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遺忘的一切：重走父親逃亡之路

作者以500多公里獨自徒步之旅，沿德、波、俄交界夾縫地帶，回溯1945年父親九歲時從西里西亞被迫流亡的逃難旅途，把父輩深埋半生，閉口不談的戰爭創傷，用一雙腳來完成家族的救贖；同時記錄戰爭時大量德裔平民流離失所和遭遇，一段不願重提的往事不可能被邊緣化，不論誰勝誰敗，歐洲戰史間的侵略與報復大多數由百姓買單，構成巨大數量的無聲悲劇，這是戰爭基於的雙向殘酷，因爲戰爭存在，讓所有普通人都成爲受害者，他們承擔的創傷不低於戰士🪖們的傷痕，失去的家園和親人即時血淚也是鄉土變遷，又有誰站出來爲他們發聲，去審判這背後的……

這條路，也是1945年1月22日，你們趕着馬車，在俄國人越過奧得河射擊的槍炮聲中踏上的逃亡之路。也許回到玫瑰谷還遠遠不夠，也許真正重要的不是這個村莊，也不是村裏我家從前的農莊，而是那條路，那條逃亡之路，那條引起我家鉅變的逃亡之路。我應該重走你們當年走向西方的逃亡之路。 真實的歷史總是模糊、自相矛盾的，太多人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既是罪犯又是英雄，既是反猶主義者又挽救了猶太人的生命，是解放者也是壓迫者，是叛徒也是幫兇，是被驅逐者也是納粹追隨者。 但今天我明白了，心靈創傷會延續，逃亡和戰爭可以連續影響幾代人，我們的父輩、祖父輩甚至曾祖父輩的戰爭會銘刻在我們身上。噩夢也會。 人們談及那個時期時，所有的故事都圍繞着戰爭的殘酷和人性的良心未泯，彷彿唯有如此人們纔可以忍受那些發生過的事情。講述中總會夾雜着溫情，而且他們對善良、人性的記憶比對殘酷的記憶更生動，更鮮活。這並不是說講述人想要寬恕德國人，而是他們希望繼續生活下去，不願喪失對人性的信心。如果他們不這樣做，生活對他們而言也許會變得難以承受。

想想西里西亞這個地方（波蘭文：Śląsk；德文：Schlesien；捷克文：Slezsko；西里西亞文：Ślonsk/Ślónsk；拉丁文：Silesia），大致在中歐奧得河中、上游流域，即今波蘭西南部、捷克北部俄斯特拉發一帶和德國東部。當前，該地域的絕大部分地區屬於波蘭，小部分則屬於捷克和德國。奧得河及其支流幾乎流經整個地區，兩岸都有許多重要城市。 西里西亞沿着蘇臺德山脈，其南部與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接壤。舊分上西里西亞和下西里西亞，大體上分別和奧得河的上、中游地區相當。西里西亞現在最大的城市是歷史名城弗羅茨瓦夫和卡托維茲。 西里西亞的地理和歷史都相當複雜，其統治者也變換無數，至於玫瑰谷和玫瑰谷的霍夫曼家族，那只是一個小村莊的小戶人家，這種故事在中國比比皆是，就像李家村、張家圩、薛家堡、黃家屯… 總有人說“人生”這個話題，於是有人寫“自傳”，有人寫“回憶錄”，有人寫“家族故事”，有人擼貓寫古人，都想證明怎樣的人生是人生，反正是盲人摸象不亦樂乎。 其實“人生”這個話題很簡單，只要看懂《論世界》和《論自己》這兩本書就行了，想做人生贏家，只要做事的認知1加1大於2就行。

《我們遺忘的一切：重走父親逃亡之路》 [德] 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 1個筆記 點評 ◆ 2025/08/05 認爲好看 看到這裏你會懷疑波蘭人憎恨的是蘇聯紅軍而不是德國納粹，這使我想到原關東人憎恨的是日本還是蘇聯紅軍？歷史只看某一單方面發佈的很可能是失實的。 -- 來自微信讀書

