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與命運：王朝治亂興衰的歷史邏輯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有時候還會遇到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一文中也提出了這個問題。薩特講述了一個青年人艱難選擇的故事，是守護着身心都依賴於他的老母親？還是毅然決然去參加復國戰爭？他說:"他發覺到他自己遭遇着兩種完全不同的行動方式，一種具體而直接，但只爲了一個人；另一種則爲了一個無限大的目標——國家全體——但也因此而模糊不清，而且可能中途受阻。同時，他也猶豫於兩種道德之間，一方面是同情個人情感的道德，另一方面則是範圍廣泛而真實性值得懷疑的道德。他必須在這兩者中做一個選擇。"在電車難題裏，至少有一個預設，就是你能夠選擇，意志是自由的，但在現實中，這一點殊爲可疑。在《三國志》裴注中也講了一個故事：“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這個太子就是曹丕，邴原在回答的時候是"悖然"的，這個悖然可能是憤怒，也可能是恐懼。選擇也許只是剎那間的念頭決定的，但能對"君"說出來，真的難爲他了。

對本書的評價看是落在標題還是本書的實質，如果落在標題，那麼本書有點太雜了，因爲本書實際上是對多個作者依託於當時要出版的那本書的訪談集。如果落在實質，那麼本書是一本很不錯的拓寬視野的科普書，引導讀者對宗教學、民族學、區域史等領域的初探。從訪談問題上來看，作者在絕大部分訪談中都對訪談對象的書和研究內容較爲了解，但是不可避免的有時候也有點過於關注場外，尤其在許宏兩章格外明顯。訪談對象絕大多數都在說人話，還是比較好讀的一本書。一本大型多主題導讀書。

我的歷史邏輯，是要回答"爲什麼中國成爲大一統的皇權專制模式？"。 當然可以。以下是對我們剛纔討論內容的系統性、邏輯清晰的總結，涵蓋地理基礎、制度演進、文化整合、權力控制與皇權繼承等關鍵維度，全面解釋**中華文明爲何能在兩千多年前率先實現大一統，並長期維繫這一格局**： --- ### **中華大一統文明的形成與維繫機制：一個系統性解釋** #### 一、**地理與制度奠基：大一統的初始條件（先秦—秦）** 1. **地理優勢提供整合底盤** - 華北平原與長江中下游平原連片廣闊、水系相通，構成農業與人口核心區； - 西部青藏高原、西北沙漠、西南橫斷山脈形成天然屏障，使中原核心區長期免於多線外敵大規模入侵，得以集中精力內部整合。 2. **商鞅變法構建國家動員能力** - 廢除世卿世祿，推行郡縣制、編戶齊民、軍功爵制； - 國家首次能合法、直接、大規模徵調全體成年男性爲兵爲役，實現“舉國體制”式戰爭動員； - 這一能力使秦國在戰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爲統一引擎。 3. **秦朝完成物理層面的大一統** - 統一文字、度量衡、車軌、貨幣，修建馳道； - 打破六國制度壁壘，建立全國性行政、經濟、交通網絡； - 雖因高壓速亡，但爲後世提供了“大一統”的制度模板。 --- #### 二、**文化與人才機制：大一統的認同基礎（漢—唐）** 1. **儒家意識形態確立合法性** -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董仲舒“春秋大一統”理論將統一神聖化； - “家國同構”“三綱五常”將政治秩序倫理化，使“天下一統”成爲文化信仰。 2. **人才選拔機制逐步開放** - **察舉制**（漢）：由地方推薦“孝廉”，開啓士人入仕通道，但後期被世家壟斷； - **科舉制**（隋唐起）：自由報考、唯纔是舉，打破門第壁壘，使平民可通過讀書進入政權； - 科舉不僅促進社會流動，更將全國士人納入同一價值體系與利益結構，強化對中央的認同。 > ✅ 制度+文化雙輪驅動，使“大一統”從軍事征服轉變爲**可自我修復、自我再生的政治—文化共同體**。 --- #### 三、**權力控制機制：防止分裂與異化的制度演進（宋—清）** 1. **軍政分離杜絕地方割據（宋代）** - “杯酒釋兵權”、更戍法、文官知州、樞密院掌調兵權； - 徹底終結唐末以來武將擁兵自重的局面，確保“強幹弱枝”。 