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UK出了這麼多的大家，再出一個紀實旅遊作家也不足爲奇。我的肌體不是我，我變化的思想不是我，兩者疊加也不是我：我是對方眼中的“你”。所以在恥感文化中，國人特別好奇敏感外族如何看本族。230年前喬治.倫納德.斯當東寫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就提供了一個參照。他儘可能客觀全面：描述地方時提供經緯度，地形地貌長寬高，水文地理物產民俗等；描述事物時講述物的外形質地功能運行機制，細緻到幺尼角落細枝末節。英國真是一個科學精細化管理的社會，附件的統計資料彌足珍貴。囿於歷史，他的視角一定是主觀片面有缺陷的。許多度量單位錯誤百出，在下懷疑把噚錯成吋等，不知是作者的錯誤還是譯者。如果真的對外族的感受感興趣，讀者可以閱讀世界主要國家對華人的好感度，一目瞭然。讀者甚至可以將歷年的友好指數做成K線圖。昨天的新聞是今天的歷史；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K線圖能反映一種趨勢！ 作者在大英帝國如日中天的時候來到了“康乾盛世”的清國，正好也是和珅如日中天富可敵國的人生巔峯。他筆下的和珅“儒雅通情達理、溫良恭儉讓”；他筆下的鄉村整潔乾淨，地裏沒有一根雜草，也沒見過一個乞丐。百姓溫飽有餘，但仍貧困，也不讀書。他鍼砭時弊，但也美化清廷。清廷的固步自封、閉關鎖國警惕“西風東漸”，擔心法國革命的浪潮波及東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讓人哭笑不得；三叩九拜還是單膝下跪的禮儀之爭令人發噱；喬大人提供的財政收入支出、國土面積人口分佈、軍隊數量待遇等，如今看來絕對是國家機密，判個賣國賊間諜罪斬立決綽綽有餘。作者有所不知的是：英國”進貢“的槍械大炮一直封存在庫房裏沒有研究動用過，辜負了英王的苦心孤詣。 過去了幾百年，許多事情似曾相識好像變了，好像又沒變。 好看的是視角，難看的是譯文。

讀《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13條思考： 1、馬戛爾尼使團與四大徽班進京的關係：乾隆拒斥生產性科技，選擇娛樂業 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進京，也正是四大徽班進京第三年。乾隆看的是什麼戲？ 乾隆主要看的是崑曲‌，在乾隆年間，宮裏唱的是崑曲，乾隆聽的也是崑曲‌‌。此外，乾隆皇帝在“下江南”時觀賞了大量的地方民間戲劇，包括活潑、花哨的“花部”地方戲劇，如京劇、徽劇、湘劇等，其中以京劇爲代表‌‌。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乾隆不看京劇，只是崑曲在宮中更爲流行‌‌。 京劇誕生於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慶祝乾隆八十壽辰，以四大徽班進京爲標誌性起點，經過數十年徽漢合流、吸收崑曲與秦腔等藝術形式的融合過程，最終形成了這一綜合性戲曲形態。其發展歷程可分爲萌芽期、融合期和成熟期，至19世紀中期形成完整藝術體系。即道光20年1840年之後纔有真正獨立的京劇。 我突然意識到，四大徽班進京，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進京，都是同樣的替乾隆祝壽爲契機！ 號稱康乾盛世，雖然有人質疑爲《飢餓的盛世》，不管如何，任何朝代的中期都會經歷一段經濟繁榮，京劇作爲一種娛樂業的發展，必然是與此有關的。 我曾談論過日本藝伎的延續與民國越劇女班的崛起，都與經濟發展有關。 這時候，乾隆選擇了京劇娛樂消費，而一定程度拒斥了馬戛爾尼的現代科學禮物……體現了中西方的差異。東方大國容易產生食利階層，根本不必從事生產性工作，也不在乎，就可以活得極度滋潤，科學技術沒有用。而西方小國，更多需要依靠自己的獨立能力，提升科技，擴大生產。 2、天主教與新教進入中國的時間差 伽利略《星際信使》序言中說：爲了反對北方新教運動，保衛教皇，西班牙貴族聖依納爵·羅耀拉三十年前在巴黎大學成立了耶穌會（1534年），這是一個以高級知識分子爲主的天主教修會，有許多歐洲重要學者屬於這個組織。 我知道到中國來的早期傳教士，基本來自於這巴黎耶穌會！ 