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走向民間：宋元變革與社會轉型

本書偏考究類書籍，可讀性中等，對於歷史人物的客觀，全方位認識有一定幫助。 洛陽範氏家族以範雍爲中心。據《宋史·範雍傳》記載：“範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爲宰相。祖從龜，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衛將軍，後葬河南，遂爲河南人。”範雍的曾祖父範仁恕，曾擔任過後蜀的宰相，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趙匡胤率兵伐蜀，“李吳、範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以範仁恕爲代表的一批後蜀官員，主張不戰而降。因此，原先後蜀的範氏家族在入宋以後沒有招到趙匡胤的政治清算。範仁恕的兒子範從龜還被趙匡胤任命爲大宋右屯衛將軍，範從龜死後，葬於洛陽。範從龜的兒子範德隆，也以其祖父蔭補爲供奉官。 範氏家族的興盛始於範雍，範雍於北宋鹹平三年（公元1000年）進士及第，補洛陽主簿，之後在北宋官場一路高歌猛進，到北宋天聖七年（公元1029年）時，進位爲宰相。範氏一族在範雍的帶領下日漸興盛，子孫後代多爲蔭補入仕，範雍之子範宗傑，孫範子奇，曾孫範坦等，在朝臣中頗有聲名，得到了皇帝的認可與讚賞，範氏家族經歷若干代的發展，穩穩躋身於洛陽仕宦家族的行列。 范仲淹。2歲時，其生父範墉去世，其母謝氏以家貧難濟，改嫁朱文翰，范仲淹從其姓，取名朱說。 朱文翰也是進士官員，歷任平江府推官、戶部郎中、淄州長史等職。朱文翰原有二子三女，謝氏和他又生下三子。朱文翰作爲繼父，對“朱說”一直視若己出，“既加養育,復勤教導”，令他得以繼續官宦子弟的生活。 23歲時，據說“朱說”看到朱家兄長揮霍家財，不知儉省，勸說了幾句，被反口嘲諷「你范家子何必管我們朱家的事」，然後得知自己真實身世，大受刺激，離家出走。 23歲~26歲，“朱說”就讀應天書院，生活教育所需，皆是當地朱氏族人資助。 26歲時，“朱說”考中進士，上任廣德軍司理參軍，將母親謝氏接到身邊奉養，再也沒回去過。 兩年後，“朱說”升任集慶軍節度推官，上奏皇帝《奏請歸宗複姓表》，終於歸宗複姓，複名“范仲淹”。 範氏家族對此事極其抵制，逼范仲淹承諾，不分範氏祖產，其母不隨葬範氏祖墳，這才勉強認可。 從此後，世人只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大宋王朝的【太師】【尚書令】【魏國公】，從祀於孔廟及歷代帝王廟，千古流芳的范文正公，又何嘗有人知道“朱文瀚”“朱說”其人其名？ 范仲淹37歲時，其母去世，累加追封爲一品誥命，【秦國公太夫人】。因范家祖墳不讓改嫁婦人隨葬，范仲淹又不希望母親葬在朱氏祖墳，就直接在自己的莊田附近，起墳葬母。 他的生父範墉，生前只是個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從八品）的小官，也沾了兒子的光，追封正一品的【太師】【周國公】。

觀點基本上同意。不過作者認爲多從文化史來論證宋元變革，說服力真的不強。且書中廢話很多。唐宋變革之所以在宮崎市定那裏幾成定論，正因爲宮崎市定從社會經濟財政等社會存在的基礎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遠超其京都學派的前輩。作者如果能在社會存在的層面對宋元變革做出系統的論證，就可成確論，啓發後人進一步的研究。 書中有些東西其實是很值得進一步去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如魏了翁的道學系統確實是被忽略的，至少我自己之前關注的不多。還有元代儒學的發展，最近有一套《元代政治思想史》三卷本，看來得買來看看了。作者思想史的功底還是很好的。 最後，吐槽一下微信讀書，書中所有的註釋都對不少，校對如此不認真，看來是需要另一個亞馬遜作爲鰱魚來競爭一下了！

