格拉斯和雷斯認爲，採訪殺手，瞭解其行爲動機，或許有助於理解犯罪行爲，爲調查人員指明方向，利用犯罪者的心理反治其身。 第1章　聯邦調查局來電 多數女性精神病患者並非天生患病或年輕時病情漸重，她們多是性侵受害者，遭受襲擊、羞辱後，獨自扛下創傷與外界指責，不堪重負之下罹患精神疾病。 鑑於每人認知現實有別，而這恰是暴力核心要素，爲洞悉犯罪本質需兼顧受害者與犯罪者雙方。作者遂將關注點從女性患者移至精神病科室法醫病房男性患者，他們多犯重罪、候審暫居於此。作者借訪談深挖其幼年、青春期經歷，讓他們詳述犯罪過程，過程中他們會留意作者對暴力細節的反應。 之後作者辭職，志在推動系統性變革，助受害者獲妥善治療支持。她點明性暴力所致情感創傷比身體創傷更持久，還提出“強姦創傷綜合徵”，揭示性暴力關乎力量與控制，這一顛覆性認知影響深遠，重塑大衆觀念，改變自身職業軌跡，引來FBI關注。 20世紀70年代後期暴力性犯罪激增，FBI要求培訓增添相關課程。1978年，羅伊·黑茲爾伍德邀作者赴匡蒂科講研究成果，講座中她剖析強姦本質，強調受害者求助時回應的關鍵意義。隨後，聽罪犯談話錄音時，作者察覺可藉此探尋連環殺手動機，前提是當作正經研究，開展數據收集與分析工作。 有必要將研究劃分成側重點不同的至少三個部分：分析對已定罪的罪犯的訪談，利用訪談材料理解那些無明確動機的犯罪；看看這些案件中，犯罪者的家庭教養方式和人格與其犯罪模式和行爲之間存在何種聯繫；最後，爲犯罪側寫建立基礎。訪談要在儘可能瞭解連環殺手的本質的同時，重點關注三個問題：他們爲何殺人，他們對自己暴行的看法，以及他們的暴行發生了怎樣的升級等。 數據收集工具相當容易操作，看上去像一份調查問卷，它真正的作用是巧妙地引導談話，讓探員掌控採訪的走向。控制纔是其中的關鍵因素，是解鎖連環殺手心理的關鍵，能夠幫助探員理解他們的心理機制及其特殊之處。 設計出的學術工具，整合了定性與定量兩個方面，以探索暴力罪犯的心理構成。側寫是銜接學術研究與現實案件的中間環節，可以協助探員更迅速地解決複雜案件。成功地側寫是研究的收穫階段。 最終成形的“犯罪側寫流程”包含5個不同階段： 1、 側寫輸入：側重於收集證據。 2、 決策過程模型：研究的是兇殺的類型、方式及其主要意圖，受害者風險，犯罪者風險，犯罪升級分析，犯罪時間和地區因素。 3、 犯罪評估：犯罪重建，犯罪分類​，受害者選擇，對受害者的控制，犯罪行爲的順序，僞飾現場的動機和犯罪現場動態。 4、 犯罪側寫：對罪犯的綜合側寫，該過程確定罪犯的體貌特徵、習慣、促成犯罪的既往行爲、犯罪後行爲，併爲調查人員提供建議，幫助縮小嫌疑人範圍。 5、 調查與逮捕：與當地警方一起。 驗證側寫效果的最好辦法，是讓當地執法部門把未偵破的疑難謀殺案交給FBI處理。8人組成的側寫團隊開始研究案件，每個案件都有3~6名組員負責。 第2章　防空洞（指行爲科學調查組的辦公室在地下） “所有的連環殺手都有犯錯的時候，你只是不知道他們會犯什麼錯。​”再棘手的案件也有偵破的希望。作者相信側寫能夠爲偵破工作提供助力，從犯罪者手中奪回控制權就成了她工作的最大動力。每次開始新側寫時，主辦探員都要儘可能保持中立，不能流露個人觀點或偏見，以免影響團隊中其他人的判斷。 13歲的丹尼·E送報時失蹤，兩天半後，其屍體在鄉村土路草叢被發現，遭遇殘忍對待，肩膀、臉部、腿部、頸部、胸部多處受傷，身體撕裂、內臟外露，因多次刺傷失血過多致死，繩子內側有藍色纖維，該案件與另外兩起未偵破、受害人年齡相仿小男孩的案子相似，疑似連環殺手作案。受害者具典型中西部男孩特徵，普通且無涉毒品，兇器是常見刀具，傷口深3 - 3.5英寸。 第二起案件，克里斯托弗遭綁架，他瘦高嬌弱，目擊者見他與白人男性交談後自願進車後座，無掙扎跡象。3天后屍體在類似拋屍地被發現，僅着內褲，胸部、腹部、頸部傷勢嚴重，頸部刀傷近乎切頭，雖無性活動證據，但有三處變化：衣服整齊堆放、無繩子、死後切割更多。 首案法醫鑑定在傷口附近發現不完整牙印，推測割肉爲掩蓋咬人癖好。綜合判斷，兇手癡迷控制、關注媒體報道，大概率是白人，因受害者年幼推測其年輕且性發育不成熟，案件極度暴力彰顯其內心對世界的憤怒與不公感。 基於案件特徵得出的兇手側寫爲：白人男性，約20歲，所擁車輛保養良好，自身散發自信，因與受害者年齡差距不大便於接近目標。作案有事先策劃，備好繩具用於捆綁受害者，不過棄屍時慌亂倉促，顯露出經驗欠缺與事發緊急，繩具暗示犯罪與性存在關聯，契合性控制需求。習慣晨間行動，推測從事輪班制藍領工作，智商普通，應上過高中，未婚，不善與女性打交道，無性經驗。 在後續幾周調查裏，諸多嫌疑人經審問排查，最終鎖定約翰·約瑟夫·朱伯特四世。他身爲雷達技術員，被搜出繩子、大獵刀及多本翻舊偵探雜誌，有頁講報童謀殺故事且已卷邊。其21歲、白人、體格柔弱，還有在美國童子軍及空軍基地童子軍任職經歷，各項特徵與側寫高度吻合。 他對殺害丹尼和克里斯托弗供認不諱，作案是接上孩子後迅速下手，自身從未有過自願性行爲，反倒對小男孩產生性慾，甚至閱讀偵探雜誌中涉及支配、力量、控制故事便能達性高潮。精神病學家觀察發現，他情感體驗匱乏，處於慢性解離狀態，試圖借殺人感受強烈情感。 成爲連環殺手並非完全出於偶然或隨機，而是更多出於一種扭曲的意圖，是養育、個性和心理的綜合，所有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他們以兇殘的方式對觸發因素做出回應。作者的結論是：朱伯特是一個聰明、細緻、有條理的人，但幾乎沒有同理心，爲了感受到某種真實的情感，他需要給別人造成痛苦。 朱伯特案證明了側寫在理解犯罪者心理的過程中存在價值。 第3章　給側寫師做側寫（介紹作者在BAU的同事） 成爲探員，必須隨時待命。這份工作責任重大。作者加入時，聯邦調查局已經劃在了兩個不同的地點：總部即“美國聯邦調查局”仍位於華盛頓；而匡蒂科成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學院也就是調查局的訓練分部的所在地，用於課程教學、射擊練習、實驗以及其他專項的研究工作。 隨着國家執法能力的進步，犯罪的複雜性和獨創性也在不斷進化。