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國家祭祀史稿（修訂本）

《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本書所研究的就是“祀”。作者對“國家祭祀”的定義是：“受中央祠官直接管轄的神祠祭祀。” 李商隱《賈生》說：“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其實這反映出後代人的成見，如同本書的第一段話所說： “身處祭祀活動漸已遠離日常的時代，藉由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回溯古代祭祀，難免隔膜。隔膜最甚之處或在於⋯⋯很難真正對祭祀在古代世界中的核心地位感同身受。” 鑑於祭祀的重要性，“問鬼神”恰恰體現出漢文帝對賈誼的重視。如同本書所論述的那樣，向賈誼詢問“鬼神之本”，與漢文帝試圖改變國家祭祀制度的時間相吻合。而改革國家祭祀制度，最重要的意義在於： “通過諸種舉措，文帝真正的目的是擺脫秦人舊制，全面建立漢家制度。文帝對施政的期待，並非僅有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已。他懷有明確的政治理想，有意識地解決制度中存在的問題，試圖建立漢家法式。僅從國家祭祀這方面來講，文帝連續建立的幾個高級別五帝祭祀，確實凝聚起漢王朝國家祭祀的新內核，使之有了擺脫秦人框架的可能。” 作者有一句話說得很精闢：“對祭祀的調整與控制也是經營大一統國家的手段之一。”從本書中我們能夠找到不少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比如秦始皇經營渭南宮室宗廟，阿房宮與他爲自己修建的宗廟極廟均“象天極”，他“要使自己所在的位置，永遠與帝星相呼應”。這是“樹立皇帝與首都的權威，以體現帝國的光榮與威嚴”的手段之一。又如山川祭祀的意義，作者指出它“不但與君主的權力有關，也有昭示國家疆域的涵義”。 就“國家祭祀”而言，本書所考察的秦、西漢時期被作者稱爲“前南郊郊祀時代”。以漢武帝時期爲例，當時的國家祭祀體系呈現出“多中心式”、“開放式”、“外向式”三個特點。所謂“多中心式”，指“泰畤—后土祠、雍、泰山三個祭祀中心，國家以多點控制的方式達成祭祀格局的平衡”。“開放式”，指“他始終慷慨地接納新祭祀對象，造就了祭祀格局的靈活與多元”。“外向式”則“承自秦代，武帝依然未在首都建立最高規格的祭祀，而是採取巡行出遊的方式管理國家祭祀中繁多的神祠。這種做法，承認並尊重祭祀對象與其地理位置的關係，也必須藉助長距離巡狩才能實施”。 與之對應，隨着西漢末年元始儀成立所建立的南郊郊祀制度，除了“儒學化”之外，還可以用“去個人化”、“去方士化”、“空間緊縮化”三點來概括。 所謂“去個人化”是指：“從國家祭祀中剔除了以君主個人禍福爲歸依的祭祀。這是元始儀對國家祭祀性質，甚至皇帝身份的一種重新定義。⋯⋯只需定期郊天，順天時而動，即是符合禮制的行爲，無須格外求福。” “去方士化”是指，西漢國家祭祀最主要的部分是“禮儀”與“方術”。隨着“儒者逐漸在朝廷中佔據主要地位並獲得皇帝支持”，“驅趕方士的進程陡然提速⋯⋯最終，方士羣體被徹底清除出國家祭祀參與者的行列”。 “空間緊縮化”是指：“從分佈形態來看，空間的收縮是南郊郊祀制度爲國家祭祀體系帶來的最大變革。秦漢的國家祭祀分佈地點廣泛，皇帝須通過出行、巡狩親致祭祀。自漢宣帝朝始，神祠的分佈在空間上呈現逐漸向首都收攏的趨勢。至元始儀成立，這一過程終於得以完成。⋯⋯ 隨着皇權不斷強化，象徵皇權的首都的地位也變得不容置疑。一切位於遠方的神祠，其神聖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挑戰。⋯⋯皇帝不必逐一安撫四方神靈，僅需在南郊與天地對話。” 本書修訂版所收錄的《在縣道與郡國：論秦及西漢宗廟制度的演進》一文極爲精彩。作者認爲宗廟制度在先秦到西漢時期“不曾連續發展”。秦始皇與西漢時期所設置的縣道廟與郡國廟就是一個偏離軌道的插曲。