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石之心：夏目漱石的哲學與文學

大江通過《水死》，引出了這些問題：第一，明治的時代精神中進步與反動的兩面性；第二，作爲戰前昭和時代精神的超國家主義；第三，作爲戰後時代精神的民主主義；第四，作爲平成時代精神的“三島與安倍[插圖]的復古”。在此基礎上，大江選擇的立場是守護屬於自己的時代精神：民主主義。 漱石在《心》中希望讀者發現的，也正是明治的時代精神的真面目。 阿部對此有過十分巧妙的形容，他認爲明治的時代精神中孕育着“令人不可思議的兩面性”。在他之後，大江的分析與他的形容異曲同工。他們都認爲時代精神的構成並不是單一的，很多時候都處於兩種或兩種以上勢力的對抗狀態之中。這些勢力相互威脅，通常很難達成一致。 總結而言，明治時代一方面將人們從士農工商的身份制度中解放出來，而另一方面，解放他們的“動力”則利用擁戴天皇的寡頭制、軍國主義以及帝國主義擴張，最終迎來了悽慘的戰敗。這個矛盾就是明治的時代精神。這就是“以時代精神闡明社會（世界）”。 到了今天，漱石提出的問題終於有了回答，但他已然去世百年之久。在這百年間，我們又要面對“能否承受這段充滿矛盾的歷史所帶來的苦痛”和“能否反抗壓迫”等新的問題了。 古希臘戲劇中，若故事陷入膠着而難以解決，就會用起重機將一位扮演神的演員送到臺上並由其指揮舞臺上的人物採取行動，爲之解圍，從而讓戲劇完結。這被稱爲“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 漱石的“則天去私”正是一種“機械降神”。但它不是來自作者漱石的需要，而是迎合廣大讀者期待的一個工具，隨後又被解讀者、評論家等人傳揚開來。 漱石最早是在新潮社出版的日記（大正六年）的扉頁上題寫了這四個字。一旁附有註釋說：“天是自然。意思就是順從自然，捨棄‘私’的小主觀、小技巧。就是說文章要自然流露的意思。”其中沒有文章技法之外的含義。 但它卻被附會上了東方式的理解，人們認爲，漱石的文學歷程，直到未完稿的《明暗》，都是一個追求“則天去私”的過程。昭和最初的十年（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這種認識已經成爲體系了。 不過，由於找不到反證，我們很難論證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因爲被認爲能夠達到“則天去私”境地的《明暗》一書的結局由於漱石中道去世最終沒能寫完。但不經過反證的辯駁而流行的論調顯然是靠不住的。 之所以這種不合邏輯的觀點能夠通行，完全是由於讀者的歡迎。隨着戰爭的擴大，在那種個人遭到否定、強制要求個人爲集體奉獻的時代潮流中，一些消極適應時代的觀點被正當化了。“則天去私”這個被解釋爲“捨棄自我，尊奉天意”或“捨棄自我即尊奉天意”之意的四字熟語就非常適合這一點。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則天去私”雖然明顯背離了漱石歷來的哲學觀念，但還是應讀者的期待，扮演起了“機械降神”。所以真相就是，“則天去私”是讀者所炮製出來的“機械降神”和“小說的結局”。 “則天去私”的影響力極爲巨大，就連阿部的評論和只有年輕時代的大江才能寫出的《明暗》（巖波文庫版）解說之中都有所保留地提到了它。而讀者對它的執着更是持續至今。 明治時代的“兩面性”中“明”的一面（解放身份制度的動力）被“暗”的一面（權力壟斷與思想鉗制）所壓倒，在此時期，對“則天去私”的錯誤解釋又助長了這種趨勢，最終讓戰前昭和的超國家主義變得無法無天。而讀者則需要通過“重讀”去獲得這種歷史性的展望。 像這樣，《心》這部作品在它出版百年之後，終於通過讀者的“重讀”實現了它的意義。漱石曾說“理解自己的作品需要上百年時間”，信哉斯言。 《心》是一部歷經百年的極爲宏大的悲劇，同時也是目擊日本近代歷史之後的悲愴證言——這麼說應該不算是“標新立異”吧。今後，它更應該被人們當作一部“箴言”而繼續閱讀下去。 我們能夠用一張圖來概括日本近代歷史的浮沉嗎？ 日本現代歷史是指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至今的歷史。日本近代史則是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至二戰時期的歷史。 後人推算出了明治時代前半期的GDP數值。將其與之後的GDP強行聯繫起來，就可以用圖表的形式顯示出政府的累計財政赤字膨脹了多少。財務省公佈了這一數據。 縱軸是累計財政赤字與GDP之比的百分數（概數），橫軸爲年份。結果，在這一座標系中，出現了一條驚人的曲線。 英日同盟結成的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這一比值約爲25%。到了日俄戰爭時的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該比值增大到了70%。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保持在30%左右。由於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的比值增大到50%。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比值變爲100%，而三年後，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該比值猛漲到了200%。 由於戰敗後的經濟凋敝，政府沒有能力償還相當於GDP兩倍的欠款。由此引發的信用危機，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政府開始徵收財產稅，國民購買的國債成爲一張廢紙。政府就通過這種方式勉強熬過了這段危機。很多人被國家騙得血本無歸。 這就是荒率至極的日本近代史的縮影。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走向橫行妄爲的轉折點（或曰“歷史的拐角”），正是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以及之後的軍備擴張。而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歷史又是對它的重複。 就在這個埋下禍根的“歷史拐角”之中，漱石寫下了《少爺》和《心》。如果不考慮這個歷史背景，那麼就難以對漱石的作品進行評價。我們必須時刻注意這一點。漱石作爲作家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一針見血地刺中了“文明開化”的要害。 基本上，面向普通讀者的日本近代史書籍都將“九一八事變後無視國際協調”和“多次經濟危機後錯誤的經濟政策積重難返”視爲近代日本的兩大失敗。這一觀點現在仍被廣泛接受。 但人們卻未必認識到這兩大失敗背後更爲基礎的錯誤（體制的缺陷）。它就是《少爺》中諷刺的寡頭政治及其帶來的墮落，《心》之中質問的思想鉗制，以及明治時代精神的“暗”的一面——雖然對這些根本性錯誤的鍼砭仍然“被壓抑着”。一言以蔽之，這個根本性錯誤就是那部並不“依法治國”的充滿漏洞的明治憲法。 漱石在《三四郎》中說“無謂地聽課，無謂地畢業”，在演講《現代日本的開化》中說“浮皮潦草地就過去了”，都對“文明開化”進行了批判。 而人們對什麼“無謂”，又對什麼“浮皮潦草”呢？這個“什麼”，就是日本近代史中最大的禍患，也就是《少爺》和《心》兩部作品的主題。 那麼，爲什麼這些根本性的錯誤未被深究就被壓抑下去了呢？筆者認爲，我們應該考慮政治方面的因素。 所以，爲了不再重複犯下過去的錯誤，我們必須繼續“重讀”漱石的小說。 聽到“早晚會亡國”這個預言的三四郎，終於還是去了東京。透過車窗，他應該看到了那沐浴在燦爛陽光下的富士山。 而在宣告明治時代落下帷幕的《心》中，“我”爲了確認先生的死訊，跳上了開往東京的夜行列車。車窗外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到。 人們本以爲這個時代是光明的，但當他們回過神來時，它已經沉沒在黑暗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