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宗力
《漢代的謠言》首版於2011年,一出版即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十餘年來依然散發着持續的學術影響力。作者從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傳播學和歷史學等多學科的視角,重新審視了漢代文獻,再次發現、辨析其時語境中的流言、訛言、謠言、讖言、讖謠、神話、傳說等言論信息,系統梳理、科學辨析了謠言類言論信息,如何參與並塑造了漢代社會的日常生活、政治語境和思想文化,爲讀者和學界瞭解漢代的社會、政治、思想和文化提供了獨特視角,也爲漢代謠言如何生成、傳播與流變之研究提供了翔實的史料和嚴密的論證。其英譯版Rumor in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獲中華學術外譯基金贊助,2021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闊別十年之久,《漢代的謠言》(修訂版)即將和讀者見面。本次修訂工作將再現該書的學術魅力,針對這些年來讀者、學者和專業書評指出的瑕疵作了一些技術性修正,同時也對漢代謠言案例增加了更多的補充考察。
本書不滿足於羅列奇聞異事,而是將謠言置於漢代政治社會的紋理中研究。 陳勝吳廣魚腹丹書、篝火狐鳴,本是精心炮製的謠言,卻點燃了反秦的星火;西漢末“劉秀當爲天子”的讖語,從民間流言一路攀升爲光武稱帝的合法依據。 作者揭示,謠言既是社會情緒的泄洪口,也是政治博弈的廉價武器。 正史以帝王將相爲主線,對謠言多持排斥姿態,視其爲妖言惑衆。但《史記》《漢書》的字縫裏,卻擠滿了這類“不正經”的記載。正史試圖以正統敘事屏蔽謠言,謠言卻以頑韌的姿態滲入歷史書寫。 野史、雜傳反因不拘體例,保存了更多邊緣聲音。如書中所點破:所謂正史與野史,分野不在虛實,而在話語權力。謠言是正史無法剔除的暗線,是沉默大多數爭奪話語權的原始手段。 讀完此書,再看“謠言”二字,便知它從來不只是虛假信息,而是一面映照人心、攪動時局的鏡子。 漢代如此,今日亦然。
本書主要揭示了漢代社會如何利用非官方輿論渠道表達情緒、爭奪權力和構建認知。漢代人普遍信仰天命、讖言,甚至認爲兒童歌謠來之於天,一直到裴松之還堅信“童謠無不驗者”。 以災異頻現爲理由,儒生術士竟能上書要求皇帝退位禪代,而皇帝本人也在相同邏輯下表現得頗爲焦慮(當然禪讓是不可能的);裝神弄鬼的王莽幾近瘋狂的僞造符命,終又受其所害;劉秀爲了應讖而生拼硬湊二十八將,甚至cosplay王莽提拔與圖讖同名的底層官僚擔任三公。 這些超乎想象的事實背後有其深層的思想和文化基礎,呂教授做了很全面的解析,但兩千年的迷霧不是那麼容易破解得透,尚待後來人繼續深入挖掘。
82分,專業性挺強。優點:社會常用語言其實包含了極大的信息量,現在回想起來,“接地氣”“下沉”等詞近些年不斷流行,其實就是“地心引力”不斷增強的一個側面寫照和證明,十多年前順週期時,“接地氣”,“下沉”這類詞幾乎不能在主流輿論及日常生活中聽見,當時最流行的詞是“高大上”這類,方向和現在相反,流行詞的變化其實已經悄然體現出了個體心態和社會狀況的變化。以前電影理論課裏,也會觀察好萊塢電影與社會時代思潮的相互影響。80年代經濟蕭條時期的英雄,往往家庭失敗酗酒孤獨。91年進入全盛期,電影裏的人物就開始風流倜儻,談吐幽默大方。卓別林在100年前大爲流行,因爲當時是叢林資本主義時期,社會分配和勞工權益有大問題。因此研究社會用語挺有實際應用意義。缺點:這本書有些太專業了,行文不枯燥也不算有趣,需要一些耐心和門欄才能讀完。