2. **君主專制極端強化（明清）** - 廢除宰相（明），設軍機處（清），皇權高度集中； - 錦衣衛、東廠等特務機構監控百官，打破官僚信息壟斷； - 嚴禁宦官干政（清）、后妃見外臣、外戚掌權，系統壓縮權力旁落空間。 > ✅ 通過制度設計，歷代王朝不斷**收束權力流向**，使地方、武將、外戚、宦官等傳統割據或篡權力量逐漸邊緣化。 --- #### 四、**皇權繼承的悖論：制度成功與終極脆弱** 1. **權力異化風險被大幅抑制** - 宋以後，外戚、宦官、武將干政基本絕跡； - 清代更以祕密立儲、後宮隔離等制度，力圖實現“純粹皇權”。 2. **但皇權仍依賴“具體的人”** - 皇帝可能年幼、無能或早逝，導致權力真空； - 在危機時刻（如晚清內憂外患），社會對“穩定中心”的需求壓倒制度約束； - **慈禧垂簾聽政並非制度失敗，而是制度在極端條件下的“合法例外”**——利用祖制中“太后輔幼主”的應急機制填補皇權人格空缺。 > ⚠️ 這揭示了傳統皇權的根本悖論：**追求絕對集中，卻無法脫離凡人載體；試圖杜絕代理，又不得不依賴代理人**。 --- ### **結論：中國大一統的獨特路徑** 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在公元前3世紀率先實現大一統，並在此後兩千年中“分久必合”，源於一套**多層次、自強化的系統**： - **地理**提供安全腹地； - **制度**（郡縣、徵兵、科舉、軍政分離）保障治理能力； - **文化**（儒家大一統觀）塑造共同認同； - **權力控制機制**持續壓縮分裂風險。 這套系統雖在近代遭遇挑戰，但其歷史韌性，正是理解中國政治傳統與現代國家建構的關鍵鑰匙。 > 正如古人所言：“**百代皆行秦政法，萬世不廢孔孟書**”——制度與文化的雙重遺產，鑄就了中華大一統文明的超穩定結構。 以上來自Ai互聊後文本總結。

這本書剛好和最近寫的一篇小文的思考有些許關聯性，發在評論區請各位書友斧正。 論中國企業與全球化 人在夜晚的思考與白日裏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發散性，夜晚的思路是雜亂無章的飛到哪就算是哪，今日的思考也來源於夜晚和朋友的一段閒聊。 之前在國內創業時很少聽到有創業者談論到全球化這個概念，絕大多數無非是國內的某一個羣體，來美國這一年多所碰到的創業者則截然相反，尤其是灣區的創業者即便是三四個人可能連PMF都沒有走完的小團隊所一開始勾勒的便是怎麼讓自己的產品覆蓋全球，乃至於我的新項目也受到此影響誇下豪言壯語希望自己的AR眼鏡能賣到阿富汗巴米揚省讓那的窮孩子也能用上我們的產品。但同樣引發我的沉思爲什麼同在太平洋兩邊的兩個世界大國的企業調性卻幾乎截然相反？以下是我的一些思考： 局部優勢掩蓋整體優勢（"大本營陷阱"），這個結論來源於我最早讀《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書中觀點不在本文中做一一贅述，僅僅講講我所提煉的核心觀點。中國在東亞乃至於整個世界來看最早邁入封建制帝國的文化認同性國家，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作爲幅員遼闊，人口衆多且民族衆多的早期帝國我們的先民很明智的選擇了封建制（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帝國）爲國家體制，而這一封建制完全區別於羅馬帝國，其核心在於文化的法理基礎幾乎在同一時代兩個東西兩頭的超級帝國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羅馬帝國在形式上始終揹着一個共和國的殼。奧古斯都以後的皇帝叫"Princeps"(第一公民)或"Imperator"(統帥)，權力來源理論上是元老院和羅馬人民(SPQR)的授予。皇帝不是"天命所歸"，而是一系列官職(執政官權、保民官權、大祭司長等)的疊加。即使到了戴克裏先以後皇權絕對化，羅馬法的傳統依然把皇帝權力視爲一種源自人民的、可以談判的東西——這個觀念後來演化爲西方憲政傳統的遠源。 