匡蒂科通過法醫訓練、實驗操作和還原犯罪現場，拓展了探員的學習方式。行爲科學調查組應運而生，任務是查明案件背後的原因。 在調查組，作者正式的職務是雷斯勒探員的聯合主辦探員，負責犯罪人格研究，他們將犯罪人格研究分成“連環殺手研究”和“犯罪側寫”兩個部分。但他們尚未得到確定的資源和支持。要證明自己工作的一貫性和廣泛的應用性，得靠自己。本組探員有一個共同特點：不迷信權威。他們都對犯罪心理學有天生的理解力，這讓所有人都聯結在了一起。 作者與團隊中四位“第一代側寫師”都有了合作。他們分別是：羅伊·黑茲爾伍德、肯尼思·拉寧、約翰·道格拉斯和羅伯特·雷斯勒。黑茲爾伍德來自愛達荷州，有軍事背景，1971年加入聯邦調查局，後成爲性犯罪教員，他深入研究自淫性死亡案件，爲執法部門提供了新的視角。拉寧在紐約布朗克斯長大，有海軍經歷，1981年參與研究性暴力犯罪動機，側重於分析兒童施害者行爲，區分了猥褻兒童者和戀童癖者，其研究成果成爲重要調查工具。道格拉斯來自紐約，有空軍和求學經歷，1977年進入行爲科學調查組，他真誠勇猛，善於研究案件，與雷斯勒在外出教學時聽聞罕見兇殺案，決心探尋真相。雷斯勒在芝加哥長大，有參軍和軍事調查經驗，1970年加入聯邦調查局，後成爲行爲科學調查組督導探員，參與早期犯罪側寫研究。特頓和穆雷尼是早期犯罪側寫的先鋒。雷斯勒從特頓和穆雷尼那裏吸取了大量經驗。1977年，當道格拉斯和雷斯勒終於相遇時，情況變了。 因爲作者是外人，反而能看清小組未能被理解的潛力。他們有各自的生活，但都從不透露工作中的祕密。那些不能說起的事情，讓這些人成爲一個團隊。 第4章　解讀犯罪現場 一切調查都始於犯罪現場。它是案件的回聲。儘管過去100年來，科技的進步給調查人員帶來了極大的幫助，但罪犯的技術也相應地提高，留下的痕跡越來越少。20世紀60年代末，一些調查人員開始將犯罪側寫的基本技術運用到了工作中。他們逐漸意識到，即便留下的傳統類別的證據不多，犯罪現場仍可以顯示出犯罪者的重要特徵。 本質上，側寫的基礎是對心理、行爲和思想的常規理解。側寫是通過行動預測性格，而不是通過性格預測行動。前反間諜王牌詹姆斯·布魯塞爾的看法是，連環作案的兇手總會在行動中暴露自己的身份。他管自己的方法叫“反向心理學”​，通過這種方法，人們可以“進入”兇手的頭腦中尋找其行動的邏輯。布魯塞爾結合了演繹推理、直覺、證據研讀和弗洛伊德理論，拼湊出了對嫌疑人的描述。 布魯塞爾的技術可以摸清連環殺手的行爲模式和特點，而之後要做的，則是建立一套運用該技術的程序。最終，特頓和穆雷尼的方法是將犯罪現場的證據，與可能的犯罪者類型建立聯繫。 小組的第一個正式側寫任務涉及蒙大拿州博茲曼市的一起兒童綁架案。1973年夏天，7歲的蘇珊·耶格被綁架。穆雷尼認爲，兇手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變態者的微妙結合，他純粹是爲了探索人體部位而殺人”。這份描述非常符合重點懷疑對象，大衛·梅爾霍夫，但當時，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他與該綁架案有關。幾個月後，另一個18歲女孩在同一片地區失蹤了。行爲科學調查組認爲梅爾霍夫是一個精明的精神變態者，他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從而騙過簡單的測謊儀。探員們憑直覺推測，兇手會在綁架案發生的一週年打電話給受害者的家人，因爲這一天對他來說具有某種情感意義。果真，兇手在綁架案發生的一週年打來了電話。調查人員終於集齊足夠證據，拿到了搜查令。 供述時，兇手沒有流露出任何情緒。除了以上兩樁案子之外，他還承認自己幾年前謀殺了兩個小男孩梅爾霍夫案是聯邦調查局第一次利用新技術捕獲連環殺手。該案諸多判斷似乎都是側寫人員的即興發揮，探員們側寫時非常依賴自己的信念，而非系統性方法的指引。雷斯勒知道要做出成功的調查，側寫師需要的不僅僅是直覺，而是一個可以長期依賴的參照系。 他們致力於設計一種評估工具，可以用來了解幾項主要內容：兇手的人格、背景、犯罪時的行爲，受害者情況，以及對犯罪現場的詳細報告。它能讓每個犯罪者具有可測量性。 作者指出犯罪人格研究的複雜性之後，大家都同意將研究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要建立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 第一階段是延續雷斯勒和道格拉斯對無明顯動機犯罪的研究，這一階段的目標是要將不同類型的犯罪者分類，這樣便於比較他們的異同。 第二階段則針對連環殺手，着重分析警方記錄及庭審案件的數據，目標是系統性地深度挖掘殺手的心理，通過他們的行爲及行爲模式窺探其本質，即他們身份的構成要素。他們構成了數據庫的“對照組”​，不斷利用這份資料，從以往殺手的身上發現抓獲當前犯罪者的線索。 第三階段則是開發犯罪側寫，一旦理解了殺手的心理機制，並且將殺手的想法拆分成心理、行爲、幻想和動機等最基本的要素，便可以將這些發現運用在側寫中。連環殺手本質上都符合某種規律，他們的行動都具有目的性。 犯罪現場本身往往會遵循一定的規律，符合三種類型中的一種，即有序型（有計劃的、縝密的犯罪）​、無序型（一時興起的隨機犯罪）和混合型。 第5章　女性殺人犯 需要一種側寫方法，將所知的有關犯罪的一切與未結案件的調查資料結合起來，彙集所有信息，準確說出犯罪者的動機和特徵。 1984年1月，在組長迪皮尤的積極爭取下，聯邦調查局同意撥來4名新探員。但側寫仍處於初級階段，側寫雖然基於證據，但需要建立在對犯罪人格研究的理解之上。如果一切順利，作者、雷斯勒和道格拉斯就可以爲新探員創建一門訓練課程，並一舉證明側寫的研究價值。 數據是着手點。幾十名臭名昭著的兇手接受了監獄訪談，他們都不介意敞開心扉，他們的回答呈現出有趣的一致性，展現出犯罪現場與罪犯有着不隨時間和地點改變的一些共性。 從犯罪者視角探尋犯罪本質，猶如直面恐怖，極具風險。作者不僅志在洞悉犯罪心理學，還對探員思維模式興趣濃厚。