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繁華：造極之世的表與裏（經緯度叢書）

1.秦制政權的一項重要統治術，即“消滅產權，擴張特權”。這也是周秦之變的核心內容。周秦之變後，封建貴族被消滅，土地的私有產權也隨之消失，君主成爲最大的地主，皇權可隨時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然而，君主終究不能一人治理天下。在封建時代，君主須依賴貴族，其獲取貴族支持的主要手段是分疆裂土，也就是承認其名下土地的私有產權。周秦之變消滅了貴族，也消滅了私有產權，君主轉而依賴官僚集團維持統治，其獲取官僚集團擁護的主要手段也轉而變成賦予官僚集團各種特權，其中最大的一項特權就是免納賦稅與免服勞役。 以產權治國可能催生出規則與契約精神，以特權治國則只能催生腐敗。產權必須依賴律法，律法會形成固定文本，會有明確的內涵與外延。但特權不行。特權只能依附於皇權存在，特權是模糊的，沒有邊界，可以肆意妄爲。 2.兩種截然不同的城市:北宋都城開封與南宋都城臨安，均是人口規模達百萬級別的大城市。大致同時期，西歐的頂級城市如米蘭、威尼斯、佛羅倫薩與熱那亞等，人口規模只在10萬上下。 但這既不意味着宋朝的經濟比同時期的歐洲更發達，也不意味着宋朝的民衆比同時期的西歐生活更優越。同時代的東西方城市，雖然皆名爲城市，實則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種不同，首先體現在成因上。開封與臨安之所以能聚集百萬人口，是因爲皇權將數十萬統治階層（包括宗室、官僚、禁軍及其家屬）聚集在這裏。爲了滿足這些統治階層的消費需求，開封與臨安猶如巨大的怪獸，源源不斷汲取全國的人力與財力。開封與臨安的繁華背後，是全國性的凋敝。與開封、臨安相似的西歐城市是古羅馬。據說在奧古斯都（前63年至14年）統治時期，古羅馬城的人口也達到了百萬規模。條條大路通羅馬，既是因爲羅馬需要通過這些道路控制轄下行省，也是因爲羅馬城內聚集着大量的權貴，需要依賴這些道路完成人力與物力的汲取，以滿足羅馬城內權貴的消費需求。綜而言之，是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與高強度的稅賦汲取造就了開封、臨安與羅馬的繁榮。它們是傳統的古代城市，是政權的附庸，是沒有內在活力的“食稅之城”。當政權發生轉移，統治階層消失，城市很快就會衰落下來。 西歐中世紀新出現的城市則不然。它們不是統治意志的產物，而是商業發展的自然結果。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進入封建領主時代，行政式城市衰落，大陸上遍佈的是領主的城堡與附屬於領主的鄉鎮與村莊。這期間新興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馬賽、巴塞羅那等城市，皆非由國王、封建領主或教會主導造就，而是商人、工匠和手藝人在長達數個世紀的商業活動中逐漸匯聚財力建設而成的。連米蘭這種傳統的羅馬城市，在中世紀重新崛起時，也與政權的統治沒有多少關係，甚至可以說政權的統治（教會與領主）正是米蘭重新崛起的阻礙。 公元4世紀時，米蘭曾短時間成爲西羅馬帝國的首都，是一座典型的“食稅之城”。公元5世紀到6世紀，米蘭先後遭到匈人、哥特人、倫巴第人的侵略，漸趨衰落。到了10世紀，喪失行政中心地位已久的米蘭退化成了大型村莊，與同期那些只有數千人的歐洲城鎮沒多少區別。米蘭重新成爲引人矚目的城市，始於1057年的市民起義。起義以反對大主教、要求自治爲目的，起義市民主要由擁有土地的小貴族、商人及手工業者組成。經過持續多年的鬥爭與妥協，米蘭於11世紀末成立了自治公社，市民們可以定期選舉自己的執政官，可以參與制定城市的自治法律。米蘭城的執政官是複數，以防個人專權。1117年，米蘭的執政官共有18人，1130年是23人。執政官負責管理公社，率領公社抵禦外敵侵犯，並審理公社成員間的爭訟。執政官有固定任期，通常每年或每兩年選舉一次，迥異於封建領主的世襲制。執政官中又有首席執政，作爲公社的最高軍事長官、最高行政長官和首席法官，首席執政的任期通常只有六個月，且不能連任。首席執政任期結束時，其政績將由專門成立的委員會做細緻評估。爲了維持城市的日常運轉，公社還設有市民議會之類的機構以代表民意，米蘭的大議會有成員800人。大議會不能隨時召集以處理日常事務，於是下面又有常設的責任議會與特別委員會。首席執政官就重大事務做出決策時需要與市民議會協商。市民議會還擁有制定法律的權力。 到了13世紀初，也就是中國的南宋中期，許多西歐新興商業城市從領主或教會手中獲得了自治權，紛紛建立起了米蘭公社式的自治政府。獲得自治權的過程自然是很艱難的。武力鬥爭者有之，以金錢贖買者也有之——向城市出售自治特權是很多缺錢的封建領主樂意做的事情，更常見的情況則是武力鬥爭與金錢贖買並行。除此之外，城市能夠成功獲得自治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的西歐並非帝國式的中央集權，而是由國王、領主和教會共同統治的封建社會。城市在謀求自治權時，可以充分利用這些勢力間的矛盾，如利用國王來對抗貴族，利用主教來對抗國王。自治，是這些新興城市區別於傳統城市的核心特徵。 3.今人常讚譽宋代政治，或稱頌其“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或稱頌其有“不誅大臣與言官”的祖訓。這些稱頌或多或少都有史實依據。但究其實質，仍不過是皇權私藏祕用的統治術，而非公開穩定的制度建設。 4.在那些統治階級權力不受制約的地方，“司馬光困境”是無解的——畢竟皇權之外無社會，而統治權力自我牟利的衝動又無法遏制。借改革之名成立的服務機構，最後都會蛻變成權力機構。初衷很好的青苗法變成了斂財工具，初衷很好的市易法變成了害民政策，初衷很好的義倉制度變成了法外之稅；初衷同樣很好的居養院、蠶鹽錢與募役法，皆未能例外。可見，期待秦制政權以不受制約的權力來解救民生，實屬緣木求魚，只會引來災難。且不受制約的權力越有爲，災難就越大。兩宋仍是一個典型的秦制政權，皇權仍是權責倒掛。它不拂曉，也不前夜。