《我們遺忘的一切》（Alles, was wir nicht erinnern），是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爲抵抗遺忘而寫的書，也是尋根之作。德語書名直譯是“我們不再記得的一切”，用筆寫下這“一切”，就是不想“遺忘”。 沒有她的挖掘和講述，我們從不知道，二戰結束前夕，100多萬德裔平民，在被迫從生活數輩的今屬波蘭的西里西亞地區，踏上“流亡”德國的路途上經歷了什麼。那年的隊伍中有她的奶奶和父親。 60多年後，她獨自一人，回到祖輩的農莊舊址，然後徒步重走了祖輩逃亡的路線。幾百公里的行走，前後無人，用腳丈量，用眼觀看，用耳傾聽，用心回放，頑強而執拗地體驗了歷史的觸覺，形成了她獨自的經歷。 同是尋根之作，讀者很容易將此作與娜塔莎·沃丁的《她來自馬裏烏波爾》對比。相較而言，娜塔莎·沃丁的文學性和可讀性更強。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的文字受到其執着的信念影響，有的地方略顯偏執和反覆。不過，若缺了這份偏執，她也不會有徒步重走父輩逃亡之路的行動力。 遺忘，是人類前行的良藥。因爲親身經歷過，父輩們選擇了遺忘。沒有親歷過的後輩，多數會因爲現世的豐富而對歷史無暇關注。像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這樣執着於時間的針腳，反覆回放，甚至親身去模擬體驗，是非常少見的。

《我們遺忘的一切：重走父親逃亡之路》 [德]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 新星出版社，個人推薦8.3分 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作爲德國知名的《明鏡週刊》專欄作家。霍夫曼的父母均爲二戰後被驅逐並逃到西德的德裔難民，這段家族歷史對她的寫作和視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霍夫曼的父親家族原生活在西里西亞地區，該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劃分給波蘭、捷克等國家。她的母親家族原生活在東普魯士地區，該地區在戰後被劃分給俄羅斯和波蘭。 《我們遺忘的一切：重走父親逃亡之路》（德文原名：Alles, was wir vergessen haben: Auf den Spuren der Flucht meines Vaters）可以說是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的一部自傳性作品，講述了她重走父親二戰後逃亡之路的旅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的邊界發生了重大變化，許多德裔居民被驅逐或逃離了他們的家園。西里西亞和東普魯士地區是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這些地方被劃歸給波蘭、捷克和俄羅斯。在這個過程中，成千上萬的德裔難民經歷了艱辛的逃亡之旅。這也是本書的歷史背景。 霍夫曼的父親是這些難民中的一員，戰後他從西里西亞逃到了西德。父親的故事和其他家庭成員的經歷一直深深影響着霍夫曼，使她對這段歷史和自己的家族背景有着濃厚的興趣。 霍夫曼決定親自沿着父親當年的路線，從西里西亞一直走到西德，實地探訪來了解和記錄這段歷史。她走訪了父親曾經生活過的城鎮、村莊，以及逃亡過程中停留的地方，與當地居民交流，收集口述歷史和文獻資料。 