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泉
全書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解讀古代中國的真相,追隨學者的腳步,走出歷史的迷宮。第二部分集中於晚清民國知識分子的抉擇與現代化的代價,曾經的陣痛也許至今仍在發作。第三部分更關注當下與未來,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文化多元,理論多變,中國該如何自處,又該如何與世界相處。
4.5/5 從張泉的《荒野上的大師》來的,作者的文筆一如既往的舒順自然和攜帶力量。 這本書是作者聚焦海外學者做的一本訪談錄輯,主題涵蓋了中國文明和文化歷史演進的一些關鍵節點,又同時涉足政治、經濟和文學等其它領域。 十四位採訪對象基本都有海外留學經歷,師從各個領域的大師,研究點聚焦,視角頗爲獨特,即使不是專業領域的讀者也可從閱讀中獲得樂趣、放飛思想。 令人略加遺憾的是,採訪主題更多得落腳在中國早期文明(秦漢)和近現當代文化(明清和民國),沒有涉足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在書中存在缺環,削弱了讀者閱讀帶來的滿足感~
《閱讀也是異鄉》中國文化的闡譯和重塑,是對失落的黃金時代的記憶 0 因爲看了張泉的荒野大師,才找來讀一讀這本書《中國文化訪談錄》。這書一半是漢學家眼裏的古典中國,一半是現代中國學者(又是在國外大學裏任職)對古典文化中國的尋找,其中幾個臺灣出生的學者,幾個在大陸建制出身的學者,由於70年意識形態和制度、環境的隔離,學術成長經歷和視角不同,有點意思。大陸學者是“舊時代”裏出身於知識階層,年輕時在各種政治運動中遭遇、成長、突圍、倖存,有一些學術研究在國外,挺傳奇,也造成了完全不同的視角和研究領域。外國漢學家則站在中國漫長而沉重的傳統之外審視中國文化,以局外人的價值姿態,更加敏銳的視角與更加多元的觀察。 有幾個人的訪談挺有意思。 1、 宇文所安(耶魯、哈佛教授,研究東亞文學) 談唐詩:唐朝是現代人的異鄉。李白、杜甫不是當時主流。 美國佬宇文所安重構整個歷史時空,將詩人置於變革的時代中考察。 他說撇開盛唐神話,“李白和杜甫並不是這一時代的典型代表”。不僅是李、杜,甚至包括陳子昂、孟浩然、岑參等人,他們不是典型的士大夫,生活足跡也不在京城,而是遊蕩在國家廣闊的大地山川,在他們各自生活的時代,光芒也完全被主流的京城官場詩人掩蓋。 他們是時代主流之外的詩人,後世闡釋者的審美原則與價值標準強行附着在他們身上,導致距離真相越來越遠。這個屬於接受史範疇的命題。 黃金時代總是後設的,他們不知道自己身在後人命名的“盛世”。唐詩視爲來自另一個國度的美妙作品,因爲對現代人來說,唐朝是異鄉,遠比美國更陌生,更充滿異國情調。 2、大木康,俗文化,馮夢龍的黃色小調 日本學者大木康,研究明王朝更迭之際,中間階層民間出版。明朝很多未入仕書生進步了體制內的主流,又讀了體質規制下的聖賢書,總得找點事做做,尋找表達出口,尋找價值感,尋找出路,就只能走向民間文化和俗文學,不經意帶着風雅精神走向民間。 說到民間俗文化,書裏提到《風月秦淮:中國遊裏空間》是關於蘇州的青樓文化,蘇州山塘街這一帶,不愁喫喝的文人和失足婦女碰上了,冒襄和董小宛是在山塘街相遇的。