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

如果你好奇爲什麼河南人愛偷井蓋，山東人愛考編制，江西人愛收彩禮，這些地域性刻板印象廣爲流傳的動態發生機制，那麼韓起瀾這本《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值得一讀。 這本書講解帶着歧視性意味的“蘇北人”，是如何在上海這個對外通商口岸城市中被構建，借用人類學“族羣”理論視角，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以及社會學階層理論進行相關現象分析，具體現象的呈現避免了理論的空疏，而理論的透視避免了對現象的粗淺審視，算是一本比較精巧的學術著作，如果對於一個羣體，尤其是弱勢羣體被污名化的身份構建動態交互過程，對這個話題比較感興趣，可以一讀。 在韓的書中，作爲關鍵概念的“蘇北”很難給出一個精準的定義，誠如作者在本書前言所說，蘇北並不是一個客觀的，明確界定的地區，地理上看，可以包括整個江蘇北部，也可以僅指某些部分；它可以包括鄰省山東、安徽的一些地區以及江蘇南部的某些地區，看問誰；從語言上看，南方以吳語爲主，而北方講的是揚州方言的變種；從文化生活上看，淮劇在蘇北居上，而揚劇在蘇中盛行。淮河以北婦女多半在家裏幹活，而淮河以南婦女在田裏幹活。淮北衣服多半是棉製品，淮河與長江之間的地區，人們兼穿絲綢和棉布。 尤其是從經濟狀況來看，窮者爲蘇北，長江以北的較富地區可以說是江南，在蘇北經濟衰落的背景下，蘇北作爲一個準政治單位的概念纔出現。隨着19世紀江南商業和工業經濟的拓展，隨着蘇北日益淪爲自然災害的受害者，大批農民開始南遷，在那裏形成了一個下等階層。江蘇移民的格局推動“蘇北”這個概念的深化。 作者希望蘇北被理解爲一個複合名詞——既是現實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實際的類別，又是社會建構的類別。 作者在書中所研討的“蘇北”代表一種關於某個特定地區同質同類的信念，是在特定地方背景和歷史背景下同其他身份的關係與區別中形成的“族羣”。（如作者所言，蘇北人這個類別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並不存在—上海人所稱的蘇北人，若生活在北京、漢口一類的城市裏，則並不被認爲是蘇北人。​） 作者的理論核心“族羣”這個概念，兼容社會關係與歷史過程兩個面向。其含義可以歸納爲四個核心要點： 一是其作爲一種過程，涉及建構、援引和操縱文化獨特性概念，以便在共同的政治經濟體系內將人劃分爲我者與他者。語言、種族、宗教、歷史經驗和原籍構成了屬性金字塔，也許可以利用這些屬性來建構這種“我者/他者”的界限。當然，這些區分概念並不是天生就是族羣的標誌，具有一定的伸縮性，只有憑藉能體現它的內涵體系才具有族羣或者說標誌意義；由此引申出第二個要點，族羣是可變的，非固定不變的，蘇北人是在上海成爲蘇北人，族羣的認定依賴其所處環境；第三個要點爲，要求政治經濟權利，以集團的傳統而自豪的人有界定類別的需求，旨在劃分出從屬與統治的區隔；第四個要點是族羣和階層在不平等的結構中有重合的部分，但不可以劃分等號，階層是根據一個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來界定的，而族羣是以基於原籍的差別來界定的。 作者的族羣概念之所以立足於原籍，是因爲在1949年以前作爲移民城市的上海，社會和經濟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原籍來界定的。