宋朝到的什麼樣？過去要不過於抬高，要麼過於貶低。但是無論如何宋朝基本是結束了幾百年的分裂時期，必定有其可取之處，兩宋滅亡的過程又充滿了黑色幽默，讓人覺得它一戳即破。 之前讀過作者的《秦制兩千年》，能感受到作者一以貫之的史論，並覺得非常合理。 理論上，文明隨着不斷的演進應當是越發和諧的，因爲統治者需要不斷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直到將來社會的生產力不再依賴於人力爲止。 所以作者的論述讓我感受到很真實，封建時期就該是那樣的，所謂的文質彬彬就該是小範圍的，整體還是大多數人處於被壓迫的狀態，理應如此，但是很難展示出來，過去很少有人可以做到，而作者學識豐富、筆力高深，論證讓人信服，有酣暢淋漓之感。

表面的繁華 🖊️ 嘿，咱先說說大宋那表面的繁華。想象一下，大宋就像現在的網紅城市，人來人往，熱鬧非凡。那《清明上河圖》裏的景象，真是讓人驚歎。街道上店鋪林立，各種商品琳琅滿目，喫的、穿的、用的，啥都有。走在大街上，能聞到陣陣美食的香氣，聽到各種叫賣聲。感覺那時候的人們生活得可滋潤了，就像咱現在週末去逛街，喫喝玩樂啥都不缺。而且大宋的文化那也是相當發達，文人墨客多得很，詩詞歌賦隨口就來。就像現在的文化圈，各種藝術展覽、文學講座不斷。那時候的人們也很會享受生活，聽聽小曲，看看錶演，日子過得美滋滋。 繁華的背後 🖊️ 不過，這繁華可不是那麼簡單。大宋的繁華從哪來呢？一方面，人口增長帶來了強大動力。就好比現在一個城市人口多了，消費也就上去了，經濟自然就發展起來了。另一方面，政策相對寬鬆，激發了民間的活力。就像現在鼓勵創業，大家都有幹勁。但是，誰是這繁華的締造者和受益者呢？可不是普通老百姓哦。普通百姓在這繁華中，其實也有自己的苦。他們就像在繁華城市中努力打拼的打工人，爲了生活奔波勞累。 百姓的掙扎 🖊️ 再看看普通宋人在這繁華中過着怎樣的生活。他們得在各種壓力下輾轉騰挪。城市化讓很多人湧入城市，卻面臨更嚴苛的政策。農戶可能不得不放棄土地當佃戶，商人可能無奈歇業。這就像現在有些人在大城市混不下去，只能另謀出路。他們在權力壓迫下，充滿了無奈和辛酸。但他們也在努力生存，就像我們在生活的困難面前，也不會輕易放棄。 讀完《大宋繁華》，給人一種如夢初醒之感。就像現代人追捧網紅景點，被精美的照片吸引，去了才發現人擠人的背後有諸多不便。這本書讓我們看到宋朝繁華似一場絢麗的煙花，雖璀璨卻也有陰影。它傳遞給人們不能只看表面的繁榮，要深入瞭解背後的故事。繁華不是一蹴而就，也並非人人受益，歷史的複雜性遠超想象，我們應客觀理性地看待，不被表象迷惑。 歷史是人的歷史，應當關懷具體之人。 繁華，成了兩宋的新標籤。