這些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八卦故事。 據文中說,宋代已經有不做官的文人,比如在西湖邊隱居的林和靖,梅妻鶴子,喝酒寫詩,寫詩隨就隨棄,善繪事惜畫從不傳,終身不娶。反正就是消極放達。用現在話說就是躺平、不婚不子。留下名句: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到了明代,進步了體制的讀書人越來越多,但是不一定“隱逸”,不假清高,而是投入到火熱的市井生活中。比如唐寅靠賣字畫生活。 馮夢龍科場失意,當然最主要是明清之亂,要變天了,就積極投身俗文學的文人,靠出版爲生。1644年,經歷“甲申之變”後,京城亂了,在江南有南明王朝,大量人避禍南遷,馮夢龍就找到那些從北京逃到江南的人來做採訪,他集合了各種關於北京的信息,編撰出版了《甲申紀聞》,可能是最早的新聞紀實了。 馮夢龍編輯的書很多,《三遂平妖傳》《智囊》《廣笑府》《春秋指目》《古今譚概》《墨憨齋定本傳奇》等等一看書名就是當時的地攤文學,當然最出名的是小黃書有《喻世明言》《醒世恆言》《警世通言》,簡稱“三言”。 馮收集的蘇州民間小黃調,輯成《山歌》,民間小調麼總是直白粗鄙,和現在還流傳的西北的“十八摸”之類的很相似,都是很直白粗鄙的“姐的白奶子、屁股、溼溝溝”,也有雙關語的像賈平凹《太白山》講的商州小故事“姐喫螃蟹掰開腿,老漢偷柴快點抽,打翻水盆溼噠噠”之類的,那是民衆的工作之外的口舌娛樂,剛需啊。 明朝沒有文字獄,刻版和紙張早已非常成熟,識字率很高,書生們也有通俗文化需求,所以民間出版業發達。水滸西遊三國、金瓶梅之類就是這麼來的。 介紹了印刷術。明末出版主流是雕版印刷,而活字印刷沒有發展起來。因爲,雕版有版木在,一種書賣完了馬上可以重印。如果是活字印刷,印完一面,活字就要重新排版,明代書籍印刷的數量非常大,這樣反而麻煩。 3、舒衡哲,再啓蒙,一再延續的歷史 美國學者舒衡哲是研究五四之後的新啓蒙的,他試圖重新理解“五四”,提出的疑慮:紀念能夠代替記憶嗎?人們會因此忽視什麼?又可能就此忘卻什麼? 從代際關係中探討新一代知識分子出現的來龍去脈,以梁啓超爲代表的一代人,以陳獨秀、錢玄同爲代表的一代人,以及“五四”一代,如何傳承與更迭。當人們認爲中國需要新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時,“五四”一代追求的卻是新的世界觀(worldview)。“五四”一代的另一面:“事實上他們是建設者,他們把啓蒙希望帶入社會,撒向普遍的民衆。” 同時,五四一代其實關注問題是很多樣的,並存着三種不同立場的學術社團與雜誌——文化上保守的“國故”,政治上積極的“國民”,以及走向啓蒙的“新潮”。 ‘五四’知識分子並沒有隨着歷史環境的變化而提出更成熟的要求”。他們最關心的一點,只是對政治獨裁保持批判的態度。 “五四運動”中那些年老的倖存者曾嘗試着在1980年代恢復啓蒙思想。走出一個人的“本土”文化——通過到國外學習或是與國外思想深切地接觸,以用一種全新的觀點來打量(和欣賞)自己的傳統,去“觀察那些過去曾觀察過的、一再延續的歷史事件。” 今天,是不是又面臨“一再延續的歷史事件”? 4、 臺灣學者黃進興,儒學的“文化的幽魂” 他研究臺灣的孔廟。 臺灣學者關於儒學/儒家的觀察很有意思,儒學是國家體制和士大夫的,不是民間和私人的。 “ 私人宗教和公共宗教的分歧在哪裏?私人宗教就是說,你到一座廟或者福音堂,你是爲自己祈求。