精英集團主要由來自廣東和江南的人組成，非技術性的服務行業則主要由來自蘇北的移民充任。當然並非人人如此，只是從相關性分析上看，整體呈現呈現這樣一個趨勢。 外國對上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統治也以其他方式影響了蘇北人這一類別的建構： “外國投資構築了上海的勞動力市場，致使某些職業由於屬於現代產業而被界定爲地位高的職業，所謂現代則多半是外國人界定的。地位低的職業是同蘇北人相聯繫的職業，這一點必須聯繫外國控制經濟的背景才能理解。…蘇北人的歷史不僅是上海貧困階層的歷史，而且也是中國主要通商口岸城市化、移民和工業化的過程、結果和體現自身含義的歷史。” “1958年的一份三輪車工人調查顯示，77%是蘇北籍人，20世紀80年代初進行的一份調查表明，壓倒多數的浴室服務員和理髮師來自蘇北。多數城市環衛部門工人仍是蘇北人，即使在沒有多少蘇北人居住的區裏亦是如此。對蘇北家庭不同世代成員的就業崗位調查表明，向上的流動性幾乎沒有。” 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造就的歧視體現爲：說話粗俗的人被斥爲“講江北方言”​；未能達到清潔標準的人被譏爲“髒，不衛生，像江北鄉巴佬”​；在擁擠的上海公交車上推搡的人被指責爲“像粗暴的江北人”。在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裏，被描繪成鄉巴佬的主人公不出所料地來自蘇北。在許多情況下，同蘇北人結婚被認爲是社會階層地位的向下流動。 在作者看來，是江南人建構並界定了蘇北以及蘇北人，也就是一個政治經濟優勢羣體構建了另一個羣體的文化身份。蘇北首先是一個把來自北方的窮苦難民劃爲一類的術語，並以此來突出他們自己與這個階層之間的區別。實際上，江南人爲了捍衛他們的優越感，可能誇大了語言、個性、文化乃至地理上的區別。 誠如作者所引用的布拉克特·F.威廉姆斯所指出的：並非所有的個人都有同等權力來固定我者/他者身份形成之座標的。個人也不是同等有權宣佈放棄選擇身份命名過程，以便成爲隱身者使對方的明顯身份難以對照衡量。如果他們的集團在這個政治單位中成爲有支配權力的集團，這樣的說不才有可能。 在福柯的系譜學的理論議題中，其中一個議題爲研究權力和知識的關係，其中權力體現爲真理。也就是所謂的“真理政治學”​（politics of truth）​。真理是這個世界上的一種事物，它同權力相互作用。更爲重要的是，福柯將真理理解爲關於陳述的生產、控制、分配、循環和操作的程序體系，因此真理是一種制度。真理作爲制度，意味着什麼東西被視爲真理是由權力決定的。當然，這裏的真理，並非是物理學那種不帶價值判斷解釋世界運作本質的東西，而是帶有特定羣體的特定價值判斷甚至意識形態而生產出來的東西。 “蘇北人”這個概念，是北方窮苦難民逃離自然災害爆發的原居住地而轉移到相對安穩繁榮的上海，被構建出來的的一種羣體社會身份，帶着被歧視和偏見的內涵，窮困，粗俗，髒污，地位低下，文明進步的反面，這種社會身份建構的主體爲佔據優勢政治經濟地位的人，並且作者猜測這種歧視也是爲了傳遞釋放被外國人優勢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所壓抑的情緒，由此製造這樣一個泄壓閥，甚至藉此來獲得一個比較優越身份的確認。 人們會遺憾的看到因貧窮而愚昧，但是更加令人遺憾的是，因富有而傲慢。物質的豐沛不必然保證道德修養的完善，甚至與之相反，市場經濟與工具理性培養出的功利主義道德標準，縱容併合理化了佔據優勢資源階層的偏見。 