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的報復：歷史學家讀《荒涼山莊》《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

這是一本歷史學家爲了抵禦歷史學中的後現代潮流而寫的書。彼得蓋伊說，歷史並不是虛構。反過來說，小說纔是虛構，用歷史學家的觀點看甚至是不體面的虛構。這或許也是爲什麼，作者關注作家們的性經驗史，心理狀況和“總想報復”的社會感覺。 從文學家的角度看，這本書倒是有點貶低小說，因爲文學可以虛構，而歷史不能有虛構，至少不應像後現代主義者那樣慶賀“真實”的消散。歷史在虛構性面前捍衛自己的尊嚴。 這本書迫使文學家面對文學的虛構性。歷史的尊嚴被捍衛了，那麼虛構的尊嚴，文學的尊嚴有誰來守護呢？歷史學家是不做這事兒的（本書也沒有做），那就讓文學家們來做吧。

好看的！ 尤其是《包法利夫人​》和《布登勃洛克一家​》對我有特殊的意義，因爲這是我在復讀時候看的爲數不多的小說。

燕國地圖有點長。補充了一些細節。值得一讀。

文學裏的現實絕非現實裏的現實，而是作家如何理解他眼裏的現實。基於作家生平和創作背景的文學評論自然會陷入風評八卦的坑裏，然而這些對於理解作品來說還是極其有參考價值的。在作家與其作品的一來一往之間，作家的個人形象就變得更清晰了。人是活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之中的，人的形象放大了社會的時代背景。