1583年明朝第一個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利瑪竇來到中國澳門，並進入宮廷，對李贄，徐光啓等人有思想啓發。 第一個新教傳教士，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807年抵達澳門並開始在廣州祕密傳教。 看來新教的傳教晚太多了！正讀1793年《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那是英清第一次建立外交，書中說到隨船有兩個傳教士，應該是新教的，受到意大利天主教傳教士的敵意：這兩個傳教士的知識很有價值，因此澳門當局百般阻撓，不想讓他們來北京。 其中一個人曾一度師從於著名的天文學者拉朗德……我查了下，果然當時西方天文學大爆炸！ 拉 朗德（Lalande，Joseph Jerome Le Francais de，1732—1807），法國著名天文學家、數學家、科學史家。1762年，拉朗德任法蘭西學院的天文學教授，1795年成爲巴黎天文臺臺長。他將大部分的時間用於編制一份約有47000顆恆星的星表，並於1801年發表。 我猜，正是這次馬戛爾尼的外交，纔有馬禮遜14年後的傳教，雖然是祕密的。 3、爲什麼天津多強盜？ 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使團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寫天津：我們沿途看到人口衆多，田地都精耕細作，但很少看到樹木和家畜。這個地方據說山洪暴發時也遭過水災，有時因爲蝗災也鬧過饑荒。在饑荒時節，經常會發生搶劫事件，政府雖嚴加懲處，卻很難禁絕。這些人是因爲飢餓所迫才鋌而走險，田地一有收成，他們就馬上洗手不幹了。 在乾隆盛世，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凸顯，山皆童禿，山洪暴發和蝗災，又跟水土環境惡化有關，造成了惡性循環！人也沒喫的，家畜當然少了。 《飢餓的盛世》局部來看是真的。 天津的強盜很多，是有歷史原因的。我在明朝1488年《漂海錄》中讀到過，到河北滄州時：河邊有望竿，上懸人頭以示衆。傅榮謂臣曰：“彼乃強盜首也。漢之龔遂以單車入此地平羣盜，有賣劍買牛之說。此地盜多劫殺人，自昔猶然。” 到天津時：臣船相對處，有十餘人乘桴，——架屋桴上，——亦來泊。有賊人來劫奪，乘桴人亦強健者，相與搏擊。陳萱曰：“盜肆行毆掠若此，其分付你衆各自相警，小心過夜”云云。白天津衛以北，白沙平鋪，一望無際。曠野無草，五穀不生，人煙鮮少，即曹操徵烏丸時，遣其將自滹沱河入潞沙。潞沙即此地也。 我估計，這些強盜是從山東，黃淮區域來的。 而爲什麼自古山東，黃淮多強盜？ 因爲黃河氾濫，《水滸傳》北宋梁山泊時代，黃河威脅山東天津，而1194年南宋與金朝對峙時期奪淮入海後，又威脅江蘇北部。這些災民去哪裏？天津！往大城市乞討，做強盜！他們到不了北京，就像今天進京上訪被攔截一樣，而天津是最好的落腳地。碼頭城市，做水手，當苦力，總比留在黃淮氾濫的家鄉喫土強吧！ 爲什麼他們到不了北京？《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有一處記載：北京只城外有一些妓女，她們都被嚴格登記在冊。因爲本地的單身漢，和從外地來北京謀生的男性人數很少，所以妓女人數並不算多。 可見，低端人口是被限制進京的，跟今天一樣。 《被犧牲的局部》裏談到乾隆時期的淮北：生態遭到普遍破壞，政府不願承擔應盡的責任，不能興修爲農業生產服務的灌溉設施，在此背景下，農民個人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這也是他們變得消極的客觀因素。 遇到荒年（其實這裏大部分年景都是荒年），百姓流浪四方，“或因貧而乞食，遂因乞而爲匪。鼠竊狗偷，所在多有。強梁者乃越境販鹽，公行市集，酗酒打架”。 與洪水的破壞性一樣，當土匪到來時，一般無所依恃的平民，從個體而言，同樣是非常渺小的。事實上，淮北一些地方的方言中，“水”與“匪”是同一個字。 不只是強盜，我想起張愛玲《第二爐香》中的姐姐，原來嫁給天津的一個男人，老公死了守寡……我認爲，這家母女三人，是“仙人跳”團伙，從天津到上海，香港，流竄行騙。