儘管探員性格各不相同，但超80%情形下能達成共識，觀察其工作，可梳理出分析問題、處理事務的通用方法，他們自身亦是整體考量範疇內關鍵的數據要素。 15歲的科斯頓·C遭謀殺，她在校頗受歡迎，家庭優渥，本無高受害風險，兇器與指紋線索皆無。側寫師推斷，兇手與受害者相識，可能是高二、高三學生或剛畢業未離鎮者，作案策劃有序，實施卻衝動無序，推測兩人因某事想共處，後起衝突，兇手或有吸毒、酗酒史，藉此緩解焦慮壓抑。 犯罪後，嫌疑人行爲多有顯著變化，諸如焦慮、易怒、改變飲食與睡眠習慣等，警方審訊時或許已察覺其異於常人的不安，甚至其可能主動請纓助調查。同年12月，參與調查的榮恩·希裏測試說謊、後自首，坦言因害怕被科斯頓揭露不吸毒而遭同學冷落，故而犯案。 集體分析能削減個體分析時潛在偏見，凸顯行爲科學調查組合作優勢，此案彰顯側寫技術於調查領域的突破性意義，引發輿論關注，引得FBI高層重視。 1985年6月，國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正式運行。這個中心的成立證明了行爲科學調查組的成功。中心的正式職責是理解暴力犯罪，找出解決辦法：開展研究和發展計劃，確立訓練課程，發展犯罪人格側寫，以及完善暴力犯罪抓捕計劃的暴力犯罪編目。 第6章　我最好的朋友米西 現在，側寫師有機會從幕後站出來，接受他們早應獲得的認可。1985年夏天，伊利諾伊州有一起兒童案件亟待解決。案件涉及一名失蹤的7歲女孩和一名倖存的兒童目擊者。倖存的目擊者受到了驚嚇，無法提供描述。調查人員需要一位專家來安撫這個孩子，讓她說出事情的經過。此類案件中，能找回失蹤且尚未受傷害的孩子的窗口期很短；在兒童受到傷害後，他們存活的概率更小。 受害者是一個7歲的女孩，叫梅麗莎·A.，也就是米西。案發時，她跟她的朋友奧珀爾·霍頓在學校附近的公路上騎自行車。奧珀爾也是7歲，目擊了整個過程。她自己也差點兒被綁架了。​奧珀爾從藏身處看到綁匪抓住米西的脖子，把她從駕駛座側的車門扔進了車裏。然後，綁匪冷靜地上了車，疾馳而去。無論接下來情況如何，米西、她的家人或是她最好的朋友奧珀爾都不會是原來的樣子了。 作者使用一種繪畫的方法，只要畫畫就好，除非她自己有想說的話。繪畫對於很多孩子而言，是一種不具威脅感的媒介，可以幫助他們表達難以用語言說出的想法。兒童回答問題時，往往更能接受女性調查人員，尤其是在目擊了一位男性犯下暴力罪行後。奧珀爾先是畫畫，慢慢開始說話，並回答問題。當她依然很害怕和恐懼。 米西的屍體被找到。根據奧珀爾對綁架者及其車子的外表描述，搜查很快鎖定在一個嫌疑人布萊恩·杜根身上。要證明杜根涉案並不容易，他逃脫過多起犯罪，經驗豐富。杜根的犯罪史與作者在小組中做的犯罪人格分析和連環殺手研究之間有很多相似處。他的養育過程與犯罪表現之間的關聯進一步支持了理論，這些理論以後將會成爲成形的側寫方法的核心。他的行爲毫無理性，也不聰明，這表明他是一名無序型犯罪者。 在童年的早期，杜根已經表現出了與暴力犯罪者共有的特徵。他尿牀、折磨動物，也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性活躍。第一次被捕是在15歲，當時他還在上高中，被指控與一起入室盜竊案有關。定罪後，杜根曾在一個青年之家短暫住過，並且很可能遭受了性侵。此後，杜根的犯罪行爲迅速升級，從小偷小摸、吸毒，變成強迫性的性暴力。在這次犯罪之前，他有過幾次強姦行爲，其最後的一次極惡行徑是綁架、強姦和殺害米西·A。杜根沒有爲自己的犯罪做出解釋，他承認說：​“可能是因爲性，但我自己也不明白。” 第7章　“鏡子” 雖然作者的目標是要爲側寫建立標準化程序，但還沒做到那一步。因此教學非常重要，尤其對於年輕探員而言。首先要從認知水平着手。作者使用真實的案例和真實的結果，一步步展示側寫的過程。但主要談論的是受害者研究，一種從受害者的角度分析犯罪的方法，在當時，這種深入理解殺手心理的方法並未得到充分的利用。 作者提及的案例涉及費城城郊車站地下通道中發生的多起暴力性侵事件。先從概述開始，再拆解細節。女性受害者叫波琳。她說常會在腦中她重演那一幕，自己討厭想起這些，但需要記住那些細節。她需要記住，需要直面這些發生過的事情，需要奪回控制感。但同時，她又憎惡讓自己回想起那段記憶。 受害者往往對這類感覺方面的細節記憶深刻。這些細節清晰、完整。有時候想起的細節是不準確的。但無法記住某些細節並不能否定這個人的可信度。這只是大腦處理創傷的一種方式。在跟受害者交談時需要解釋這些心理機制，要將混亂變得有序，從而理解犯罪行爲。 她建議不要有太多假設。假設的壞處比好處更多，如果按照事實來，會做得更好。在涉及創傷經驗的案件中，事實往往都很可靠和清晰。創傷會對人的三個重要腦區造成損壞：前額葉皮質，恐懼迴路，以及海馬。創傷會讓這些腦區的功能變得不穩定，令剛剛發生的事情在人的記憶中出現難以預測的混合，變得支離破碎，有關襲擊，或者相關細節的記憶變得殘缺不全。這種混雜的感覺和經歷，會導致受害者所說的話偶爾聽起來混亂難懂。所以組織問話的能力就變得非常重要。​ 最爲基本的是，受害者往往能回憶起來的最有限的、生動的感覺細節。之所以侷限，是因爲大腦在保護自己。這是一種用少量具體信息掩蓋痛苦經歷的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它們只是被放大了，爲的是抹去可怕的回憶。 探員們需要研究的因素：包括，受害者的生理及心理特徵，他們與犯罪者之間可能的關聯，他們在受襲擊時的脆弱程度，等等。然後，就會開始理解兇手爲什麼會選擇他們，而不選別人。會拋除關於犯罪者的大批錯誤選項，只剩下一個準確無誤的選擇。最終，這纔是受害者研究要做的事——它爲犯罪者支起了一面鏡子。​ 波琳出庭做證。她哽咽着以平靜的語氣講述了自己遭受襲擊的經歷，以及過程中自己的無助。整個過程中她表達得都很清楚，雖然一些小細節比如天氣會出錯。作者作爲專家證人出庭做證，解釋說經歷過創傷情境的人，經常會出現記憶斷片兒或殘缺，這是大腦工作的方式。要求受害者將受害經歷絲毫不差地回憶起來，是不合理的。受害經歷帶來的影響是其中最關鍵的部分。 