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一把刀：與費雷德里克-伊夫·熱奈對談

安妮埃爾諾不喜歡被別人稱作女性作家，她始終與女性主義保持距離，這不是對女性主義的否定，這恰恰是一種女性主義。 邵藝輝的好東西上映，人們會說同樣是「女導演」，她沒有賈玲的票房高，某個女導演沒有她的作品好，她的“女性主義”很刻意。韓江憑藉對現實事件的剖析獲得諾貝爾獎，人們拿着並非獲獎作品的另一本對她大肆宣傳:一個女性主義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波伏瓦一生中除了重要的第二性，還有大量小說和隨筆，人們提到她也會說，女性主義的重要作家。。如果女人想寫小說，是不是要先進入別人設定的文學領域，人們不僅會想，是否文學已被分爲了兩個領域，由男性主導的文學和他們讓出的女性主義文學。 “我覺得拿“女性寫作”或者女性寫作的勇氣出來說事是一種重複了無數次的策略，面對比以往更多的女性進入文學的情況，男人們無意識地採取了這種策略，目的是把女性邊緣化，與此同時男人們把持着“文學”，沒有形容詞修飾的那種文學，純文學。” “正因如此，女性讀者覺得我的書“不知羞恥”或者“缺乏情感”，併爲此感覺不舒服，可是她們卻不會指責男性寫的文本有同樣的問題。” 除此之外，埃爾諾的寫作觀也讓我觸動。無論是社會的或者私人的，她都將其視爲客體，當她寫作時，一切是物，她作爲敘述者將其赤裸的呈現。看完就想，爲什麼不動筆自己寫一寫呢？那團模糊的東西只有在動筆寫下去，像外科醫生一樣用刀一筆一筆刻下去，纔會變得清晰，自己心中的真相，只有自己的筆才能還原...

在我心目中，安妮埃爾諾、埃萊娜費蘭特是非常相似的寫作者，她們都不是女性主義者，但她們是女性作家。很多女性真實的處境，真的唯有女性作家才能感同身受並且用文字抵達真相。 寫作是一把刀，安妮埃爾諾用它切開自己，也切開潛藏在社會意識之下的真實存在。它試圖通過社會意識定義一個人，定義她的階層，定義她所處的位置，人怎能就這樣被它框定呢。它是藩籬，而她非籠鳥。 有人喜歡把個人存在中的痛苦祕密，以集體的名義爲之命名，證明其存在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複合某種規範、某種集體形式，從而把一個獨特的個體向平庸集聚，這種從集體中找到某種規範某種依從的方式讓他感到安全。而安妮埃爾諾拒絕從衆，她想保有自己獨特的特質，或者說她通過不斷的深入挖掘自己來拒絕從衆。又或許“從衆”的這個從字，足以泯滅她的驕傲和她想表達的東西，她想要的不是“從”，她想要的是“立”。 “階層跨越者和女性這兩個境況疊加起來，給我力量，讓我無畏” “在自我之外尋找真相” “絕不迎合” …… 所以我慶幸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羣女人，她們不止於享受，她們不停的去加工，以此綿延不絕，以此一點一滴，打開女性生存的空間。

我是2021年冬天讀到《寫作是一把刀》的，當時我正頂着兩個筆名寫隨筆專欄。埃爾諾的這句話擊中了我：“我爲我的書感到羞恥，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用筆名。我應該承認我寫的東西，直面來自家庭和職場的目光。”我因此決定用真名出版自己的隨筆集。埃爾諾的寫作給了我非常多的鼓勵。她讓我意識到，個人的也是政治的，個人的也是普遍的。