碼頭城市，自古男盜女娼，進入現代資本主義化，愈演愈烈。 4、爲什麼古人少住樓房？ 《她來自馬裏烏波爾》：我首先想到的殺人動機，是關於房子：俄羅斯國內災難般的住房緊張從未緩和，導致了許多人一輩子都和整個家族困居在最狹小的空間中，其中不少人被逼得精神錯亂。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早在他的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就讓撒旦說出，莫斯科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樣，既不更好，也沒更糟，只不過房屋緊缺讓他們墮落。 只不過房屋緊缺讓他們墮落……正讀《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大清的房子，都是極度矮小的平房：從北京低矮的住房條件來看，實在很難想象這裏竟然能容納這麼多人。中下等人住得非常擁擠，他們家裏沒有多餘的房間，經常是老中少三代都住在一起，一間屋子裏擺上幾張牀，中間用席子隔開。全家在一間公共的屋子喫飯。 只有天津碼頭，地少人多，寸土寸金，存在二層樓！ 爲什麼不造幾層樓？一是木構建築，頂多也就做個二三層。古羅馬時期的龐貝古城居民就普遍住四五層樓了。 二是居住習慣中的巫術色彩。 一層樓就是頂天立地，頭頂，天不被人遮住，腳下接地氣。反過來，假設皇帝在一樓，樓上有人，豈不是踩在皇帝頭上了？這怎麼可以？這個道理就像慈禧太后拒絕西方馬車，因爲馬車伕必須看路，高高地坐在前頭，凌駕於主人之上了。普通人也一樣，頭頂不可以被人踩了，正如影子踩不得。 農村建房還爲了鄰居家房頂高一頭而大打出手呢。高，就破壞風水。被人踩在頭上更不可接受了。 中國沒有像俄羅斯人那樣因爲房屋擁擠而引起精神問題的，內卷，本來就是生存現實，但可能因爲風水問題而惴惴不安。 5、柳罐，鐵梨木犁，耐寒蓮花 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讀到承德地區的水桶是柳條編織的，不是木桶……百度到了圖片，叫柳罐，編織精密，的確可以防水，我想，因爲承德樹木被砍伐稀有，不得不用柳條編織！ 我查到： 柳罐是以柳條爲原料編織而成的傳統器具，又稱"柳罐斗子"，外形似敞口罐或鬥狀容器。該器具最早見於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記載，南北朝時期已廣泛用於農田灌溉汲水、盛放穀物及挑運農產品。其製作需選用二年生柳條經浸泡軟化後編織，憑藉柳條韌性形成緊密結構，兼具輕便、防水和抗碰撞特性。隨着現代供水工具普及，柳罐於20世紀70年代逐漸退出日常使用，成爲反映傳統農耕智慧的歷史遺存。 斯當東還在越南和山東都發現：少數犁頭是用鐵做的，大多是用鐵木做的。 這是鐵梨木，比鐵還硬，另一方面說明鐵貴。 在熱河的避暑山莊還發現：湖面上種有蓮花。沒想到這種美麗清香的花，在熱河這麼寒冷的地方也能開得很好。 耐寒品種！我前幾天看到尹燁一個b站視頻切片：用進廢退還是自然選擇？水稻實錘證據爲拉馬克扳回一城。 說水稻本是熱帶作物，爲什麼後來能在東北這種地方生長？ 結論是環境壓力可以影響遺傳基因中的表達。水稻通過記憶寒冷，打開記憶開關，且可遺傳。 6、西門慶可能看到過臨清塔 我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讀到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使團沿大運河南下，到臨清，西門慶的老家，發現一座塔： 10月22日，船隻抵達臨清州。臨清州城外有一個九層高的寶塔。寶塔呈錐形，有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英尺高，塔的高度是塔底直徑的四到五倍。寶塔層數一般是單數，有五層、七層或九層，越到上層，塔的截面越小。臨清州的塔不是建在山上，而是建在平地，這在中國是很少見的。 1488年崔溥《漂海錄》北上大運河路過臨清： 晴。至臨清縣之觀音寺前。寺在兩河交流之嘴，東西設四閘以貯水。寺東以舟作浮橋，以通於縣。縣城在河之東岸半里許，——縣治及臨清衛治俱在城中。——在兩京要衝、商旅輻輳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數十里間，樓臺之密、市肆之盛、貨財之富、船泊之集，雖不及蘇杭亦甲于山東，名於天下矣。 