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劍
本書爲“宋學研究叢書”之一種,是作者多年來研治宋代文學之述評文章的總結。全書以宋代文學爲對象,以文獻爲基礎,立足學術史,內容包含學術反思、文獻考辨、知人論世、藝術分析和文化觀照等。上編“學術視角與研究方法”,基於對學術史的全面瞭解,對文學研究中出現的許多根本性、全局性的議題進行反思,並嘗試提出解決方案;中編“作者版本與作家生平”,精心考證《清江三孔集》等版本源流,及孔平仲、李正民等家族事蹟,釐清諸多學術謬誤;下編“藝術分析與文化關照”,對范仲淹、陸游等諸多名家著作做出契合文本和歷史情境的新闡釋。本書集中展示了張劍教授對宋代文獻、文人、文體及文化的新發現和新論斷,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宋代文學與文獻考論》是學者張劍的著作,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是梳理以宋代爲主體背景的文學研究目前在國內的現狀與問題;中編是在文獻資料基礎上對宋代幾大文學家族的爬梳考辨;下編是更爲細化、具體化的著者研究成果,以藝術分析與文化觀照的姿態呈現。 具體如下。 在上編中,首先有一個大基調,近些年宋學成爲一門顯學,這與宋代文學研究的資料庫大備脫不開關係。《全宋詞》、《全宋詩》、《全宋文》、《全宋筆記》爲基礎,其它文獻資料爲補充,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出新的文獻學成果,這些都是我們盛世修史的根基。 但宋學繁盛的當下亦存在問題。由來已久的“三重三輕”現象:重大家輕小家、重詞輕詩文、重北宋輕南宋。該現象雖得到糾偏,但依舊存在。 此外,學術研究成熟的同時亦伴生副作用,即研究模式形成套路化——“時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內容、藝術特色、淵源影響的五分模式”。這樣的套路既造成學術研究的瓶頸,又造成讀者的審美疲勞。 亦有學者想跳脫窠臼,但出現新的研究方向偏差。作者在書中提出“研究淺狹化”的問題,即“刻意地尋找一些偏僻的文體來研究”。吳承學先生認爲這種研究是有必要的,但不能成爲學術主流。本書著者張劍也認爲學術研究是有境界的,可以開發新的空白領域,但須得是有學術生長點的空白領域。 作者亦懂學術研究之艱,他用了一句詩道出目前研究者們面臨的境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前頭。” 因此,若要解決問題,就須兩個方向深耕。一是回到文本。大量閱讀文本能回到歷史和語境中去,可以更爲準確的把握原始信息,培養整體的審美認知。這些不是研究中簡單蒐集資料庫、碎片化閱讀能替代的。此處,著者同樣用了一句詩來形容“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學術研究非一日之功,更無四兩撥千斤之巧。 二是文化轉向,使研究路徑脫離從文學到文學的封閉式研究,轉向“大文化到文學”的方向,多學科交叉,例“文學與黨爭”、“文學與地域”、“文學與家族”等主題,使文學研究有更爲豐富的視野。 這便引出本書的中編,作者對數個宋代文學家族的考辨。 因自宋以降,詩歌呈現出生活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的傾向。文學史同時可與日常生活史互爲表裏、互相印證。例兩宋三百年,曾氏一族仕宦接踵、文人相繼,爲天下聞名望族。這個家族的文學發展史幾乎與宋代文學史同步同生。因而在宋代文學研究中,對家族文學史的研究成爲一個新陣地。 如今讀詩,常可見賢母教子、庭中課讀的內容,這是宋代文風之盛的其中一個原因,但若繼續細化到寡母撫孤,我們便可發現“明清兩代寡母撫孤現象遠比宋代數量爲多,這和宋代婦女擁有一定財產權和政府並不積極提倡守節有關。” 再例宋代西秦張氏家族。張俊爲南宋中興四將,貪財、由武至權貴。所以在文學領域呈現的結果是:“從張俊之子張子顏開始,族人園宴吟詠的風氣即已形成,在家族唱和的融洽氛圍中,家族子弟完成了最爲自然有效的文學訓練和文學繼承。” 從第一層理解,園宴吟詠詩的大量出現印證家族園林的出現與修備,進而印證張俊之權、之貴。第二層理解,張氏家族希圖完成從武將之家到文臣之家的完型轉變。因爲宋代文化型家族的家運更爲長久,即使出現失勢,也會因文化影響的存在而傳承下去。 這便是以文學觀查背後深層原因,這便是以詩證史。 在下編中,作者有更爲具體的學術研究點,擇“《岳陽樓記》”和“梅堯臣”兩篇細說。 “《岳陽樓記》的文脈斷裂與情懷超越”篇,“情懷超越”此處不贅敘,只說立意新的“文脈斷裂”觀點。 著者體察:“至若春和景明......”段段畢,下一段落起勢的“嗟夫!”二字起,不論從文章段落邏輯還是主體對象而言,這裏斷了文脈。 此外,還是“嗟夫!......”段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書中認爲,此爲互文關係,但在兩句的具體投照上,一句是“感物之情”,一句是“喟己之情”。這兩種情感出現錯位、邏輯上的不緊密。 但作者也指出,各史家文人對《岳陽樓記》有不同觀點,例清人林西仲就認爲這是一種“閒閒點綴,不即不離”的筆法。 我讀此章節時,細細的揣摩作者思路,但還是贊同林西仲之見。范文正公此篇形飄逸、神凝練。感天、感地、感山、感水、感物、觀己、觀人,最後落在觀天下,“吾與誰歸”。這是一種完整的情感觀照,也是外在世界、內觀世界的流轉傳遞。所以有了千古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心意快過了文意,好似王羲之在《蘭亭序》中酣暢之意也快過了筆意。 “梅堯臣詩體詩論析疑”篇提到,宋詩的開山祖師梅堯臣因著《宛陵集》,因此世稱“宛陵先生”,梅詩也被稱爲“宛陵體”。 但著者認爲,卻不能簡單的將“宛陵體”倒推回去、完全等同於梅堯臣詩。雖然歐陽修、陸游等宋代詩人多效仿過梅詩,但他們“有時只要抓住被擬者詩作中某一個特點而擴大化,即可稱之爲某體,而不一定非要將某體視爲唯有一種風格或體式。” 因而,在衆詩家對“宛陵先生”梅詩的仿寫過程中,逐漸豐富、擴大了“宛陵體”的範疇。在此範疇,梅堯臣詩是起點,但非輪廓。 此外,本篇還細述梅堯臣的詩風、詩骨。錢鍾書先生評“深心淡貌”,極爲妥帖。 全書讀畢,嘆著者之功,極深、極細。
“全書分爲上中下三編,內容包含學術反思、文獻考辨、知人論世、藝術分析和文化觀照共五大部分,也呈現出古代文學研究的一般程序”(目錄已附),讀者可根據自己需要翻閱此書。其中上編學術視角與研究方法值得研究宋代文學文獻讀者的注意,在此部分中,作者對詩歌中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給出定義與研究方法,對家族文學研究作出評價與研究方法,對情境詩學這一研究方法作梳理、作正確研究的提示。 (啓示:可以用日常生活史與情境詩學這兩種研究方法,研究宋代詩歌,但需注意研究的邊界與研究對象的價值。查閱知網後,發現目前對情境詩學的研究不算太多,讀者可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