具體而言： “先秦宗廟的核心因素有三點：祖先崇拜、父系家族、宗法制。” 而秦始皇所設置的縣道太上皇廟則是對宗廟的重新定義： “首先，秦始皇徹底廢止了分封制，宗法制度不復存在，這就取消了先秦宗廟存在的基礎。其次，在縣道廟這一框架下，理論上每個皇帝死後都可以在全國立廟，這既繞開了廟數問題，也在最大限度上淡化了昭穆序列。最後，主持縣道廟祭祀者爲地方官吏，與皇帝沒有血緣關係，完全違背了宗子親祭的傳統。秦始皇的縣道廟，與其說是對宗廟意義的極度擴張，不如說是對先秦宗廟的無限稀釋甚至徹底反動。” 隨着西漢末年的復古改制風潮，宗廟“回到了首都，遵從儒學經典設定的規範”、“體現出了它作爲家族祭祀之所的真正意義”，而在“此後漫長的時間中，禮與親形成了宗廟制度運轉中持續的張力”： “在理想的狀態下，繼承人應爲嫡長子，由他代表大宗之主祭祀祖先。小宗隨着不斷繁衍、分封，漸漸失去祭祀遠祖的權力。實際的君位繼承，則常無法按照理想狀態進行。按照儒家經典規定，如果遇到小宗入繼大宗的情況，國君應克服血緣的限制，履行先君繼嗣的義務，放棄祭祀自己的生父。事實上，少有國君能夠做到這一點。作爲他人之子的國君，與作爲君位繼嗣的國君之間的衝突，是宗廟祭祀中反覆出現的樂章。”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年少時讀到《阿房宮賦》被這短短的幾句所懾服，恍若一股磅礴氣勢湧現於大地，將一切都歸於一統，可是真的都歸於一統了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從字義上很容易理解，國家大事在於祭祀與戰爭，那麼祭祀誰呢？“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名動天下的漢武帝爲何會相信巫蠱之術，也未免太過迷信了。這些想法偶然在我腦海裏湧現，但一直不曾去追尋結果，在閱讀過程中逐漸獲得了答案。 本書以秦王國-秦帝國—漢高祖改革-漢武帝變革-匡衡改革失敗-王莽成立元始儀爲脈路更是在結尾附錄了周朝祭祀文獻，結合先前讀閱的一些商朝書籍可以鉤勒出一幅流轉的畫面。 商朝時期商王與貴族祭祀不知其形的昊天上帝與商王先帝爲國家祭儀，武王伐商後周公改革禮制，但並未廢除上帝祭儀。伴隨着分封制的發展，諸國以祭祀上帝爲主，周朝先祖爲次，各國名山大川爲輔來確立自己的合法性。隨着時間的流逝，國家興衰更迭，形成了七國對峙的局面。先秦以郊祭祭祀昊天上帝，以雍四畤祭祀以白、青、赤、黃爲名的“五色帝”，更輔以秦國本土奇異祭祀陳寶（雞形神祇象徵）、怒特（牛形神祇象徵）、名山大川自然神。這一階段體系繁雜且有重疊。 伴隨始皇帝奮六世餘烈，振長策於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秦國的祭儀在不斷擴散且融合，將各國的祭祀也納入秦帝國祭祀體系，始皇多次東巡不僅在於威懾天下，也在不斷建立融合祭祀中心，以獲得統一天下的合法性，更是在全國的縣、道建立了太上皇廟以聚攏人心。秦帝國在發揚故秦國祠畤祭祀的同時，把東方諸國的祭祀對象納入帝國祭祀體系，將承認異國神祇作爲統治手段的一種。因此，秦帝國祭祀體系中雜糅了諸種異質的祭祀對象。由於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尚有限，皇帝必須藉助巡狩加以統御。 然六國遺族過多且人心觀念改變緩慢，反秦頻出，始皇崩於沙丘，天下大亂，楚漢之爭後，劉邦再次一統華夏。漢高祖對國家祭祀的調整大致可歸納爲三點：承秦祠、設諸巫、興民祀。所謂“承秦祠”，指高祖二年劉邦開始重建國家祭祀的活動。他起用故秦祀官，承認雍地祭祀中心的地位，恢復了秦王朝在關中地區的主要祭祀，並立北畤祭黑帝，補雍四畤爲雍五畤，確立了國家祭祀承秦的大框架。 “設諸巫”指高祖五年天下大定後於長安宮中興立的一批祭祀。這些祭祀來自劉氏先祖的出生地，由巫管理。它們開啓了西漢王朝祭祀中東方傳統的復歸之路。最後，所謂“興民祀”之“民祀”，是指地方性的，以公社、私社爲中心的祭祀活動。基層祭祀的恢復，是重建鄉里秩序的重要手段。