強姦取證檢測試劑盒在當時仍不普遍，DNA檢測還要過好幾年纔會出現。 第8章　面罩之下 一個人與幾十起強姦案有關，但早期、中期以及最近的案子都不相同。各個時期抽取五起進行研究。在最初的五起案件，他還是個普通的強姦犯。他會突然闖進獨自在家的單身女性的屋子裏，向她們保證，不會傷害她們，然後用她們自己的衣物將她們綁起來，對她們實施強姦。中期的五起犯罪，他開始使用手銬，行爲也變得越來越有攻擊性，強迫受害者接受肛門和口腔的插入，有時候是在受害者的其他家庭成員面前，有時候在一起案件中強姦不止一名女性。最近的五起強姦案顯示他有了更高級的進攻性。 作者認爲，他在尋求最早期從受害者身上得到的那種快感。他要不斷增加暴力才能感受到同樣的快感，但他的動機沒有變。他仍然想從強姦中獲得控制感。​需要觀衆，讓人觀看，表明了強姦犯個人生活中的心理因素。說明嫌疑人曾受過創傷。這種儀式性的行爲，源於童年時曾觀看或經歷過的虐待。​對他來說，謀殺是有可能的。 側寫認爲，他在30歲左右，從未結婚。他行爲專橫，表明他很自信，認爲自己是阿爾法男。他在闖入室內前，謹慎地切斷電話線，這說明他對於細節一絲不苟，是個完美主義者。他會保持良好的體形，精心打理外表，總在逃逸。 他從權力自信型的強姦犯（滑雪面罩強姦犯的早期犯罪表明他需要投射一種性能力強的男性氣概形象）演變成報復型強姦犯（常有發泄憤怒和暴力升級的情況發生）。在犯罪中表現出越來越多的進攻性。 最後，31歲的喬恩·巴里·西蒙尼斯被捕，結束了其長達3年的恐怖罪行。西蒙尼斯在成長過程中遭受過虐待。他見過自己的父親對姐姐實施性侵。他明顯對女性懷有深度的憤怒。一旦啓動了犯罪行爲，強姦幻想會變得更加頻繁，犯罪衝動也會變得更加強烈。 雖然連環犯罪者可以完善自己的犯罪過程，改變自己的行事方法，但“特徵”卻會不斷重現，獨立於犯罪活動的標準程序之外。特徵是永恆的。構成特徵的元素與犯罪者的幻想緊密關聯。它們充滿意義，只要能夠確認連環犯罪者的特徵，就得到了將犯罪者和案件聯繫起來的可靠方法。​ 第9章　既是藝術，也是科學 要成爲優秀的側寫師必須具備進行側寫的“天賦”​，但這只是個例，不是常規。做犯罪側寫的目的是要設計一個以證據爲基礎的系統，普遍適用於所有執法部門，無論辦案人員有沒有側寫天賦。這種新的調查方法應當具有明確的目的性，用證據、數據和經過證實的模式作爲支撐。標準化是一種力量。 這種技術將有條不紊地指導探員，如何一步步重建殺手的生理、行爲和社會學本質。這些信息會成爲多方位深度分析不明嫌疑人的基礎。這就是側寫。具有清楚、細緻、全面特點的側寫，會引導辦案人員縮小嫌疑人範圍，把目標鎖定在最有可能作案的幾個人身上。 第一階段叫作“側寫輸入”​。第二階段叫作“決策過程模型”​。第三階段是“犯罪評估”​，還要對犯罪者動機的解析，這個階段要描述犯罪現場在犯罪過程中的動態情況。第四階段是“犯罪側寫”​，將前三個階段的發現以及與案件相關的所有原始材料都呈現出來。主辦側寫師要儘可能用客觀的方式複查大家的發現。每位側寫師都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專長來分析數據，每位側寫師都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專長來分析數據。 這套以研究爲基礎的方法論，填補了犯罪調查和犯罪心理學之間的鴻溝。側寫既是藝術，也是科學。它是人類爲了理解和描述人類境遇的邊緣部分所做的努力。 第10章　深度研究 經歷過多年的研究和迷茫後，作者和同事終於在《聯邦調查局執法公報》上發表了成果。犯罪總是在變，犯罪者的技術越來越厲害。如果想保有優勢，側寫也需要相應地改變。作者認爲自己有責任讓側寫努力跟上時代的步伐。 從一開始的目標就是要利用一切可用的資源，將側寫打磨成最有效的工具。有一些資源，還未被充分利用：比如新探員提供的數據；比如異常數據，要不是這些異常數據，早可以按動機劃分殺手了。異常數據就是裏塞爾和肯珀。他們兩人都極其聰明。在談到對受害者的感受時，兩人都表現出高度的共情能力，甚至可以說是敏感。他們都有着反社會人格，會突然暴怒，會將幻想和現實混爲一談。 大部分殺手將謀殺視爲達到性目的的手段，而裏塞爾和肯珀卻認爲謀殺可以實現自己瘋狂的幻想。他們認爲受害者是幫助自己的一種機會，讓他們拆掉自己腦中的現實與外部現實之間的牆。 裏塞爾 1959 年生於堪薩斯州惠靈頓市，是家中幼子。7歲時父母離異，隨母遷至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託，途中他因想隨父生活、覺得母親不想要他而哭鬧。到新家後，他用暴力發泄情緒，惹上麻煩。 裏塞爾看似矛盾，學校成績好、智商高、熱愛運動且具棒球天賦，性格外向、常參加活動、朋友衆多，自認爲是領導者，無典型反社會特點。但年歲增長，其暴力傾向漸顯。9 歲時，他和同伴在人行道塗寫髒話，成憤怒升級開端；10歲用BB槍射表親遭繼父暴打。母親常神祕離家，繼父教育暴力且無常，親子關係脆弱。他認爲自己與繼父充滿問題的關係，以及他一直缺失的積極的男性榜樣，是他人生的主要壓力來源。 12歲隨母再遷弗吉尼亞州，此後他開始偷車、吸毒、私闖民宅。13歲無證駕駛被捕，14歲涉嫌強姦、盜竊鄰居。他借謊言介入調查，終被識破逮捕。定罪後送佛羅里達精神病院，診爲 “青春期適應反應”，經治療出院卻效果不佳，期間還強姦5人未被察覺，犯罪持續升級，從強姦走向輪姦，後因怕被捕迴歸單獨作案，最後爲求新刺激，行爲正向 “強姦 — 謀殺” 轉變。 1976年8月下旬，裏塞爾正緩刑察看，發現女友背叛後，這成其殺人 “應激源”，從強姦犯轉變爲殺人犯。他怒回公寓，喝酒嗑藥、幻想殺人。凌晨2點，遇停車場年輕女性，持槍逼其開車至僻靜處強姦。受害者 “主導局面” 的舉動印證他對女性負面看法，她逃跑時被裏塞爾殺害，屍體留野外，完成謀殺三階段，後續犯罪還收集紀念物。此後5個月，他緩刑期內連犯4起殺人案，利用熟悉環境躲開偵察。警方因不相干指控搜車，發現 “紀念物” 將其逮捕，審判後他被判5個無期徒刑，後承認6起強姦案但未正式指控。