而中國則自西漢董仲舒爲代表的公羊學派所詮釋的天人感應說，自此之後皇帝被徹底歸結於上天之子，代天牧民，其政治合法性的來源完全區別於羅馬的民權制度，皇帝作爲天命的唯一代言人其合法性來源於不可經驗的上蒼而非人民（王道通三），而臣子本質上是天子的臣僕，嚴格以上是僱傭關係，而到明清時期這一關係則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成爲了門生（家奴）。但以董仲舒爲代表的儒家包括後世的心學、理學、氣學、事功論、考據學，而這又大大區別於西方羅馬帝國解體後的教權與王權對立統一的關係，即便在同一時期的魏晉南北朝皇權被世家大族所嚴重削弱後來者也無不只是在此前基礎上打上補丁而非進行系統性的改革。 這一現象則進一步啓發了我的思考爲什麼同時期的羅馬帝國在遭受蠻族帝國解體之後分裂爲東西羅馬，尤其是東羅馬（拜占庭帝國）也同樣幾乎如出一轍乃至於過猶不及的陷入了門閥政治（歡呼繼承法），而最終還是走向了消亡？這裏因爲篇幅有限我不在宗教、民族文化、地緣展開了直接回歸結論，本質在於中國人深刻意識到了在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帝國想要能在最大程度上調動生產資源在當下的生產力下最優解就是封建制。因爲以儒家文化爲根本的中華帝國制度是對於前現代國家治理成本難題的最優解。這是一個高度自洽的制度生態，在這裏我簡單把必然邏輯要素羅列，便於閱讀理解：郡縣制、編戶齊民、科舉制、儒家文化統一認可。 在這樣高度自洽的制度生態。任何一個要素被破壞，其他要素會傾向於把它修復，但同樣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歷史上嘗試對於這一套系統進行大規模改革的先遣者也無不失敗，這套制度的強大之處也正是它的侷限之處。它擅長維持，不擅長突破。它高度整合，難以產生多元競爭。它的合法性建立在過去(祖宗之法、三代之治)，難以面向未來。它的官僚系統追求穩定而非創新，它的財政追求收支平衡而非經濟增長，它的意識形態追求和諧而非辯論。 所以當19世紀西方帶着工業革命、民族國家、資本主義、科學革命打進來時，這套精密均衡的制度無法有效回應——不是因爲我們中國人笨，而是因爲這套制度就是爲穩定而設計的，而穩定是與劇變對立的。茅海建《天朝的崩潰》講的就是這個悲劇：系統越精密，它的盲區就越大；系統越自洽，它的轉型就越困難。 所以迴歸本文主題，爲什麼中國的企業很少在創業早期就具備全球化的願景？因爲中國:主流 VC 的 LP 是國內產業資本 + 地方政府引導基金 + 國內保險資金。地方政府給你錢的時候,合同裏經常有"落戶條款"——公司註冊地、稅收、員工必須留在當地。這種資金結構,邏輯上就反全球化。更不要說利益明顯的本土化保護了，而這一特性源頭在哪，我在上文講了一些但還不全面，但鑑於某些原因只能講到此了，而在硅谷的背後則是資本全球化的來源這一背後的天然選擇就決定了根性上的區別。 而中國本土的廣闊市場（人口）和極其單一的文化屬性則對於初創公司早期無一提供了極其優渥的土壤，而其特殊的封閉性又進一步縮窄了全球化資本進入中國的渠道，但同樣這一早期優勢正於我上文大量篇幅解釋的局部最優解而言一樣，當中國的企業在本土化成爲行業龍頭想進一步向外擴張的時期則反倒成爲了阻礙。這是因爲中國企業從創立初期的服務對象就是面向中國用戶的而公司的基因就紮根於此進一步從細節展開例如我相對熟悉的互聯網行業而言，從一開始就考慮國際化(i18n)/本地化(l10n)那一刻就註定走向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了。當然這裏還有語言普遍性，國家政策，人才國籍等等差別。但我覺得這些顯而易見的答案不值得我浪費筆墨展開接下來重點結合我的個人親身經歷描述下文一點。 社會價值背書所導致的故事敘述性，講一個大多數人應該都聽過的話，小米的創始人雷軍先生曾經說過悄悄幹，失敗了也不丟人就當沒幹過。中國的創業者對創業失敗這一背後所產生的羞恥感或者說社會態度是完全區別於硅谷的。在硅谷創業失敗對投資人而言是加分項，這一點除了從上文描述的儒家文化特性而言：不成功便成仁，朝聞道夕死可以除外。我們全社會經濟結構所導致的風險厭惡也是繞不開的命題。這裏我列舉幾個同樣受到儒家文化影響乃至於從今日世界去看儒家文化影響力甚至超越中國的國家方便大家去去理解。同樣是一無所有的草根起家，我們的鄰國的韓國的歷任總統幾乎無不是此，乃至於盧武鉉總統考律師資格證考了九年七次才成功上岸。這樣的光景也短暫的存在於中國的90-08年期間。 