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事，幾完缺——啊，晚明--樊樹志作品系列

耄耋學者的晚明情結 ——讀樊樹志《人世事，幾完缺》 作者：陳寶良 周遠航《光明日報》（ 2025年04月05日 08版:光明悅讀）   明代近三百年的歷史，不僅豐富多彩，且極具變化，尤以晚明最爲引後人矚目。晚明時期，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甚至出現了諸多近代化的因素。如此急劇的社會文化變動，引發了衆多學者對晚明史的研究興趣。如商傳、萬明乃至加拿大學者卜正民，無不從各自獨特的視角，解析晚明社會的多重面相，詮釋晚明時代的基本特徵，隨之使晚明成爲一個十分重要的學術命題。   在紛繁的晚明史研究中，樊樹志教授提出的“晚明大變局”觀點尤其值得關注。樊樹志教授於耳順之年開始聚焦晚明史研究，迄今已有20餘年，其間潛心鑽研，筆耕不輟。2024年夏，已屆米壽之年的樊樹志出版了5卷本《重寫晚明史》，再次引發學界的熱烈反響。與這套著作一同問世的，尚有這冊《人世事，幾完缺》，收錄了樊樹志2006年至2023年間發表的晚明史文章13篇，不僅便於讀者瞭解晚明史的主要脈絡，而且可以藉此以觀一位耄耋學者數十年的學術心路歷程。 經緯縱橫：晚明社會世相鉤沉   本書收錄的《王陽明與晚明思想解放潮流》《魏忠賢崇拜面面觀》《文人結社與晚明文化生態》等文章，聚焦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現象，爲我們認識晚明的思想動向、政治生態和文化生態提供了很好的切入口。   晚明思想文化的活力與多樣性，源自社會轉型的宏觀背景，也與陽明心學的崛起密切相關。王陽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以及頗具“異端”色彩的自由觀念傾向，打破了程朱理學正統對明代思想的控制，進而導致思想界出現了活躍的景象。樊樹志將王陽明的貢獻提升至“思想解放”的高度，盛讚其思想價值，認爲王陽明開啓了晚明思想的潮流。至於王門後學“掀翻天地”“非名教所能羈絡”的精神，更是將這股潮流推向極致。   天啓年間，以魏忠賢爲核心的閹黨把持內廷大權，外朝一大批文武官員投向魏忠賢及其黨羽，是爲閹黨專政，被樊樹志稱爲“明朝歷史上最爲黑暗的一頁”。晚明閹黨專政是政治生態惡化的典型表現，書中談到的“六君子之獄”和“魏忠賢崇拜運動”，即是顯證。大量清流被血腥清洗，是黨爭嚴重失控下的政治迫害，而官員爭相獻媚於魏忠賢的怪象，更是標誌着官僚體系的道德崩壞。晚明政治生態的急劇惡化，由此可見。   文人結社之風，至晚明達於極盛。不同於前代，晚明文人的結社，呈現出學術、政治、文學多重屬性交織的特徵。樊樹志指出：“晚明文人結社，固然與科舉考試有着密切的關係……但他們目光犀利，看到了科舉考試八股文的弊端，力圖跳出來另闢蹊徑。在一起切磋學問的同時，更關注現實的政治問題，探尋解決之道。”換言之，晚明文人結社是士人羣體應對政治腐敗與文化危機的集體行動，由此更加彰顯了晚明獨特的文化生態。 知人論世：晚明名賢浮沉羣像   書名“人世事，幾完缺”六字，取自明末清初詩人吳偉業的《賀新郎·病中有感》。明清鼎革之際，文人士大夫的感傷之懷蔚然成風，吳偉業詩中的感愴，正是幻滅、負罪、感傷等情緒的真實寫照。透過他們的人生經歷，可以窺見晚明歷史的複雜多樣。   書中勾勒的晚明名賢浮沉羣像，包括徐階、張居正、文震孟、鄭鄤、倪元璐、吳應箕、黃道周、劉宗周、吳偉業等人。樊樹志以老練的筆力，將這羣士人的仕宦與心路歷程細緻鋪陳，還原他們在動盪政局中的抉擇與掙扎。如《爲正人增華，爲文人吐氣》一文，開篇先以近代書法家臺靜農研習書法時，棄學人品有礙的王鐸，轉而師法倪元璐書風一事，從側面烘托晚明學者型官員倪元璐兼具才情與氣節的士人形象。