裏塞爾是連環殺手研究參與者，訪談坦誠，警方藉此審視其犯罪細節。他犯罪模式隱蔽，多在公寓樓附近選受害者，按受害者反應決定後續，還自述越瞭解受害者越心軟，可有時仍會因恐懼、失控等殘暴殺人，終在第5次殺人後落網。 隨着裏塞爾的講述，愈發看清他複雜多面的形象，他既非簡單的 “怪物”“精神病人” 或 “變態”，其犯罪目的不是支配受害者，而是把控周遭世界，試圖彌合幻想與現實落差，視暴力爲重塑自身完整的手段，卻也知曉其缺陷。 被問作案後感受，他坦言回家清理後會恐懼、緊張、羞恥，像看新聞時受害者父親呼籲自首的話就攪亂他內心。母親不知他罪行，只叮囑外出小心。問其若覺得能治癒會否自首，他果斷否定，想過藉助海軍紀律約束自身暴力衝動。 談及放走的最後一位受害者，因其提及父親患癌將死，讓裏塞爾聯想到患癌的哥哥，觸動之下，他打破幻想框架，對受害者萌生同情，放其離開。裏塞爾的錄音珍貴，呈現其從憤怒、小偷小摸到強姦、謀殺的演變，凸顯他的強迫性幻想與獨特思維模式，更關鍵的是，他有着強烈自我意識，明知行爲違背社會規則、後果嚴重，卻仍難自控，持續作惡。 裏塞爾展現出了真實的自己和自己行爲的本質。連環殺手擁有如此程度的自我認知，實屬罕見。 第11章　幻想與現實，不可兼得 連環殺手埃德蒙·肯珀冷靜、表達清晰，喜歡亂開玩笑，友善、直率、敏感。但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他冷酷地殺死了3位家庭成員和7位手無寸鐵的女性。他本質上認爲，真正的聯結、不必擔心抵抗和拒絕的聯結，只會發生在受害者死後。因此他會強姦受害者的屍體來體會最高級別的控制感。 1948年12月18日，埃德蒙·肯珀三世生於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市，作爲家中獨子受特殊對待，可童年不穩定且矛盾。父母離異後隨母遷蒙大拿州，他深感母親將怒氣撒於己身，家庭關係糟糕，姐姐常打他，妹妹愛誣陷，致他對家人漸生憎恨，怪異“遊戲”便是情緒出口。 肯珀在校遭取笑、被孤立，在家受母親打罵，偶爾會借殘害動物、對姐妹殘忍行事來發泄。因與妹妹一事，他被母親安排搬去地下室，那裏陰森恐怖，充滿“邪惡力量”。之後母親再婚，他投奔父親、繼母處仍不受歡迎，1963年聖誕節被父親遺棄在祖父母家農場。 起初他在農場適應尚可，後沉迷殺人幻想、獵殺動物，成績退步。1964年8月27日，因祖母呵斥，長期壓抑的他持點22口徑步槍將祖母射殺、捅刺，又殺了祖父，隨後報警並坦言好奇殺祖母之感、對殺祖父作合理化解釋，還致電母親坦白。此行爲與多數連環殺手迥異，凸顯其矛盾，既依戀母親又視其爲應激源，幻想主導他認知世界，維繫着與母親那脆弱又敵對的關係。 與裏塞爾相似，肯珀青少年時首次被定罪，後進入阿塔斯卡德羅州立精神病院，4年後不顧醫生反對被釋，交由母親監護，返家後他試圖重啓生活，長高長壯的他上社區大學、謀職於加州公路局，還嘗試約會，看似迴歸正軌，實則幻想暗流湧動。 1972年5月，他載上瑪麗·安·佩斯和安妮塔·盧切薩兩名女大學生，本欲強姦卻慌亂殺了她們，將屍體放後備廂帶回家，多次姦屍後肢解，由此步入更致命階段，成“女大學生殺手”。他視自己爲獵人，割頭獲性快感、留作“紀念”，癡迷肢解，不斷優化處理手法，幼時切玩具娃娃頭的經歷，演變成對女性屍體如真人娃娃般的幻想。 最後一位受害者辛西婭·沙爾，死後被他藏於母親公寓、浴缸肢解，頭埋後院還對其傾訴情話。每次作案，肯珀愈發自信、技藝嫺熟，對犯罪過程浪漫化解讀。1973年春，母親醉酒吵醒他後，他用榔頭捶死母親及其朋友莎莉·哈莉特，割頭、糟蹋屍體，種種暴虐行徑盡顯其扭曲心理，自述“回到母親身體中”時錄音中還伴有哭聲，而這一切皆出於滿足自身執念。 肢解與姦屍這類駭人行徑於連環殺手羣體並不鮮見，可肯珀別具一格，他處理受害者屍體時極度從容，談及此事，口吻宛如在做神聖之事，稱自己面對屍體的淡定，連入殮師、病理學家或許都望塵莫及，將犯罪進程描述爲幻想逐級升級、深陷其中的必然結果。 關鍵在於，對他而言，殺人只是手段，肢解纔是目的，借拆解同胞屍體，填補自身與他人建立聯繫的空缺，此邏輯雖驚悚且費解，卻契合反社會者特性，彰顯其同理心匱乏、控制慾作祟與情感聯結障礙，癡迷保留受害者頭顱便是明證。在警局陳述時，他詳述處理屍體細節，從剝離頭皮、處理組織到棄置毛髮，冷靜專業，像拆解物件般淡漠，視受害者爲幻想“畫布”。 肯珀姐姐艾琳庭審回憶更具深意，曾因幼時他殺貓割頭藏屍被母親察覺異味起疑，後詢問他與女大學生案關聯遭否認，還被叮囑莫告知母親。本質上，肯珀犯罪根源是童年挫折，父愛的缺失、母親的拋棄，致使他借殺戮宣泄聯結無能的憤懣、懲罰冷漠父母，以攻擊求價值、索情感，堪稱弗洛伊德理論下連環殺手的典型原型。 肯珀和裏塞爾表明連環殺手未必生來暴力，卻易受暴力行爲影響，特定觸發因素更易使其產生殺人衝動，且即便條件適宜，殺人衝動也是隨時間逐步發展而來，過程複雜且緩慢，根源常在於無法與他人、自我建立聯結。在連環殺手看來，暴力像是一種自我治療手段，能安撫執念、化解困惑、滿足過度幻想，賦予控制感，但效果只是暫時的，肯珀直言“現實總是不如幻想”。 第12章　肢解的模式 作者在比較研究中發現有數據表明，童年時遭受過性侵的殺人犯，更有可能會肢解受害者。這種通過更極端、更有施虐傾向的報復性行爲，以過度補償自己曾受過的創傷的現象，證明了連環殺手的罕見本質。肯珀的行爲表明，對於某些人來說，犯罪的滿足感並非來自殺人，而是來自殺人後的儀式性行爲：肢解屍體，收集紀念物，順利地呈現或是丟棄受害者的屍體。 行爲反映了人格。未來暴力的最佳指示是過去的暴力。犯罪行爲必須被放在整體中考量。作者藉由案例照片開啓課程：“人損毀或肢解屍體有二原因。其一很實際，肢解能隱匿受害者身份，便於處理遺體；其二對部分人而言，犯罪後的這類行爲可滿足施虐幻想，具儀式性，像切割象徵圖案、記號，截肢、割性器官等。” “觀察、瞭解屍體不易，可研究兇手肢解、呈現、保存屍體的安排，能收集其身份與思維信息，案件有鮮明特徵、模式，利於提前認知。”“歷史上多數時候，死後儀式在宗教傳統裏常見，近代才少見、缺文化支撐。