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本書處處可見作者學風之謹嚴，只是成書太早，今天看來書中觀點恐怕略顯陳舊了。 另，《歷史研究》2025年第6期所載王海驍的《從唐代士族衰亡看史學量化範式的科學應用》對本書士族定義提出異議，現摘錄部分相關段落： 「過往量化研究依賴對唐代重要官員中士族出身者的佔比進行統計，而此類方法顯然需要作者給出非常明確的士族定義。然而，這些定義往往語焉不詳，甚至自相矛盾。 以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爲例，其對士族的定義包括“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家族”，但並未解釋此“三世”到底是父、祖、曾三代還是本人、父、祖三代。在同書另一處，作者強調正史“大率只錄父祖名號與官職，或及曾祖，述及高祖之例甚少”，因此“如若侷限四代或五代方可稱爲士族，則這些因沒有記載曾祖、高祖以上的人物，都將被排除於士族定義以外，顯然不甚合理。所以取三代作標準，也因資料的限制所致”。似乎意味着“三代”是排除曾祖的，即只有自己、父、祖三代。把個人成就當作“家世”一部分，顯然有違研究社會流動的基本邏輯，從定義上就埋下因果倒置的風險。該定義的“自洽性”也存在問題，因爲作者又說，“父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列爲小姓”。意味着如果父祖只有一代是五品以上，則本人不是“士族”。但若三代包括本人、父、祖，那麼本人五品以上，父祖中有一代五品以上，卻符合之前基於“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士族定義，此時本人就應該被算作“士族”（而非“小姓”），這是毛著定義完全不自洽的地方。在士族定義問題上更明顯的矛盾之處，則是毛著在另一位置又認爲符合“父、祖、曾祖輩三世之中有二世任刺史太守或二千石官者”即爲“士族”，既與之前排除曾祖後的“三世（包括本人）”不符，也與“父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列爲小姓”不符，因爲若父、曾兩輩顯赫，只是祖輩不顯， 按照毛著的“三世二顯”標準，則應爲“士族”，而不該是“小姓”。 該書還拓寬“士族”範圍，認爲很多歷史記載中的“世家大族”，即便不符合上述要求，也當被視爲“士族”。此處定義更是模糊，相關用詞包括 “凡史書皆稱大族者”，“柳芳所說的郡姓、虜姓、吳姓”，“正史中所提及的大族”，“舊士族”，“魏晉舊族”，“州郡級著姓”等。毛著並沒有說明到底哪些家族、房支或郡姓屬於以上用詞所涉及的概念。因爲這些詞所涉概念甚廣，在無明確定義情況下采取計量統計，存在把“士族”隨意化、寬泛化的風險，計算出來的高官中士族佔比因此也會被高估。採用量化統計的歷史學研究，應避免士族定義模糊化及自相矛盾的情況。」 王海驍經過考證統計（詳見王文），提出如下結論，摘錄部分： 「在採用早已被社會學研究成熟使用的多元統計模型糾正謬誤後，我們得出與毛漢光、譚凱等‘延續派’截然相反的結論：士族任官優勢自唐初至唐末呈逐漸衰退趨勢，而科舉對階層流動的意義被過往研究嚴重低估。簡言之，若通過更合理的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那麼數據所呈現的趨勢與中古史學者的觀察大體吻合。」 在論文的最後，王如此寫道：「總之， 被貼上‘傳統課題’標籤的中古士族研究，遠未到題無剩意的地步。」誠哉斯言！

統計下了很大功夫，參考了何炳棣先生《明清社會史論》的研究路數。無論如何，作爲以計量方法研究中古史的開山之作，此書已成爲中古史的必讀著作了。但標準的制定總不是完美無缺，這就導致對於某些人出身的劃分就有爭議，比如陳霸先因其“潁川陳氏”的出身，成了士族，西晉正統潁川陳氏出身的陳準卻成了寒素。河東衛氏衛瓘不應爲小姓，畢竟衛瓘之子能娶晉武帝之女，武帝也曾想替太子司馬衷迎娶衛瓘之女，能被皇室考慮成爲雙向聯姻對象的家族地位不會太低。曹魏司徒王朗之孫、衛將軍王肅之子、司馬炎的舅舅王恂成了小姓。弘農楊氏三楊中，楊珧成了小姓，楊濟、楊駿又成了寒素，三兄弟分爲兩類，不太合理。衛氏、王氏、楊氏都與帝室聯姻，能與司馬氏帝系聯姻的家族難道是小姓？毛氏採納《新唐書 宰相世系表》也似不辨析，按世系表記載，崔琰爲崔業九世孫，崔林爲第十三世孫，但《三國志》載二人爲從兄弟。陳壽身處魏晉時期，崔林爲曹魏三公名臣，崔琰曾爲冀州大名士，不會犯此低級錯誤，前者記載必定爲錯，則建立在此錯誤材料上的結論就值得懷疑了。

①上窮碧落下黃泉，故紙堆裏找東西，​用力之勤，收羅材料之豐富，是我輩學子的楷模。 ​②梳理思路清晰，對於魏晉時高門大族的婚宦，對於門閥，二流士族，寒門（不是我們想象的寒門，有時候我們自謙是寒門，你我哪有資格稱寒門，我們是凍死骨，是編戶）出任中樞到地方官的比例，用力之深，令人敬佩。 ​③我想引用馬援寫給侄子的一段話：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④當今中國的社科界，因爲各種因素的合力（a黨外行領導內行瞎指揮b指標化的績效管理c強行設置很多研究禁區d文科本來就容易讓很多東郭先生濫竽充數e一大羣御用狗東西幫主人粉飾太平），我幾乎沒有任何信心，我希望有良心有點信念的年輕人，如果有所效仿，就以這本書的作者這樣治學，不敢多好，至少不會有畫虎不成反類犬之譏。