學了一些寫作技巧之後，起承轉合、刺激反應。矛盾衝突、然後我發現，我寫不出任何東西了。 不是沒有東西可寫。是我每次坐下來，那些技巧就站在我和紙之間。它們看着我。問我：你的鉤子呢？你的衝突呢？你的人物弧光呢？ 我答不上來。我只是想寫，對面淺粉色的樓呈凹字形，留給湛藍色天空小小的一隅之地，在那個休息日的下午我假裝生活中希臘，一個得失的瞬間，一個看似無事發生的場景。我想寫那個。 這本書，是安妮·埃爾諾和一個叫熱奈的作家的對談。熱奈問了她很多問題。關於寫作，關於生活，關於爲什麼寫。安妮回答的方式，不是教你怎麼寫。是讓你想起，你當初爲什麼想寫。 我讀這本書的時候，那些技巧，安靜了。它們退到牆角。我重新看見了萬里無雲的天空。 如果你也在尋找那個聲音，這本書，是一把鑰匙。不是開鎖的鑰匙。是讓你想起來，鎖在哪裏。 安妮有一種彷彿地母一般的平白的寫作風格。她說寫作既面向自己又面向他人，寫作可以用來探索世界。她說不要流連於技巧，想表達的內容自會找到其合適的表達形式。她說寫不下去的時候就擱置在一旁，去寫別的什麼也好，去工作去生活。 讀到這些的時候我被觸動了，我已經擱置了多久？不是因爲寫不下去，是因爲常常有一種寫不盡之感，寫出來的東西配不上我所感受到的。心中的感受有很多很朦朧飄忽，文字無法精準抓住這些感受。有時候偶爾能抓住一些，寫下來之後再看，感受又飄走了，留下一堆沒有靈魂的詞句。 安妮說寫作是未知的危險的，因爲你不知道它會將你帶向何方，正因如此它也是迷人的充滿愉悅的。我相信這未知的危險會引領着我繼續探索寫作世界。 在這本書裏她與寫作的關係是天然的親近的平等的，哪怕有時候寫作不順利，她從文本中出走一段時間，但終究會回到寫作上來。寫作讓人感到自由廣博，這是我理想中的寫作的樣子。 在安妮的書——非虛構作品中，她作爲親歷者有時候會在文本中被淡化，就像她自己說的“重要的是一個文本想要達到的目標，重要的不是研究我自己，也不是思考促使我寫作的是什麼。重要的是沉浸在現實中，這就意味着遺忘我自己。”。在讀過了大量的虛構的非虛構的書，會知道這是非常難得少見的。那些被定位爲面向他人的寫作，或者說是面向市場的寫作，作者的存在和過剩的自我意識卻無處不在，常常跑出來舞一段，作爲讀者還要假裝無事發生才能繼續看下去。但在安妮的書中從來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她將自己個人的體驗與社會經驗聯繫在一起，她爲大家寫作，她總能一針見血的平和的說出我們的心聲，她的文字會包容你的憤怒和偏見。 哪怕只是寫日記，思考會自有其形狀，會留下我曾來過這世界的痕跡，坦誠自己打開內心，探究隱祕的角落，梳理自我。在感到人生無望的時候就去讀書和寫作，藉此重建人生的秩序。這是我從這本書中所讀到的態度和力量。

26-41 05.13 北京 忙裏偷閒，讀得斷斷續續，導致感受很零碎，很多地方沒咋讀明白，快速記兩筆： 埃爾諾談到的寫作不是什麼： 埃爾諾認爲寫作“絕對不是一項探索自己的工作”，因此我在閱讀《一個女孩的記憶》中的一些困惑根本不成立。 同時，埃爾諾拒絕把寫作等同於心理治療，她認爲寫作是“把自己投入世界”。心理治療的核心通常是幫助一個人重新理解自己的創傷，恢復主體性。但埃爾諾的寫作目標更接近揭露個人經驗背後的東西，脫離“我”的範疇，“我”背後的階層、性別、歷史是什麼。 埃爾諾也拒絕把文學僅僅理解爲虛構、修辭與風格，拒絕讓寫作成爲一種安全的自我抒情。對她而言，寫作更像一種逼近現實的工作，逼近階層、羞恥、慾望、女性經驗、衰老、死亡，以及那些長期被認爲“不配進入文學”的日常事物。 寫作有一種來源，生命中的某個部分太疼了，疼到你必須喋喋不休地回應它。

我真的好喜歡安妮埃爾諾！ 我們的情感有一種相似性，她能精確表達出我想卻無法具體描述的那些。 或者我更喜歡的是欒穎新的文字！！！ 是某種類似一種情感、一種意願的東西，它自己形成了，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潛伏着。某種模糊的東西，沒法輕易概括～