作者秉持的主要觀點是宋元變革論，作者認爲唐宋變革論不能作爲中國走向近世的標誌，而是這些變革始發在北宋但具體開花結果則在南宋和元。與一般的文章不同，本文是以個案的分析爲主的研究，諸如楊萬里、羅大經還有管道昇等。這些都是作者觀點中士大夫的鄉黨社會隨着士人出路變窄，地方宗族在地方上的影響力變大，並且晉升爲新的鄉紳階層。作者在具體分析時比較細，在以具體人物作爲案歷來分析前會說明背景，如論證推薦信的難度之前，先介紹了宋代的選官流程，讓讀者瞭解合尖和破白的難度。再以楊萬里爲後輩求推薦信還有羅大經三封推薦信的人情來源梳理，來論證鄉紳階層的影響力在變大，士人的出路多樣性。個案考察的方式相對好懂，但是從嚴格上來說不夠嚴謹，舉黃公望的例子能說明有讀書人在科舉之後從事胥吏等工作，但還是無法論證科舉停廢后士人的出路更廣。畢竟不能因爲像張元這種讀書人因爲屢試不第投了西夏，就說宋代選官制度不合適，造成了士人外流，從而導致邊患加劇是吧！但還是推薦這本書，寫的很非常細緻認真，我評價的只是個案考察的這種研究方法。

自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這種歷史時段區分法漸成主流，但它是否就是解釋中世以後中國歷史發展基本形態的最佳方式呢？王瑞來主張“宋元變革論”，與內藤學說分庭抗禮，自有其一番道理。 “唐宋變革論”打破了王朝斷代，用長時段視角研究中國古代史，雖然對於理解中國歷史有所啓發，但也存在割裂中國歷史的一面。 宋元變革論，看上去是與唐宋變革論針鋒相對的命題。其實，兩者並非二元對立，都是從不同視角對中國歷史走向的觀察。根據一定的時代特徵，把歷史劃分爲若干時段進行觀察，自然是一種具有邏輯意識的方式。除了唐宋變革論，還有美國學者的兩宋之際變革論、宋元明變革論，還有由中唐至明變革論等。 唐宋變革論與宋元變革論都不能擺脫宋代。宋代是兩個變革的交集。不過，唐宋變革論至北宋而終，宋元變革論則自南宋而始。同一帝系、同一制度下的兩宋，既同又異。無論研究唐宋變革論，還是研究宋元變革論，皆不可將兩宋捆綁在一起，籠統言之。在承認遺傳的前提下，尤應留意變異。 稱作“宋元變革論”，實在是一個容易引起誤解的提法，讓人誤以爲是指在宋元之際發生的變革。其實，與綿亙200多年的唐宋變革一樣，宋元變革也是指一個並不短暫的時段，同樣長達200多年，準確表述應當是南宋至元變革論，變革期包括整個南宋和元代。出於表述簡潔的目的，就將之稱爲與唐宋變革論相類的“宋元變革論”。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 在政治鉗制強烈的傳統社會，文化總是在亂世開出璀璨之花。因爲在亂世的近乎無政府狀態下，思想鉗制相對鬆弛，所以文化才獲得自由發展的良機。亂世給大多數民衆帶來了莫大的苦難，不過也在客觀上給了文化鬆綁的空間。這是一個悖論，也是一種無奈。從世界史的視野觀察，這似乎也是文化發展的一個普遍特徵。 科舉的最大意義在於刺激並推動了全社會的教育向學與文化提升，促進社會流動僅僅是與門閥貴族壟斷仕途相比較而言，程度相當有限。金榜題名帶給士人的，並不都是高官厚祿。能夠享受肥馬輕裘、鐘鳴鼎食的，只是其中的極少數。科舉登第，未見得就可以青雲直上，僅僅是提供了一種可能而已。入仕後官僚的層級區別很大，待遇地位也不啻天壤之別。 進入元代後，有效的吏職管理層的存在，減弱了對科舉取士的迫切需求。科舉的停廢，一方面將士人從習舉業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使其可以自由地從事學問鑽研與詩文寫作，另一方面也對期待通過科舉入仕的士人造成很大心理衝擊與現實打擊，將大部分士人推向地域社會，加速了社會轉型進程中的士人流向多元化，明清時代強勢的鄉紳階層的形成，與元代的社會變化密不可分。 元朝只是停廢了在南宋已經讓多數士人絕望的科舉，但教育事業並未中斷。元代書院在科舉長期停廢的背景下反而興盛，既反映了士人教書這一職業選擇的一個流向，也依託於學子將來爲吏爲官的職業出路。

