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晚清預備國會論辯實錄（下卷）

晚清資政院對近代中國從專制到立憲的政治轉型，至少有下述開創性貢獻:(1)它是我國第一個具有國會性質的機構;(2)它有98 位經各省諮議局議員互選產生的民選議員，佔議員總數的一半，開民意代表參與中央政治之先河;(3)資政院彈劾軍機案，是民意機關首次彈劾政府要求政府負責任的行動;(4)資政院議決的宣統三年預算案，是民意機關對整個國家財政收支主動進行監督和審覈，在我國曆史上乃首次;(5)資政院議決的新刑律“總則”部分，是我國由民意代表參與議決的第一部基本法典;(6)其會議程序，採取公開平等辯論、一人一票和多數決的方式，第一次打破了我國數千年來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決策的專制傳統，爲我國以民主方式立法和決定國家大政之開端;(7)資政院議員所組織的政黨，是國內有公開合法近代政黨之始;(8)資政院所議決的《十九信條》，是民意機關通過的第一部憲法性文件;(9)資政院選舉了袁世凱爲內閣總理，由此產生了我國第一個責任內閣。這些開創性貢獻，就其範圍而言，涉及到了現代民主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在這九個方面，除最後三個外，其他都是第一次常年會的成果。就是第七個方面，儘管憲友會、憲政實進會、辛亥俱樂部等政黨是在第一次常年會閉會後才宣告成立，但因在第一次常年會中，議員們因開會聚集一地，促進了交流和溝通，初步對各自的政綱達成了共識，爲最終這些政黨的成立奠定了基礎。朝廷對預備立憲，尤其是開設資政院，本就有極嚴重的疑懼心理。一是因立憲必注重民權，與傳統政治強調君權神聖不同。君權與民權雖有統一一面，但本質還是此消彼長的矛盾關係;二則在晚清，滿漢矛盾有激化趨勢，要維持滿族特權必賴君權，而不能寄望於民權。朝廷將預備國會定名爲資政院;在開院之前頒佈將君權憲法化的《欽定憲法大綱》;在資政院議員構成中，增加欽選議員中王公貴族議員的人數。這些舉措，都是此種疑懼心理之表現。…作爲傳統中國末代狀元的劉春霖議員在第一次常年會期間，雖僅發議 29 次，但最能堅持原則，既有直道而行、不畏權貴的書生本色，亦有燕趙慷慨悲歌俠士之風。在彈劾軍機案中，因爲他在議場發言激烈，議員許鼎霖私下告訴他，“有人在政府獻議，說議員胡鬧，非照戊戌那年辦幾個人不可”，針對這種赤裸裸的威脅，他不僅沒有退縮，且在第二天的大會上發言，說出了這種擲地有聲，令聞者起敬起畏的話:“本員說話誠不免有過激的地方，但是發於忠愛之至誠，本員受先朝特達之知，今日又爲國民代表，斷不敢作諂諛的話貽誤全局。誠以有幾個議員在政府裏頭平素多奴顏婢膝，而政府遂輕視資政院。這一種議員不但自失身分，並且說所謂全體議決，其實並不是全體，不過幾個人胡鬧而已。政府覺得你不是全體，所以越發看着資政院很輕，致使資政院議案全歸於無效。這全是壞在這幾個議員身上。所以本員昨天不得不有激切之詞，然而語雖激切，實發於忠愛之至誠。在上可以對皇上，在下可以對國民。就是本議員見了監國攝政王，也是這樣說，不敢作諂諛之詞。”…資政院未開院之前，迫於國內外輿論壓力，朝廷爲了體面，還有嘗試的勇氣和信心。及至開院之後，很多民選議員，終於找到了一合法舞臺，以國民代表自任，且有諮議局的支持，使得他們更有信心來推進君憲。還有不少欽選議員，他們或飽讀儒家經典，容易接受對王朝政治腐敗的批評;或具有近代法政知識，極力主張真正的君憲。故恰如報道所言，“國民久熱望議會而後開設，則爲議員者，擬舉積年不平之氣，一時發泄於議壇之上，對於各種交議之問題，或質問或建議，不遺餘力，於一問題收成功，更及他一問題;一案力爭，復及一案，一會又一會，務層層肉迫政府，以表示議會之權勢。”朝廷開資政院，理想情況是“民情固不可不達，而民氣斷不可使囂”。但不論是速開國會案還是彈劾軍機案，在朝廷看來，都是以議會權勢“肉迫政府”，不能容忍。朝廷在處理彈劾軍機案時，攝政王載灃初則以“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官之權爲朝廷大權……朝廷自有權衡，非該院總裁等所得擅預”斥責資政院，終則將資政院奏摺留中，集中表示了對資政院的不信任甚或厭惡之情。在朝廷中，甚至有不少人認爲以資政院議員爲代表的君憲論者和革命論者，只是行動方式不同:一個用軟刀子革命，一個是直接武力奪權;其目的都是要革清朝廷的命。因此，要挽救朝廷，就不能設國會，搞君主立憲。資政院開第一次常年會，加深了朝廷對君憲之疑慮。本來，資政院在彈劾軍機時，朝廷即答應速設責任內閣。既已答應在先，自不能失信於後，遂於1911年4月設立了集權於滿族，尤其是皇族的責任內閣。爲什麼會如此呢?因爲朝廷在疑慮之下，對集權皇族的熱心遠超過對君憲的熱心，遂不能一本大公，堅持將政權掌握在自己人手裏，如此才放心得下。這種以深恐大權旁落而集權於皇族親貴的做法來搞君憲，自然使議員們大失所望。從甲午到辛亥年間，中國已養成三派大的政治勢力，即革命派、君憲派和以袁世凱爲首的實力派。除了革命派之外，其他兩派都有可能爲朝廷所爭取。