我又查到百度： 臨清舍利塔又名運河舍利塔，爲舊時臨清十六景之一，夜晚漕船駛入臨清運河的時候，便可聽到永壽寺內的僧人撞鐘的聲音，故名塔岸聞鍾，舊時臨清塔在永壽寺內。舍利塔在舊時爲臨清這座國際性商業都市的標誌性建築物。建於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此塔與通州燃燈塔、杭州六和塔、揚州文峯塔並稱“運河四名塔”。 建塔的故事是這樣的：水妖作亂，民不聊生，被南海觀音菩薩的慧眼看到，便動了慈悲之心，準備除掉這個惡魔，踏上祥雲，來到此處，把她那手中的玉淨瓶投入河中，口唸咒語，巧使法術，便把那妖怪連同一河水裝入了瓶中。她以指爲杵，戳了一個千米深的大井，把妖怪放入井中蓋上蓋子，並邀請魯班爺在上面蓋上一座寶塔…… 那麼，這必然就是崔溥所說的觀音寺的塔！明朝1488年時它叫觀音寺（可能是俗稱），當時還沒有塔，1611年建塔，改名永福寺，清朝時改叫永壽寺。 《金瓶梅》初版於明萬曆45年，即1617年，這塔剛建成6年，與西門慶同時代！ 潘金蓮所葬永福寺，是龐春梅周守備家的香火院，有這樣幾句描寫：旗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幢旗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 雖然並不能證明就是觀音寺，就是臨清塔，但也不能排除不是！ 7、大清何以只有四百萬平方公里？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裏讀到一句話：中俄兩國的疆土均約佔四百萬平方公里。 不是1300萬平方公里嗎？ 我看到的資料： 古代王朝在統計本朝疆域的時候僅僅統計設置郡縣的區域，各種羈縻州郡（衛所）、都護府、都司、宣慰司之類的不被計入疆域的。教科書中除了宋朝之外，漢唐明三朝疆域，教科書版本之所以跟當時記載有很大出入，主要是把這三個朝代在直屬郡縣之外設置的羈縻領地也劃入的當時王朝的疆域，這就是古今對於劃分疆域標準的差異。說句題外話真按照古籍的記載的標準只計算直屬郡縣的話，宋朝疆域不比漢唐小多少。 網上很多人說，啊～明朝時期的中國僅有約三百五十萬的兩京十三布政使司，清朝領土1360萬，大清領土比明朝多出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知道這裏邊貓膩的明白你在玩雙標，不知道的還以爲大清國在1360萬土地上住滿了滿洲人呢，把郡縣制推廣到這1360萬平方公里的每個角落呢。 明朝在兩京十三布政使司轄區內實現了 1、直接派遣跟皇室同爲漢人的流官管理 2、可以直接徵稅 3、各地均有漢人的駐軍 4、轄區內居民中，以跟明皇室同爲漢族的居民佔有絕對優勢。 滿清治下達到這個標準的實控領土有多少呢？ 如果以漢唐宋明那個標準，清國這種把外藩屬國朝貢國算進版圖將自己疆域擴大到約1360萬平方公里的行爲叫“地圖開疆”。 地圖開疆（Theterritoryofdelusion），即國家在印製地圖時，將本非屬於自己的領土，標註爲自己的領土，從而達到開拓疆土的目的。 8、分水龍王廟 正在1793年《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讀到，馬戛爾尼訪華使團南下經過濟寧分水龍王廟：運河的西岸建有一堅固石堡，汶河水以極強的力量衝向石堡，之後分流向南北兩方。有一個鄉野傳聞：在這裏拋一束柴枝在水面上，柴枝也會隨着水流分爲兩份，漂往南北兩個方向。這確是一種奇異的現象。 1488年崔復《漂海錄》北上經過分水龍王廟，極爲靈驗，舟人都去拜拜，作者不去，因爲他是朝鮮的儒生，不信淫祀：至分水龍王廟，有大水自東北來，至廟前分南北派。南派即臣所已經，順流南下；北派即臣所將往，逆流北上。廟當其二水之分，故以分水名。問其東北來大水，則人曰：“濟河之源也。” 9、景德鎮的瓷土與神祇 A、浙西人賣高嶺土磚給景德鎮 1793年《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寫到浙江衢州常山縣的瓷器高嶺土：使節團員在船上看到岸邊的山上被挖了很多空洞，挖出來的石頭被稱爲“皮頓子”。…… 我在《廣志繹》中讀到過，實際上，明朝景德鎮的瓷土漸漸稀缺，是浙江西部提供的，做成瓷土磚賣給江西人！ 