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樓著
在安史之亂的刺激下,經過一系列演變,宦官勢力最終攫取了“天子親兵”神策軍的軍權。這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也直接促成了中晚唐宦官政治的出現。宦官集團憑藉軍權,立君弒君,政變屢起,波雲詭譎;君主不甘受制於宦官,數次起用近幸之臣,謀誅宦官而不可得;當皇權不振之時,官僚集團也多依附宦官,或意圖中興,或朋比苟安,雙方黨爭連綿不絕。 本書以神策軍爲切入點,以宦官政治爲主線,以神策軍的創建及其演進、宦官集團與內廷皇位之爭、宦官集團與外廷官僚政治、宦官集團與地方政局爲四個邏輯層面,系統地闡釋了中晚唐政治秩序的重建及其演進過程,探討宦官政治對五代及宋初國家權力結構的重要影響。
該書的修訂再版加上作者在豆瓣書評上的回應長文又一次引發爭議,造成豆瓣對該書評分的兩極分化,評分呈現c字形。顯然作者的回應引發的某些人的不快,因爲作者不僅在豆瓣書評中作長文回應,甚至對書內容進行修改時也充分照顧了不少“批評”,可謂是打臉了不少“民科”(此處使用民科並非是指非歷史學專業出身,而是指不遵守歷史學研究規範的人)。 一書再版引發如此爭議實屬少見,因爲這種學術性專著的冷門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2019年的初版至今也不過367人評分而已。 作者的長文如今已經刪去,當中可提煉的信息大抵是澄清再版緣由、批判學界問題、回應一些指責、闡明寫作意圖。讓筆者感興趣的是作者強調教員“槍桿子裏出政權”與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對其研究思路的影響。 教員“槍桿子裏出政權”這一論斷是對軍事武力在政治鬥爭中作用的精確概括,古人也同樣重視“軍權”的重要作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之類的言論自不必說,歷來政變首先控制的也是軍隊。作者正是以控制軍權的宦官爲切入,從而提出“宦官政治”這一概念的,可見“軍權”正是作者立論的關鍵。作者強調了皇權政治的變態,以宦官政治對標田餘慶的“門閥政治”概念,企圖提出一種宏觀層面的理論,但這一實踐似乎並不成功。不少學界同仁,如卜天舒就認爲作者對“宦官政治”核心概念內涵、外延界定的缺失,使得某些論述缺乏可信度。並委婉地指出作者似乎長於史事考辨,短於宏觀概述。 “作者對史料進行了窮盡式的蒐羅整理,用力之勤令人感佩,深化了我們對史事細節的認識;但該書對“宦官政治”等核心概念的內涵、外延缺乏界定,對於宦官以外的政治史影響因素關注不足,使得方法論層面的思考未能充分達到目的。”(卜天舒《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 卜氏引用了胡寶國的觀點,“單純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釋從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變,但卻無力解釋政治形態的根本變化。當整個政治形態都發生變化的時候,它必定牽涉到超出政治史範圍的更大的歷史變動。”卜氏尤其強調作者太過於關注唐廷中央的高層政治鬥爭,忽略了中央與地方州縣、藩鎮以及外朝的影響,將唐廷中央政治變爲宦官、后妃的宮鬥。卜氏爲此列出了不少論據,但主要關注點仍在“宦官政治”這一核心概念上,認爲作者並未超出前人對於宦官政治的研究,沒有跳出政治集團說的範疇,仍是在傳統理論框架下的嘗試。陸揚在《清流文化與唐帝國》中《9世紀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領袖》一文關於宦官政治作用的反思,與作者有着不謀而合之處。 “而較之東晉,中晚唐這段紛繁複雜的歷史能否以“宦官政治”來簡單概括?筆者對此持保留意見。作者目光只侷限於中央高層內部或央地之間的矛盾鬥爭,而對這一時期的種種社會變化未予關注。過往純粹的政治史研究內容主要是藩鎮、宦官、黨爭並立,在並無過硬證據、不能推翻這一前提的情況下,任意拔高其一而不及其餘,說服力仍顯不足。” 卜氏對宦官政治能否統攝中晚唐政治的主線持懷疑態度,以筆者愚見宦官與門閥對於中晚唐與東晉的影響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爲門閥的重要作用不僅體現在政治壟斷,還體現於社會經濟中莊園經濟;思想文化上的清談風氣、玄學思想等。也就是說門閥不是但是一股政治勢力,它還滲透在東晉社會的方方面面,而這顯然不是中晚唐以軍權參與中央政治的宦官能媲美的。竊以爲藩鎮研究的成熟更是對作者“宦官政治”形成了極大挑戰,唐國剛、李碧妍、仇鹿鳴、張天虹等學者對藩鎮的研究,使得研究者不得不注意到藩鎮對中晚唐政治的重大影響。如何處理藩鎮與宦官政治的聯通,這無疑是對作者的巨大挑戰。 就全書質量而言,此書無疑是質量上乘之作,作者長文中自謙爲四星,私以爲五星也不爲過。即使不少研究者指出了此書的問題,但瑕不掩瑜,不比因爲部分瑕疵就否定全書的價值。
神策兩軍中尉制度的確立是中晚唐宦官政治開始的標誌性事件。中晚唐政治史,本質上就是皇權身邊的側近勢力不斷被推上歷史舞臺的過程。