“他們把想象的蟾蜍放到真實的花園裏，這些蟾蜍看起來甚至也像真的了。” 在歷史學家彼得·蓋伊的《現實主義的報復》一書中，討論了這樣一個問題：歷史可能存在虛構的問題嗎？換句話說，你今天看到的歷史，是曾經真實發生過的，還是經過美化、僞裝以後呈現到人們面前的？ 還有一個問題：小說家可以創造歷史嗎？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知，而歷史學家或者小說家則更是如此，在看本書的過程中，我產生了一個疑問：當我，或者某個人，提起筆來想書寫一些文字時，能夠完全客觀而不帶有自己的認知顏色去書寫嗎？我想，答案顯而易見：這是不可能完全客觀的事情。 那麼先回到第二個問題：小說家可以創造歷史嗎？ 彼得·蓋伊在書中給出了答案：“小說家最獨特、最個性化的人物可能同時代表了更多的包容性現實。”也就是說，小說家所描述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們對於事件的接受態度，小說家在一定程度上，比歷史學家更加主觀。職業便利的原因，使他們也更容易將歷史事件多面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一方面，小說家創造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世界，這個世界有可能依託於現實，但卻在現實事件中加入虛構元素；另一方面，他也可能真實、純粹地去呈現現實。 所以，小說家所營造的，也許是真實歷史的寫照，也許也是虛構的現實。 我們再回到第一個問題，一位好的歷史學家，也許會被人說無情，因爲就如彼得·蓋伊所言：“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動用比他的競爭者所使用的更爲突出的資料，有的則會使用非傳統的輔助學科去研究某一熟悉的主題，然後得出比前面研究者更爲深入和豐富的成果。同時，歷史學家亦不爲倫理觀念所擺佈，一個歷史學家可能相信喫人是錯誤的行爲，但依然試圖爲食人者公正評判。” 那麼在歷史學家的眼中，文學作品及其作者又是如何的呢？在這本《現實主義的報復》中，彼得·蓋伊就結合《荒涼山莊》《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以及它們的作者，做了精彩而翔實的討論。 —— 蓋伊稱福樓拜是“患有恐懼症的解剖師”。 福樓拜每準備寫一部鉅著之前，做的準備工作有如歷史學家一樣精密和考究：首先，他會大量查閱相關資料，正如前文提到蓋伊評價優秀的歷史學家一樣，他不僅會去查找相關信息和書籍，就連不太相關的內容，也會一一找來翻閱。在福樓拜準備撰寫與迦太基文明有關的《薩朗波》時，他翻遍了魯昂市立圖書館所有與迦太基相關的書籍，同時又閱讀了大量歷史相關雜誌。爲了小說中一個和柏樹有關的句子，他不惜去閱讀一本400頁的書籍，就是力求讓自己的作品真實地呈現到讀者面前。 其次，他會對自己即將要描寫的事物進行實地考察。他在1858年時造訪了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就是古代迦太基的遺址，他“必須用事實來激勵他的想象。” 最後一個因素，在我看來沒有前兩個重要，但對於寫作者卻至關重要，就是這個人如果有幸參與過他所要描寫的歷史，那就是獲得了一項天然的加持。 正如親歷過哪個年代，就擅長描寫哪個年代一樣。讓我們回到福樓拜所在的19世紀法國。在19世紀初，波旁王室就廢除了離婚法案，直到福樓拜去世4年後的1884年才被恢復。所以，在此期間的民衆，因爲無法離婚而滋生了相對扭曲的狂歡——禁止離婚帶來了通姦狂歡的負面影響。大量的文學作品中出現出軌、通姦等情節的細緻描述，這無疑是現實世界映照進文學作品，給文學作品帶來了生長土壤。 《包法利夫人》就誕生在這樣的背景下，福樓拜期待在連載時驚嚇到讀者，他確實做到了。雖然大家都心照不宣，但福樓拜卻因爲這本書喫了官司。當局將作者、出版商，以及爲這本書連載的《巴黎評論》一併告上法庭，指控罪名是“有傷風化、道德污染”“瀰漫整部《包法利夫人》的是一種情慾解放的氣息”。 於是，長達幾年的訴訟開始了。雖然檢察官不喜歡福樓拜寫的書，但一衆巴黎的夫人小姐們，都對福樓拜的小說情有獨鍾，甚至請願，要求法院從輕發落這位她們最喜愛的作家。 如果愛瑪真是一個庸俗的女人，那麼福樓拜因爲作品被告就一點也不冤。但透過愛瑪，福樓拜讓讀者看到了，她雖然釋放情慾，渴望愛情，被書中的假象所欺騙，但她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幸福。甚至說，她在書中經歷的痛苦掙扎和內心的恐懼，要遠遠超過她所得到的幸福。 在她死後，丈夫變賣了所有財產爲她還債，並且發現了她連續出軌的祕密。最終，唯一沒有受到影響的，竟然還是那些資產階級。所以福樓拜揭露的就是這樣一種東西：“無論誰輸了，資產階級都是贏家。”“他寫作時就像在操作解剖刀，他的每一筆都像個熟練的解剖師和生理學家。” —— 在這本《現實主義的報復》中，蓋伊用歷史學家獨特的角度與眼光，除了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還剖析了經典文學作品如狄更斯的《荒涼山莊》和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喜歡的朋友一定不要錯過。

把一隻蟾蜍放在了真實的花園裏，那麼蟾蜍就像真的了。作爲讀者總是會不由自主地對現實主義作者的真實不加質疑，而本書使這種讀者的潛在的認同變得可以被注意到。蓋伊在分析作品的時候舉出了大量史料，讓我們看到了作家們在創作前先入爲主的“偏見”。這種寫法讓這本書非常充實，但僅僅爲了說明一個“現實主義作者不現實”這個觀點，有點殺雞用牛刀的意味。直到結語的部分，纔是真正的圖窮匕見：作者想要告訴我們虛構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如果說小說中的主角都只是一些個人，那麼由他們所主宰的小說對歷史學家而言就沒什麼意義;如果小說中的主角僅僅是一般性類型，這樣的小說對文學而言，就談不上有什麼嚴肅的貢獻。現實主義的小說可以製造接近真實的社會氛圍供讀者體驗，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說創造了歷史。

新觀點不多，且有些無力，例如對“後現代主義史學”的批駁，近乎斷言而非抗辯。比較有效的內容，還是梳理了作者在文學與現實這兩個世界夾縫中的尷尬處境：無論文本的虛構是否能夠“創世”，作者始終要滯留在平庸的世俗世界中。

很喜歡這本書，作者關於現實主義的思考很深入，很批判，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