1597年《廣志繹》：近則饒土入地漸惡，多取於祁、婺之間，婺人造土成磚，磨磚作漿，澄漿作塊，計塊受錢，饒人買之以爲瓷料。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船隻行經至江西景德鎮不遠處，那裏據說盛產瓷器，鼎盛時期有三千個窯爐同時開工。晚上可望見該處上空一片火光。 瞬間想起我在《廣志繹》就讀到：浮樑景德鎮雄村十里皆火山發焰。 B、景德鎮是拜什麼神？ 《左道》中讀到過：景德鎮因接收來自婺源等鄰近地區的外來移民而規模不斷擴大，於16世紀發展成爲一座主要城市。一座爲京城生產陶瓷器具的景德鎮陶廠旁立有一間華光廟。好幾次朝廷官員都試圖把這間華光廟改建爲公署，但均遭到當地匠人的拒絕，他們稱華光的幫助保障了窯中瓷器的順利燒製。 爲什麼是華光？它應該並不是匠神。 我認爲，實際上是徽商控制了木材原料，控制了瓷器的貿易，也就控制了瓷器匠人的神！華光是徽商的保護神，連帶着匠人也被影響了。 另外，前些日子我讀到過，鐵匠神是太上老君，因爲煉丹爐嘛！ 10、印度撥障術治療白內障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裏讀到：特使藉此機會把歐洲最近的幾項新發明向總督做了大概介紹。例如藉助氫氣球，人能凌空昇天；又如能給殘疾人安裝假肢，讓其生活更便利；又如患白障眼失明的人，可以通過摘出術或撥障術讓其重見光明等等。 其實中國早就從印度傳入了這種撥障術。 《中外醫學交流簡史》：在印度醫學中，以針撥白內障術對我國的影響最大。至遲在南北朝時期，金針撥障術已爲國人所知。在當時兩度漢譯的《大般涅槃經》卷8中就有記載說，目盲者求醫，“良醫即以金篦決其眼膜……（盲者）乃言少見”。這種針撥術在當時還不僅僅限於佛典文獻的介紹，而且在我國已有施行的實例。如《南史》載，梁文帝（424—453年）第10子蕭恢“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另一佐證是，《北史》載，張元的祖父喪明3年，張元爲其祖求佛祈禱，“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篦療其祖……”金篦，即狀如篦子的金針。 《細讀金庸》：唐宋時期的醫師已能熟練地運用針刀給白內障患者做眼科手術了，此即“金針撥障術”，蘇軾親眼見過一位叫王彥若的眼科醫生怎麼做白內障手術，覺得很神奇，便寫了一首《贈眼醫王生彥若》，說王醫生“運針如運斤，去翳如拆屋”。王彥若就如一名武林高手，手中針如斤斧，患者眼中翳如破屋，王彥若運針如風，三下五除二就將眼翳給去除了。 11、1743年的乾隆熱災與1793年的佛得角羣島乾旱 馬戛爾尼使團抵達佛得角羣島：過去這裏降雨頻繁，航海到過此地的都稱它爲“多雨島”。 說明1793年全球氣候很可能發生了某種變化，類似厄爾尼諾現象，導致這被稱爲“多雨島”的島嶼上三年不下雨，極度反常。我不知道當年的乾隆中國，氣候如何？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有趣的資料： 乾隆八年（1743年）確實可以稱爲中國古代史上最熱的夏天。我國著名氣候學家朱可楨認爲，1900年以前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四個“暖期”和四個暖期。“寒期”，以及乾隆八年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季發生在第四個“暖期”。 關於這個高溫，史書上和很多地方誌上都有記載，看看這些記載：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續東華錄》 天津：“五月苦熱，土石焦土，刊頂鍍金，熱死人。”《續天津縣誌》 河北高邑：“（5月28日（7月19日）至6月6日（7月26日）酷熱難耐，重重陰霾，熱火朝天，中午鉛錫賣空，人渴死了。”♬ 山西福山：“夏五月甚熱，路上行人多死，京城尤甚。在京經商的福人亦熱死。”《浮山縣誌》 山東高青：“千里大旱，室內器具皆熱，西南風燒樹多死。6月，天津南武定府多人逃走，路人死亡的熱量。”《青城縣誌》 當時的法國傳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俊榮）帶來了一個歐洲溫度計。