在中國古代政治傳播史的研究版圖中,呂宗力教授的《漢代的謠言》無疑是一部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學術力作。這部著作通過對漢代謠言這一特殊傳播現象的深度剖析,不僅填補了中國古代政治傳播研究的空白,更爲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運作的內在邏輯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下文將從學術貢獻、方法論創新、理論深度及現實啓示四個維度,對這部作品進行批判性解讀,揭示其在歷史學、傳播學和政治學交叉領域的重要價值。 呂宗力教授在《漢代的謠言》中展現的學術雄心令人欽佩。他系統梳理了漢代各類謠言現象,包括災異流言、政治誹謗、民間預言(如讖緯)、宮廷祕聞等,構建了完整的漢代謠言類型學。這種分類並非簡單的現象羅列,而是基於謠言與權力關係的互動邏輯。尤爲可貴的是,作者突破了傳統史學"辨僞存真"的研究範式,不再將謠言簡單視爲需要考證真僞的"歷史噪音",而是將其作爲理解漢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文本。這種認識論上的轉變,使得長期以來被正統史學忽視的邊緣材料獲得了全新的學術生命。 在方法論層面,呂宗力創造性地融合了傳統考據學與現代傳播理論。他對《史記》、《漢書》、《後漢書》等正史材料的細緻爬梳,結合對出土簡牘、碑刻等考古發現的運用,展現了紮實的史料功底。與此同時,作者引入了西方謠言研究的經典理論,如奧爾波特(Allport)與波斯特曼(Postman)的謠言公式(R=I×A,即謠言強度=信息重要度×信息模糊度),克納普(Knapp)的謠言分類法等,但並未機械套用西方理論,而是通過漢代具體案例對這些理論進行了在地化檢驗與修正。這種中西方法的有機結合,爲中國古代傳播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論示範。 《漢代的謠言》最突出的理論貢獻在於揭示了謠言與權力的共生關係。呂宗力敏銳地指出,在漢代信息管控嚴格的政治環境中,謠言成爲被統治者的"弱者的武器",也是權力集團內部鬥爭的工具。作者通過對"熒惑守心"天象謠言、王莽篡漢前的輿論營造、黨錮之禍中的政治誹謗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展示了謠言如何成爲權力合法化或去合法化的手段。特別深刻的是對"讖緯"這一漢代特殊謠言形式的解讀,揭示了其如何從民間預言逐漸被權力收編爲官方意識形態工具的過程。這種分析超越了傳統"迷信"的解釋框架,呈現出謠言作爲政治話語的複雜面相。 呂宗力對漢代謠言傳播機制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理論價值。他詳細考察了謠言在漢代社會網絡中的傳播路徑,指出士人羣體、商旅網絡、樂府系統等在不同類型謠言傳播中的節點作用。對"童謠"這一特殊傳播現象的分析尤爲精彩,揭示了看似自發的民間歌謠背後可能存在的政治操縱。這些研究不僅豐富了我們對漢代社會傳播網絡的認識,也爲理解前現代社會的公共輿論形成提供了重要參照。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漢代的謠言》成功解構了傳統史學中"官方/民間"、"真實/虛假"的二元對立。呂宗力展示了謠言如何模糊這些邊界,成爲不同社會階層共同參與構建的政治話語。書中對漢代謠言"反權力"與"權力工具"雙重屬性的辯證分析,打破了簡單將謠言視爲民間反抗話語的浪漫想象,呈現出權力博弈的複雜圖景。這種分析路徑明顯受到福柯(Foucault)權力話語理論的影響,但又能結合中國歷史具體情境加以發展,體現了作者深厚的理論素養。 《漢代的謠言》的學術意義不僅限於漢代研究領域。通過漢代案例,呂宗力實際上探討了謠言這一傳播現象的普遍政治邏輯。他指出,在信息管控與政治不確定性高的環境中,謠言必然成爲政治傳播的補充機制。這一洞見對我們理解當代社會的謠言現象具有重要啓示意義。書中對謠言與政治合法性建構關係的分析,對今天研究網絡時代的政治傳播依然具有參考價值。特別值得思考的是,作者揭示的漢代權力對謠言的"收編"機制——將原本具有顛覆性的民間預言納入官方意識形態體系,這種權力對異質性話語的馴化策略在當代政治傳播中仍能看到其影子。 