最後以古起論如今，那就還以古而結今尾。正如清末康梁變法，康有爲巧用何休張三世之論——君主專制時代；昇平世——君主立憲時代(對應當時歐洲、日本)；太平世——民主共和乃至無國家的大同世界。我想做一點補充，商業的發展也顯然符合這一特定規律，從1949年之後的計劃經濟思維殘餘到改革開放之後地方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GDP競標賽、土地財政、產業園區);我對國家的上層智慧時常感到驚歎！中國最聰明的人也顯然不在企業而在政府·，再到從十二五規劃（一帶一路、統一大市場、醫保改革）以來黨顯然也早就預見到了我一個後學疏漏所堪堪才明白的道理，而相較於西方世界所謂的直接民主和代議制民主而言，我黨更擅長於羣策羣力後自上而下的改革，這一體現就在自2020年之後大量本土企業從創業初期就所預見且規劃的全球化願景的無數企業（米哈遊、抖音、Shein等），換而言之企業的調性的背後是政策規劃的導向性，改革開放的·任務與使命幾乎可以說是完美收官了，而新時代的機遇與挑戰纔剛剛開始，隨着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提升顯而易見的是很快在深圳、上海、杭州等沿海城市（尤其是海南封關），00後開始成熟走向改變世界的道路上，曾經獨樹一幟的硅谷之火也必然在我960萬公里的遼闊大地上野火燎原。 ​ ​

從國家層面上看，清政府的稅收也增加了，所以官員們也傾向於鴉片合法化。到了1876年之後，《煙臺條約》明文規定鴉片貿易合法化，老百姓也可以合法種植罌粟、加工鴉片了，只要繳稅即可。到了19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就從進口鴉片變爲自產自銷了，這也爲後來因爲種植罌粟而大量佔用耕地，從而導致糧食減產及可能帶來的饑荒埋下了禍根。

一、整體評價 1、不同的被訪者專業不同，個人特點鮮明。 個人最喜歡侯旭東老師那章，放第一章放的特別好。講結構、講代理、自下而上的真相。對當今的國家、企業治理等有現實意義。 部分老師很“自我中心”（像我主編的…我…），但專業部分邏輯挺嚴謹、層次清晰。 2、不同的記錄者水平差異很大，有的水平還不如AI轉寫語音記錄，尤其點名羅新那章。 3、部分過於追求說圓故事，強制因果。 二、歷史的視角和借鑑 1、見微知著 從“從律令規定、詔書的作用、傳舍運行以及運行中產生的問題和應對等不同角度去觀察”，看執行效果、互動、“搭便車”行爲等。 2、自下而上 -“觀察過去，我們不能僅僅站在朝廷的角度，出土文書因基本是郡縣的文書則提供了自下而上立體觀察的視角。” 3、橫向比對 -“我們要將不同立場的敘述放在一起，注意各自的產生方式，以及兩者之間的異同，而不是簡單地以傳世文獻爲中心強調補史、證史（這裏的“史”指的是傳世文獻）的“二重證據法”，就能讓我們知道傳世文獻的侷限性——傳世文獻的敘述實際上是帶有特定立場的。” -“出土材料提供了矯正傳世文獻侷限性的契機，它們提示了傳世文獻是有立場、有邊界的。” -“對於一個社會等級來說，處在更低等級的人就是邊緣人羣；從性別來說，女性就是邊緣人羣。”（羅新） 4、天命人爲 -“這樣的歷史觀念很重要，它構成了一個時間序列，由於天命被定義爲可因統治者的行爲不斷被授予—被剝奪—再被授予的，因而人類的歷史也被定義爲天命在時間中實現的過程。” 5、以史爲鑑 -魏晉名士“演而優則士”，自知，現代人演，但不自知。“但現代人的“表演”在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不自知”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很多人所展現的並不是真正的自己。相反，儘管我認爲魏晉名士善於表演，但我還是傾向於相信他們對自己有着更爲清醒的認識，他們在公共空間所展現的也更接近他們本真的自己。這是不同之處。” 6、關於順民 -“說到底，小民完錢糧、應差役、供養君主，還要對君主感恩戴德，慶幸有君上的管制纔有家的存在。這種家國觀念顯現了“君強民弱”的實質。”