中國中古時期，門閥與寒士的界限在鐵與血的悲歡中逐漸模糊。自漢末至唐末，近千年間，世家大族把持着知識與權力，莊園經濟自成一體。然而歷史的弔詭在於——動亂往往成爲社會流動的隱祕通道。 五胡入華，北方士族南渡，衣冠楚楚的貴族與流離失所的百姓在長江兩岸相遇。南方山水間，琅琊王氏、陳郡謝氏的詩酒風流背後，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無聲更替。北方則在胡漢雜糅中孕育出關隴集團的新貴，宇文泰的府兵制讓寒門子弟有了彎弓躍馬的機會。 隋唐一統，科舉取士，看似打破了門第桎梏。但翻閱兩唐書，宰相世系表依然由范陽盧氏、滎陽鄭氏等舊姓佔據大半。真正改變格局的是黃巢起義的沖天香陣，以及隨後五代十國的刀光劍影——白馬驛之禍中，三十餘位朝臣被投入黃河，清流濁流從此合流。 歷史的有趣在於，每一次社會震盪都悄然改寫命運軌跡。個體在動盪中掙扎沉浮，王朝在循環中裂變重生。那些失意文人的詩篇、墓誌銘上的未酬之志、敦煌文書中零落的借貸契約，都在訴說着：中古中國的底色，從來不只是高門貴女的華美嫁衣，更是無數無名者在夾縫中尋找希望的史詩。

又是一本讀的酣暢淋漓的歷史專著。儘管有些士族標準的分類尚存一些疑義，不過基本上算是能自圓其說。特別是對從西漢一直延續至唐末的數百年大族的分房分支進行數據統計，定量分析。儘管得出的觀點並非異義新言，但通過這種新方法及紮實的資料整理概括卻爲這些觀點提供了更加充實堅厚的基礎。很多資料可以作爲進一步研究的基本資料。 另外，運用用統計的方法分析了士族在六朝和隋唐官品與門資關係的不同，在六朝，憑門資即可獲得優質的六七品起家官，且很快會可以越過四五品（只要活的久），基本可以官至三品大員，甚至可至一二品尊望；而到了隋唐卻加入了進士第或立功的要素，士族靠門蔭出身六七品官並非難事，但要想升至四五品要津，則需要有進士及第或立下大功，所以士族的政治地位受到了約束。但士族在社會的聲望卻並未減低，依舊是社會公認之大族。門資的政治作用下降的速度和社會作用下降的速度不一致。有些觀點可以與譚凱的《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衰落》一書參照。（兩者的方法上也相近）其原因何在？科舉官品與門資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是不是還有另外的重要因素爲我們輕視或忽視？

國內學者韓昇已有對毛著的精彩評述，觀點犀利可觀。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這本書命名爲“社會史論”就已經表明他試圖用社會史的方法來研究中古史，理論淵源，昭然若揭。毛漢光先生“絕大部分時間在思考士族政治，但同時亦撰寫若干篇官僚制度的文章，希望能將歷史中社會、政治諸領域作某一角度的結合，其間的關鍵人物是士族。”毛先生的學術旨趣在於通過量化分析和數理統計的方法對中古時期的社會與政治進行重新探討，意圖突破“陳寅恪範式”。 毛先生的學術特色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這一領域是極其鮮明的。仇鹿鳴教授在氏著《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進行學術史回顧時對於毛先生學術特色的分析可謂獨到精闢。仇教授認爲，在港臺地區的研究者中，毛漢光無疑是引人注目的一位。從其碩士論文《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開始，就以囊括史傳中相關人物記載爲基礎，採用大規模數量統計的方式，藉助於社會流動等分析概念，討論中古士族社會的成分與流動性等關鍵問題，發表了大量論著。其中既有長時段的分析，也有個案研究，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幾乎可以說是籠罩了一個時代。《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因其如此而具有旺盛的學術生命力。 當然，讀起來的話，缺陷也是很明顯的。比如同一個人，士族、小姓、寒素的定位標準卻不一樣這類情況時有。

治學精神值得膜拜，這大概就是傅斯年那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真實寫照，考據五姓四十四子禁婚家與《新唐書•宰相仕系表》定著房之比較，資料之細緻，論證之縝密，令人歎服。作者對兩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純粹以窮盡史料的數據統計來說話，在我看來已達嚴謹治學的天花板，如有勝者，當屬作者的另一篇《唐代大士族著房著支之遷移》，我是當天書來膜拜的，直接粗略跳過去，沒能力細讀。

可能是好書，但是純堆砌數據太乾了，恕我實在讀不下去，告辭。

適合對魏晉到唐朝家族升遷下降感興趣的人看，大部分是各種統計標準和解釋評析。看完以後有一個非常客觀可靠的認識。

十多年前初讀時，震驚於毛漢光在陳寅恪的路子上做出的數據化研究。此次則驚歎於毛本人的卓越眼光。雖然有些量化統計今日看來有些粗疏，但無傷大雅。近四十年來中古士族研究的方方面面除宗教部分外，基本盡皆囊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