文人誤國 本書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既然聽書也是原作者解讀我就再吐槽幾句： • 本書作者用數據說明，中國在公元1000年前後的GDP規模是265.5億國際元，只佔到世界GDP總量的22.7%；落後於印度的28.9%，表面上是讓現在看不起阿三的讀者認爲大宋繁榮不過如此，可正表現文科生的弱點，先不提數據的準確性，當今漂亮國超強肯定是作者贊成的，但只佔世界 GDP 的 18%（中國是 14.8%），已經形成G2 模式，難怪最近印度學者紛紛撰文呼籲印度政府突破盎撒大陸均衡的陷阱，中印俄聯合將漂亮國邊緣化，印度教受到最大的欺壓並不是穆斯林而是大英殖民。 • 宋朝的人口紅利，源於占城稻的引進，糧食的大幅度增產纔是主因，中國農耕社會生產效率一直高於歐洲，特別是隴耕技術，也讓農家肥解決了城市排泄物，使得中國古代能避免大幅度的瘟疫流行，如歐洲的黑死病肆虐幾百年，讓中華大地只要沒有戰亂，人口都能很快恢復和增長。 • 宋朝的先進性的核心密碼是因爲漢字和造紙術，從公元 1 世紀的蔡倫造紙，到 8 世紀傳人中亞和阿拉伯壟斷了 四百多年纔在 12 世紀由西亞，北非傳入西班牙。雖然歐洲最終還是掌握了造紙，但工藝還有很大差距，傳往西方的撒馬爾罕紙，一直都用破麻布造紙，而且還缺了一項核心技術——紙藥。紙藥指的是抄紙時加到紙漿中的植物黏液。譬如造宣紙，一般要加獼猴桃藤的汁液，不僅能讓紙更均勻，而且溼紙摞一塊不會粘連，能一張張揭開。正是因爲少了這個祕方，西方人不得不用毛毯把溼紙一張張隔開，效率低了不少。一直到18世紀，法國派傳教士來中國學習竹子造紙，終於解鎖新的技能。看到了吧？“竹紙”，正是因爲宋朝已經成型的先進技術，讓中國南方滿山遍野的竹子成爲珍貴的紙的原料（另外一個大幅提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當然就是瓷器）。正因爲中國紙張的普遍使用，秦始皇統一的漢字，讓中國能夠管理幅員廣大的疆土，而很久以後的歐洲國王還需要巡邏喫大戶。更不要說宋朝因教育普及，科舉文官隊伍，能夠統計並派員徵收商業稅，纔有了大宋繁華。 • 也正因爲宋朝先進的文官管理系統，讓蒙元鐵騎橫掃大陸後，如何管理稅收忽必烈保留和接受了漢地的體系，而沒有被綠化。大宋的文化先進性就更不用討論了，當年的遼金夏已經消逝了。 • 最後再吐槽一下作者本書核心的論點，無非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士大夫的汴京繁華下是底層百姓的悲慘人生，這說的不就是過去吹捧的民國嗎？看看《偉大的道路》朱德的身世，當普通百姓災年賣兒賣女時，民國的大師在吟詩作畫，同樣現在的漂亮國靚麗的經濟數據和酒山肉海的蘿莉島並存的是零元購。 再次祝賀一下中國神舟 19 的成功，當年中國發展航天探月時，不少人也跳出來講花這麼多錢，不如去救助升斗小民，可我們就是能夠既要又要全都要，扶貧和強軍探月一起抓，宋朝應該吸取的最大教訓是文人誤國。

用了5天時間，認真讀完諶旭彬兄的最新力作《大宋繁華：造極之世的表與裏》。作爲80後歷史作家羣體中的翹楚，諶兄在歷史細節中見魔鬼，以他一貫冷靜、客觀、深刻之筆，盡情戳穿大宋“繁華”的虛美外衣（表），爲讀者還原一個異常悽慘、不忍直視的時代真相（裏）。在這個“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朱熹語）的帝國裏，浸滿億萬民衆的辛酸和血淚，他們爲生存而輾轉騰挪、辛苦恣睢，在無力抗爭後只能選擇“躺平”甚至自我了斷生命，凡此種種，每每令人酸鼻駭目、不忍卒讀。總之，在這個所謂的“造極之世”，繁華只屬於特權階層，跟普羅大衆無關。