記述與所述對象之間總會存在距離，可以說一旦形成敘述就會有敘述者的立場與觀察角度，不可能存在無所不包、客觀如實的上帝視角。 如何觀察制度，是要認真反思的。我經常講，一個制度表面看是很多具體的條文，好像是抽離於人的有形的實體，那不過是制度的表述，實際的制度存在於運作中，一旦制度出臺開始運作，就無法脫離執行制度的人、受制度約束的人等，不再是抽象的規定，而是與形形色色的人產生了關聯，也就會在運作中產生與紙面的規定有差距的變動，日積月累就會引發制度規定的變化。因此，觀察制度要將制度放在人與制度的關係中去思考，就會將紙面的規定與實際的運作，規定製度的人、執行制度的人與受制度約束的人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放在一起思考，這樣可以拓展制度研究的空間。 西晉時的三公尚書劉頌，他說過一段話對於理解中國的法很有幫助。大意是，不同位置的人，與律令的關係不同，主者守文，按照規定辦；大臣釋滯，解決律令敘述中的矛盾和疑難；人主權斷，皇帝可以根據情勢超越律令條文的規定來裁決。劉頌最後概括說，這樣三方面都做到了，就叫“法一也”。這段話收在《晉書·刑法志》中。在這種觀念指導下的實踐，總會有人超越制度的規定，還有人試圖繞過制度來行事，因此很難想象可以單純依靠制度建設來解決問題，這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西方傳統有相當大的不同。今天，絕大多數人早已忘記了這種行之數千年的傳統，而接受了“制度決定論”，誤以爲出臺個制度、頒佈個法律就能解決某些問題。 西方的“政體分類說”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的印記，且內涵也頗爲簡單。中國這幾千年的歷史比它要複雜得多，實際需要一些更復雜的描述，要基於對兩千多年王朝時代的機制性的理解。換句話說，民主和專制這樣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都不足取。 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們從史書角度認爲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對整個帝國包括基層的官員來講，它的影響力有多大呢？這也不好說，除非是變成了一種制度化的內容。 進而探究中國藝術由紋樣傳統向狀物傳統轉折的觀念與制度動力。繆哲認爲，這一轉折與漢代意識形態的構建有必然聯繫，“綜合考古與文獻記載，可知由紋樣向狀物的轉折——或中國繪畫傳統的確立，乃是西漢後葉始告完成的。這一新的傳統，是戰國以來所積蓄的再現動量與此時期政治、社會需求相趨同的結果”。 關於封建制的名稱。這個問題已有很多學者進行過討論，我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根據我自己閱讀得來的大致印象是：首先最初用周代“封建制”這一名稱來翻譯中世紀西方的feudalism，起因是政治結構的相似，二者都呈現出封君、封臣關係；後來是爲了套用蘇聯傳來的“五階段”社會發展理論，而把中國自戰國至清代這一歷史階段也稱爲“封建社會”，雖然此時的中國已用郡縣制代替了封建制；再到後來，有學者建議不再使用“封建社會”這同一個名稱分別指稱從戰國至清代的中國以及中世紀的西方，但也有學者從二者都屬於地主所有制與土地租佃關係這一經濟性質而堅持使用同一個名稱“封建社會”。我個人傾向於不用“封建社會”這一名稱來指稱從戰國到清代這一歷史時期。 劉守剛：在我看來，政治制度是人類爲了自己的生存繁榮而進行的偉大創造，財政制度是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其背後是公共權力。因此，公共性一開始就是各種稅柄的根本特徵，只不過在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公共性表現程度不同而已。尤其在傳統國家，由於公共權力與君主人身結合在一起，君主的私人性可能會壓倒公共性，但無論是制度建構還是君主個人都從未否認過其中的公共性。例如，我書中（《財政中國三千年》）引用的《商君書》的言論，“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故三王以義親，五霸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治天下”，在我書中引用的《管子》《慎子》《呂氏春秋》中都有類似的文本內容。