晉室南渡之後,皇權衰落,門閥士族在政治、軍事上佔據強勢地位,直接促成東晉“門閥政治”的產生。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中國古代歷史上,與西晉末年戰亂類似的情形還有一次,即唐代蔓延半個中國,持續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安史亂後,維護皇權權威的中央軍隊幾乎喪失殆盡,皇權政治遭到沉重打擊,這與南渡之初的東晉王朝極爲類似。如所周知,東晉門閥政治的根源在於皇權衰弱,門閥士族趁勢而起。以此類推,安史亂後的政治秩序重建過程中,皇權的積弱也可能會產生一種類似門閥士族的政治勢力來彌補皇權衰弱後的政治空間。這個新興起的政治勢力就是掌控神策軍權、屢行廢立乃至弒逆的宦官集團。中晚唐政治格局中最鮮明的變化就是宦官權勢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全面膨脹,直至凌駕於皇權之上。
755後,即一段李唐皇室對武人跋扈的PTSD之治療過程。用藩鎮消耗藩鎮,以宦官制衡宦官,這倆“補丁”又讓李唐統治系統磕磕絆絆存續了近一個半世紀。最後脆弱的平衡被黃巢起義打破,各地藩鎮借平叛崛起,終結了李唐之形式和實質,但宦官倒是伴隨李唐到了最後一刻。
繼《東晉門閥政治》《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後難得讓人讀得如此暢快的歷史專著,雖然有以推論作證據、作者主觀意識突出的弊病,但瑕不掩瑜。
之前在kindle上看了這本,這次再次二刷。強力推薦。 1,德宗讓宦官領軍,打開了唐朝宦官政治的大門。可能有這個原因,所以歷史對德宗評價不高。可是,德宗當時還能信任誰?讓宗王領兵,肯定會皇室內訌。將領領兵,安史之亂。文臣領兵,不堪使用。最後還是宦官領兵,算是在當時的最優解。即使是採用一些後世的辦法,比如開辦軍校等,但在唐朝的社會生產力一樣沒用。因爲經濟、交通的封閉性、通訊的落後,以及軍事裝備可地方自爲,古代中央對地方的掌控就是比較弱,只是幅度不一樣而已。這不是做一些文化或者管理機制上能改變的,而是社會生產力決定的。 2,東漢、唐朝和明朝號稱宦官勢力最強盛的三個時期。東漢的宦官強勢,完全是因於跟皇帝的親近關係,以及皇帝跟外戚和世族官僚的對抗,因人成事。明朝的宦官,在朝政處理上有制度支撐,所以可以長期跟文官政府對抗。而且明朝的文官政府如果想辦成事,一定需要跟宦官合作,內外和諧才能成功。但明朝宦官不掌握軍權,所以皇帝一下場,宦官也沒什麼反抗餘地。說白了,明朝的宦官體現的是皇權跟文官的鬥爭。而唐朝則算是宦官政治的完全體,行政權、軍權都有(財權雖然明面上沒有,但要拿也容易),所以基本主導了政局的走向。皇權和士權都依附於宦官,只有到了改朝換代、換了一種統治方式,這種畸形的政治才消除。 而且,既然宦官集團已經成爲一種官僚機構,同時又可以娶妻收子延續家族,所以,唐代的宦官政治,既有“官僚政治”的特徵,又有東晉“世族政治”的特徵,幾大家族之間,而宦官家族的鬥爭,又影響到了皇位的繼廢、中央官員的起落以及中央掌控力較強的藩鎮。看中晚唐歷史中主要政治人物的經歷,不能不看背後宦官勢力的影響。 李訓、鄭注真的是奇才啊。能夠利用宦官之間的矛盾,縱橫捭闔,排斥李黨,斥退牛黨,還殺了一批宦官,生生擠出一片空間。以前看甘露之變時,覺得所託非人。李訓和鄭注,之前那麼精明的兩個人,怎麼這次就因爲爭功而提前發動導致失敗呢?結果是因爲聯絡上出問題導致時間偏差。還有人一直覺得唐文宗關鍵時刻慫了導致失敗,可能有這方面的因素,也有可能唐文宗已經預感到失敗了。不掙扎,命可以保全。掙扎,宦官殺了他再立個皇帝也是常規操作。 4,還有一個很奇怪的信息,唐朝皇室有“以孫爲子”的情況,藩鎮將領也有一二記錄。這種情況到底是普遍存在,還是偶然爲之呢?
該書去年初版出來的時候讀了一遍,今年再刷一遍修訂版。作者說受到“槍桿子裏出政權”啓發,所以抓住神策軍控制權這個線索展開,我感覺作者受此影響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把什麼都跟“槍桿子”聯繫起來,把“暴力”基礎作爲邏輯起點,仍然在“革命”敘事邏輯裏,這也算是一種遮蔽吧! 這本書的史料非常密實,這是本書特別突出的優點,但有些推論給我的感覺是,作者的思維過於興奮,論斷有待商榷。書的後面附錄的幾個表也特別棒! 作者受田餘慶先生“門閥政治”理論影響,提出“宦官政治”,覺得這個概念可以統領闡釋晚唐的整體歷史,我感覺說服力還是稍微弱了些。宦官勢力固然很大,但是並沒有覆蓋主導帝國行政的南衙,宦官勢力雖然不斷地侵蝕南衙的職權,但是到底還是沒有替代。
敘述囉嗦,論證無深度,很多篇幅深入淺出,缺乏新穎獨到見解,水平實在不敢恭維,不瞭解作者,但就本書而論,平庸之輩。
唐代的宦官政治從貞元十二年(796)創立神策兩軍中尉制開始,至天覆三年(903)朱全忠盡屠宦官結束,前後延續一百餘年;這一百餘年是唐宋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宦官政治爲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轉變提供了緩衝。沒有兩軍中尉制度朝廷難以建立並控制如此龐大的神策軍,沒有樞密使分割相權,類似楊國忠、李林甫、元載那樣的權相必將層出不窮,李唐或亡於乘虛而入的外族、或亡於手握強兵的武將、或亡於竊取高位的權相,中國歷史極可能直接進入五代十國的亂世局面。
渾厚開闊見柳骨,於無聲處聽驚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