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海外中國研究文庫·一力館）

⭐️⭐️⭐️⭐️⭐️ 本書實乃研究清朝軍機處來龍去脈、不可多得的好書。特別是作者竟然是外國人，其能夠沉浸在枯燥煩爛的檔案裏，細細梳理軍機處如何從弱小走向強大的細枝末節，真的是特別佩服。 整體而言，清朝軍機處跟明朝內閣的歷史極其相似。至清朝，內閣已經變成外朝機構，服務於軍機處。同時，也易聯想到漢武帝爲了應對匈奴的戰爭威脅，嫌棄外朝三公九卿制度行政效率低下，逐漸超拔身邊人員而成立強大的尚書檯，《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亦有詳細研究。不過，最終沒能逃脫方老在《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一書中總結的中樞體制規律，即“內廷機構外朝化”。 作者觀點不同於以往的研究，其認爲軍機處並非某一時點就突然設立併成爲中樞的，而系從雍正繼位到乾隆二年底(1723—1738)逐步形成的。第一階段特點是雍正皇帝強權統治下內廷機構的相對軟弱，第二個階段特點是在年輕、沒有經驗的乾隆皇帝統治下的內廷轉型並逐漸強大。 最早跟軍機處產生關聯的時點或可追溯至康熙帝。康熙帝建立了地位高、人員組成有着民族特色並保持分離的幾個內廷機構。雍正帝保留了乃父的機構分立特徵，更爲關鍵在於，雍正帝通過政治手段削弱了滿蒙貴族自身固有的權勢影響，而這曾威脅着清初的皇帝。同時雍正帝也削弱了內廷各機構的權力，從而保證了唯己命是從，增強皇權專制統治。這可說是軍機處發展的第一階段。 儘管雍正後期內廷有一個機構的名稱（“軍機大臣”或“軍機處”）在乾隆時被軍機處沿用，但它只是雍正時數個內廷機構中的一個而已。這也批駁了主流的觀點，即軍機處在雍正時設立。頂多只能說，雍正時期只能算軍機處設立的一個階段，遠非後期大家熟知的內廷中樞機構。 第二階段的重要結構變化始於雍正十三年(1735)晚些時候，在雍正皇帝去世後的三個月內，其維持自身專制統治的各分離的內廷機構迅速統一。至乾隆二年末（1738年初），這些機構雖已到期卻得以繼續存在，最終產生了新內廷機構——乾隆時期的軍機處。其特點已變成非組織上的重大發展，而是在現有內廷框架內各種職能擴張。 由於和中堂在軍機處的胡作非爲，嘉慶帝執政初始便開始對軍機處進行“改革”，這可以視爲某種程度上軍機處的徹底成熟並開始顯現“外朝化”。但嘉慶這種“改革”比較雞肋，軍機處最重要的業務——監管通信、議覆政策、撰擬上諭、保存檔案及監管出版——都保持不變。 同時，軍機處被包括在《嘉慶會典》內，這又一定程度上賦予了其作爲政府組織的合法地位。雖也使其更像外朝機構，但也提供了保護以防止被解散。至此，軍機處的中心位置徹底形成並牢固確立。皇帝對它的忠誠和高效深信不疑，外朝官僚機構也完全無法有效挑戰軍機處，遂成定製。 附：中國歷史政治制度相關推薦書單 📖《東晉門閥政治》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 📖《波峯與波谷》 📖《隋代三省制及相關問題研究》 📖《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君臣》 📖《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 📖《制度與人情》 📖《團隊與統籌》

軍機處會盡力去影響決策，並約束皇帝的專制意向，這並不令人奇怪。皇帝可能會犯嚴重錯誤，這是專制政治在理論和實踐中的一大缺點。無人挑戰的皇權可以滅絕一個家族，令一省貧窮，給國防帶來危險，或讓帝國淪喪於蠻夷。經過了數個世紀，中國各朝的大臣們想出了種種辦法，以限制這種不受約束的皇權所造成的潛在破壞。例如，在古代盛行一種宇宙觀，即皇帝有維持自然界秩序的職責，而大臣要使用不吉利的自然表象和徵兆以制約皇帝的不可取行爲（清朝時還有這種理論的殘留）。還有一種方法是用身後的惡名來震懾君主。著名的唐太宗（626—649年在位）想看（可能要審查）當時的起居注，不論是否可信，這個故事都表明了皇帝的謀臣使用此類策略，以應付皇帝不受歡迎的行爲。當明白皇帝的誤判可能導致“數千百年之患”，甚至康熙皇帝似乎也吸取了皇帝職責的教訓。因此，在18世紀時，北京中央政府的大臣同樣會試圖對君主施加限制不足爲異。事實是，統治太重要了，不能留給最高統治者。下面我將從政府決策機會的三個角度分析清中期大臣對於皇帝政策影響的可能性：(1)地方奏摺；(2)廷寄的商議；(3)奏摺的議覆。我想說的是，儘管18世紀的君主們擁有我們通常所認爲的皇權應有的所有權力，但在以上三方面，皇帝們更願意徵求意見，大多數時間不傾向於單獨運用他們的決策權威。儘管大臣的目標有賴於皇帝的批准，但大臣的合作對於大多數皇帝的計劃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雙方互相制約。皇帝可能會令官員們的希望破滅，但相關研究極少提及的是，大臣同樣能夠限制皇帝的自主行動。—白彬菊《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