馬太效應或者光環效應總是讓刻板印象越來越極端，好的愈好，壞的愈壞，在這種思維模式下很難相信一個人有貧窮而善良，粗俗而正義的可能，道德修養與經濟資源深度綁定，這樣豐富的人性紋理就在這樣的刻板印象中消解，凝固定型爲純粹的丑角或者反面角色，並影響着後續對應的交往活動，而被凝視被不公正形容的羣體因爲權力的失衡，很難爲自己辯解以及洗清污名，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繼續在這種失衡的狀態下穩定運轉。 這種不平等權力機制下，污名性質的羣體性身份塑造，其危險之處在於，它並沒有一種對等的強力限制，如果嚴重點甚至和污名化猶太人以及圖西人聯想到一起，這算是近世紀以來比較著名的兩則大屠殺事件，當然，污名化並不必然帶來這樣嚴重的結果，只是一旦開出這個可以憑藉優勢權力地位符號化抽象化污名化某一人羣的口子，那麼憑藉着沒有限制的傲慢和蠻橫，滑向人性的深淵可能性總是會變大。更關鍵的是，沒有人能在這種權力邏輯下倖免。 戲謔管倉鼠肥厚的李斯曾感嘆過“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希望現代不會讓人覺得現在和生活在秦制的人，其境遇，在這兩千年的文明演進中，居然一成不變。

讀到最後，我發現作者可能漏了一個章節，你寫蘇北人在上海，首先得介紹上海這座城市如何從松江一個小縣城發展起來，離不開南京條約以後英法於1853年的開埠，首先得講清楚，它是屬於我們江蘇的一個縣，地理上屬於蘇南，正好與蘇北相對。 其次，得交代清楚廣東人寧波人蘇州人及江南其他城市對於近代上海發展的貢獻，他們是首批湧入上海的掘金者，當然這功勞有洋人的貢獻。 在這個基礎上再來說遭受自然災難土地貧脊戰爭給蘇北地區造成的流離失所。講一個先和後，講蘇北蘇南的比較。講爲啥蘇南人上海人歧視蘇北人，蘇北人有沒有他們的長處，文化上的，歷史的經濟的民俗的族羣的特點。他們又是怎麼樣看待上海人蘇南人的。國家是如何對待這種地區差別的。 社會學意義上的蘇北，地域的，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蘇北。 我覺得這本書還可以寫寫。給箇中評吧。

可能是之前看過馬俊亞寫的《被犧牲的“局部》印象太深，再看這本，感覺像是喫了一頓海鮮大餐後再喫開胃小菜的感覺……但這依然是本好書 如果說馬俊亞聚焦的是明清時代的淮北社會變遷，認爲造成唐宋的魚米之鄉變成了明清的貧瘠之地是封建中央爲顧全大局名義作的局部犧牲，那麼這本書作者聚焦的是近代以來蘇北人在上海的族羣記憶，所以，也正因爲農村老家飽經自然災害和經濟毀滅之苦，纔會跑到上海屈尊去幹很多體力活，碼頭工，拉黃包車等等，大量上海黃包車都是蘇北人拉的，這就強化了蘇北人與幹力氣活的勞動的聯繫，而且確認了這樣的信念，即認爲在上海乾這種工作的人是無文化的，這種轉承性是自然的，也在此，蘇北從一個模糊的地理概念逐漸演變爲一個充滿爭議的族羣標籤 當然這裏有必要區分一下馬俊亞的“淮北”和這韓起瀾“蘇北”的定義，在很長時間裏，蘇北✘淮北作爲地域文化或概念，在歷史場合中始終是出於動態變化之中的，而在蘇北概念範疇裏，也是變化的，這裏有地緣意義上的蘇北，還有方言意義上的蘇北，比如有人會認爲長江以北講揚州方言的就是蘇北，但其實更多是山東方言，所以蘇北更多時候則屬於公共民間想象出來的概念，並不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地域劃分，而蘇北和淮北的關係也是互相滲透的，前者在經濟和文化上接近江南，後者接近安徽和山東，但常常會認爲蘇北就和淮北關係影響很多，但無論如何，影響對這一地域概念理解的主要因素就是經濟發展程度，文化程度，就在這本書裏，當時上海對於蘇北人的印象就是窮，充滿鄙視，不平等，但現在看，蘇北與貧困的聯繫已經成了陳年舊跡，現今蘇北人取得了上海戶口，也取得了地位提升，但可能對一個大城市來說，排外性依然是最重要的身份確立基礎，只不過現在看是從以前的蘇北換成現在的“✘✘“，重要的那在這樣一個國際大都市必然有新的族羣來承擔“蘇北”的角色，只要他們從事着服務，或者服務低端產業…… 