單就我們財政的公共性來說，主要表現爲承擔至少三個職能：保護安全、發展經濟、提供福利。在傳統國家，保護安全是最爲重要的職能，而發展經濟和提供福利則主要是現代國家的職能。 我的朋友何俊志教授寫過一本書——《制度等待利益》，他在書中的意思是：目前縣級人大（人民代表大會）作爲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議制機構運轉得並不好，未能達到制度的要求和民衆的期待，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參與代議機構運作的羣體還沒有成熟的利益，尚未有真正的動力參與代議機構的運轉。我想，財稅問題牽涉到每一個人的利益，因此從財稅問題入手，運用人們對自己利益的關心讓基層代議機構運轉起來，應該是國家制度進一步現代化的可靠途徑。 這個“省”，實際上就是由元朝的中央機關三省六部的省逐漸演化成地方行政區，最後被朱元璋弄成布政使司，清朝又把巡撫和總督體制化，布政使司降級，相當於財政廳長，然後清朝的巡撫轄區（直隸、四川總督都兼巡撫事）就變成了我們理解的清朝內地十八省。 你說服不了其他人，如網上辯論或者面對面辯論都改變不了別人的價值觀，這是爲什麼呢？絕大部分人甚至90%以上的人都是後知後覺的，只有他自己的利益被觸動了、被打擊到了，他纔會產生質疑，纔會微弱反抗，纔會思考意識形態與社會體制有沒有問題；而在沒有被打擊到之前，他是沒有想法的，甚至還嘲笑其他覺醒的人。 說到底，就是絕大部分人缺乏同情、同理心，缺乏邏輯思維，缺乏常識認知，當然會缺乏一個先知先覺的預判，因爲他們的預判總認爲自己是幸運的。現在，一羣人看到別人在受苦或者怎麼樣還感到暗自欣喜，他們和當年圍觀喝彩譚嗣同被殺的看客有什麼區別？一百多年前“戊戌維新”的時候，中國絕大部分人還是文盲，既得利益集團都想着“保大清”，這樣怎麼可能改革成功？所以，中國歷史一直是這樣的，都是極少數人先覺醒了，但是沒辦法改變。大一統體制雖然提升了整個社會運行的效率，但如何提高社會活力和創造力就成了一個新的問題。爲何春秋戰國社會發展快，能百家爭鳴呢？因爲它們每個諸侯國都很小，面臨着生死存亡的競爭，意識形態與體制的約束放到一邊去，首先活下來再說。 清朝是以儒家的綱常倫理爲指導設計了一套很理想化的制度，表面上條文嚴密，實際上處處有悖論。清朝的法規、制度偏重於維護“皇權永固”，不會顧及平民百姓，很多地方甚至沒有爲官員着想，所以按典章制度往往就行不通。 你所謂“兩漢對文學的闡釋”，實質就是漢代的文學思想。在我看來，兩漢四百年，文學思想走過了一個重大的發展變化歷程——如果極概括地說，就是從政教附庸走向了獨立自主。這個衍變過程很漫長也很曲折，可以區分的發展階段也可以有不同的認知。我在《西漢文學思想史》《東漢文學思想史》兩部著作中將其各區分爲三個歷史時段，在描述各時段整體演進狀貌的基礎上詳析了重要節點——各階段具有發展演進標誌性的文學思想成果，重點揭示它們的演進意義，整體上描述了兩漢四百年文學思想的發展演變過程及其最終趨向。 “草民”的詞源出自孔子《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有人解釋爲：“‘小人’就像草，‘君子之德’的‘風’吹來，他們一定就會順着倒下去，不能直起來。草民，隨德政折腰，服服帖帖，恭順小民。”

兩千年之政，至今沒有找到出口。

書名唬人，是對多個作者和其書的訪談集合。 有收穫的地方： 1，對番薯玉米的作用有反面觀點，認爲對清朝人口增長起的作用沒那麼神； 2，瞭解傳教士參與清政府禁鴉片的過程；以及禁鴉片使得政府稅收減少、反而加速清政府滅亡； 歷史的連鎖反應很有趣。

還沒讀看到這個書名，就影起了我的注意，很多制度的制定只是授權了部分受衆羣體或者是制度制定者的利益，然後命運這個產品好似煮菜煮飯的鍋蓋它會在後期有作用力及反作用力，進而影響命運，影響的是制定者的命運，也會稍微的影響受衆羣體的命運，當然看哪個政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當然相信我們中國的很多制度都是利國利民的。然而也可以窺見時代之脈搏。會看這本書，感覺比資本論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