書中不僅記錄了霍夫曼的實地探訪，還融入了她對家庭成員的採訪和回憶。她試圖利用這些回憶來重建父親當年逃亡時的心理狀態和社會背景，重新建立家庭記憶和歷史記憶之間的關係。 出發點：西里西亞，描述霍夫曼的父親和他家族在西里西亞的生活。介紹西里西亞在戰爭中的變化和戰後被劃歸給波蘭和捷克的過程。 從逃亡的起點詳細記錄父親逃亡的起點和初期經歷。期間描繪戰後的社會動盪和難民們的艱辛生活。 霍夫曼沿着父親逃亡的路線，走訪了多個城鎮和村莊。與當地居民交流，收集口述歷史和文獻資料。描述沿途的風景、建築和人文環境，以及這些地方在戰爭前後的變化。 與父親和其他家庭成員的採訪，回顧他們的記憶和感受。探討家庭記憶如何影響個人的身份和認知。 對二戰後歐洲的歷史變遷進行深入分析，特別是對德裔難民的命運和處境。這些都在討論戰爭對普通人的影響，以及戰後社會的重建和創傷恢復。 這裏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當代難民問題，將歷史背景與當代難民問題聯繫起來，探討人道主義和社會政策的變遷。一度反思當前的難民政策和國際社會對難民問題的態度。這是本書的昇華之處所在。 霍夫曼巧妙地將個人故事與歷史背景相結合，使我們能夠從微觀和宏觀兩個角度理解這段歷史。其詳細的真實性提現在字裏行間，詳細的實地探訪和資料收集，所呈現具體的歷史畫面不時閃過。 當然，書中充滿了對父親和家族的深厚情感，使歷史事件不僅僅是冰冷的數據，而是有溫度的故事。對歷史的反思也無處不在，霍夫曼在書中不僅記錄了歷史，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探討了歷史記憶對個人和社會的意義。 想到了娜塔莎·沃丁的《她來自馬裏烏波爾》那本書，同樣是自傳性與個人歷史的結合，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重走父親逃亡之路，結合家庭成員的回憶和口述歷史，講述了一段與她個人和家庭背景密切相關的二戰後難民經歷。娜塔莎·沃丁則調查和研究，找回了她母親和其他親人的故事，描述了她在蘇聯時期的經歷和逃亡到德國的過程。 《我們遺忘的一切》聚焦於二戰後東歐地區的德裔難民，特別是西里西亞和東普魯士的德裔居民被驅逐和逃亡的歷史。《她來自馬裏烏波爾》講述了蘇聯烏克蘭地區在二戰和戰後的社會變遷，特別是德裔烏克蘭人在蘇聯的苦難和逃亡。 霍夫曼探討了家庭記憶如何影響個人的身份和認知，特別是在戰後難民的背景下。沃丁則用回憶和調查，重建了母親和其他親人的生活，同時也探索了自己作爲一個德裔烏克蘭人的身份認同。 霍夫曼用自己的旅程和家庭故事，將個人敘事與宏大的歷史背景結合起來，使我們讀者能夠更全面地理解那段歷史。沃丁則用母親的故事和個人調查，展現了個體在宏大歷史中的微小但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提示了歷史的複雜性和殘酷性。 霍夫曼在記錄和追尋歷史，反思中探討了記憶與遺忘的關係，以及歷史對當代社會的影響。 沃丁同樣用母親的故事，反思個人和家族在歷史洪流中的命運，以及如何在當代社會中理解和對待這些歷史問題。 霍夫曼的寫作風格細膩而富有感染力，記者的敏銳更爲突出。沃丁的寫作風格同樣細緻入微，層層揭開家庭祕密的方式，更具有敘述技巧。 這兩本書都通過個人和家庭的視角，探討了歷史上重大事件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它們在記錄歷史，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情感表達。