孔廟是不能作這些私人的祈求的,它是給歷代的統治階級、士人階層作一個集體的訴求:國泰民安,文治昌隆。所以,孔廟在中國的文廟系統裏是最重要的,但是也是一般民衆不能去的。它平常都是關起來的,只在重要節日纔會開放。民衆和它的距離很遙遠。” 儒學是一種國家學說,統治正統性和合法性的象徵物。唐太宗貞觀四年曾下令所有的州學、縣學都要建孔廟,常申凱也要求每個縣、市都要建孔廟。 儒教是統治者的經世之學,管統治正當性,管治國。道教管龐雜的日常生活,什麼養生、月老、竈神、土地、門神之類的融合了很多雜七雜八的民間崇拜。佛教管生老病死。信仰之間有公私之分,沒有衝突。 儒家文化、儒家學說有一個實踐的層面——禮和樂,由儒生去操持,現在儒生、禮和樂的實操沒有了,這個學說只留下一些抽象的老到的生活經驗和道德教條,對社會和政治沒有指涉性、執政合法性也已經被現代政治哲學所接管,“來源於民、執政爲民”這套,或者馬哲這樣社會階段論和先鋒隊這些,沒有需要它的儒生集團了。所以儒教無所可依無所可用,變成文化幽靈。 “道德”也已經完全不同,比如父父子子這樣的綱常,已經轉變爲新道德比如互尊和互愛之類。 中國佛教信仰不讀經書,沒有佈道,信仰不是建立在讀經典基礎上。 (大藏經是佛教經典的總集,包括經、律、論三部分組成,又稱爲“三藏經”,分別稱爲經藏、律藏和論藏。“經”是佛教爲指導弟子修行所說的理論;“律”是佛教爲佛弟子制定的日常生活所應遵守的規則;“論”是祖師們爲闡明經的義理所造詳明著述。) 5、其它人不想再做筆記了,有興趣的。比如,巫鴻,研究中國古代藝術。 這本書內容是很好的中國文化研究的書目。但是,我只是作爲一個毫無知識儲備的消遣閱讀者,看過看不懂的熱鬧。 完了。
思想喚醒新的思想 對話的時候,我們開始真正思考。 作者採訪了幾十位國內外學者,將中國文化按歷史排序,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到“華美文學”拓荒,穿插訪談者自己的經歷。 因一首唐詩改變人生課題的外國學者、靠一顆巧克力撐一天,謄抄海外資料的中國學者、文革時悄悄讀書消解精神飢餓的文化倖存者、被排擠在非主流以外的西方華裔作家…… 雖然主題是“中華文化”,但作爲“世界知識的公民”,跨文化的對比讓他們的研究碰撞出新思緒,《聖經》與《孟子》,康德與戴震,都成爲前行的力量。 透過“他者”之眼勾勒出中國變化的軌跡,這些“對話”像是盜來的“普羅米修斯火種”喚起讀者的新啓蒙。 “促進新啓蒙的最好方法,就是理解前一代人的複雜性,尊重他們所面臨的困境,並且明白他們如何區別於今日的我們。”
平平無奇的書名,卻蘊藏着浩蕩的人物與思想,讀完《荒野上的大師》餘興未了,追尋張泉作品,又收穫餘韻悠長。這本訪談錄中的大部分內容,曾刊登在《生活月刊》上,“充滿理想主義精神與文化擔當”的雜誌,承載了九年來作者一次次與當代漢學大家的真實交流。《荒野》是與民國大師的神交,這本合集就一定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柯馬丁、宇文所安、艾朗諾、大木康、史華羅、艾爾曼、夫馬進、羅多弼、顧彬,中文名字背後是一羣深究中國文化的異國學者。“我們用怎樣的語言說話,就會用怎樣的語言思考(熊逸)”。管窺在他們思考角度下我們的歷史人文,正如宇文所安說“對一個文學研究者來說,最艱鉅的任務就是忘記我們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東西,並帶着一些基本的問題重新審視文學的過去”,對於一個文學愛好者亦如是,並且是相當新奇且驚喜的。 