他在北京監測到，今年北京夏季最高氣溫達到44.4℃。而且，據宋君容記載，1743年7月20日至25日，北京的氣溫達到40℃以上，25日最高達到44.4℃。 據當時的歷史記載，一碗水至少可以賣到十塊錢。這是什麼概念？換算下來，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幣10多塊錢。 據宋君容在給歐洲親友的信中說，那年的高溫從5月開始有上升跡象，7月13日開始爆發。清代。他們經常突然死亡，被發現在路上、街道或室內，歐洲傳教士帶領信徒爲他們祈禱。 根據官方歷史記錄，7月14日至25日的熱浪造成北京郊區和市區共11,400人死亡。樂觀的是，這只是北京地區。 12、古代規模500人的武裝商團 《河西走廊》書中說，爲了搞清楚契丹與中國是不是一個國度，公元1602年10月，意大利人鄂本篤由印度出發，僞裝成阿拉伯人，加入商隊，踏上了尋訪神祕國度的旅程。他所在的商隊共有500人，大多數僕人因爲畏懼前途險惡離他而去，只有一名叫作依撒克的亞美尼亞僕人始終跟隨着他。 他所在的商隊共有500人……絲綢之路上都是大型武裝商團，其實，我感覺跟海上的東印度公司應該是一樣的，和大運河上的漕運也是一樣的大規模行動。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寫到，馬戛爾尼訪華使團，動用大運河上船隊的縴夫就有一千人：平均每艘遊艇用十五個縴夫，全部船隻加起來得有五百名縴夫，一旁還有隨時準備調換的五百人。兩班縴夫輪流調換。 可謂浩浩蕩蕩，盛況空前。 我倒是對波斯人，阿拉伯人，當年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的組織形式感興趣。500人的商團規模是如何組織起來的？ 我知道，伊斯蘭的武術對中國武術貢獻巨大，比如八極拳之類。福建南少林也與泉州月港的南方海上貿易保障有關，林鎮南的福威鏢局就是。 B站蔡寶良“當士兵變成鏢頭”講座，談到保鏢起源於明朝的標兵，松江府的棉布貿易所僱傭的保標。 《宛署雜記》：萬曆十六年，潞王之國，原派抬內錢糧夫貳千捌百叄拾貳名……潞王之國，2832個人抬東西！ 13、商人與間諜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說大清派兵嚴密護送，懷疑馬戛爾尼訪華使團包藏禍心，間諜行爲：在向某地進攻之前，先派一個親善使節去調查情況，確是東方人的慣用伎倆。 的確如此，這在《三國演義》裏比比皆是！我突然想，成吉思汗當年爲什麼西征，據說是一隊商人與使節被西邊那個花剌子模國的政權給殺了，成吉思汗大怒……我猜，這個商隊也不是一般的，很可能有間諜成分，被發現了，殺了，成吉思汗之怒，無非是順理成章的藉口罷了。 古代世界，沒有官方路引的，只有幾種流動人口：僧侶，乞丐與商人。《南明史》中，扮成和尚，乞丐，逃亡，刺探傳遞軍情。這也是基本套路了。 商人，則是名正言順的流動人口。一個陌生人出現在只有熟人的村子裏，他是商人，你就不會起疑心。《水滸傳》智劫生辰綱，晁蓋們要扮演販栆的商人。

這是一本出色的遊記，斯當東擁有照相機般的記憶，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分毫不差記錄下來。條理清晰文筆細膩，淵博的知識令人印象深刻，身如其境的描述讓人暫時忘記了這居然是兩百多年前的遊記。 一個人只是來了一趟中國，居然對中國的瞭解比一般的中國人都要詳細得多令人驚歎。無論是政治制度，權力運作，民風民俗，宗教禮節，水利灌溉，沿途農耕等等都做了細緻的考查，再現了那個久遠的時代。 從作者此行的目的來看，英國拿出了誠意，而清朝顯然還沒有做好準備，統治者根本不想有任何改變……

老舍先生說:"生在某一種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個文化是什麼，像水中的魚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麼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觀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夠客觀的來觀察的旁人，又因爲生活在這種文化以外，就極難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點胭脂，斷定他美，或幾個麻斑而斷定他醜。不幸，假若這個觀察者是要急於蒐集一些資料，以便證明他心中的一點成見，他也許就只找有麻子的看，而對擦胭脂的閉上眼。"我想老舍先生說的大有道理，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走出去，再驀然回首，看一看我們老祖宗的園地，這裏"歸根結底"也是我們子孫的園地。