總的來說，作者的資料還是非常詳實的，能看到一段被遺忘的歷史，更能思考城市中的偏見是如何產生，而偏見遺患最負面的東西就是使得社會經濟結構依然存在延續自然性，他們的教育，住房，醫療都會被區別對待，這種結構使蘇北人在文化和經濟上繼續處於邊緣地位，當時大多數蘇北人不住在上海的鬧市區或中心區，而是住在閘北楊樹浦這些地方，而且很多是棚戶區，即“下只角”，而即便是WG，也加劇了對蘇北人的偏見，上海WG中的某些派別部分同原籍有相互關聯，比如保守派紅WB來自江南的熟練工人爲主力，而激進的來自蘇北，而且，許多人認爲最暴力的派別如活躍分子碼頭工人，是由蘇北人組成的，這些都促進偏見性印象，可能通過這本書更多看到城市的族羣印象構成是怎麼來的 當然瞭解一個城市偏見固化的構成，最終是爲了能夠更好理解社會流動中的困境與可能

“蘇北人在蘇北的時候不叫蘇北人，在上海才叫蘇北人。”這句話就是全書精髓。 它一刀切開了“籍貫”這個看似客觀的地理事實：在成爲籍貫之前，它首先是一個政治過程。一個人從蘇北逃荒到上海，他不會自稱“蘇北人”。這個標籤是到了上海之後，被江南人、被租界、被勞工市場、被婚姻介紹所、被所有比他"“更上海”的人貼上去的。貼完了，再告訴他：你是蘇北人，所以你只能拉黃包車、掏馬桶、住滾地龍、無法與上海人通婚。 但讀完這本書，我的感受是：“就這？” 不是說這句話不對。這句話很銳利，銳利到韓起瀾用三百頁的學術論證反覆包裹它、打磨它、昇華它，最後反而讓它鈍了。她引用費孝通，引用科大衛，引用各種理論，把一句本該在茶館酒桌上被蘇北人自己說出來、帶着自嘲和憤怒的話，翻譯成了美國學術工業的規範產品。每一步都正確，每一步都合規，但每一步都讓這句話離它本該刺向的對象更遠了一點。 韓起瀾揭穿的第一件事是：“蘇北””不是一個客觀的地理概念。從地理標準看，蘇北通常指江蘇長江以北地區，但海門、南通是否屬於蘇北，也還存在爭議。從語言標準看，長江北岸的南通講吳語，而長江南岸的南京講江淮官話。語言與地理並不重合。費孝通早就說過作爲一個地區概念，“蘇北”的定義並不是很明確。 揭穿的第二件事是：“蘇北人”也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族羣。它是在上海被建構出來的社會類別。建構的過程包括：蘇北地區19世紀中後期系統性的衰敗（海運取代漕運、黃河改道、輪番洪災）導致大量難民湧入上海；他們住進棚戶區，被租界視爲“城市病”多次強拆；他們在勞工市場中被迫集中在最底層的職業；江南精英的文化排斥爲這個標籤灌注了羞恥；日常生活中的不要蘇北人的擇偶標準、“江北佬”的罵人話，讓這個標籤變得無比真實。 上海這座移民城市裏，江南人和蘇北人都是移民。但江南人拼命要把自己說成“本地人”，宣稱上海是他們的上海。他們需要製造一個“蘇北人”來墊在腳下。外國人把中國人都說成是不文明、落後的，江南人爲了證明自己配得上現代性，就更急着把蘇北人踢出去。洋房、電車、西裝是他們的標準，蘇北人住棚戶、拉黃包車、講蘇北話，樣樣夠不上，正好拿來當墊腳石。但韓起瀾將“上海人”“江南人”作爲默認的參照系，而非同樣需要解構的對象。