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清源與史學問徑--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叢刊

有一種方法論的意義。作者強調了做研究應當由個案入手： “研究者的首要着力點當然在於個案的處理，展現真切的歷史場景與演變脈絡，但透過個案去探討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問題，摸索互通性的方法，進而照亮整體歷史的面貌，亦是好的個案研究的應有之義。” “研究者每完成一部著作，每處理一樁典型個案，都能首先提出獨屬於該個案本身的問題與方法，而不是用全新、獨立的個案去驗證、填充既有的研究範式。” 本書的兩篇文章尤能體現作者的這種研究路徑。《遼代帝王簡諡鉤沉——以王士點〈禁扁〉爲中心》一文由遼代帝王諡號制度對漢朝的借鑑，討論少數民族政權的“漢化”問題，指出他們不“僅僅會機械吸收時代較近的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而是有可能直接從中原文化、制度的源頭上汲取營養”。這是由個案研究“探討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問題”。至於“摸索互通性的方法”，《李綱〈梁溪集〉版本源流再探》一文可作爲代表。作者在文中嘗試踐行“一種拙樸的研究路徑”，這種研究路徑，簡而言之，就如該文副標題所呈現的那樣，通過搜求“稀見抄本”與各類文獻的著錄對《梁溪集》的流傳進行“綜合考察”。 通過個案研究探討普遍性問題或提供方法論啓示，需要兩個方面的條件，其一是宏觀視野。在《“四把鑰匙”與治史格局》一文中，作者即強調中國實證史學“求通的底色”。在《〈遼史〉與史源學》的訪談中，他強調研究遼史“不應該把它做成東北地方史，也不能簡單地處理爲周邊民族史”，而應當基於兩個“南北朝”的認識，把“從750年到1450年”這七百年的時間“當作一個整體來思考，而且兼顧南北”，從而呈現出“一種通達的氣象”。 其二，在微觀層面，如本書書名“文獻清源與史學問徑”所呈現的那樣，由文獻入手，注重對於文獻本身的研究與考訂。這並不像傳統的“史料學”那樣“把史書看作一條一條供史家採摭的材料”，而要實現“從史料學到文本學的轉變”。即把文獻視作一個“有機的生命體”，關注點首先在於“文獻本身”： “其背景、來源、纂修、結構、抄刻、流傳、被接受、被改造等各個環節都可以作爲剖析的對象，每一個文獻環節背後都牽涉到實際的歷史情境，包括整體的文獻環境、具體的人書互動關係乃至宏觀的書籍社會史圖景，連貫起來就是文獻的生命歷程。” 作者將“文獻的生命歷程”視作一切史學研究的基礎，他指出： “研究者在根據需要採摭、運用材料、探求歷史真相之前，似乎應該首先對所用材料的母體，即文獻本身的生命歷程有所關照。” “思想附着於文獻而存在，思想史學首先應該是文獻學，只有儘可能充分地考慮到文獻流衍的種種問題，才能讓思想史研究的宏論找到根基，獲得保障。” 本書對於文獻“生命歷程”的考察，可分爲“文本生成”與文獻流傳兩個部分。所謂“文本生成”，按照作者的解釋，是指把文獻“當做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考察文本怎樣形成、衍變，最終呈現爲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面貌”。本書中篇“四庫文獻”的多篇論文，都可視作這一層面的研究，比如作者對於《續資治通鑑長編》、《四庫全書總目》、《日下舊聞考》等重要文獻的四庫底本、稿本、纂修過程的研究，通過釐清“文本源流關係”來討論今本的“生成過程”。 而在文獻流傳層面，作者則倡導如下研究方法： “首先，儘可能多地佔有傳世版本，特別是利用一般不爲人所重的抄本，在紛繁複雜的傳抄關係中抓住問題的主線；其次，目光不限於通行的公藏書目著錄，而盡力發掘私家書目、方誌、文集、年譜等文獻中與此書相關之史料。最終，將二者所得加以綜合，與既有成說進行對話，力圖對文獻流傳過程中的關鍵問題給出一些新的解答。” 在具體研究過程中，作者強調要對文獻有整體、貫通的理解。 他援引劉浦江教授“文獻熟是一種整體的感覺”的觀點，指出這是“要對文獻的本質或者說文獻本體有一個貫通的把握，理解其生成、衍化的機制和通例，特別是文獻內在的複雜性、豐富性及約束性”。同時，他也強調，要對“文本本身的結構、層次和縫隙”有所關照。 比如對於《說郛》所收《燕北錄》與武珪《燕北雜錄》的關係，作者認爲要“對此本所收十三條內容作一通體考察”，指出它們“在內容、行文方面”存在“諸多一致之處”，而王易《燕北錄》與武珪《燕北雜錄》在“文體和內容”、“作者契丹語能力”兩個方面存在差異。又如對《中華再造善本》所收杭世駿《金史補闕》所作的辨僞工作，作者認爲：“這部所謂的《金史補闕》與現存其他杭世駿補註《金史》的著作從形式到內容全無相近之處。⋯⋯ 杭世駿補註《金史》的基本體例是依託《金史》原文，尋找其他文獻以補證之。