看過老先生的不少文章，也聽過恭聽過學術講座，衷心佩服老先生學術功底與治學精神。但小子還是對老先生宣講多年的“宋元變革論”頗爲懷疑。先生講“宋元變革論”其實是針對於日本學者提倡的“唐宋變革論”的缺陷，即唐宋變革期後中國社會內部的發展如何？先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認爲在北宋充分消化中唐以來的社會變革成果後，自南宋起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變革，持續到元末，奠定了明清中國社會的基本架構，換而言之，明清社會是宋元社會的延續。 如此下來，自然引發明清學者的不快，長期以來討論火熱的明清社會轉型說竟然只是宋元變革的延續，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大打折扣，於情於理都難以讓明清學界接受。其實所謂的“變”都是有參照系的，泛而言之，歷史無時無刻不在變化，沒有什麼是一直重複的。但史家在對歷史進行分析，選定一種觀察視角，確立相應的參考系，發掘歷史中的相似性，就很容易得出“停滯論”“共同說”之類的理論假設。斯密談“中國社會停滯說”時，參照的是彼時工業革命方興未艾的英國，使用的是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反推之，變革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無人會承認歷史一成不變，但是變到什麼程度？什麼算變革？變革的影響持續有多久？這些都是值得反覆商榷的問題，但是很多學者在提出變革說時，往往無意之間抬高自己關注時段的變革意義，貶低其他時段的變革影響。 就像宋元變革論一樣，先生說變革結束於元末，塑造了明清社會的基本框架，但是元末社會的種種弊病和明初針對元末亂象的大規模調整又作何解釋呢？總不能算作一種逆潮流的反動吧！畢竟明初太祖所奠定的政治框架與社會結構深刻影響了明清數百年，其目的又是解決元末的社會弊端，如何能算作歷史長河之中不起眼的浪花呢？宋元和明初哪一個對明中後期的社會影響更大，相比不必過多解釋。 老先生列舉的一些特徵其實並不新鮮，士人的多元化、地域社會的興起、經濟重心的南移、商品經濟的繁榮、學術思想的下移等等，這些因素有些起於宋元，有些又中斷於明初，更有些在更早的時段變反覆出現。當我們分析出某一時段存在的現象時，並不一定能保證其與後一時段的相似現象之間存在必然關係。蒙文通先生引孟子之說：“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但治史者切不可只盯着自己關注的那一朵浪花，而大談特談所謂變革，那僅是另一種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罷了。

宋朝對讀書人特別好，考上科舉就能當大官，連犯了錯都很少殺。有個叫李學士的文官，敢當着皇帝的面罵，您這政策不對，皇帝也就皺皺眉，轉頭還給他升了官。那時候的士人，是“朝堂的自己人”日子體面，說話硬氣，覺得“讀書就是爲了輔國安民”。 蒙古人打過來，宋朝亡了。李學士的兒子李生，本來等着考科舉，結果科舉沒了，蒙古人又不重用漢人士人。他抱着書跑到鄉下，看着以前的同僚有的投降，有的被殺，只能嘆口氣：朝堂的路斷了，只能在民間活着了。 元朝把人分成四等，漢人士人排到了臭老九。李生沒了官做，只能在鄉下教書，閒了就寫元曲，他寫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把亡國的委屈揉進唱詞裏。還有的士人去當賬房，賣字畫，甚至跟着戲班子寫本子，以前的“朝堂賓”，成了“民間的普通人”。 這些跌到民間的士人，沒了朝堂的架子，反而把文化傳給了百姓，教書匠教農家子弟識字，寫元曲的把故事唱給老百姓聽，賣字畫的把文人畫貼進了尋常百姓家。李生教的一個農家孩子，後來能寫對聯貼在門上，孩子的爹笑着說：“以前只有當官的會寫字，現在咱娃也會了。”