我要愛上這個女人了，她對寫作的信仰讓人震顫，還可以這樣活着呀。 這本書以對談的方式記錄了安妮•埃爾諾關於寫作的一系列思考。 關於寫作的意義：我把一些出自我沉浸其中的宗教的表達和要求轉移到了我的寫作實踐中，轉移到了我爲寫作賦予的意義中。寫作是完全把自己捐出去，是一種獻祭，寫作也是真相，甚至是純粹所在的地點。把那些我沒有寫作的時刻視爲一種錯誤，是錯誤，是“致命的原罪”。 關於自己的文學觀和審美偏好：我希望每一句話都能因爲充滿切實的東西而有重量，我希望詞不再是詞，而是感受和形象，詞一旦被寫出來、被讀到，就轉化爲一種“堅固的”現實，而不是“輕飄的”東西。 關於寫作的動機：愧疚感是促進寫作的絕佳動力，我相信這種愧疚感是永久的，愧疚感是我寫作的基礎，同時寫作也讓我從這種愧疚感中解脫出來。 關於寫作的方式：寫作成了一種全面的探索，把自己投入世界之中，並不是探索自己。用毫不安逸的方式寫作，我把我整個人交付出去，我希望我的一生成爲某種可以被感知的和具有普遍性的東西，我希望自己完全溶解在人們的思想和生活中。寫作是一種政治行爲，也是一種“贈予”。 關於寫作的定義：在寫作過程中發現用其他途徑無法發現的東西，其他途徑即說話、旅行、演出等。也不是思考的過程本身。去發現某些在動筆之前不存在的東西。這正是寫作的愉快—和恐怖之處，不知道寫作會讓什麼發生和出現。 關於寫作的感受：寫作是一種質變，像是把屬於經歷的、屬於“我”的東西轉化成某種完全存在於我個人之外的東西。某種非物質性的東西，正因爲它是非物質的，它才能被同化、被理解，被他人非常猛地“抓住”。 關於自己的獨特性：我有着一種驕傲的意識，認爲在我之前沒有人做到過。以我身爲跨越階層者的條件，寫作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關於激情與寫作：激情是一種人的存在完全感到愉悅的狀態，是一種困於現在的狀態，一種即刻的愉悅，激情首先是一種狀態。寫作不是一種狀態，寫作是一個活兒。這種存在是如此強烈、如此前所未有，不費勁也不用功；隔着寫作所要求的距離，寫作只能顯得像是一片荒漠，像是一種殘酷的分離。 從來沒有想過有人是這樣看待寫作的。宗教曾經提供的那些東西，超越性、意義、與某種絕對之物的連接，她將這些需求全部轉移到了寫作上。也就理解了爲什麼她可以毫無保留、不做修飾的寫自己，爲什麼選擇痛苦的、承擔風險的方式去寫作。因爲寫作是信仰呀，所有的真理、意義都在如實表達中。 上帝已死後，人人都在尋找替代宗教，可是總是一邊找尋一邊質疑。存在主義告訴我們意義不存在，你的選擇就是你的意義，可是我怎麼敢如此信任我的選擇，我誒。作者告訴你，可以的，她選擇了寫作，寫作就是她的宗教信仰。

安妮埃爾諾的每一本書都很薄，以至於會覺得好貴，但是仔細讀進去，會發現那種冷靜如解剖刀的寫作方法大概值這個錢。法國和中國那麼像嗎？法國工人子弟的生活和中國工人子弟的上升路徑也那麼像嗎？拼命讀書、考學、去首都、謀得一個職位，工作多年，成家，離婚，孩子長大，母親去世，世界不停運轉，在學院的教職做到2000年，退休，在這一切發生的時候，不停寫作。獲得諾貝爾獎。😏她寫日記：“日記包含很多類別，不論是私人日記、外部日記、寫作日記，還是我探望我母親的日記，日記寫的都是現在。”“日記是轉瞬即逝之物的儲存庫。”私人日記在本子上，其他的都寫在單張的紙上。習慣一旦養成，就摧枯拉朽。她旅行：“因爲我的書，近十五年我頻繁旅行，去過歐洲、亞洲、中東和北美的很多國家。我用這種方式實現了兒時的夢想，出門旅行，看世界。”旁人可能會羨慕，但是她覺得那不是真正的旅行，旅行是歷險，而這些旅行不是歷險。寫作癮上來的時候，“外面是監獄，而我把自己按在那兒寫東西的那張桌子，是自由。”她寫得直白、大膽、肆無忌憚。“我書寫我的愛情故事，而且我經歷我的書”，在我的生活中和在我的書中，愛、性，以及寫作和死亡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持續彼此接近和相互交流。這句話，真好，書寫與現實，互相生成。 （在進城的地鐵上讀完這本，記錄如上，還是要每天都寫點東西。voilà）

我非常喜歡的法國曆史學家雅克·達拉漢(Jacques Dalarun)在做研究的同時也做翻譯，他把英語世界的研究著作翻譯成法語。他在訪談中提到英語是他出發的語言(langue de départ)，法語是他到達的語言(langue d'arrivée)。