通過不同層面上覆興祭祀的舉措，西漢王朝的國家與地方祭祀體系和國家制度一道開始運轉。 漢文帝時期，意圖改革祭儀，收回封國對於山川大河的祭祀權，然信賴之人新垣平所作所爲給予了文帝打擊，最終改革中斷，直至武帝時期。武帝對國家祭祀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改，先立泰畤—后土祠：自甘泉泰畤成立之後，太一祭祀成爲最高國家祭祀之一。作爲至上神的太一來源於星神，兼有遠古聖君的身份，其地位高於寬泛意義上的“天”，與後代南郊郊祀中的至上神“天”也判然有別。並在雍五畤中設立了后土祠，在郊祭禮中增添了祭地之典。 創建新的郊祭禮儀；經營雲陽甘泉宮，使之成爲漢王朝，尤其是關中地區最大的祭祀中心；封禪泰山、修造明堂、大興仙人祭祀，以泰山爲軸心輻射和帶動了山東半島祭祀環與五嶽祭祀；他還改造了雍五畤祭儀，並打通回中道，通過雍地控制隴西、北地。藉由這三大祭祀中心，中央得以控制散佈於全國的衆多神祠，使之運轉如意。漢王朝在繼承秦帝國政治體制的同時，也繼承了秦的祭祀體系與其中存在的問題。 經過高、惠、文、景幾朝的調整，漢王朝東西異制的情況漸趨緩和，帝國行政系統逐漸運轉自如，文化風俗開始得到整合，但祭祀體系猶闕然未備。擺脫秦人所立的最高祭祀，彌合國家祭祀運轉中的滯礙，建立不同於前朝的漢家制度，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漢武帝所做的，即在秦的祭祀框架下進行調整，改編和融合不同來源的祭祀，最終建立起以泰畤—后土祠爲核心，兼收舊祭祀中心雍與東方聖地泰山的漢王朝祭祀格局。從戰國時代各國相異的祭祀面貌走向帝國所需的統一體系，秦始皇和漢武帝先後邁出了關鍵的兩步。 有能力的皇帝都可以通過才能來把握住這至高的權利來支配，然而才能不足以對付那些官僚體系爬上來的人臣就只能淪爲傀儡，後期儒生的勢力不斷發展壯大，皇帝的權利不斷在被剝奪，武帝所創立的祭祀體系也在搖搖欲墜。漢王朝國家祭祀此時最大的隱患可歸納爲兩點。第一，沒有理論支持，對興設的祠祭對象缺乏解釋力。在日益興盛的儒家學說面前，顯得單薄無力。第二，這一祭祀體系的構成較爲冗雜。求仙祈福的神祠與國之重祭往往並立，方士所起的作用常與祠官等同。 變革發生在成帝至平帝任內，雍五畤在西漢一直位列最高等級的祭祀，陳寶祠是秦人舊祠，至西漢不衰。匡衡因其“非禮之所載”，質疑雍五畤與陳寶祠的正當性，定性爲“諸侯所妄造”。陳寶祭祀被蠲除，雍五畤的五帝祭祀歸併於南郊郊壇。此時，原國家祭祀中最高級別的泰畤—后土祠、雍五畤、陳寶祠祭祀已全部停止，郊祀改革的第一步至此完成。南郊郊祀制度在成帝朝至平帝元始年間幾廢幾立，自匡衡至於王莽，主張禮制改革的一派經過不斷調試、更新，南郊郊祀的理論與儀式得以逐步完善。 與此同時，不斷受到重創的舊體系漸次瓦解。最終，在平帝元始五年(5)，國家祭祀制度發生了徹底變革。這一鉅變，改造了中國古代國家祭祀體系的性質。這次改革的重心在於遷移天地之祭的方位，合併五帝祭祀，統歸於南郊，儘可能清除國家祭祀中方士的影響。嚴格地說，此次改革的思路是修正而非捐棄原有的以神祠爲主體的國家祭祀。自元始儀成立，遍佈於全國的神祠就此退出國家祭祀，長安南北郊成爲國家最高祭祀所在地，也是皇帝唯一需要親臨祭祀的地點。 在儒家勢力逐漸上升，復古呼聲甚高的大背景之下，可以總結匡衡所以敗、王莽所以成的原因。首先，王莽整合經典文獻，又引入《周禮》，祭祀理論完整清晰，舊祭祀體系在理論依據上無法與之抗衡。其次，王莽以《周禮》爲據，擬定了一套詳細的祭祀儀式，操作性強，改變了匡衡空談“復古”，卻只能在舊禮儀上修修補補的困境。其三，王莽的郊祀改革從空間上對舊祭祀體系做了極大壓縮，將原先分佈於全國的重大祭祀遷移至長安四郊。元始儀徹底地將地方神祠清除出國家祭祀，獨尊郊祀，也改變了匡衡只遷移天地之祭，不廢神祠祭祀的做法。繼而，王莽剔除舊祭祀制度中由方士掌控的部分，只留下祭祀山川諸星的典禮，延續了匡衡祛除方士影響的精神。 元始儀在最大限度地容納舊體系中神祇的同時，將百神集於長安，再也沒有地方神祠與之分享權威，南郊郊祀的威嚴與神聖得到了確認與強調。