兩天選着精讀，啃下來了。真是精彩，細緻入微，入木三分。中國的路徑依賴依然很依賴。我把此書歸類爲理解中國的必讀書目之一。此書讓我體悟了中國的古代世界，一份極爲不易的他者的見證。文明交匯時的記憶， 讀着讀着，我忽然意識到。中國有一種心態就是，我不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我要自己創造一個世界。是啊，這裏人多，捲來捲去，自娛自樂，未嘗不可。 看過此書真覺得唐世平對中國歷史的理解真是有道理， 與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一書中內容有一小部分重疊，但是重疊的部分很多恰恰也是最入門三分的，值得反覆品味，到今天也可以接着思考，找找藥方。是的，今天已經有很多人走出了這個境況，但是依然有更多的普通人，他們的生存境況依舊。也許外表上，物質上有了不少變化，可是這都是表皮。骨子裏，精神裏，思想裏，組織運作方式上千年如一日也！

很不錯的遊記，英國特使1793年乘船經過南美洲東南亞沿海去北京朝覲乾隆的事，之後從內陸走大運河到廣州回國，沿途所記頗爲詳盡，當然三分之二的內容都是有關中國的事，時值康乾盛世的尾聲，清代已經開始衰落，當時還不是非常明顯，但是當時官僚民衆的缺點作者的記載所見中多少已經看的出來，乾隆還沉浸在天朝大國外夷來朝的盛世中，對國外茫然不知，作者知識淵博，指出的東西方差異就看的出來當時自然科學工業各方面已然落後於西方，半個世紀後鴉片戰爭徹底宣告了王朝末日，這本書很值得一讀，作者十八世紀末不經意的記錄看的出王朝末日前的觀感，頗有價值

以他者之眼，穿越重洋，路過一個又一個海島，最後抵達盛極而衰的滿清——社會的肌理被層層展開記錄，上到皇帝王公大臣，下到各行業小百姓，喫喝玩樂，花鳥蟲魚，種田看戲，拋棄嬰兒…. 使團多次要求與官員或皇帝協商通商適宜，都被模糊的搪塞，“朕知道了”。英國攜帶了體現當時最先進科技的禮物，不過是統治者眼中的“奇技淫巧”而他們“賞賜”給使團的回禮，其實也不過是珍貴工巧的“玩意兒”。 沒有明確的拒絕，但拒絕是徹底的。因爲平等不作爲前提被考慮，縱使禮品中已有一艘全配置110門重炮的軍艦模型，清廷就彷彿遲鈍了一樣，後期連造船都搞不明白，大鬧海盜，簡直可笑。其他書裏記載，聯軍侵佔北京，打開皇家的寶庫，那些先進的各色火炮及科學儀器就堆在庫房積灰。 最終使團無功而返——但怎麼會有虧本的買賣？鴉片戰爭還有不到50年。 後面的歷史，是迷茫的，苦難的，曲折的，很難說是不是幾代人終要爲歷史付出代價。無辜的百姓，並不能理解其當時所仰賴的君父，因自大和幻覺自己十全十美而錯失了幾乎可以說是最後一次機會——而書中的乾隆，好像是模糊的，實際上真正謁見乾隆本人是非常小的篇幅。他作爲一個符號，作爲一個象徵，一個腐朽帝國的幻影，具體是怎樣的人已毫不重要。 又是一本很粘手的書，看完《失去的三百年》再看這本，補足了很多對當時社會細節的想象。（除了排版太過簡單粗暴，一開始很難投入的看進去。） 一流的遊記寫作！

粗略看完了這本書，其中有幾個點印象深刻 1. 當時滿清的統治者，他們是有機會接觸到英國工業革命的最新科技成果的。特使送給滿清的禮物，也體現了當時英國的科技水平。從歐洲到中國的傳教士們，也在不斷帶來外面的消息。當時爲何他們此後閉關鎖國安於現狀直到兩次鴉片戰爭呢？以前我認爲是因爲統治者沉浸於天朝上國的美夢沒能睜眼看世界。看完本書後我有了新的理解，滿清統治者從來不認爲他們是中國人，他們當然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爲了維持穩定統治不願意引入任何微小的變革，他們害怕漢人掌握先進的科技之後反過來推翻他們，這是一羣自私且自卑的統治者。 2. 從英國使團的記述看，當時的中國在盛世的表象之下隱藏着深深的危機，首先是天下承平日久，人口急劇膨脹；其次土地的承載力已經到達極限，山上基本都光禿禿，因爲樹木都被砍了。