當然,作爲一部開創性著作,《漢代的謠言》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首先,由於史料限制,對漢代謠言受衆的具體反應和社會影響難以進行更精確的量化分析。其次,雖然作者注意到了不同社會階層的謠言傳播差異,但對性別維度關注相對不足,漢代女性作爲謠言傳播主體的角色有待進一步探討。此外,將漢代謠言與現代傳播理論對話時,某些概念的對應關係可能需要更謹慎的處理。這些侷限主要是受研究材料和學科發展階段限制,不應掩蓋本書的整體學術價值。 從學術史角度看,《漢代的謠言》代表了近年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轉向:從關注政治事件的"硬歷史"轉向關注話語、傳播、心態的"軟歷史";從追求客觀事實的實證研究轉向關注歷史建構過程的詮釋研究。呂宗力將謠言這一邊緣現象置於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心位置,這種研究視角的轉換本身具有方法論啓示意義。該書與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等著作一起,共同推動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化。 在更廣闊的比較視野下,《漢代的謠言》的研究路徑與西方新文化史、微觀史學的研究趨勢形成有趣對話。如法國學者勒高夫(Le Goff)對中世紀謠言的研究、美國學者達恩頓(Darnton)對18世紀法國謠言的分析,都體現了類似的對邊緣話語形式的重視。呂宗力的研究顯示,中國史學界在吸收國際學術前沿的同時,完全能夠基於本土材料做出原創性貢獻。這種跨文化的學術對話,對於構建更具全球視野的中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漢代的謠言》的出版,不僅爲漢代政治文化研究開闢了新路徑,也爲傳播學研究提供了歷史縱深。呂宗力教授通過這部著作證明,謠言絕非簡單的信息失真,而是特定政治傳播生態的必然產物,是權力結構與傳播實踐互構的複雜文本。在信息傳播技術高度發達但謠言依然氾濫的今天,回望漢代謠言與權力的糾纏,或許能爲我們提供超越技術決定論的歷史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說,《漢代的謠言》不僅是一部優秀的歷史學研究著作,更是對當代傳播生態進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思想資源。 這部著作提醒我們,在分析任何時代的謠言現象時,都不能脫離其具體的政治傳播語境。謠言的生命力不僅源於信息的不確定性,更源於權力結構造就的信息不對稱與公衆認知需求之間的張力。呂宗力對漢代謠言的研究,最終指向了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命題:在嚴格管控的信息環境中,謠言如何成爲公衆參與政治話語的特殊方式,以及權力如何應對這種難以完全掌控的傳播形式。這一命題的學術生命力,必將超越具體的漢代研究領域,在更廣闊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引發持續迴響。
內容跟我的預期不符,所以纔打一般。 並不是內容偏學術的問題,而是羅列了一堆史料,不同章節中甚至反覆羅列同樣的內容。 我原本以爲作者探討的是爲什麼漢朝對“謠言、讖緯”之說特別敏感,但其實作者寫的是傳播學中的流言、妖言、謠言、讖言和神話傳說的表現形式、傳播和構建,只是以漢朝的歷史爲例。所以我覺得書名有誤導,應該叫《謠言的觀察:以漢朝爲例》。
謠言是一種集體解決問題的方式,是一種在人羣、社會中反覆出現的溝通形式。人們通過這種溝通形式,嘗試在不明朗不穩定的社會處境中,共享其智力資源,建構出對他們而言有意義的關於處境的詮釋。
跳出傳統史學視角,從細碎的謠言語錄切入,看懂漢代朝堂與民間的隱祕暗流。史料紮實、視角新穎,讀完才明白,言語輿論從古至今,從來都是影響時代走向的隱形力量。