簡潔而深刻的歷史專注，選題範圍限定的很明確就是秦漢時期的國家祭祀史，這裏需要清楚的是指國家祭祀與民間祭祀的區別，本文指的是由國家祠官直接管理的祭祀活動。秦漢時期的國家祭祀的發展，主要是從戰國時各國不同的祭祀對象，走向秦統一的過程。本文沒有涉及到元始儀之後的祭祀歷史。秦時期的祭祀中央主要是以諸侯秦的神祠爲主要祭祀對象，在統一六國之後，還是以秦爲主，但還兼顧了其他國家的習俗。有些比較有意思的祭祀對象，如秦國的陳寶祠，從字面來看是紀念人的祭祀，但其實是個二個類似精怪的童子，最後化爲石頭，可能是類似西遊記中說的石磯娘娘吧。漢朝前期也是以集成秦朝的祭祀習俗爲主，直到漢武帝時期祭祀開始統一，通過太一祭祀的設立確立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同時還新設立了后土祠，但是在武帝時期的祭祀似乎不僅僅是國家活動，還包含了漢武帝的個人喜好，尤其是喜好方士。這一部分的一個疑慮是，大部分內容引用了史記的封禪書和孝武本紀，但史記中的孝武本紀看着就離譜，裏面的史料是否可靠存疑。漢宣帝在漢武帝是基礎上，可以說是進一步的完成了對祭祀集權化，將國家祭祀確立了首都的唯一中心，國家祭祀也更多的擺脫了帝王個人對方士的喜好，再往後到王莽的南郊祭祀和元始儀的確立，似乎是儒家復禮的結果，與秦漢時期的國家祭祀差別更大。祭祀制度的瞭解，對於讀春秋、史記和漢書等具有非常大的幫助，書中引用了很多左傳和史記的內容，原來看過，但似乎沒有隻是把祭祀當成是一種日常活動，無法理解背後的政治意義，看完本書回過頭來一想，又有新的收穫。

這本書和我感興趣的點只算擦邊，我是看《九歌》，被楚人的祭祀傳統吸引來的，尤是山川祭祀。但漢承秦，秦帝國的祭祀傳統大致有兩個來源途徑，爲秦國系統與故齊系統。楚系統好像就在這裏隱身了，留給它的筆墨很少。觀書名來看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作者在承接的先秦這部分論述似乎有些模糊，太過偏重於遵循時間線，似乎沒有把內容展出去，或許也回扣了作者在序言裏說討論範圍只是“國家祭祀”，但莫名有些生硬的割裂。有空二刷再理理。

從另一種角度，文化整合的角度看國家祭祀

秦漢國家祭祀演進的結果是爲了後世王朝奠定了以南郊爲中心的法式，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早期的昔日風光早已不在。

整理略有功，史識陋，還引了巫鴻，不知所云

我一直以爲作者對這個主題感興趣除了師門所學外，很大一部分是也因爲自己的名字，是巧合，也是命運

以京師爲中心、以皇帝爲焦點、以天帝爲主神、以國祚爲排他性祭祀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