在現代案件裏，許多兇手都是有理性地精心、細緻、自戀地滿足施虐欲，是意圖主導，非精神錯亂。” 犯罪者在自己的行爲中會看到某種邏輯，他們會遵循某種理性模式行動。他們長期癡迷幻想人生，稱幻想是記憶裏主要存在；幻想從模糊暴力概念，演變成對強姦、謀殺、控制他人的複雜執念；幻想世界達臨界點，其真實度匹敵現實。 犯罪者心裏，性犯罪動機是施虐幻想症狀，卻不認是自身過錯或對現實誤解，反覺自己對現實認知更清，有權索取一切。他們覺得所處世界不公，控制力纔是最好回報，幻想即現實，依自身複雜規則程序運轉，成就漠視人命思想體系。 犯罪者都傾向於在腦中重複和重演童年的創傷，這是他們理解自己經歷的方式，不是忘卻創傷，而是沉溺其中。這種罕見的思維模式會形成深刻的認知軌跡，改變傳統的理解方式。而在所有這些之後，便是他們有意識地策劃自己的暴力行爲。他們不斷地修改、不斷地聯結，讓自己的殺人行爲接近於自己對幻想的完美演繹。他們的幻想會發展，以容納更強烈的控制和佔有慾，並最終發展成具有儀式性的強姦、折磨和肢解。 一個被錯判的案子體現出側寫過程中仍有待解決的難題。有效的側寫是通過一系列的模式、行爲和精細的描述，揭露不明嫌疑人的身份。整體性纔是最重要的。當調查人員迷失在細節中，就會判斷錯誤。需要利用不明嫌疑人自己的模式和行爲去對付他們。 第13章　言外之意 胡佛的創意將聯邦調查局探員塑造成了美國人的偶像。建立正面的公共形象有助於提高新探員的質量，爲預算提供支持，也可以鼓勵民衆協助打擊犯罪。在行爲科學調查組內部，大家也意識到了以媒體爲工具的價值。越來越多的犯罪者開始試圖將他們的作案進展通知媒體和警局。如果懂得如何利用媒體，就能夠在追蹤殺手時將其作爲寶貴的武器。 有些犯罪者會留下信息，通過分解犯罪者與他人通信的方式、時間和原因中的關鍵因素，可以深入理解犯罪者的思維方式。 “心理語言分析”成了側寫中的一門實用工具。那些嘲弄警方或報紙或其他人的人，其實是想要引起關注。警方越與他們互動，他們就越想讓人刮目相看。他們所極度渴求的關注則是用來引他們上鉤的誘餌。​ 第14章　綁住她們，虐待她們，殺死她們 1974年1月到1977年12月，BTK殺手殺死了7位受害者，之後近10年中音信全無。1985年春天，他又殺死了2名受害者。這一回，他又像之前一樣向媒體和警方寄信。多年來行爲科學調查組曾多次接手這個案子，但都沒有進展。整個中西部地區瀰漫着對他的恐懼。 犯罪現場照片裏受害者被擺成棄置的玩具娃娃模樣。他是個極爲聰慧且癡迷的殺手，試圖博取認可，把殺人當作被他人接納、掙脫社會束縛、展現真我的手段。很明顯，“BTK” 若不被提前洞察、應對，定會再度行兇。作者在研究裏劃定參考範圍，僅採用已判刑且上訴完畢的已知犯罪者案例，以此保障研究結果完整可靠。 多數連環殺手都竭力隱匿身份，“BTK” 卻熱切渴求公衆目光，行事近乎莽撞，文字也直白質樸、毫無掩飾。種種跡象顯示，他屬全新類型，不管從心理層面，還是犯罪調查視角，都得特殊對待、另作考量。 BTK在塑造自身形象時，還融入了其他連環殺手的元素，其種種做法彰顯出他是既格格不入，又兼具自負與自卑，他渴望與其他殺手作比較，借他人眼光來評判自己，按自己期望的方式去把控輿論。 BAU給出的主要建議是：“讓他說話，不要表現出敵意。”殺手覺得就自己所犯的罪行而言，有權在公衆層面獲得某種認可，他會因不斷自我誇大而收穫快感，迫切希望與人建立聯結，這便是可利用的突破口。應藉助媒體，先發制人，讓警方與當地報社攜手合作，誘導殺手暴露身份。但當地警方沒有進一步的求助請求。所以，在接下來的數年裏，BAU只能等一封封來信出現，一個個受害者增加。 在BTK的案子裏，探員們應對的是一種層次紛亂的犯罪心理，之前從未遇到。側寫將BTK歸類爲擁有豐富幻想的性虐狂。屍體被精心擺成玩具娃娃狀，推測其行兇是爲實現殺人幻想，藉此獲得重要、支配地位，指向長期暴力癡迷，或始於幼年幻想。依行動與活躍區域，嫌疑人成長於嚴格宗教環境，母親大概率專橫、慣用嚴懲，父親或許幼年離家。他應是不被暴力困擾，自幼就有暴力念頭，幼時或折磨過動物。近期殺害的人主要是中年的單身女性。這說明不明嫌疑人正在衰老。 探員的推測是正確的，自負是BTK的致命弱點。BTK的一切行爲和坦白全都符合BAU20世紀80年代中期做的初步側寫。BAU針對 BTK 制定簡單策略，鑑於其自認爲警察，便召開新聞發佈會，選派警察與其直接交流，扮演 “超級警察” 角色。此角色如同鏡子，能滿足 BTK 求證、自負及獲權威認可需求，助其在幻想中視 “超級警察” 爲朋友。計劃收效，BTK 沉迷其中，寄來10封信及包裹，藉此嘲諷調查人員。還寄來裝有軟盤的包裹，警方意外發現軟盤元數據可追蹤，終於將丹尼斯·雷德定爲爲嫌疑人，並拿到逮捕令將其抓捕。雷德交代了數量驚人的細節。但他卻沒有表現出一絲悔恨。 第15章　敗於自負 1987年，出現了BTK的模仿殺手，但他並非一味地模仿，他用炸彈殺人。轉折點是，他從技術型炸彈客，變成了追求權力感的炸彈客，他不再滿足於製作有功能的武器，而是想要殺人。他最終的失策是試圖爲了個人虛榮而利用了公衆對他的犯罪的關注。他發表了一份聲明，試圖對自己的目的和暴力行爲進行辯解，詳細解釋了自己爲什麼認爲科技是邪惡的。這份聲明讓探員們有機會去分析他的寫作風格，瞭解其教育、精神、背景、人口特徵和動機。數萬人對這篇聲明進行了反饋，指認了可能的嫌疑人。最終，卡欽斯基被捕。 第16章　凝視深淵 工作之餘，作者發現了一個現象：連環殺手因犯罪聲名漸起，愈發神祕，其故事家喻戶曉且具娛樂性，竟成文化偶像，萬衆矚目，極具吸引力。公衆想窺探人性黑暗面，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身隱藏的可能，這讓作者意識到要公開數據以消除大衆對連環殺手日益增長的錯誤觀念，畢竟窗口期短暫，需趕在犯罪神話肆虐前行動。 同時，像《沉默的羔羊》等熱門電影借鑑現實連環殺手虛構壞蛋，簡化製造俗套故事，因易被理解、消費和共情而大獲成功，也使得真實犯罪主題影視劇數量大增，監獄收到粉絲來信，連環殺手甚至有了狂熱粉絲求婚表達愛慕，現實與虛構界限逐漸模糊。 這些源自胡佛的公共關係運作，執法英雄形象熱度短暫，反英雄角色漸引關注。