不閱讀這本書,真的不知道,我們平時的言說或者說說話,竟然還有這麼多描述其形態的詞語。我們說出來的話,還有這麼多類型可以來描述,流言,謠言,讖言,訛言,謊言,……這些言說它們各有功用,也各有目的。在這本書中,這些詞成了作者論述的關鍵詞。在每一個章節的開篇時,作者頗費了一番訓估功力,將每個詞的來龍去脈,古今演變,古時與現代詞義的交叉和延伸,用好幾張的頁面做了一番研究探討。以幫助讀者們儘可能多的把握住這些詞語在所有語境中所能表達出的意義。 閱讀這本書時,對謠言這個詞,首先需要確定一下,他不同於我們日常生活中對謠言這個詞所定義的概念。本書所討論的謠言,“無論是發生在古代還是流傳在現代,都不等於沒有根據、虛假、捏造的言論信息”。這個詞的詞性要看成中性化的。 流言,作者先使用現代漢語語文工具書中對他的釋義,對這個詞的普遍意識進行了概述。也簡單介紹了它的功用,和使用語境。簡單而且比較大衆化地歸納爲:“流言,事出有因;謠言,憑空捏造。” 又結合歷史書籍文獻中,從這個詞的最早出現,以及它的演變,從而逐漸的歸納出“流言”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更列舉漢代文獻中有關於“管,蔡流言”的一些事件。從作者對“流言”的論述,可以看出當時是“被視爲反映“衆心”向背的指標性信息,而非誹謗、虛假之言”。流言既是衆人流傳之言,自然可以作爲宣傳輿論戰中的武器。當權者常以此爲標籤,妖魔化政敵,化解反抗羣體的輿論攻勢。而處於弱勢或體制外的反抗羣體,亦可藉助流言在民間的傳播速度和影響力,爲己方營造有利的輿論,強化抗爭的正當性。 訛言,不再僅僅是詐僞的話這一方面的意思了。“訛”字有“變化、移動”一義,而“訛言”也有“流動的言論”“變化的言論”之語義。所以漢代史籍中標籤爲“訛言”的言論,往往與“流言”類似。只不過,流言兼指在朝廷或民間散播的言論,訛言則更多用來描述民間流傳之言。在漢代文獻記載中的,訛言類言論所包含的信息與“虛假、僞造、荒謬”並無必然關係,卻常常帶有怪誕妖異的色彩。比如講到爲漢朝一起發大水。一個9歲女孩竟然可以徑直走到未央宮,這不僅僅是當時門禁看護不嚴的問題了。這些言論背後肯定有它的推動力和它的目的性。正如作者所說,“事實上,如果不是出於政治鬥爭的私心,漢代君臣未必動輒給流言貼上“管、蔡”的標籤”。 其後的章節中還有關於謠言,讖言的解說。他們之間有交叉重疊也有區別。中國的古代歷史,技術的多是帝王朝堂間的事件,作者所論述的這些言說的類型,也都是一些廟堂之上的言語。然而從作者對這些關鍵詞的解析當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朝堂之上的風雲變幻,同時從他們所使用的言辭當中,從他們的敘述邏輯當中,我們也不難看出當時一些真實的社會生活形態,裏面蘊含的鬥爭、變革、思想、敘述邏輯、思維謀略、政治文化……“任何謠言都可能包含着某些真實的信息”。從這裏可以看出,一個語言史,一部語詞演變史,就是一部豐富多彩的社會史。
羅列了一堆兩漢時期的流言,謠言,讖語,民間傳說,造神運動,但並沒有得出什麼有價值的結論。 看完書唯一的感慨就是,幾千年了,烏合之衆還是烏合之衆,並沒有因爲教育科技傳播的進步,而讓流言更少,反而更多。因爲流言反應了人內心的恐懼、無力或者期望。這是心理學問題,不是技術問題。 以前有“西王母籌”,現在有搶鹽搶醋。以前有“巫蠱”,現在有“養小鬼”,幾千年來造謠編故事的手段都沒有進步,活靈活現跌宕起伏沒有常識漏洞百出,然而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人,都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服了! 常識呢?基本邏輯呢?不過,跟烏合之衆們講常識講邏輯,本來就是個很不邏輯的常識。
在正史敘事裏,漢代常被簡化爲制度、疆域、經學與治亂的宏大框架;而呂宗力《漢代的謠言》以流言、訛言、妖言、謠言、讖言、讖謠爲切口,把被官方文本遮蔽的民間聲音、羣體心態、權力博弈重新打撈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