她的分析因此是不對稱的：蘇北人被問題化了，上海人沒有被問題化。 建構論說一切都是建構的，但建構出來的東西會變得無比真實，真實到建構它的那些人自己都忘了它曾經是被建構的。蘇北人不是本質，但它變成了本質。韓起瀾反覆論證的“建構性”，恰恰證明了建構的不可消除。 在讀這本書之前，我讀了馬俊亞的《被犧牲的“局部”》。馬俊亞的敘事是轟鳴的。他讓你看到黃河改道如何摧毀了運河經濟帶，看到國家治水政治如何將淮北從帝國基本經濟區淪爲棄地。在他的書中，能看到被洪水沖走、被饑荒吞噬、被徭役壓垮的百萬生命。而在韓起瀾的書中，難民只是建構蘇北人這個類別的素材，洪水數據只是證明邊界模糊的證據。馬俊亞強調：先有區域的結構性衰敗，後有污名的附着。韓起瀾則暗示：如果沒有江南精英的“建構”，逃荒者就只是“窮人”而非“蘇北人”。真正的理解需要同時持有兩種視角：“蘇北人”既是被建構的，也是被物質條件所限定的。一個餓死的人，不是因爲被叫做“蘇北人”才餓死的；但標籤貼上之後，他的子孫餓死的時候，標籤就成了原因的一部分。 韓起瀾將“蘇北人”與美國黑人、奇卡諾做對照，證明基於原籍的族羣認同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但這個類比經不起推敲。美國黑人有非洲傳統、基督教、爵士樂等文化資源，有從民權運動到BLM的政治動員傳統。而“蘇北人”從未形成任何政治運動，從未reclaim過自己的身份，甚至從未有人自稱“蘇北人”。一個可以被reclaim的標籤與一個純粹的污名標籤之間，存在本質性的不對稱。如果“蘇北人”從未承載過任何正面的文化內容，如果它從一開始就只是窮、髒、土的代名詞，那麼reclaim它幾乎是不可能的。蘇北移民的後代可以通過改說上海話、隱瞞原籍、搬離棚戶區來逃避污名。一旦逃離成爲可能，集體抵抗就失去了動力。蘇北人不是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是一個正在離開的方向。 最後，剛波寧不要怕，現在高貴的上海人最看不上的是我們安徽人了。被看不起的對象變了，但看不起的機制沒變。韓起瀾的框架可以用來分析這個接替過程，需要注意的是，污名不止一個，它會在歷史中流動。

果然這種地域性的書讀的人多，評論也多，爭議也大。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我是沒看給作者打推薦的那些評論，因爲個人覺得這本書不值得推薦，也就是寫的不好。 因爲作者所舉的例子不足以支撐自己的理論，比如我在書中已經提到的，關於棚戶區要拆是上海人或者江南人主動要求的，那必須是一場大的風暴，全體上海人不容所謂江北人，要他們搬離，實際上沒有。再比如揚劇淮劇都在外圍劇場，沒有市內的早已成名的大戲臺願意接演，這種就是罔顧市場規律。又如一二再三的說蘇北人來上海雖然肯幹卻無法進入一些收入略高的技術崗位，只能充當拉黃包車，碼頭搬運工，剃頭匠之類的工作，將先進入行業的本地人，廣東人，所謂的蘇南人進入產鏈後對自己的親戚老鄉傳代置於無視，這種中國社會傳統的家族人情觀念在社會學的書裏竟然失去被討論的價值，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最後作者不斷例舉的西方族羣理論隱含的信息是誰弱誰就有理，就應被照顧，接着就是放射到歧視，註定了這本書的價值充滿了水分