但實際上，連環殺手情感淺薄，以手段建立關係只爲滿足私慾，肆意妄爲，這纔是危險本質。 媒體也剖析連環殺手，卻重娛樂輕真相，致公衆生同情，傷害受害者，一如以前在強姦案中虛構信念干擾審判。幸好在行爲科學調查組多年耕耘，作者決定在連環殺手的法庭審理上，做出自己的貢獻，突破錯誤認知、簡化誤導，對陪審團講出真相，助受害者及家屬獲正義。 作者對犯下連環強姦並謀殺罪的華萊士進行了長期並多類型的採訪與調查，他被自己對控制的癡迷所控制，程度超過了訪談過的所有連環殺手。因此，他纔會選擇自己認識的人下手，由此可以對身邊的世界施加更徹底的控制。他感興趣的是創造和維持一個完全的現實。他精心構建的幻想世界，令他可以在自我認知與其犯下的罪行之間保持距離。從強姦過渡到殺人是他對主權的終極表達。通過一次完整的犯罪，他成了創造者和毀滅者。這是一種徹底的控制，不只是在重塑世界，也是在重塑過去、現在和未來。 第17章　內心的怪獸 華萊士的體形和殺人手法符合大衆眼裏完美怪獸的形象。華萊士的膚色令他的故事更加扣人心絃，爲連環殺手類型增添了新的口味。華萊士被塑造成一個備受煎熬的人，他的極端暴力行爲與他內心深處沉睡的人性在激烈地交戰。這種簡化將其變得像一個漫畫人物，也令他顯得更有親和力和說服力。 華萊士在報道中的形象，媒體對他的罪行的描述，以及受害者的信息是否被如實還原，這些都很重要。法庭上，作者要利用這次機會打破連環殺手的神話，公開連環殺手身份核心的赤裸真相，讓所有的信息都準確無誤。 探員們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所學，爲華萊士在犯罪時的思想狀態提供行爲學和心理學上的科學證明，以及解釋他的童年經歷。中立地講述事實，之後則交給陪審團來裁決。 華萊士所做的一切，皆源於對真正情感生活的追求。問題根源在其家庭，母親和妻子既侵犯他的情感，又構成他僅有的真實情感羈絆，於是他選擇與有情感聯結的受害者，試圖彌補過往情感聯繫的失敗之處。其內心因雙重特質而對情感聯結深感困惑，難以把控，然而使用暴力時，他卻冷靜沉穩。他藉助恨、性和謀殺，達成關於權力與控制的理想。 犯罪是他的意圖，他的心理，是他與生俱來的特質和環境影響的綜合產物，它們將他變成了一個殺手。他是一個複雜而有深度缺陷的人，他無法在社會中正常表現而不對社會造成威脅。 華萊士對自己內心的怪獸的描述幫助作者打開了認知。分裂的自我理解概括反映了他破碎的人生經歷。與大多數連環殺手一樣，華萊士施加於他人的痛苦，本質上屬於一種自我保護，是對自身遭受的痛苦的正常回應。至少開始是這樣。但是一旦按下了開關，暴力是不會回頭的。 對殺手來說，暴力表達着神聖的意義。犯罪心理最讓人着迷的地方在於，它與普通人的心理如此相通，相通得令人不安，同時這些心理又是那麼陌生。受害者纔是最重要的。

福柯「 連環殺手是一個現代結果」，法國大革命時巴士底獄被攻破，解放者救出了薩德，這是一個關於現代的絕妙隱喻。現代的虛無和現代的殺手，令人窒息的攻防。 這羣人在現實中完成了薩德侯爵在小說中完成的事，如果假以時日薩德侯爵會不會成爲一個連環殺手？文學和SM解除了這個可能，而現實是連環殺手想象的延續。 他們通過終結他人的生命完成了最高級別的支配，對死亡的佔有，十二宮殺手說「我將在天堂重生，而我殺死的人都將成爲我的奴隸」，這句話最讓人驚訝的並不是奴隸這個詞，是天堂。殺手也有構建烏托邦的需要，牧人和同志，奴隸和玩偶，同屬權力系譜。 卡夫卡和父母同住，每當想殺人的時候，他就變成甲蟲，翻身困難。他在日記中寫「想象一把刀捅入心臟並以每秒一百二十圈的速度旋轉」，好像給GPU裝上風扇。有些人成不了連環殺手因爲他的刀是向內的，同理還有三島由紀夫。 作者說肯珀和裏塞爾很特殊無法被歸類，其實更特殊的是卡辛斯基，另一個凝視深淵者，靠行爲科學調查組膚淺的犯罪心理學顯然無法消化卡辛斯基。在某些地方，最大的劊子手正在被頂禮膜拜，這很諷刺。

每個關注女性主義的人都應該看看這本書 作者一開始是一位精神護理教授，關注性暴力和強姦受害者心理創傷方面的研究，後被FBI邀請爲一系列疑難案件的罪犯做心理、行爲分析，也就是犯罪側寫。 她作爲行爲研究小組唯一的一位女性成員，她可以說是一手推動了現代犯罪側寫團隊的建立的發展，用科學的方法收集和分析數據，幫助破了很多懸案，疑案，兇手的伏法就是對受害女性最好的交代。 她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在公權力內部改變了對女性的偏見。印象最深有個細節是某地一個小女孩被綁架，她被FBI派去和受害者家屬溝通，但FBI沒告訴當地去的是一位女性，結果FBI收到報警電話說有一個女性冒充FBI探員接近受害者家屬。 我也佩服她的勇敢。那麼多崩潰破碎的女性受害者，那麼多血跡斑斑的兇殺現場，殘破不全的身體特寫，那麼多次面對面採訪罪犯，聽他們一遍一遍描述非人暴行的細節，需要怎樣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十年如一日地凝視這深淵啊。是受害者，作者在最後一章說，受害者是她堅持下去的原因。 Girls help girls。

前四章敘述較多。回憶錄>科普讀物。涉及作者的女性主義、側寫技術發展的背景描述、作者與團隊的個人價值、專業取向和行事風格展現。愛看《犯罪心理》《心靈捕手》的推薦閱讀。不愛看廢話的直接轉接第五章。 第五章起敘述纔算進入正題，雙螺旋式敘事，在層層深入的案件分析中引入側寫技術的不斷完善。作者很能平衡職業、情緒和專業，人文關懷和冷靜客觀並存，更重要的是女性視角。 就像在一萬顆黃豆裏找十粒綠豆一樣，本書談及的連環兇手案例不出所料都是男性呢親親，全文只在側寫技術小試牛刀階段談了一個女性犯罪者，且她不是連環殺手。至於這些窮兇極惡的連環殺手，作者也反覆去奇觀性化，反覆強調他們的犯罪核心動機是掌握控制權，因此在展現女性受害者（尤其是性犯罪受害者）時用詞精準剋制，女性讀者不會有被二次騷擾的感覺，雖然這種白描反倒更讓人痛徹心扉。 但注意，最後兩章看得人鬼火冒。 作者最終背叛了她寫在文末的那句“爲受害者”的偉光正發言，也一同背叛了心理學、精神病學和側寫技術的職業初衷與倫理道德，幾乎懷着溺愛的心態開始使用文字巧言令色，選擇性偏袒並美化殺害19人的華萊士，一個專挑無辜弱者下手的連環殺手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否則就是對整個社會的危害。作者一語成讖，因爲長時間將目光凝聚在犯罪者身上，最終被深淵吞噬。 在同情犯罪者時，我真的很想問，你知道嗎？你在二次傷害受害者們和受害者家屬。 你忘了你的來時路。