清代皇帝與內廷：分治、角力還是一體？ 清代作爲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作爲受過基本中國史教育的人們來說，幾乎都聽到過一句耳熟能詳式的話術，即“軍機大事，皆決於上”。“軍機”一詞在關於清史的評論中是極端重要的，通常的、主流的觀點認爲軍機處這一標誌中國古代君主專制達到頂峯的機構設置始於雍正朝，而這位美國學者對這種“共識”提出了不一樣的看法，這非常值得清史學界以及清代中國史興趣愛好者進一步研討。 白彬菊教授在本書中開宗名義的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軍機處正式出現不在於雍正，而在於乾隆。其通過對北京和臺北大量內廷檔案的梳理，發現雍正朝內廷奏摺出現的是“辦理軍需大臣”、“戶部軍需房”、“辦理軍機大臣”的字樣，從未真正出現“軍機處”的正式明諭，而這一名頭是由其子乾隆冠予其皇考。當然，正是在雍正時內廷的運作發展下，軍機處應運而生。雍正與康熙在內廷決策的問題上思考有所不同：康熙一方面繼續延用傳統祖制的、以滿蒙親貴爲主體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另一方面又設立南書房，僅擇漢人入內，負責撰擬上諭、提供諮議，形成一種分而治之的態勢；雍正則極力削減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影響，通過非正式、祕密的內廷代理人行事，併發明瞭一系列內廷處理事務的辦法，例如廷寄上諭，這一時期雖然滿人在內廷仍然佔有較大優勢（要知道在外朝是滿漢復職制），但是也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張廷玉這樣的漢人重臣，在怡親王逝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張廷玉成爲了實際上的唯一雍正內廷代理人，而後雖提拔了馬爾賽（滿）等，但任期不長，直至雲貴總督鄂爾泰（滿）被召入京，張廷玉也成爲有清一代唯一配享太廟的漢人，在梳理雍正朝廷寄上諭承旨人員名單中發現，張廷玉名字出現的最多，當然因爲不是滿人，以張廷玉領銜的廷寄約二十來份，僅佔三分之一左右。需要指出的是，康熙朝的內廷機構具有法定效力，而雍正朝的內廷則是非正式性，繞開外朝獨立、靈活、機動處事，傳達君主的意圖。雍正給其子留下了自己的遺產，而乾隆則用不破不立的方式將雍正的非正式化的、分化的內廷正式轉爲權勢的機構，經過總理事務王大臣的過渡，最後成爲了軍機處。乾隆皇帝將軍機處體系化，設置領班軍機大臣（乾隆朝60年間，漢人擔任領班軍機大臣的僅2次），在軍機處中設軍機章京，乾隆皇帝根據政務和軍務的需要調派軍機大臣與軍機章京奔赴不同地點，處理不同的事務，這也標誌軍機處行政業務亦即參預機務權力的空前膨脹。還有一點有趣的是，和紳是在嘉慶二年（乾隆太上皇二年）順位才成爲領班軍機大臣的，可惜咎由自取、好景不長。嘉慶是我們容易忽視的皇帝，然而軍機處的改革恰恰是其決定的，他將軍機處徹底的正式化、規範化，並制訂了一系列軍機處運行條例，並將滿漢任職比例調至平衡，在一定時間段，漢甚至優於滿，這亦有利於民族融合，更好的服務於帝國事業。 回溯歷史，什麼是康雍乾嘉四朝真實的內廷？這很難用幾句話講清楚，需要我們不囿於既有定論的進一步挖掘與研究。

