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夜宴：金陵城市生活和江南文學

一本書有四分之三是搬運詩詞和淺薄的史料堆砌，點評全靠陸游和王國維，作者筆力差勁到一頁中可以用四個“富貴故都”，除了富貴就是溫柔，就是富貴，耀眼的金陵城竟配不上一個更有文化的詞去描述嗎？金陵如何孕育了江南文化？分析這件事情似乎遠遠超出作者能力範圍了。

無論是南陳還是南唐，在奢靡生活孕育下的文學都有着細膩的體物與惆悵的抒情，外在的歌舞昇平、觥籌交錯背後更加容易爲向內探尋柔腸百轉提供了可能性。對文人和文學來說，那是一個相對而言理想的時代，但也僅限於那少數人

摘：…割據條件下的古代中國，歷史的演變往往驚人地相似。北方註定了動亂，經濟凋敝，文化荒蕪。而南方，特別是以金陵爲中心的江南總是偏於安穩，經濟繁榮，文化昌盛。這和金陵溫和的地理和繁華的經濟分不開。南朝時，東晉、宋、齊的朝廷鬥爭都比較尖銳，王朝更替頻繁。而五代十國時期，南唐國內保持着自始至終的安寧，其他南方國家相較於北方，也比較安穩。這是溫和的地理帶來的繁華逸樂風氣造成的。南唐社會，特別是上流社會，生活安閒，人的鬥志通常在貪圖享樂中被消弭了……。南方國主，不外是開國君主勤奮英明，末代君主昏庸逸樂，國君的政治英明程度和文藝才華往往成反比。今人朱偰從南唐角度論述這種文教經濟與軍事能力的反比增長。南方經濟使人偏於逸樂，不思進取。而北方一旦強大，就會進行革新，包括經濟改革，產生氣吞江山的氣勢。陳尚君在《〈舊五代史〉重輯的緣由和方法》中講道：……五代十國時期，中國從漢、魏以來持續存在的超穩定的以士族政治爲中心的社會結構，也在近百年的戰亂中被完全顛覆，腥風血雨的動亂對原有社會秩序作了徹底的清除，提供了宋人重建新的社會框架和文化理念的可能。日本學者提出併爲中外學者贊同的唐宋變革論，指出唐、宋兩代處於士族社會向市民社會發展的轉變時期。這一轉變的關鍵，正是五代亂世。五代正是中國歷史由士族社會向市民社會發展的轉變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