題材是好的，書是可以不看的。一位研究側寫的犯罪心理專家（女性）講述一些性侵案件和她的職業生涯。意義大於內容。 首先這書立意有點模棱兩可，結構太散了。我認爲應該分爲兩本，一本專門寫女性工作者的地位變遷，也就是現在這本書的前半部分。我不是說這事不重要，但很多讀者是奔着案件來看的，結果上來幾萬字先講她在各個單位學校輾轉的故事，還有一系列同事及人名，案件也沒有，事實證明這些同事也根本不重要啊。 另一本專門挑幾個重點案件詳細寫或者按類別分類寫。這就涉及到這書的另一個問題，重複太多了。比如這書說“性侵的人是爲了尋求權力感”這個觀點說了20到30次，我已經深深清楚了，不用再強調這麼多次了。還有父親的缺位，我用膝蓋想都知道這些人父親缺位。 另一個問題是書中的故事都是2000年之前的，甚至還有195幾年的，我整個……甚至只有一起案件運用到了dna，我覺得距離現在實在是有點遠了。有點像大學的教科書，不是說這些上年紀的事不重要，只是想看看更新的內容…… 從犯罪內容上說，可能是我聽罪案播客聽了有小半年，這本書沒有給我任何新的觀點和信息。全是我聽過的。很少關注這類問題的朋友也許會有所收穫。 我唯一驚訝的是怎麼這些人都有過n次犯罪記錄，且已經查到他們審問他們了，然後啥也沒查到又放了？合着犯罪記錄啥用沒有麼？有一大堆性侵記錄了還遊蕩在大街上，這世界真的瘋了…… 如果對這類話題感興趣，我推薦播客《霓達播客》，案件講的比這個詳細，也有側寫，也有人文關懷，也有女性視角。

作者安是聯邦調查局行爲調查小組唯一的女性，也是犯罪側寫的開創者之一。本書是安在犯罪側寫領域職業生涯的自傳，也是對諸多連環強姦殺人案的回顧總結。我們可以看到，安作爲精神科護理系的教授和研究性暴力的專家，如何打破公衆和上層對女性的偏見，彌補女性視角和受害者視角在調查中的嚴重缺位，並推動犯罪側寫發展爲一門應用廣泛的高效刑偵手段。 印象最深的是，連環殺手的常見模式是“單親母親、暴力的童年、男性榜樣缺失”，而他們的動機時常是“尋找和維持自己無法與他人建立的情感聯結”，行爲則是性侵犯、虐待和謀殺，且受害者絕大多數是年輕女性——真諷刺啊，在扭曲認知和日復一日幻想的作用下，良善的動機導致了邪惡的行爲。這也再次證明，無論多麼奇特殘忍的行爲，背後都有某種對當事人而言足夠“合理”的邏輯。 另外，正如王爾德的名言，“生活的一切都跟性有關，除了性本身，性關乎權力。”連環殺手眼中的性是權力，是控制，是實現自身幻想的一環，而成功作案後的幻想將從控制受害者升級爲控制世界，最終指向謀殺，指向能令其“恢復自身完整”的暴力。 閱讀過程絕非輕鬆娛樂，儘管並未渲染兇案現場和作案細節的可怖，大量對嫌疑人的側寫和對連環殺手的訪談仍足以投射人性的黑暗面。但我認爲它值得一讀，凝視深淵不是出於獵奇，而是爲了瞭解深淵的成因、特性和弱點，避免更多人被深淵所吞噬；也是爲了提醒我們：墜入深淵只需一念之差，傳遞火種卻要個人堅守和社會支持。 願我們既有凝視深淵的從容和勇氣，又有迴歸日常的坦然和珍重，並對深淵邊緣對抗邪惡的前輩們致以敬意——記住他們的戰鬥和遠見，也記住他們的信念：研究連環殺手從來都是爲了受害者，受害者纔是最重要的。

安·沃爾伯特·伯吉斯（Dr. Ann Wolbert Burgess），又一位讓我無比欽佩的女性。 尼采說“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着你”。伯吉斯，這位開創了犯罪側寫技術（criminal profiling）和方法論的FBI前犯罪側寫師，就是那個無所畏懼地一次又一次凝視深淵的人。 直到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執法人員依然固執地認爲，殺人犯就是一羣變態，除此以外，並不存在更深層的意義，也沒有什麼值得學習的經驗教訓，糾結於他們爲何殺人純屬浪費時間。而伯吉斯則完全不認同，她堅信一個人的思考模式會以可預測和可量化的方式指導其行爲。雖然連環犯罪者可以完善自己的犯罪過程，改變自己的行事方法，但“特徵”卻會不斷重現。給犯罪嫌疑人做側寫的目的就是找到這些特徵，在他們下一次作案暴露這些特徵時順藤摸瓜一網打盡。 書中陳述了美國幾個“著名”的連環殺人案，包括長達30年才被捕的BTK（Bind，Torture，Kill），伯吉斯的結論是，控制感是連環殺手所有行爲中的核心元素，是他們高度模式化思考的表徵。控制是他們的幻想，也是他們與受害者互動的體系框架。暴力是特定人格的自然流露。暴力會隨環境而變，會以極個人的方式彰顯出來。 強姦、折磨或殺死一個人，這些行爲喪盡天良，但對於那些存在於人類邊緣的連環殺手來說，這些全然漠視生命的行爲是一種製造和表達神聖意義的方式，一種讓他們獲得平衡的方式，所以伯吉斯最後說：“犯罪心理最讓人着迷的地方在於，它與我們普通人的心理如此相通，相通得令人不安，同時這些心理又是那麼陌生。” “我研究連環殺手幾十年，不是爲了貓鼠遊戲，也不是因爲我覺得連環殺手很有趣。我做研究不是因爲我同情罪犯的困境，也不是因爲我想要改造他們。受害者纔是我堅持下去的原因，是我一次又一次凝視黑暗的原因。他們爲連環殺手的自我實現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們本是與我們一樣的鮮活生命，卻因偶然和巧合而成了一條新聞、一則數據。” 致敬每一位像伯吉斯這樣的女性！ P.S. 伯吉斯是1936年生人，依然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