1908 年載灃將袁世凱開缺回籍，使得清廷和該集團之間出現較大裂痕。皇族內閣出臺，使得議員們彈劾軍機所間接獲得的一點成果也完全化爲烏有。不僅如此,朝廷之所作爲更證明了革命派論斷--指望朝廷主動進行真正的君憲完全是與虎謀皮，是立憲派一廂情願的幻想--具有先見之明。因此，一些激進立憲派人十轉而同情甚至加入革命陣營。…近代中國所缺乏的就是真正的憲政，實際情況是有憲法而無憲政。自英國建設成憲政國家以來，推行憲政、建設憲政國家成爲很多國家實現近代化的重要目標。何謂“憲政”?儘管憲政在其實踐過程中有諸多變化，學者們的認識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但憲政仍有着亙古不變的核心本質,即通過制度化的分權和制衡來約束恣意的政府權力，以保障個體的權利和自由。故憲政與憲法有別，儘管前者是建設一個憲政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著名的法律學者楊兆龍先生就非常精當地論述了二者之間的巨大差別:憲政“是實際政治受憲法的抽象原則支配的結果，或憲法的抽象原則在實際政治上的具體化，可謂'在實際政治上已發生作用的憲法”;憲法“只是一些與實際政治尚未發生關係的抽象原則的總稱，可謂'書本上的憲法’”。簡言之，即“活憲法”與“死憲法”的區別。中國自晚清《欽定憲法大綱》開始，繼之而來的《十九信條》《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約法》、《中華民國憲法》(即“天壇憲草”)，還有各省憲法，以及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等等。短短半個世紀間，正式頒佈的憲法、憲法性文件，可謂洋洋大觀。就這些衆多憲法文本的內容考察，其質量之高，比之發達國家的成文憲法，毫不遜色。學者們也殫精竭慮，擬定了種類繁多的憲法草案，都希望能夠設計出儘可能科學、嚴密的規則體系，將恣意行使的專制權力納入有所約束的法治框架，建設真正的憲政國家，以實現保障民權和民族自強這個雙重目標。但不幸的是,這些新中國成立之前頒行的紙面上的憲法和憲草無一例外被當政者玩弄於股掌之間，成爲其以爭取民心宣示其政權合法性的遮羞布。爲什麼會這樣呢?晚清即有記者指出這麼一個適用於整個近代中國的現象，“夫我國今日所謀之新政，固行之東西文明諸國，致治安而著大效也;然移用於我國，則反以速亡而招亂。"結果，這些寫在紙上的憲法根本沒有落實，其惟一的功用就是標榜其政權的合法性，所以近代中國並沒有因憲法的公佈而變成憲政國家。從《速記錄》的閱讀中，不僅可以思考近代中國的君主立憲的得失成敗，而且可以探究近代中國憲政運動的特點，如此曲折的根源;就是對今天的政治生活，亦有很大的借鑑意義和思考空間。今年正值資政院開院 100 週年，也就是說，近代中國的憲政，即便是從開國會算起，也是100年過去了。100年放在大歷史的視野裏，不算長;但對個體、代際生命而言，卻決不算短，是五六代人的漫長歲月。在這漫長歲月裏，有人謳歌過“時間開始了"，對近代中國的憲政來說，如果我們也來追問一下，“時間開始了嗎”?我不敢完全肯定，只能借用偉人的話來說，是“路漫漫其修遠兮”，是“而今邁步從頭越”，回頭看百年憲政史，更是“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在過去的100年裏，憲政可以說一直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主旋律。在這個過程中，形形色色的風流人物都在和它打交道，當然，打交道的方式各異而已，真心追求老有之，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的旁觀者有之，玩弄憲政者更如過江之鯽，不可勝數。憲政追求者有心無力，玩弄憲政者神氣活現，是近代中國憲政史的生動畫卷，也是近代中國憲政大業極度曲折的縮影。要把未來的路走好、走順，回頭看看歷史，看看百年前的先驅者之所作爲，愧怍也罷，反思也罷，應該都是有益的事體。行文至此，慈禧老太太的一句話在腦子裏逐漸鮮活起來，她在說“不變者三綱五常，昭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若琴瑟之改弦"，同時她可能也在問憲政到底屬於哪一端呢?最後，她在1907年以光緒名義宣佈預備立憲的詔書中給出了答案，原來憲政屬於可變的“今甲今乙"，而非絕不可變的綱常倫理。100年過去了，當我們平心靜氣閱讀《速記錄》，腦子會浮現出一個個鮮活的議員面孔，是不是也會啓發讀者諸公來認真對待一下這個同樣的問題:憲政是與日星照世的綱常相背呢還是屬於可琴瑟改弦的令甲令乙呢?在資政院開院100週年紀念之際,往事重彈，閒話玄宗，於閒話之中，與讀者同道一起想一想這個問題，想一想未來的路如何走。如能引導我們想上一想，該《速記錄》即有其價值。—李啓成“近代中國君主立憲的高潮與悲歌—《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