【我們遺忘的一切：重走父親逃亡之路/當你問我是哪裏人的時候，你問的是什麼？】 當你問我是哪裏人的時候，你問的是什麼？你想問我來自哪個國家、哪個城市、哪個村鎮，還是別的什麼？你想問的是我的故鄉，亦或是我現在居住的地方？ 關於故鄉的雲，故鄉的人，你還記得些什麼？如果什麼都不記得了，故鄉到底還算不算故鄉？如果心安之處即吾鄉，那我們費力尋找故鄉、探索故鄉又算什麼？ 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說，她是難民兒童的女兒，一切都始於1945年1月，德軍從波蘭撤退，數百萬百姓被迫撤離故鄉，開始逃亡......後人管這叫「逃亡、驅逐與和解」的一段歷史。 關於二戰，你無比熟悉對麼？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大人物們的抉擇如何影響戰局，如何影響歷史，除此之外，你還知道什麼？大歷史都記錄在史書上，那大歷史中飄零的小人物們呢？ 1945年1月22號，星期一，蘇聯紅軍在玫瑰谷附近推進至奧得河邊。同一時間，德軍強令撤離，玫瑰谷村的逃難隊伍有300多人，他們裝好牛車馬車和少量家當，以爲很快就能回家。 幾乎相同的時間，烏克蘭西部倫貝格地區的一羣人也被驅逐出家鄉，被安置到了遙遠的玫瑰谷村。相似的經歷和相信的痛苦：馬車、少量家當、暴力和聽天由命。他們都沒能再回到家鄉。 1月22號到3月22號，從玫瑰谷村到克林哈特村，550公里的逃亡線路，當年他們走了整整四十天，現在則只需要開車五小時。當年這條路線上的地區都屬於德意志帝國，現在則需要四次跨越國境線：從波蘭到捷克，回波蘭，在德國境內前行一小段，再返回捷克。 關於二戰，你無比熟悉對麼？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大人物們的抉擇如何影響戰局，如何影響歷史，除此之外，你還知道什麼？某些區域德國人被迫放棄，而德國人被迫放棄的區域恰恰也是別國不得不接受的東西，彼此都不太情願。但，也沒人問過裏面住着的小人物們是否情願。 「緘默的一代正在離開這世界，而活着的人對此知之甚少」。一旦親歷過戰爭的那代人都離世了，年輕人又對於那段歷史不夠清楚，所謂的以史爲鑑，還能記住什麼？一旦親歷過逃亡的那代人都離世了，年輕人和祖輩所謂的故鄉之間的紐帶還能剩下些什麼？ 大人物作惡，普通人被驅逐而流離失所。如果總要有人爲德國人做過的罪孽付出代價，爲什麼是通過普通人和他們的後代成爲難民、不潔之人、罪人來承擔罪孽的報應？ 即使在75年後，重走了父親當年的逃亡路而寫下這本《我們遺忘的一切：重親父親逃亡之路》，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也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關於「逃亡、驅逐與和解」的歷史，過去的真的過去了嗎？成千上萬人共有過同一段劫難，就真的不值得大驚小怪的銘記了嗎？