另一個值得認同的是,艾爾曼說“我們應當分析的是,中國人爲何這樣,歐洲人爲何那樣,而不是爲什麼中國人不能那樣”,這種新思路被總結爲“中國中心觀”,即以中國人的思考方式考察中國問題,摒棄相對片面的“西方中心觀”。故而這本書其他中國學者部分的訪談也是耳目一新,帶來的不是簡單的作者與作品推介,而是認知的擴容。 當然,我那數不盡的下一本書應該就在這一本書裏了,“我們的目標不是用主要天才來界定時代,而是用那一時代的實際標準來理解其最偉大的詩人。”這是宇文所安帶來的啓迪,也是我將《他山的石頭記》納入閱讀隊列的動因。
反覆摩挲一本書,如同精神世界的反芻。 原來啊,一本書反覆讀,細細讀,正着讀,倒着讀…然後妙筆生花,讀過的文字都流淌在了筆底下。而現在,書得來太容易了些,反倒一目十行,匆匆一瞥,然後相忘於江湖。 有人說“閱讀如同初戀”。原來的日子很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現在的快餐式戀愛,走馬觀花,淺嘗輒止,擇一人終老已經是很遙遠的故事了。 而我們能做什麼?慎獨,持續。日拱一卒無有盡,把生命變成體驗過程,則生命不朽也。 精神世界的活着將是永久活着,將活在歷史的記憶裏,死而不亡者壽。
讀了張泉的《荒野上的大師》後,找來這本《中華文明訪談錄》 ,相比較之下,更喜歡前一本中的那些民國大師們。
作者是從三個視角在細支末節上深入探考中華文明:當代的外國漢學研究者、臺灣歷史文化學者、大陸學成出國深造研究的文化歷史學者。 瞭解中華文明要到中國來(並生活一段時間),要看懂、講明白中國要離開大陸。
巴黎評論式的訪談錄,對談了數十位國內外的大漢學家,講述他們研究中華文化的緣起與現狀。 驚歎於作爲老外,居然如此瞭解中華歷史文化,站在外緣看中心,這個視角更加多元,可能更加客觀。與此同時,可以把中華文化推介給世界,增加互動交流,彼此瞭解,進而互相理解。
數十位學者八年間的零星訪談在作者腦海中逐漸聚攏成爲旁徵博引又收束凝練的三個章節“古代的幻象與真相,知識分子與現代之路,跨文化想象”。不談文筆和內容的精妙,至少其基於前人的訪談不斷精進訪談條理,系統化徵引周邊知識以期和嘉賓更好的碰撞值得所有訪談類up主學習,其以十年爲維度不斷精心打磨一條故事線的持之以恆更爲人欽佩。 “可惜我終究沒能沿着學術之路走下去,但一直追隨着興趣,龐雜地讀着書。我曾爲之工作十年的《生活月刊》雜誌,也給了我足夠自由的空間,讓我可以時常在不同的領域之間穿梭,儘管辛苦,卻樂在其中。而在採訪、編輯與寫作時,我則總是提醒自己儘可能地保持某些不合時宜的審慎與執拗,它們來自那些年的學術訓練,亦是我心中彌足珍貴的品質”-出現在後記中的興趣、審慎、執拗瞬間recall到最近兩位風口浪尖上的理想主義者:deepseek CEO梁文峯和哪吒2導演餃子。感謝作者讓我們再次確信,人文和科技的花團錦簇將在平正與通達中交疊攀升
讀於撫仙湖畔。訪談對象都是海內外著名學者,對比來看,西方漢學家更強調個體的熱愛與知識的純粹,而華人學者則更側重家國之思。一個顯著的啓發是,多語言能力和多文化背景,對於深入研究頗有裨益,而長期儲備和特殊機遇的綰合則是有所作爲的關鍵點。多種語言、持續勤奮、機遇,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