在一開始我就評價這本書不行，當時是針對微信讀書的小編，因爲註腳沒有一個對得上！這對於專業書籍的讀者來說，書就等於只能看半本。書再好，只有半本，那也是不行的。 但繼續讀下去之後，我卻持續下調評價，最後只能認爲這本書極差，不值一讀！尤其對於缺乏史料解讀能力的書友們，這書真的不能翻閱。因爲作者輸出了很多動人的觀點，但嚴重缺乏觀點的論證過程，少有的論證裏，又存在極爲嚴重的史料解讀錯誤（主觀客觀都有）。 我先說書中一個關鍵的論點，即千人取一士。這是整篇文章主要的立論基礎，也是少有的數據例證（研究社會史，必定不能脫離數據的討論，不然再精彩的推論都是空中樓閣）。這個論據是怎麼來的？是來自一名秀才的口嗨！！！作者不加論證，就到處大放闕詞，說什麼南宋五萬進士背後是五千萬籍籍無名的讀書人。然而這個口嗨，只是作者從衆多史料中挖掘出來的孤證，且那秀才也沒有自證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只是一種誇張手法的吐槽，不能作證。可作者偏偏放着更有證據效力的1/200和1/300不提，緊緊抓住千分之一這個奪人眼球的數據，果然成功吸引了廣西師大出版社的趙豔和張潔兩位“女史”，孜孜不倦地向作者求聞，最終端出了這麼一盆能砸招牌的盛作，着屎精彩！ 原諒我狗嘴裏吐不出象牙，因爲本書的標題是令我特別感興趣的……但，彩子曾經曰過：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可以說，這本書立了個精彩的論點，但論得亂七八糟，就像衛冕冠軍大熱倒竈小組賽出局。 說本書或者作者在專業工作存在嚴重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出於情緒的憤慨。文中比比出現很多令人錯愕的事情。比如講北宋曾氏兄弟的經歷時，竟然用南宋的制度來證明！又比如爲了論證南宋和元朝江南的社會經濟沒有發生斷層，就罔顧事實，編造出蒙古在江南並沒有實行屠殺政策。而唯一能實證的例子，又是在大理髮生的事！還有好不容易提到兩宋蒙學書籍種類144種，其中南宋多達114種，恰好反映出南宋士人大規模參與地方文化建設的現象。本來是個好機會詳盡分析、對比，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作者卻言盡於此。真不知是不行還是不願。還有，爲了湊字數，就把黃公望、管道昇和魏了翁這種明顯是其他方向的論文加進書裏，又不重新論證，簡直不知所謂。 當然，其中最值得詬病的是，對於積極推動士人蔘與社會事務的事功派，好傢伙，那基本連提都不提，而大肆宣傳理學對這一社會現象有着重大的影響？？？我一外行都知道東西，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而他棄而不談，那就必然有些見不得人的原因了。事實上，在讀緒論時我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一番搜索也沒發現有多少事功派的事情，心中就知道不妙。也得益於此，讀完此書我是沒有什麼情緒的。因爲只要跳過作者的長篇大論，直接看他提供的史料，還是能從中知道不少有趣的信息的。這也是本書唯一的價值和體現作者功力的地方，他在史料蒐集方面確實是下了苦功夫的，但也僅此而已。 所以，還是重複開頭的話，這本書只適合有史料閱讀能力的書友，專挑史料去閱讀。至於書中的所有觀點，一個都不能作數。雖然最終有可能論點是偏向真實的，但與作者的論證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

唐宋變革是指自中唐“安史之亂”開始，至北宋末終止；而宋元變革則是從南宋開始，至元末終止。兩個變革期都長達二百餘年，都是漸進性的社會轉型。

讀到管道昇一節，差點吐了。全是文人意淫，哪有學術氣息。可以歸爲知音體。全書也是立根很淺，全是小文章拼湊，硬往主題上靠。好好一個觀點，卻無能力探掘。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