⋯⋯ 而這樣的內容、體例則全不見於所謂《金史補闕》，二者可謂大相徑庭。” 從文獻流傳角度，作者強調，要考慮“編纂這個文獻時能否用到、是否真正用過這種原始資料”。例如，針對張循“四庫館臣在撰寫李顒(1627—1705)《四書反身錄》一書的提要時，故意篡改李氏原文，以達成矯誣之目的，對李氏及其推崇的宋學家進行了無中生有的批駁乃至構陷”這一觀點，作者認爲，《四書反身錄》康熙三十一年覆刻本“與四庫提要所引同而與點校本異”，因而“此誤由來已久，當是抄寫傳刻過程中所形成”，而非四庫館臣有意篡改。又如對於呂頤浩《燕魏錄》誤題《燕魏雜記》原因的考辨，作者指出： “最初負責輯校《忠穆集》的纂修官可能無法看到後來成書的輯本《書錄解題》，故而只好從《文獻通考》轉引。誠如是，那接下來的問題就很清楚了：纂修官在轉引時並未察覺馬端臨所引實有奪文，竟將原本分屬兩句的‘燕魏’、‘雜記’二詞合爲一名，進而以其爲南宋時書名，據此將《永樂大典》中所輯《燕魏錄》統統改題成了‘燕魏雜記’。” 如本書自序所論，作者的研究路徑爲“由文獻入史學”，這具體包括以下三個層面： （1）“具體的史料學層面。抓住重要史籍的文獻學問題，或提供新的史學資料，或對舊有議題的依據加以離析、重審，從而產生具有牽動性的影響。” 比如作者論證“《說郛》本《燕北錄》的名實不符”，認爲這恰恰凸顯了其史料價值，因爲它們出自“在遼爲官多年、通曉契丹語文的武珪之手”。作者“着眼於史料學”，指出汪藻《裔夷謀夏錄》“相對機械的編纂方式剛好可以保持史料的原始面貌”。他強調《續資治通鑑長編》四庫底本的文獻價值，指出： “憑藉此本，我們可以將通行本中遭清人改譯的民族語名加以徹底回改，並在相當程度上恢復館臣諱改的內容，從而爲宋遼金史及相關民族史研究提供更爲原始可靠的史料。” 作者考證國圖所藏“陸費墀《頤齋文稿》”實爲“陸錫熊《寶奎堂餘集》之稿本”，並由此強調該文獻對四庫學研究的價值。 （2）“中觀的分析方法層面。文獻學的核心在於‘源流’二字，兼具整體貫通的視野與局部縱深的思維，以此面對傳統的史學議題，更易跨越斷代藩籬、實現通體關照。” 本書既有對於每一部文獻細緻入微的研究，又涉及到宋史、遼史、四庫學、學術史、思想史等諸多領域；所涉及到的文獻，從時間跨度上講，由宋初的宋太宗即位大赦詔直至近人陳述所撰《遼史補註》。由此可見“整體貫通的視野與局部縱深的思維”二者之結合。 在考訂文獻“源流”的過程中，作者強調了具體歷史情境的重要性。比如對於《四庫總目》新創立的目錄分類，他指出： “諸多被看作學術內部自然而然、天經地義的變化，其實可能只是館臣面臨現實問題時的權宜因應，具有相當的偶然性。譬如四庫全書中紀事本末的獨立成類，自此史體三分，被作爲史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節點，其實不過是館臣爲安置官修方略、紀略而對‘紀事本末’範疇加以泛化、曲解的結果。⋯⋯職官類下設官制、官箴二子目，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爲倘若依舊不作區分，全照時代爲序，則據聖諭增入的《詞林典故》《欽定國子監志》《欽定歷代職官表》等清廷官書不得不通通殿於全卷之末，甚至在記載宋明州縣雜制諸書之後，顯然與‘尊崇本朝’之旨相去太遠；從故事到政書，目的在於囊括古今，收納本朝政典，然館臣摘取《祕閣書目》‘政書’之名，全然不顧其本抄自《文淵閣書目》，更不知明代如《寶文堂書目》等亦有此名，對於明人政書的內涵（職官之書，甚至特指地方政務之書）未遑深究，而僅借其名目，抓來就用，恐怕談不上什麼深思熟慮的結果。” （3）“宏觀的歷史認識層面。每一文獻系統、不同文本層次的源流脈絡都可能牽涉到歷史敘述的複雜衍變，關係到記憶與遺忘的競爭，文獻學的抽絲剝繭、正本清源本身就是歷史敘述由一元到多元的逆向呈現，也是打破既定框架，開出全新史學問題和豐富歷史圖景的必由之路。” 談到遼史的研究，作者強調了作“減法”的重要性： “面對核心文本所呈現出的看似整飭的歷史敘述，我們要做的首要工作應該是抽絲剝繭，正本清源，通過區分不同敘述主體、不同來源的史料，剔除干擾性因素，盡力迴歸歷史主體自身的敘述，繼而展開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必要時需要以打破既有歷史敘述連續性的方式來求得新的連續性。” 作者在論及古籍校注工作時，倡導一種“敏銳而有節制”的風格： “最終的整理成果則當以問題爲導向，區別資料層次，強化考證辨析，重點放在呈現文本本身的源流脈絡、矛盾張力及獨特價值，避免大水漫灌式的鋪陳羅列。” 我想這種原則，對於寫文章來說也是適用的。

觀點時移而改異，唯有考據yyds。所以無聊也得認，歷史學就是史料學。

四庫學和宋元史料學，較之邱靖嘉，更酷肖乃師。

標記讀完很心虛，因爲是跳着看的。對文獻學確實很難提起興趣，但苗潤博的紮實細密也是真的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