如果生產力不能繼續革新，那麼踏入馬爾薩斯陷阱就是遲早的事情。 3. 英國作爲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科技水平和當時的中國是有代差的。當我們還在閉關鎖國時，他們正在滿世界的探索，詳細考察每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儘可能打開海外的貿易市場。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沒有一個國家是能夠隨隨便便成爲日不落帝國的。

我們既不要被自卑矇蔽了雙眼，也不要被自大沖昏了頭腦。驕傲的歷史不是自大的理由，是自信的基礎；近代的屈辱不是自卑的理由，是自強的動力。 清朝的前期是強大的，擴張的，生機勃勃的，清朝的後期是昏聵的，腐朽的。認識自己要藉助他人的視角，認識自己要把自己放在世界體系中去評估。我很喜歡這本書，讓我看見英國人視角下的中國土地、風物人情、山川壯闊、人物百態，那時人們的服裝和精細耕作的田地，他們和我們血脈相連，他們是我的祖輩啊，是我父母的父母的父母……在作者的筆下我隱約看見他們曾經生活的時空啊！ 讓我看見英國使團的科學精神，所到一處必然測得經度、緯度、潮汐、洋流、山的高度、岩石的類別，有哪些植物，有哪些動物，農民如何耕作，那些河流裏的船的構造，他們看到了落後，也看到了工匠的智慧，他們用圖畫描繪了水車，類似機械製圖的嚴謹，他們看到了我們，可是當年我們卻看不到他們。 謝謝作者，謝謝譯者，讓我得以跨越時空看到這幅風物民情的壯麗畫卷，這是民族的自信所在，是覺醒所在，是反思所在，是奮起所在！

讀完這本書之後還是感觸頗多的，首先被吸引的是斯當東在旅途中對於路途中各地遇到的各種事物，如動物，居民習俗的詳細記載和對於當地地理環境的測量，對事物秉承着科學客觀的態度，雖是一本紀實，但其豐富而嚴謹的記錄無疑可以媲美一些博物學著作，這也讓現在的我們瞥見了那個覺醒的時代，工業革命的時代，歐洲科學家的對於科學的研究精神。 其次是本書裏的清朝似乎沒有那麼的一無是處，可以看見有很多地方和我們至今依舊非常相似，因爲我們國家歷史上的史書通常記載的是一些大事，但從斯當東的筆觸下我們卻能發現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樣貌，也能喫飽，也有一些免稅制度，甚至種田的時候也會使用播種機，部門沿海居民也會說一些英語等，很多時候讓覺得，其實很多的事情依舊沒有太多變化，當時人們的心態，內心的活動到現在依舊如此，一瞬間讓人明白很多事物的來源皆有跡可循。 雖然這本書裏記載了很多清廷的缺陷，但很多對日常生活的描述卻讓我對清朝的制度有了一些改觀，原來大家其實也沒有那麼嚴苛和絕情，至少在對外國人時，或者是對那些對自身利益沒有威脅的人時，還是相當友好的，百姓其實也沒有那麼多的高壓政策，雖然苦是苦了點。不過，必須要說的是，彼時的清朝確實在政治體制和科學發展上，尤其是對人文的關懷實在落後了太多，以至於很多時候看起來有很強的割裂感，一方面是想象中的乾隆皇帝的盛世，官員要三叩九拜，婦女要裹足，另一邊卻出現了很多英國科學家使用現代方法去測量山的海拔，用數學模型計算清朝的人口分佈和經濟開支，其過程嚴謹而科學，非常具有科學精神。 還有一點感慨，這裏想引用網友“度”的書評： 書裏面“有關於動植物，尤其是鳥的描述栩栩如生，讓人懷疑如果斯當東此行的目的不是清朝而是動植物的考查，那麼進化論可能會提早幾十年到來，沒有達爾文什麼事了。 一個人只是來了一趟中國，居然對中國的瞭解比一般的中國人都要詳細得多令人驚歎。無論是政治制度，權力運作，民風民俗，宗教禮節，水利灌溉，沿途農耕等等都做了細緻的考查，再現了那個久遠的時代。” 這些內容更是反應了雙方信息上的不對等，但更多的是反應了清封建王朝在制度，思想，科學觀上的滯後，讓人感慨萬千。 總之我認爲這是一本非常難得的紀實傳記，讓人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感覺當時中國和世界的參差，行文流暢生動，同時也不乏作者對於我們國家獨到而一針見血的點評，結合之前讀的《飢餓的盛世》、《和珅：帝王心腹》，讓人可以更加真實的瞭解到一個全面，多角度的清朝封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