2024.11.15 作爲一個土生土長的揚州高郵人，大學之後，生活在上海。在上海生活一段時間之後，一直聽說有上海人輕視蘇北人這種說法，今天讀一下這段歷史，補補課吧。 背景:蘇北在19世紀中期之前，大運河作爲南北交通要道，揚州，淮安作爲樞紐，很繁華。但之後海運逐漸成熟，運河失去了唯一性。大運河河沙淤積，再加上黃河改道，蘇北經常受洪水肆虐，洪水災害，饑荒，疾病等，讓蘇北人民被迫背井離鄉，去往當時富庶的江南。 定義:蘇北”並沒有明確定義，它並不是一個客觀的地區，而代表了當時貧窮的，不太文明的，做着低下工作的一類人羣，包括整個江蘇北部，也可包括鄰省山東、安徽、以及部分江蘇南部地區。 蘇北漸漸落寞，甚至成爲貶義詞，主要原因有: 1.外國工廠在上海發展，而蘇南也受益於與上海距離近，蘇南蘇北經濟差距逐漸變大。 2.上海有很多就業機會，而蘇北人更多的是就職地位低，沒有太多技術含量的工作 其中印象深刻是揚州三把刀，澡堂搓腳工，理髮師，廚師。 希望世界能少些偏見，多些和諧。

上海人所說的蘇北人，倘若生活在北京，便不會被視作蘇北人。要理解上海人的身份，必須藉助一個被置於對立面的他者來反襯。而蘇北人，正扮演了這個角色。 今天我讀完了美國學者韓起瀾教授的《蘇北人在上海》。書中梳理了蘇北的多重界定維度： · 地理上，指長江以北的江蘇三個區域：北區（淮河以北）、中區（從淮河南下至揚州）、南區（長江北岸沿岸）； · 方言上，南方以吳語爲主，北方則通行揚州方言的變體； · 文化上，包括特定的風俗習慣與地方戲曲； · 經濟上，簡而言之，蘇北是由貧困來定義的——窮者即爲蘇北。 如上所述，蘇北不是一個早就存在的、界定如一的地方，而是一種信念，這種信念是在特定歷史境遇中形成的。一個叫作蘇北或江北的地方並不總是存在的。直到清代中期，這一提法才逐漸正規化。在此之前，長江以北地區經濟繁榮，並無“蘇北”這一通稱。進入19世紀中期，大運河被海運取代，尤其是南方北運的漕運改道，加之1853年黃河改道，蘇北開始被描繪成一個貧瘠多災的地區。 至19世紀，貧窮已成爲大多數蘇北人南遷的背景。自蘇北衰落起，包括上海在內的江南地區，便成爲來自江蘇北部難民的主要目的地。蘇北彷彿成了一塊名聲不佳的難民產地——人們或因自然災害，或因冬閒季節的農閒，紛紛湧入江蘇城鎮，指望領到糧食、衣物和藥品等救濟。19世紀中葉，大批蘇北人開始移居上海，許多人只能在臨時棚戶區棲身。 這些蘇北移民長期在正規勞動力市場之外或邊緣謀生，有些人甚至從未獲得過穩定工作。對他們而言，能拉黃包車、拉糞車、掃垃圾，已是職業上的進步。蘇北人在上海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可以用“次無產者”來形容——他們從事的職業，從拉黃包車到清掃垃圾、賣菜，地位普遍低於工廠工人。 作者指出，蘇北人與江南人職業分野的形成，一方面源於同鄉地緣網絡的影響——蘇北人做的工作正好就是他們可稱同鄉關係的人所擁有和管理的行業。另一方面，江南工人爲維護自身地位，也主動強化了“我們”與“蘇北人”之間的區隔意識。 外國工業在上海的發展，深刻衝擊了江蘇農村經濟，加劇了該省以長江爲界的分隔，使蘇南與蘇北逐漸成爲富裕與貧窮的象徵。可以設想，倘若上海不是通商口岸，或許根本不會出現“蘇北”這樣一個地方。同時，外國資本塑造了上海的勞動力市場，將某些現代產業（多半由外國人定義）視爲高地位職業，從而進一步固化了職業等級。 在上海，籍貫承載着族羣的含義。它是社會、經濟等級結構建構過程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我們/他們兩類劃分藉以立足的基礎；也是主張和建構本土身份過程中最經常地求諸和操縱的界標。 對江南人而言，蘇北身份的建構與歸屬，確立了一個對照類別，使他們得以界定自身，並最終以“上海人”自居。但蘇北身份並非僅僅充當江南人自我定位的鏡面；它同時是階層隱喻，因爲關於蘇北的話語往往暗指貧富之別。