“皇帝崇信分而治之的做法，是中國專制統治者成功的一大法寶。”然而，當遇到西北用兵這樣需要舉國之力協調各部門進行的巨大項目時，一個臨時協調機構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而當統治者意識到“在內廷與外朝或各競爭機構間制衡的想法，在中國其他歷史時期極爲重要”時，這個臨時機構轉成常設機構也就順理成章了。“尋求皇帝的批示，不是爲了皇帝能有所創新，或是能對政策做出新貢獻，而只是需要他批准他人的想法、計劃和期望。皇帝的硃批主要是將他人的主張合法化。”但正如作者所說，“在歷史發展中，中國人如果不努力解決專制皇權爲所欲爲的問題，那纔是令人驚詫的。同樣，如果看到歷史確實在自我重複，中國人如果發展出了西方式的、對於君主權力的成文憲章式的限制——如同來源於在蘭尼米德挑戰英國國王約翰的男爵們的行動一樣，那也將會令人詫異。”

內容詳實凝淬，很好的史料蒐集分析。一步步展現了滿清從官僚架子的功能性統治再套上內閣家臣或家奴式的帝王專制統治的過程。整個內廷系統慢慢將六部變成了國務院一般的專業性機構，而內廷則是專門依賴服務於皇帝一家的類似宦官的官僚羣體，權力來自皇帝私權，只對皇帝負責，但是明顯沒有宦官的負擔水平也遠高於宦官

滿分，讀起來非常過癮！眼下自己即將走上研究“滿學”的學術道路，希望可以藉助這本書的啓發幫助自己在學術上有更多的靈感。 全書研究的脈絡開始於康熙年間的“南書房”，終止於嘉慶對於軍機處的改革。基本上見證了中國帝制王朝最爲巔峯的百年時間。其中可以看出，君主建立這個“臨時班子”最初的目的是爲了自己抓權，但形成“定製”後也會被這個班子束縛。這也許是權力的運作邏輯在發揮作用，雖然中國古代並沒有逐漸形成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但可以看出官僚機構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有限限制君權。

再次感慨清史研究的浩如煙海 因爲畢業論文的緣故，需要涉及晚清歷史，也一直對雍正帝非常感興趣（因爲甄嬛傳）的原因，於是機緣巧合點開了這本書。 清史研究的毛立平老師說過，清史研究不同其他斷代史，其資料之豐富，簡直歎爲觀止。地方上大量的方誌數據，文人筆記，中央的檔案/奏摺，不禁感慨在數目字管理方面登峯造極。期待社會科學界，利用這樣的“富礦”，做出更多的出色研究

本書梳理了軍機處這個內廷機構的發展歷程，從雍正時期的鬆散架構到乾隆時期的鼎盛，再到嘉慶時期對軍機處微不足道的改革。同時本書也是一本講述政府治理的書，微妙地和《是，大臣》形成了聯動。 在內廷/輔助機構非正式化的時候，皇帝/領導人可以利用鬆散架構的間隙和個人決定的突變切入具體決策，也就是對朝政具有較強的控制力。但是當這個機構隨着時間流逝和辛勤勞動獲得更多的信賴和倚重的時候，機構中的負責人不可避免地會因爲正式理由及私心要擴張機構，擴大機構的權力範圍。此時帶來的就是海量增長的文本數量，很明顯皇帝本人是無法處理這麼多文本的，那麼此時具體決策的做出就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幕僚了。外朝和內廷天然是對抗的，但是軍機處通過完全兼職這一創意的方式，既有效控制外朝又降低了軍機處的特殊之處。 本書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中英翻譯中的詞意嚴格對照，不管是作者結合中滿檔案寫作英文著作還是譯者再翻譯回中文，都做了非常細緻的工作。這一點在某種層面上倒逼本書作者深究機構的實際行事方式，以爲其找到準確的英文名。 本書毫無疑問是清史研究的經典著作，如此紮實的檔案工作讓人歎服。

白彬菊教授撰寫、董建中翻譯的巜君主與大臣》讀完，感覺很有學術承平。讀懂軍機處，就可咽白中國的權力運行規則。國君和大臣的關係，幾千年來都是很難處理的問題，雍正皇帝建立了自己的班底以對付外朝的政府體制，到乾隆時，逐漸合法化，併成爲今後的正式治國機構。皇權加強了，同時也避免了一些皇帝個人知識能力方面不足導致的弊端。從蘇聯斯大林重視書記處，到現今我國的體制——黨政班子關係，都借鑑了軍機處體制的經驗和思路。 問題的本質是權力的爭奪，然而又必須保證運行規則與辦事效率的並行不悖。細細品味，啓示多。

大臣的提議有賴於皇帝的批准，但大臣的合作對於大多數皇帝的計劃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雙方互相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