寫作作爲一把刀：解剖自我與時代的哲學手術 當安妮·埃爾諾說出“寫作是一把刀”時，她不是在宣告一種文學姿態，而是在描述一種生存方式。這把刀既指向外部世界——那個由工人和農民構成的、被主流敘事長期遮蔽的法國底層社會，也毫不猶豫地剖向自己的記憶與肉身。在弗雷德裏克-伊夫·熱奈持續近一年的追問中，這位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展現出令人震撼的誠實：她將寫作視爲一種“政治行爲”，不是口號式的抗議，而是通過將個人經驗轉化爲公共文本，完成對社會階層的解剖。 這本書的特殊性在於它的“反虛構”立場。在虛構文學日益精緻的今天，埃爾諾堅持認爲，真實生活境況中那些“堅硬的、沉重的、甚至是暴力的東西”，纔是文學最該關注的主題。這種寫作倫理讓人想起哲學中的現象學傳統——她像胡塞爾說的那樣“回到事物本身”，通過對生活經驗的嚴格描述，揭示被日常語言掩蓋的存在真相。 從心理學視角看，埃爾諾的寫作是一種深刻的自我療愈與身份整合。作爲“階層跨越者”——從諾曼底的工人家庭女孩到巴黎的知識分子——她始終處在文化撕裂的創痛中。這種撕裂不僅是社會學的，更是心理學的：她的語言習慣、身體記憶、情感結構都與現在的知識階層格格不入。寫作成爲她調解這種分裂的方式，通過將過去的世界客體化爲文本，她既保存了那個即將消失的工人階層文化，也完成了對自我認同的重構。 這讓我想起溫尼科特說的“過渡性空間”。對埃爾諾而言，寫作正是這樣一個空間——在這裏，她可以同時是那個工人家庭的女兒和著名作家，不必選擇背叛哪一個自己。她的文字沒有 sentimentalism（感傷主義），只有近乎殘酷的誠實，這種誠實本身就是一種高級的心理防禦機制，用以對抗因階層流動而產生的羞恥與不安。 在社會學意義上，埃爾諾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民族誌方法。她記錄的不是異文化，而是她自己出身的那個法國底層世界——超市購物、墮胎經歷、父親的羞恥、母親的衰老。這些看似私密的個人事件，通過她精準的書寫，變成了理解法國社會變遷的鑰匙。她的作品構成了一部“20世紀法國平民史”，補充了那些由精英書寫的宏大敘事。 這種微觀史學的價值在於，它揭示了社會結構如何具體地作用於每個人的身體與心靈。當她說“它們永遠是真實的東西”時，她是在對抗兩種暴力：一種是社會對底層經驗的漠視，另一種是文學對底層經驗的美化。她的平實文字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學批判——它告訴我們，真實的生活不需要文學修飾，它本身就足夠有力。 對寫作者而言，這本書是一次關於文學本質的思辨。埃爾諾拒絕了小說的誘惑，選擇了一種她稱爲“平面寫作”的風格——不加修飾，直指事物本身。這種選擇背後是深刻的文學判斷：在過度修辭的時代，最大的文學創新可能就是迴歸真實。 這讓人想起羅蘭·巴特對“零度寫作”的討論。但埃爾諾走得更遠——她的平實不是風格選擇，而是倫理立場。當她描述超市裏商品的價格時，當她記錄父母說話的句式時，她其實在重建一整套即將消失的生活語法。這種寫作具有人類學意義，它保存了一個社會階層的語言DNA。 倘若許知遠來解讀埃爾諾，他可能會注意到她與這個時代的隱祕對話。在一個充斥着身份焦慮、文化斷裂的時代，埃爾諾提供了一種不和解但自洽的生存方案。她既不浪漫化底層出身，也不全盤接受精英價值觀，而是通過寫作這把“刀”，精確地解剖兩者之間的張力。 他會發現，埃爾諾的“階層跨越者”視角，對理解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同樣具有啓示。我們身邊有多少人正經歷着類似的文化撕裂——從鄉村到城市，從傳統到現代，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埃爾諾教會我們，不必急於尋找歸屬，誠實記錄這種撕裂本身，就是最有價值的文化實踐。 合上書頁，埃爾諾那句“寫作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依然迴響。在這個衆聲喧譁的時代，她提醒我們：最有力的聲音往往來自最誠實的敘述，最深刻的政治往往始於最個人的記憶。寫作作爲一把刀，不是爲了傷害，而是爲了切開表象，讓我們看見彼此真實的血肉。 也許，這就是文學永恆的使命——不是提供答案，而是通過忠實於經驗，提出更尖銳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可以成爲執刀者，用誠實文字切開各自的生活，在相互映照的碎片中，拼湊出這個時代更完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