即使在江蘇北部內部，“蘇北”一詞也帶有階層含義，揚州人對待更窮的北鄰（鹽城、阜寧、淮安人）時所表現出的優越感，便是明證。 事實上，蘇北人在遷居江南和上海之前，並不存在共同的羣體意識，也缺乏共享傳統、語言或風俗的同鄉紐帶。蘇北內部存在一種分化，大家都不想承認自己是蘇北：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說自己是蘇中；淮河以北的說自己是淮北。比如，來自南部的南通、海門、揚州等地的人希望自己同更北部的鹽城、阜寧和淮安等地的人脫離關係。 總之，世界上沒有真正的蘇北，除了在上海和江南人口中😂 籍貫——不論在中國何地何時——都應當理解爲一種社會和歷史的建構。這種建構，往往被經濟優勢者用作區分“我者”與“他者”的工具，借“他者”之鏡來凸顯自身的經濟與文化話語權。

3.5，比預期那種純套作要好一些。作者主要是和ethnic groups理論進行對話，因此讀者重點關注標題內容的話，就會覺得繞。本書一大前提（可能也是最大爭議）是歸納出“江南精英”集團：1）民國時期，黃泛→移民→勞工市場迅速建構蘇北人標籤（“蘇北是一種處境”，窮的人是蘇北人，只有在上海纔有蘇北人），和租界當局不約而同制約棚戶區擴散，似乎都有江南精英參與；2）日本入侵後，棚戶區擴散，中高層有“江北漢奸”，而江南精英在傀儡政府裏隱身了；3）解放後，蘇北籍幹部進入上海政經精英層，但精英層面的洗牌沒能改變大衆偏見。問題在於，作者要對話的理論是關於“美國以原國籍來界定個人和族羣集團”“精英←→少數族羣”的，最後兜回來，說蘇北人已經被建構穩定，其實史料和論證層面都不太直接支持，缺了現代經濟體制一大塊討論。

這是最近讀到的比較好的書。雖然是嚴肅的學術著作，嚴謹但行文流暢，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讀來很有共鳴。值得深思的是，長江在江蘇分隔的不僅是蘇南蘇北2個區域，而且也是經濟、文化乃至心理上的分割。無數的詩歌、文章歌詠江南，但很少有文章、詩歌歌詠蘇北。蘇南帶來的聯想是精耕細作、盛產師爺、狀元，學術和文化名人層出不窮，是精緻精細和婉約的，也是富裕和走在時代前列的，僅宜興一個縣級市的院士就很可觀，更不用說享譽中外的畫家、教授。蘇南蘇北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出路，從總體上看，江蘇省內往南京流動的人口，以蘇北爲主，蘇南人是不情願移居南京，哪怕是廳級和省級領導，退休他要回蘇南的家，比如袁偉民退休後就回蘇州養老，但反觀蘇北，不少人大學畢業就抱定決心，要到省城定居工作生活，不少人甚至在蘇北工作時就在南京買房，接到調省城南京的調令，立刻舉家搬到南京。這就造成了南京人口結構中，蘇北人比蘇南人多得多，南京城市中的北方化傾向越來越嚴重，最直觀的表現是節假日南京的跨江通道，放假前從南往北擁堵，返程時從北向南擁堵。消除蘇南蘇北鴻溝的，不僅是經濟，更有賴於文化的交融。

爸爸是蘇北小鎮「官二代」，媽媽是出生在上海的第二、三代蘇北移民，從小對「我是哪裏人」的身份認同是有點擰巴又不斷流動的。 等慢慢長大，讀了書、有了自己的認知之後，才慢慢沒有那麼擰巴，變得自洽一點。我可以是蘇北 / 南京 / 上海 / 香港人，生活過的每個城市都或多或少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些生活習慣的印記，但除此之外，也不會再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