而後以時間爲序，講述其從科舉入仕到以身殉國的經歷，尤其明亡前夕，倪元璐爲朝廷獻計獻策，並在戶部尚書任上主導了財政改革，但終究不能挽救時局；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後，倪元璐殺身成仁，收穫忠義之名。作者認爲，以倪元璐爲代表的晚明士人，“在時代激流中浮沉，波瀾起伏，曲折坎坷，折射出歷史的複雜性，個人命運的無可奈何”。   歷史人物往往復雜多樣難以定評。清代史家趙翼曾有如下慨嘆：“閒翻青史幾悲涼，功罪千秋少尺量。”學者對歷史人物評騭品鑑，既要通過嚴謹考證還原歷史原貌，又要超越時代侷限保持客觀立場。本書對各式人物的臧否，可謂公允。如《“好申韓法”的張居正》一文，談到時人對張居正“治亂國用重典”的非議，作者嚴詞駁斥道學家的迂闊之論，“一言以蔽之，苛責他（張居正）過於‘操切’，大多是本着儒家的溫良恭儉讓立場，對於秉持申韓法術的偏激之詞”，並反詰道：“不‘操切’何以反正，不‘操切’怎能力挽狂瀾？”對於這位歷史上譭譽參半的改革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稱張居正的改革，“功績不可抹殺”。這般置於具體歷史情境中的評判，方顯史家知人論世的真功夫。 考證微詳：史筆雙璧輝映   樊樹志的著作在學界與公衆閱讀領域均廣受歡迎。究其原因，既得益於他宏闊的史學視野，更離不開他對於辭章與考據的雙重把握。這種“史筆雙璧”的書寫特質，是對中國傳統史學“文史互濟”精神的賡續，在學術深度與閱讀體驗間架起一座通達之橋。   學界對樊樹志“運筆之法”的讚譽甚多，比如範金民評價《晚明大變局》：“全書以敘事方法，流暢的語言，傳神的文字，反映晚明斑駁陸離的歷史。”這一特點，在《人世間，幾完缺》中亦有突出表現。如《悲情的骨鯁之士——文震孟與鄭鄤》一文，在敘事中運用“以言證史”的策略：文中各節標題直引原始文獻，如第三節標題“正直而遭顯戮，文士而蒙惡生”，語出黃道周得知鄭鄤被凌遲處死後的激憤之語。再如《“一代完人”劉宗周》一文，描寫劉宗周與崇禎帝的朝堂論辯，在保留原始對話的基礎上，通過細膩的神態描摹與心理刻畫，將凝固於史籍的君臣奏對轉化爲具象可感的視聽圖景，令讀者彷彿親歷了帝王與朝臣的言語交鋒，三百餘年的時空阻隔在具象化的敘事中悄然消融。   本書收錄的諸篇文章，對各類史料的大量引用和辨誤，無不彰顯其作爲史學工作者“無徵不信”的治學準則。如《高處不勝寒——內閣傾軋中的徐階》一文，針對“鄒應龍彈劾嚴氏父子是否系徐階授意”展開討論。樊樹志先是指出，關於此事，“史家有另一種說法”，即鄒應龍得知嘉靖決心拋棄嚴嵩後，“以爲奇貨可居”，便獨自發難，於次日遞上彈劾嚴嵩父子的奏疏。作者繼而通過邏輯推理與核心文獻的雙重論證，對此進行批駁。邏輯上，“從鄒應龍上疏以後，畏首畏尾的表現來看，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後臺支撐，他絕對不敢冒險行事”。萬斯同《明史》中，關於徐階授意鄒應龍彈劾嚴嵩父子也有明確記載。因此樊樹志得出結論，鄒應龍彈劾嚴氏父子乃是徐階授意。這種在通俗寫作中堅守專業規範的自覺，正好印證了顧炎武“採銅于山”的學術精神——史學研究始終需要以紮實的史料開掘爲根基。   讀罷此書，會觸發讀者對晚明史的進一步思考。晚明時期的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源自商品經濟勃興、思想激變等內生動力，並與世界近代化的歷程產生了某些合轍。   （作者：陳寶良 周遠航，系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當皇權專制、財政僵化、軍事廢弛的制度體系徹底與時代脫節，縱有無數人力折騰、氣節堅守，終究是無力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