家散遺民心慟，重蹈轍親歷道；動念復步騶另。

閱讀隨想之五－－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我們遺忘的一切》（2024） 1945年1月，蘇聯紅軍在玫瑰谷附近推進至奧得河邊時，最初作者的奶奶一直在猶豫，不知道是否離開？槍炮聲離他們越來越近……最後決定跟隨逃難隊伍遠走他鄉，那一年作者的爺爺正在西部前線作戰，作者的父親九歲。 1945年1月22日一個下午，“逃難的隊伍出發了。車隊由大約五十輛馬車組成，其中三輛是牛車。總共約三百人，其中最年長的近九十歲，最小的剛出生幾天。少數老人沒有加入逃亡的隊伍，他們寧願死在家裏也不願離開。” 阿萊達·阿斯曼說：人的一生中最走投無路、最殘酷的決定，是決定逃亡。 寫到這裏，竟然讓我想到加沙流離失所的人們，他們同作者父輩一樣遭遇了被驅逐的命運，不同的是他們現在沒處可逃，而作者父輩還可以選擇逃亡，可以選擇他們的居住地。 諷刺的是有地可逃莫名地變成了一件幸福的事，雖然逃亡的人們遠離自己的出生地，遠離自己祖輩生活的地方，雖然他們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回過家鄉，但家人還可以相擁在一起。 西里西亞的玫瑰谷村是作者祖輩生活的地方，是她父親的出生地。1945年那年這個村的德裔村民被迫遷移，後定居在了韋德爾。作者的父親在韋德爾上學，工作，成家，生子，但那裏始終沒有成爲他們的故鄉，他們在韋德爾生活始終有種過客感覺，他們把韋德爾當作臨時的家，好像隨時做好回玫瑰谷村的準備。 作者給她父親寫道：“你逃難後定居在了韋德爾，但我依然沒有故鄉。這個撕裂從未彌合，反而一直伴隨着我。你說這裏是新的故鄉，是安全、安逸之所在，我無法認同。我的家在韋德爾，可這個小城卻從來不是我的故鄉。” 2020年，作者跟隨父親的腳步，沿着她父親的逃亡之路，來到西里西亞的玫瑰谷村，來到這個魂牽夢縈的地方，對作者來說這裏一切都是那麼陌生，又是那麼熟悉。 作者寫道：現在西里西亞是“一個波蘭的省份，一個農產區，一片已經覆滅的前德意志帝國疆土？我去我父親出生的地方，一片不復存在的土地。我是西里西亞人。可我是嗎？我的祖輩纔是西里西亞人。” 1945年，“德國四分之一國土上的民衆將面臨大遷徙，這超出了這羣平民百姓的認知範疇。他們一直向東行進，直到在某個地方被迫停下自己的腳步，可能是尼斯河的某座橋上吧。1945年6月1日，新組建的波蘭軍隊的五個師被命令前往奧得河—尼斯河一線。軍隊封鎖了奧得河和尼斯—烏日茨卡河上的全部橋樑，以阻止德國難民返回西里西亞和波美拉尼亞。” 1945年，生活在西里西亞的玫瑰谷村的德裔村民被驅逐，同年，許多波蘭人被迫從自己的家鄉遷移到這裏，事實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命運是一樣，他們都是當權者的一顆棋子，他們都任人擺佈。 那段時間作者來到父親的故鄉，居住在父輩曾經生活的地方，從內心深處問出：“要停留多長時間，一個地方纔能成爲一個人的故鄉？”這也是我常常問自己的問題，作者雖然在韋德爾出生和成長，但她在那裏從沒有故鄉的感覺，她就算說玫瑰谷村是她的故鄉，也是支支吾吾，沒有那麼理直氣壯。因爲玫瑰谷村對作者來說是那麼虛無縹緲，那麼遙遠，是在地圖上無法找到的一個地方，有時候作者感覺玫瑰谷村根本不存在，是父輩想象出來的一個地方。 “故鄉不是一個地點，是一種感覺。房子就在那裏，裏面的過客卻是來來去去，有的甚至是被驅逐的。當政者大權在握，能夠左右人們的遷徙，責令他人離開生養自己的土地。但很久以前可不是這樣，過去的西里西亞可不是這樣，那時的人們能夠長久地在一個地方定居。我的祖輩是來自弗蘭肯和萊茵蘭的拓荒者，自1238年起就定居在這裏。他們清理了森林，開拓了土地。” 作者透過自己的經歷和感受不斷地重拾那段被人遺忘的歷史，用徒步的方式重走父親的那段逃亡之路。她爲我們拼接和重組了那段歷史，如果沒有作者不斷地探索和追問，那段歷史畫面不會在我腦海裏鮮活起來，歷史真相就這樣在作者不斷地追問和敘述中一點一滴還原。我在網絡查到這段歷史，只是留在我腦海裏那段歷史是有血有肉，有故事。不只是下面查到的這段文字：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盟軍根據蘇聯的領土要求,將德波邊界西移至今天的奧德河—尼斯河界線—德國失去絕大部分的西里西亞、大部分波美拉尼亞,包括斯德丁（改名爲什切青）、勃蘭登堡東部及小部分薩克森,失地全歸波蘭。而且,波蘭也得到但澤（改名爲格但斯克）及東普魯士南部,包括馬祖爾亞與瓦爾米亞。蘇軍其後進行大規模人口轉移,幾乎把所有德國居民驅逐,安排流落到德國的波蘭人返回新佔領土定居;此外,由於蘇聯兼併了波蘭東部大片土地,同樣被驅逐的波蘭人就取代德國人,成爲新領地的主人。在斯大林實現蘇聯領土擴張之下,被迫離開家鄉的不僅僅是波蘭人與德國人。” 無意遇到一本書，無意讓我瞭解這段德國被驅逐歷史，瞭解德裔人口大遷徙的那段歷史，通過作者的感受和體會，瞭解他們一輩子都活在這段歷史的陰影下，父輩一輩子都沒從失去家園的傷痛中走出來，不僅是德國人，波蘭人，還有捷克人，都是這段歷史的受害者。 2024.04.10 星期三

這本書有着極好的選題以及極糟糕的表達方式。作者在敘事上是混亂和自戀的，總是忽然蹦出一個“你”用來隔空對話父親；反反覆覆使用“徒步？徒步。一個人？一個人”凸顯自己獨自上路，好像其他人都無關，更不關心二戰期間德國難民的經歷和創傷。整體來說，作者未能在家族創傷與民族創傷之間謀得一個平衡，並且對於議題的呈現是斷點式的，東一句西一句重複又缺乏連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