人口過億、東京夢華、交子風雅的大宋繁華，財富增量主要靠人口紅利與土地流轉，再通過兩稅法、專賣法、青苗法等層層回流到食稅集團，底層小民卻在帝國的縫隙裏艱難求生。 繁華是東京臨安的，是統治階層的，不是國民的，凋敝是上億編戶齊民的。 宋朝的表面是文藝復興式的黃金時代，實際上卻是國富民窮型帝制樣本。

首先，這本書的作者夾帶了太多的私貨。我想問作者和廣大好評的讀者，按照作者的邏輯，爲什麼穿紙衣蓋紙被的宋朝老百姓，被壓迫得活不下去，結果人口實現大增長，經濟還高度繁榮？魚肉百姓和強制徵稅可以實現社會大發展？而作者暗戳戳吹的威尼斯佛羅倫薩，“高度文明”“高度自主”“高度自治”，結果也就是一個個小而美的城市？所以人是蠢到主動生娃來給統治階級玩的嗎？既然如作者所說宋朝都是逃荒避世怕富的人，人口爲什麼還能超越唐朝？可想而知，作者肯定隱藏了某些真相，或者放大了某些問題。這是社會研究的嚴肅態度嗎？完是真的看不起很多搞社會研究的，因爲同一個案例，因爲屁股坐的位置不同，能夠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你說這種研究學科有什麼用？

讀我們民族歷史書，我總是很糾結，總能讀到很多不堪，雖然有時候也能讀到一些正能量的東西，但很少。爲何呢？我覺得我們的歷史書總是聚焦在帝王將相上，彷彿他們的歷史就是我們民族的歷史，而這些人物能夠引起我好感的總是太少。 歷史不是帝王將相的歷史，而是人民所創造的歷史。我們的哲學信仰和文化傳統讓我們的歷史總是低水平重複，秦制2000年並無誇張，“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信仰一直傳承，以至於到了近代，我們成了全世界最落後的民族之一。 本書對大宋的描述，似乎切中一些東西，但我總覺得作者太過強調我們不堪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大宋時代張揚的精神。 歷史從來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可以這樣解讀，我也可以那樣闡釋，但歷史總是歷史，我們永遠不可能回去體驗真實的它。 與其在歷史上糾結，遷怒古人，不如從歷史上看到不足，承認不足，並揚棄不足，從而開創未來。 用西方文化和視角去看待歷史，做出中西對比，薄古厚今，褒西抑中，既無必要，也是扯淡。這是這本書的硬傷。華夏民族的歷史就是華夏民族的命運自生，大宋的繁華與困境，都是我們華夏民族的命運的一部分，只有超越好壞和道德評價，才能真正從那段歷史上借鑑一二。在宋朝那個時代，還無法做到文化上的相互借鑑，因此，對比毫無意義。

還是推薦的，從底層更好的瞭解了大宋繁華的真實性質，依然符合核心思想

大宋繁華，大部分人只看到了“表”，作者則深挖出了其“裏”。本書徐徐揭開了宋之繁華的真相:因唐後期從人頭稅時代過渡到田畝稅時代，突破了人口增長的閾值，糧食產量提升，財政蛋糕變大，食稅規模暴增，於是就有了這表面的甚至是虛假的盛世繁華。因爲這繁華的構成基礎是: 一、宋代養活着規模遠超前代的統治階層，統治階層的消費支撐起了開封、洛陽、杭州這類城市的商業繁榮。流入這些城市的商品與服務，主要是爲了滿足統治階層的需求。 二、宋代的賦稅貨幣化程度加深。賦稅貨幣化程度加深的直接結果，是逼迫底層民衆不得不參與商業活動以獲取貨幣，進而造成一種商業繁榮的假象。農民被迫參與其中，其進入市場的核心目的是獲取貨幣以繳納賦稅，而非賺取利潤。 爲了實現富養統治階層，宋對民衆的盤剝達到極致。這種“汲取型繁榮”極大加深了普通民衆的負擔與災難，是一種“國富民貧”的真實寫照。然而這種制度設計的實質是在不斷消滅民戶中的富有者，消滅被統治羣體中的有力量者。民戶要想降低戶等以躲避攤派、或選擇安於貧窮、或選擇分家析產，被統治羣體變得更貧困，也更散沙化。那些制度性苛政帶給民衆的戕害是被歷史的煙塵掩蓋了的。 所以作者認爲宋是一個繁華的時代，也是一個凋敝的時代。繁華是統治階層的繁華，凋敝是被統治者的凋敝。或者說，這繁華是一種典型的士大夫式的繁榮；這凋敝是一種典型的編戶齊民式的凋敝。繁榮的驕傲值得被記住，但民衆的苦難同樣也不能被遮蔽，更不能被遺忘。 總之，不被約束的權力是對民衆無休止的盤剝和壓榨，如何在收取稅賦和滿足公需之間做好平衡，是需要制度的約束的。 很少看到平民視角的敘述，所以本書讀來很有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